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校对)第38部分在线阅读

“酷刑副总统”切尼
一位《华盛顿邮报》的编辑把切尼称为“酷刑副总统”，因为他尽力废除麦凯恩对于国防部的预算授权议案所提的修正案，并且终于使得这项修正案遭到变更。该项修正案要求给予美国军事拘留所内的犯人人道待遇，为了让中情局能够放手运用其认为取得情报所必需的任何手段，切尼非常努力展开游说，以便使中情局的行动能够不受限于法律。切尼主张，这样的法案将会让中情局情报人员绑手绑脚，并使他们在为全球反恐战争奋战时承担被起诉的潜在风险。(而我们对他们奋战方式的残忍性与危险性已经略有所知。)
这项法案通过完全没有使切尼受挫，他仍然热烈支持中央情报同任意运用任何手段从被秘密囚禁嫌疑恐怖分子口中取得自白和情报。当我们想到切尼在“9·11”攻击后马上发表的言论，对他的坚定立场就不会有任何惊讶了。切尼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与媒体有约》(Meet
the
Press)电视节目中接受访谈时，说出一段值得注意的发言：
我们得做一些事，一些虽然是黑暗面的工作，如果你要这么说。我们在情报世界的阴暗面里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很多该故的事都得安安静静完成，如果想要把事情办好就不要雾话，运冈我们情报人员可以取得的资源和手段悄悄地去做。这就是这种人的世界的造作方式，所以基本上为了达成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要能按照我们的意思运用任何方法，这很重要。
在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一次访谈中，前任国务卿鲍威尔以及劳伦斯威克尔森(Lawrence
Wilkerson)上校曾指控由切尼--布什的新保守主义团队所发布的指令，是造成伊拉克和阿富汗虐囚事件的主因。威克尔森概述了这些指令的下达路径：
对我而言很清楚的是，查核追踪记录显示这些来自副总统(切尼)办公室的指令通过国防部(拉姆斯菲尔德)下达到战场上的指挥官，对于战场上的军人而言，这些谨慎的圆滑措辞只意谓两件事：我们得不到足够的有用情报，你们得拿到证据才行，再者顺道提一下，这里有一些办法或许派得上用场。
威克尔森也指出切尼的顾问戴维·阿丁顿(David
Addington)“是支持总统以最高统帅身份撇开日内瓦公约束缚的死硬派”。这番发言让我们直接将矛头对准了权力最高层。
“战争最高统帅”布什总统
在对抗全球恐怖主义看不见终点的战争中，布什总统身为最高指挥官，一直倚赖一个法律顾问团队为他建立合法性基础，这个团队协助布什对伊拉克发动先制性的侵略战争，重新定义酷刑，制造出新的交战守则，甚至通过所谓“爱国者法案”限制人民的自由，并授权各种方式的非法窃听，包括偷听、装设窃听装置及电话监听。如同往常，所有事情都是为了保护神圣国土之国家安全的名义，都是为了进行一场全球反“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是什么”的战争。
刑求备忘录
在2002年8月1日美国司法部发表的一份被媒体称为“刑求备忘录”的备忘录中，以狭隘的方式定义“刑求”，刑求不再是指某些具体作为，而是由其最极端的后果来定义。这份备忘录中主张身体疼痛的强度必须“等同于某些严重的受伤情形，如器官衰竭、身体功能障碍或甚至是死亡所带来的疼痛”才叫做刑求。根据这份备忘录的说法，如果要以酷刑罪名起诉任何人，必须要是被告具有造成“严重身心疼痛或受苦”的“特定意图”才行。“心理折磨”则被狭隘定义为仅包括导致“具有持久性之重大心理伤害，例如持续数月或数年”的行为。
备忘录中继续坚称早期批准的1994年反刑求法可被视为违宪，因为这个法令与总统的最高统帅权力互相抵触。司法部的法学者们还提出其他指导方针赋予总统重新诠释日内瓦公约的权力，以符合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中的目的，在阿富汗被捕的好战分子、塔利班士兵、基地组织嫌犯、暴动分子以及所有被围捕并移送拘留所的人，都不被当成战俘，因此无法享有任何战俘的法律保护。身为“敌方非武装分子”的他们会被无限期囚禁在世界上任何一座拘留所中，既没有律师也不会以任何特定罪名起诉。此外，总统显然批准了中央情报局的一个计划，计划的目的是让高情报价值的恐怖分子从这世界上“消失”。
