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清(精校)第559部分在线阅读

　　六月艳阳天，松江城外荒郊野林里，被部下簇拥着，徐茂林看住两个跪地哭求的民人，冷声道：“你们没杀人，可你们帮着大义社连通消息，已害了不少人，还有什么话说？”
　　一个民人终于绝了生念，咬牙恨声道：“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有人会给南蛮当狗！？我只是给大丝商收生丝的乡间货郎，南蛮一来，拉走了我的丝户，新起的商代还把我当作大丝商的狗腿子，百般打压，让我没了活路。大义社对付南蛮，我当然要入大义社！”
　　另一个民人还在告饶：“小人的哥哥被官府坑害，卖给了金山卫当囚力，他可是冤枉的！听官差说，就为了什么指标，才把小人哥哥定了罪！小人也因东家改建桑园而失了生计，这才帮大义社奔走……”
　　如果是两月前的徐茂林，对前一个民人还会极力说服，后一个民人更不会为难，可现在，两面仇怨越结越深，他心冷了，眼也冷了，挥手道：“路都是人选的，就怪你们自选死路吧！”
　　噗噗两声闷响，剪刀会那标志性的鹤嘴长剪猛然捅入两人胸口，徐茂林静静看着两人吐血，抽搐，心说上天之势，浩浩汤汤，你们就是那挡车的螳螂，对你们这种人，也只有杀个干净，江南才会清清白白地迎接英华入主。
　　龙门，江南行营，刘兴纯对刚到的李方膺说：“官家让我坐镇江南，为的就是今日形势，也希望你能想明白，你来江南，到底是想干什么？”
　　黄埔无涯宫肆草堂，范晋对李肆摇头：“我想了这么久，还是没想明白，陛下为何要我在这个关口离开江南。”
第十二卷
一气贯经纬，东西引颈鸣
第634章
朝廷、朝堂和官府
　　“收江南，有三步，这三步不走完，吃的就是夹生饭。”
　　“第一步，解决掉盐商这一类皇商官商，以我英华商贾引领江南商代，把控江南商业，这一步已经完成。如今江南的盐铁粮米等大宗生计之业，由商代到坐商，均仰仗我英华鼻息而存。”
　　“第二步，以海量廉价商货冲击江南，促其产业向我英华靠拢，而不是自成一体，同时推动江南资本与我英华相融。这一步需要一个前提，就是蒸汽机。陛下苦等四年，也是在等蒸汽机普及各业，可产海量廉价之货，不仅行于国中，还涌入江南。如今江南织造业已被摧垮，织户不是引入龙门乃至国中，就是转产生丝棉线，为我织造业打下手。而其他各业，都如织造业一般，正被纳入我英华产业的链环。”
　　范晋将英华朝堂最绝密的“江南攻略”一一道来，前两步不管是用心，还是实效，眼下都已看到，而且以英华工商为先的国策，这也算不上什么绝密之策。
　　但他接下来谈到的第三步，就是寻常人所难知，舆论更少谈及，谈及也难联系到江南的东西。
　　“第三步，是待我英华地方政制，以及金融财税制度完备。如今国中府级财政脉络已清，正在搭建梁架。省级财政开始实施，其间恶例漏洞已见得不少。听闻陛下已准备在十年开设省院，省制该已近完备。将新的地方政制移到江南，以两三年过渡，侯金融财税之制也网住江南，至少江浙两省，瓜熟落地。”
　　范晋谈到的第三步，正是英华“先南后北”这项国策的根基，也是“江南攻略”的大背景。
　　为什么迟迟不取江南？
　　逐走江南上层食利者，拉起下层与英华对接，这只是从工商层面吞噬江南的举措。而在政府层面，李肆和重臣们很早就清醒地认识到，靠现有的地方政府架构，难以有效管制江南。如果强行打下，只能军管。军管就得背上江南所有恩怨，所有利益冲突，同时还难以确保江南平稳转入英华内政体系。