虽然我们只握有间接证据，但这些证据是可信的。举个例子，詹姆斯，赖森在他《战争状态：中央情报局及布什政府秘密的一页》(State
of
War：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a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一书中做出结论，他指出关于中情局涉嫌使用极端的新讯问策略，“在层级非常高的政府官员之间有个秘密共识，他们将布什隔离开来，并让他能够推诿毫不知情”。
关于布什和他的法律顾问团队的关系，另一个较不仁慈的说法来自法学家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他在完整回顾所有可参考的备忘录后说道：
备忘录读来像是个流氓律师写给黑手党大佬，内容是建议如何规避法律而不被逮到监狱。这备忘录的主题简直就是怎样避免被起诉……而另一个更令人深深感到不安的主题是总统可以下令对犯人动用酷刑，即使这受到联邦法律以及国际反刑求公约禁止，而美国正是这公约的缔约国之一。
读者们已经和我一起读过这里简单介绍的相关资料(包括虐囚事件调查报告、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报告等资料)，现在将继续一起阅读这二十八个由布什的法律顾问、拉姆斯菲尔德、鲍威尔、布什以及其他人所发表的《刑求备忘录》，这些文件为阿富汗、关塔那摩及伊拉克等地的刑求预先铺设了一条合法之路。由卡伦·格林伯格(Karen
Greenberg)和约书亚·德拉特尔(Joshua
Dratel)将完整的备忘录书面记录编成一本长达1249页的书，书名为《刑求报告：通往阿布格莱布之路》(The
TorturePapers：The
Road
to
Abu
Ghraib)。这本书揭露了布什政府的法律顾问群对法律技术的曲解与误用，它让我们深刻了解到：“在这全世界最法治化的国家里为保护美国人民贡献良多的法律技术，竟可被误用于邪恶的目的。”
法律学教授乔丹·鲍斯特(Joadan
Paust，前美国陆军军法处上尉)针对帮忙正当化刑求拘留者的布什法律顾问写道：“从纳粹时代以来，我们就再也没有看过这么多法律专家如此明确涉及与战俘待遇及讯问相关的国际罪行。”
在一长串的顾问名单中，排在最上头的是总检察长阿尔贝托·冈萨雷斯，他协助完成一份法律备忘录，对于“刑求”做了如上述所言的重新诠释。直到阿布格莱布虐囚照片被公之于世后，冈萨雷斯和布什总统才公开谴责这份备忘录，认为它对于刑求的概念做了最极端的诠释。冈萨雷斯对于在反恐战争架构下扩张总统权力所做的贡献，并不亚于极具影响力的纳粹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施米特提出如何在非常时期让执政者摆脱法律束缚的观点，协助希特勒搁置德国宪法并赋予他独裁权。冈萨雷斯的传记书写者指出，冈萨雷斯其实是个可爱的人，他向你走过来时的样子就像个“普通人”，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虐待狂或心理病态倾向。然而，他的制度性角色所发表的备忘录却是造就公民自由被搁置以及残酷讯问嫌疑恐怖分子的祸首。
国防部犯罪查缉行动中心反对关塔那摩讯问作业
根据最近微软国家广播公司(MSNBC)的报道，美国国防部犯罪查缉行动中心领导人说，他们曾再三警告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从2002年初开始持续数年)，个别独立的情报单位运用严厉的讯问技术将得不到什么可靠情报，而且可能构成战争罪，一旦被公之于世更是让国家蒙羞。然而经验丰富的犯罪调查人员的关切与忠告大部分都被忽视了，指挥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布讯问作业的指挥链人员支持用他们偏爱的高压、强制性讯问方式，因而对这些意见置若罔闻。前海军法律顾问阿尔贝托·莫拉曾在公开记录中支持犯罪查缉行动中心成员的看法，“让我强烈地为这些人感到骄傲的是他们说，‘即使被命令这么做，我们也不愿意服从。’他们是英雄，这是最好的形容了。他们表现出无与伦比的个人勇气与正直，捍卫了美国价值以及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体制。”但最后这些调查人员还是没能中止虐行，他们做到的只有让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收回对某些最严厉讯问技术的授权，因此缓和了情势而已。
对反恐战争的执迷
我们可以看见，布什对反恐战争的执迷促使他走向一条危险的路，这是已故参议员名言所揭示的一条道路，“用极端手段捍卫自由，并非罪恶；以温和步伐追求正义，不是美德”。于是布什在没有任何法律明文依据的情况下授权美国国家安全局对美国人民进行国土内部监视。在这项庞大资料采集工程的任务中，国家安全局将自电话及网络上监听撷取的大量资料交给联邦调查局分析，工作量实际上超出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能力范围，联邦调查局根本无法负荷有效处理这类情报的工作量。
根据《纽约时报》在2006年1月的详尽报道，这类监测工作必须“从后门进入”美国本土负责转接国际电话的主要电信交换中心，因此须取得美国最大电信业者的秘密合作。《时代》杂志的揭弊报道透露出，在不受法律束缚或国会查核及平衡的情况下，将这样的权力赋予总统的做法本身即是过度。这例子也被用来比较布什与尼克松，他们都认为总统可以凌驾法律，尼克松曾“在20世纪70年代解开拴住境内监视恶犬的皮带”，而他为此辩解的理由是，“总统做一件事时，就表示那件事不是非法的”。布什和尼克松不仅说法类似，关于总统可不受惩罚的想法也如出一辙。
我们从布什首开先例使用了副署声明，也可窥知布什认为总统职权凌驾于法律之上。副署声明是指在对国会通过的法律行使同意权过程中，总统申明他有不服从他刚签署这项法律的特权。布什运用这策略的频率远多于美国历史上的其他总统，总次数超过750次：每当议会通过的法案和他对宪法的诠释有冲突时，他就会运用此策略以违反议会决议，麦凯恩提出的反刑求修正案施予个人限制即是其中一例。
然而最近一项最高法院的判决限制了总统的职权，布什对行政权的主张也因而受到挑战。这项判决公开谴责布什政府计划让关塔那摩监狱的被拘留者在军事委员会(法官席)前受审，此做法既未曾受到联邦法授权，同时也违反了国际法。《纽约时报》的报导指出：“这项判决是布什政府大肆扩张总统权力举动以来所遭遇到的最大挫败。”
矛盾的是，当布什政府亟欲将恐怖主义的邪恶扫出这世界时，所作所为却让自己成了“当权之恶”的最佳范例。这是个将痛苦加诸于人，使人受苦至死的政权，却想要用官方，理性、有效率的程序来掩饰其行为本质——为达到他们自认为位阶更高的目的而不择手段。
陪审员们，你们做出什么裁定？
你们已经读过多位证人的证词、主要独立调查小组摘要报告中的精华，部分人权观察协会、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国际特赦组织的广泛分析，以及美国公共电视网《前线》节目对美国军事拘留所中虐待与刑求性质的报导。
你现在还认为弗雷德里克和夜班宪兵们在阿布格莱布1A层级院区犯下的虐行是行为脱轨，是由被称为“流氓军人”的少数“害群之马”单独犯下的单一事件吗？
还有，你现在是否认为这类虐待和酷刑是强制讯问的“系统性”计划的一部分？在这些讯问过程中发生的虐待和刑求事件，程度是否更深，时间、地点以及涉案者的范围是否更大？
在被控犯下照片中虐行的宪兵们已经认罪的情况下，你现在是否认为由于情境性的力量(大染缸)以及情境性的压力(制造这个染缸的人／在这些人身上的作用，因此应可减轻其刑？
对于阿布格莱布、许多其他拘留所以及中央情报局黑牢中的虐待事件，以下每一个军事指挥链上的高阶将领都该负有串谋之责：杰弗里·米勒少将、里卡多·桑切斯中将、托马斯·帕帕斯上校以及斯蒂芬·乔丹中校，你是否愿意并且准备好对他们作出判决？“
对于阿布格莱布、许多其他拘留所以及中央情报局黑牢中的虐待事件，以下每一个政治指挥链上的高阶官员都该负有串谋之责：前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你是否愿意并且准备好对他们作出判决？
对于阿布格莱布，许多其他拘留所以及中央情报局黑牢中的虐待事件，以下海一个政治指挥链上的高阶官员都该负有串谋之责：副总统迪克·切尼，总统乔治·布什，你是否愿意并且准备好对他们作出判决？
暂停起诉
(若想了解最近一场针对布什政府“违反人类罪行”的判决记录，请参考注释)
针对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刑的指挥串谋罪行，你也可以到www．LuceferEffect.com的网络投票区实际投票决定他们有罪或是无辜，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布什都在那里接受审判，已经有许多美国人民投下他们的一票，现在是其他国家人民表达他们意见的时候了。
让阳光照入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一起走到这趟漫长旅途的终点。我要感谢你不畏惧面对某些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持续到最后。重访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虐刑现场，对我来说特别困难。要去面对我在争取奇普·弗雷德里克的案子有更好结果时所表现出的无能为力，也是艰难的。多年来，我一直是个乐观主义者，面对所有种族灭绝、大屠杀、私刑、刑求以及人类对其他人所犯下的恐怖罪行，我始终在这样的压力下保持希望，认为在集体行动下，我们所有人都会更有能力对抗“路西法效应”。
在这段旅程的最后阶段，我想让阳光照亮人类心理最黑暗的角落。现在是抑恶扬善的时候了，我将运用两种方式来达到这目的。首先，你们将会得到一些忠告，告诉你们如何抵抗你们不想也不需要的社会作用力轰炸。在承认情境力量在许多背景下会让人们做出恶劣行为的同时，我也明白指出，我们并非这类力量的奴仆。通过了解情境力量的运作，我们才能够抵抗、反对及避免它们带领我们迷失于今人不快的诱惑中。这样的认识可以使我们逃离包括顺从、屈从、劝服及其他形式的社会作用力及社会压迫的强大魔掌。
在这趟旅程中，我们沿途探索了人类性格的脆弱、不堪一击和朝三暮四，而在最后我们将对英雄们献上赞美来做结束。不过现在我希望你们会乐意接受一个前提：在强有力的系统及情境力量的支配下，普通的人，即使是好人也可能会被诱惑加入并做出恶行。如果你们接受，那么要准备好接受一个完全相反的前提：我们之中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英雄，我们都等待着一个情境出现，好可以证明自己身上有些“好东西”。
现在让我们学习如何抵抗诱惑，并向英雄们献上礼赞。
第16章
抗拒情境影响力，赞颂英雄人物
每个出口都是通往他方的入口。
——汤姆·司脱帕，《罗森克兰茨与古尔登施特恩巳死》
(Tom
Stoppard，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
我们已通过囚禁旅伴心灵的黑暗之地，来到了旅程的终点。我们曾目睹透瞄人性残酷面的各色症状，惊讶于善人如何轻易被环境改变，成为十分残酷的人，而且改变程度可以多剧烈。我们的概念焦点始终是尝试要对人性转变过程能有更好的理解。虽然邪恶存在任何环境中，但我们更近距离地检视丁邪恶的繁殖地——监牢及战场。它们总是成为人性的严峻考验，在这两个地方，权威、权力及支配彼此混杂，受到秘密的掩饰时，这股力量会让我们搁置自己的人性，并从身上夺走人类最珍视的品质：关爱、仁慈、合作与爱。
我们把许多时间花在我和同事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地下室创造的模拟监狱上。在那段短短的日子里，位于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天堂般的斯坦福人学成了人间炼狱。健康的年轻人在身为囚犯的极端压力、挫折及绝望下呈现病态症状。对应于他们被随机指派担任狱卒的学生，他们原本只是用轻佻的心态来扮演这角色，最后却一再跨越界限开始认真虐待“他们的囚犯”。不到一个礼拜，我们小小“实验”中的模拟监狱就融入集体意识的背景中，被囚犯、狱卒及监狱工作人员形成的逼真现实取代。而管理这座监狱的是心理学家，不是国家。
我十分仔细地审视了人性转变的性质，在这之前从没有人对此做过如此完整的描绘，而我的目的是要让每一个读者尽可能逼近制度力量压倒个人力量的环境。我试着让各位了解，许多看似无足轻重的情境变因，如社会角色、规定、规范、制服等，对于深陷于系统中的所有人来说却有强而有力的影响，而这过程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
在概念层次上，我提出当我们尝试了解犯罪行为和表面上的人格变化时，应对情境和系统过程投注更胜于以往的关切与比重。人类行为总是易受情境力量影响。而这个背景往往镶嵌于一个更大的整体中，通常是一个以自我持存为目的的特殊权力系统。包括法律、宗教和医学界人士的大多数人惯于采用传统的分析，认为行动者才是唯一的因果施为者。于是情境变数以及系统性决定因素要不是被小看就是被忽略，而它们却是形塑人们行为以及改变行动者的元凶。
我希望在这本书中提供的例子和信息能够挑战将个人内在特质当做行动主要根由的想法，这是种死板的基本归因错误。社会背景是由系统一手打造和维持的，我们认为也有必要辨识出系统提供的情境力量及行为的支撑力量。
我们的旅程从模拟监狱出发，来到了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梦魇般的现实中。令人惊讶的是，一个是模拟，一个是现实，然而这两个监狱中竟然有相似的社会心理过程。在阿布格莱布监狱里，我们的分析焦点都放在伊万·奇普·弗雷德里克中士这个年轻人身上，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双重的转变：从一个有为的军人变成可恶的狱卒，然后让囚犯们遭受莫大痛苦。我们的分析揭露一件事：弗雷德里克和军方、民间人士加诸于被拘留犯的大量虐待与酷刑，是由天性、情境及系统性因素所促进、培育，在这之中都扮演了关键角色，情形和斯坦福监狱实验一样。
我的立场接着从力求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转变成检察官的角色，同时向各位读者裁判们揭发了军方指挥高层和布什政府的罪行，他们共谋创造了一些条件，让大多数的美国军事监狱充斥着毫无节制的虐刑。正如我一再提及的，提出这些观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帮宪兵们推卸责任或脱罪，对这类恶行的说明与理解不能成为行为的借口。借助理解事件的发生经过以及体察在士兵身上发挥的情境力量，我的目的是要找出前瞻性的方法，让我们能够修正引诱出恶行的状况。惩罚是不够的。“恶劣系统”创造“恶劣情境”，“恶劣情境”造成“害群之马”，“害群之马”出现“恶劣行为”，就算是好人也无法免于受影响。
请容我最后一次定义个人，情境及系统。个人是生命舞台上的一名演员，其行为自由度是由架构他的基因，生物，肉体及心理特质所赋予。情境是行为的背景，通过它的酬赏及规范功能，情境有力量针对行动者的角色和地位给予意义与认同。系统由个人及机构施为者组成，施为者的意识形态、价值和力量创造出情境，也规定了行动者的角色以及行为期许，要求在其影响范围内的人扮演它规定的角色，做出被允许的行为。
在这趟旅程的最后阶段，我们将思考如何避免负面的情境力量或与之对抗，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时常得面对的。我们将探讨怎样抵抗我们不愿意、不需要却每天不断向我们施压的影响力。我们不是情境力量的奴仆，但是得学会抵抗和对付的办法才行。在一起探索过的所有情境中，始终都有极少数人能在情境力量底下仍能屹立不摇。现在是扩充这股力量的时候了，让我想想他们是怎么办到的，好让更多人可以追随他们的脚步。
如果我曾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你去承认：在某些情况下，你也可能像书内介绍的研究参与者或像真实的阿布格莱布监狱里的人一样，那么你是不是也能接受自己可能是个英雄？我们将赞扬人性美好的一面，歌颂在我们之中的英雄，以及所有人身上都有的英雄形象。
学会抗拒有害的影响
有妄想症的人在顺从、遵从或是回应劝说信息上有极大的困难，甚至当劝告来自善意的咨询师或是他们所爱之人时也是如此。他们的犬儒心态和对人的不信任，会筑起一道孤立的藩篱，使他们从大多数社会场合中缺席。虽然他们需要付出极大的心理代价，但他们可以坚决地抵抗社会影响打，所以能提供免于受影响的极端例子。相对于这种人，过分容易被骗、无条件信任别人的人则是另一种极端，他们是所有骗子眼中的肥羊。
重点并不是要我们疏远被假定身体具有负面天性——如愚蠢、天真等特质所欺骗——的人，我们需要做的是了解那些像我们一样的人，为什么会被彻底诱惑，以及这过程如何发生。然后才能站在有利的位置上去抵抗这股力量，并且将对这类骗局的意识及抵抗方式传播出去。
抽离与沉浸的二元对立
人类的处境中存在一个基本的二元性，即抽离(detachment)相对于沉浸(saturation)，或犬儒式怀疑(cynical
suspicion)相对于参与(engagement)。尽管因为害怕被“卷入”而将自己从他人身边抽离是种极端的防卫姿态，不过当我们越是对其他人劝说保持开放态度，就越有可能被他们支配，这倒也是事实。然而开放、热情地与他人交往乃是人类幸福的基本条件，我们希望强烈地感觉到别人的存在，彻底地相信他人，希望自发地与人互动，并且与他人紧密相连。我们想要全然“沉浸”在生命当下，至少在某些时候，我们想要暂停评价机制，放弃原本的害怕与保留。我们希望跟着《希腊人佐巴》(Zorba
the
Greek)一起热情起舞。
然而我们必须经常评估自己的人际投入是否值得。我们每个人都面对的挑战是如何熟练自如地摆荡于完全沉浸与适时抽离的两极间。我们都常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该如何知道什么时候该和其他人站在一起，什么时候该支持并忠于某个目标或一段关系，而不是轻易离开。我们生存的世界中有些人打算利用我们，但也有一些人是真诚希望和我们分享他们认为对彼此都有正面意义的目标，而我们该如何分辨这两种人？这正是亲爱的哈姆雷特和奥费利娅所面对的难题。
在我们开始认识对抗心智控制力量的特定方法前，必须先考虑另一种可能性：“个人无懈可击”(personal
invulnerability)的古老幻想。我们总是认为只有别人会受到影响，自己则刀枪不入。错！我们的心理学巡礼应该已经说服你承认，我们所强调的情境力量确实会让大部分人沦陷其中。但是你并不在那些人的行列中，这是你的想法，对吗？我们从知识性评估中所学到的教训总是难以影响我们对自己行，为的规范，对抽象概念的“那些其他人”适用的教训也往往不容易拿来适用于具体的自身。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就像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指纹，没有两个人会拥有相同的基因、成长过程和人格模式。
个体差异应受到颂扬，但是我们经常见到，当面对强大、共通的情境力量时，个人的差异却退缩、受到压抑。这样的情境发生时，行为科学家们只要知道行为的背景，即使对组成群体的特定个人一无所知，仍然能够准确预测大多数人的未来行为。然而我们应该明白，即便是最好的心理学也无法预测每个个体在既定情境下的行为表现，因为一些我们不能掌握的个体变异性始终存在。也因此，你大可拒绝我们接下来要学的教训，理由是它们不适用于你；你是特例、常态分布的尾端。不过你必须知道这么做的代价：你可能会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情境力量席卷。
抗拒有害影响的十步骤
在这趟旅程中我们见到许多邪恶的果实，如果认真思考滋养、孕育它们的社会心理学原则，就能运用这些原则的不同版本强化人们生命中的光明面，排除其黑暗面。由于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响力存在，因此有必要针对每种类型发展出对应的抵抗方式。与错误的不和谐之举战斗时，需要不同的手法才有办法反抗用来对付我们的“顺从--酬赏”策略。在应付会将我们去人性化或去个人化的人时，往往会出现劝服性的言论以及有力的传播者，强迫我们采取不同的原则，但这些原则却不是我们需要的。切断群体思维的做法，和减轻强力游说我们加入者的影响方式也有所不同。
我已经为你们制作了一本详尽的说明手册，不过它的内容过于深入，专门，无法在这一章中交代清楚。于是我把它放在我为这本书开通的网站上，让你们所有人都可以免费读到，网址是：www．LuciferEffect．com。用网络发表的方式，好处是可以让你在闲暇时阅读、做笔记、查阅手册内容根据的参考资料，并且好好思考在哪些情况下你会把这些抵抗策略实践在生活中。同时当你遇到一些状况，发现有某个特殊社会影响力策略被用在你或你认识的人身上时，也可以把这本方便使用的手册拿出来，找出下次当你遇到同样事情时可以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就可以站在比较有利的位置上来应付挑战。
以下就是我用来抵抗有害社会影响力的十步骤方案，它们同时也可以促进个人的弹性以及公民的德行。它所采用的观点穿透了各种影响力方案，并提供简单，有效的模式来处理。抵抗力的关键在于以下三种能力的发展：自我觉察力(self-awareness)、情境敏感度(situational
sensitivity)。街头智慧(street
smarts)，我简称为“三S力”。你将会看见，这三种能力对许多一般性的抵抗策略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