　　这事所涉及的领域，英华国人还能懵懵懂懂有个概念，北面满清压根就不明白。所谓“地方政制”，不就是州县省督这些官府么？华夏数千年来都是这般模样，这就跟天地一般自在，怎么可能有变化，怎么能弄出花样？
　　可英华就是弄出来了，这英华一国的本质，由国人的不同称谓就能看出，跟北面满清早已大不相同。
　　在北面，官府就是朝廷，朝廷就是皇上，虽然细义上也会有差别，但民人都是一体待之，最多分个“狗官”、“奸臣”、“圣上”。而在英华，那就得分仔细了，每个称呼所指的对象都是绝不含糊，一清二楚。
　　英华一国，“朝廷”现在指的是政事堂、枢密院、计司和法司几部分，而主管内政的政事堂，则被称呼为“朝堂”。“官府”，指的是县府省这几级地方，“皇上”，仅仅限于皇帝本身，或者加上中廷内廷。“乡院”、“县院”和正在搭建的“省院”又是一套架子，各不相干。而东西两院更要分清楚，因为两院的院事“选途”不同。
　　因此英华报纸在谈论“官府”时，北面满清专门分析英华舆情的官员下意识地跟“朝廷”和“皇上”混淆，对内容自然看得一头雾水。凡是就官府事吵嚷的，一概当作英华内乱，拍案大喜。压根就不明白，那不过是在追责地方官员，讨论地方政务。
　　那么英华的官府，也就是地方政府，为什么难以管制江南？
　　因为英华的地方政府是打碎了明清那一套儒法官僚体系，为服务和引领近现代社会而全新重组的，本身就还处于发展阶段。在圣道五年时，还有太多问题没有解决。
　　这是一篇极大的文章，从英华立国到现在，历十年演变才大致成型，可见其间的曲折与艰辛。
　　地方政府的重组新建，核心就是地方财税权的层级划分。英华推行官府下乡后，首先确立的是县级财政，将农税、城镇屋税和中小规模工商税给了县级地方。可随着英华连夺云贵和福建，加上工商兴盛，以县为主导的地方财政就显得太过琐碎，难以统筹管理，也出过不少监管问题。
　　江南今日满地关卡的情形，在圣道五年以前，英华国中也曾经出现过。虽跟满清盘剥地方的商关厘关不同，主要是核查外地商货是否完税，关卡数量也没那么多，但也造成中小工商流通不便，关卡差役借机贪腐的情况。
　　财权压实在了县一级地方，地方保护主义就昂然抬头，一府之内，各县税率、稽查办法各不相同，反正谋的就是一县之利。搞得那段时间，知府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当唐僧，日日教导下面知县“和气共济”，协调各县利益，可往往都是按下了葫芦又起瓢，而知县打架争利更成了报纸日常。不打不行，知县不动手，乡院县院的院事老爷们就要动手了。不为一县谋利的县官，要来作甚？他们可是有弹劾权的。
　　这事错不在地方得财权，在于分级不足，难以统筹。民间和朝堂很快就发现了问题，而且应对也非常迅速，这本就是有所预料的事。
　　知县日常仅仅持续了一年不到，在工商大兴，要求商货通行无碍的洪流逼压下，朝堂修订了公司法，大幅降低了设立公司的门槛，只要五人以上注册，在指定银行开设账户，存入本金五百两，就可以组为公司，业税产税不再由地方收取，而是由商部收归中央。
　　这就意味着留给地方的工商税源被砍掉大半，只剩下本地的小作坊和墟市。地方对中央这刮钱行径异常愤怒，而颁行这项政令的政事堂首辅李朱绶被地方称呼为“李大斧”，背黑锅的李朱绶自是处之泰然。
　　愤怒归愤怒，中央给县一级留的财税其实已够养人，而且教育、医卫等事还以中央拨款为主，县里需要考虑的是修路造桥、抚恤孤苦、治安捕盗、防火救灾等事务，并不存在太大的财政压力。
　　可钱多好办事，谁不想兜里钱多？于是各县就铆足了劲，给小作坊和墟市方便，大兴小工商，大修城镇，前者的业税市税都已无所谓，关键是引人入城，能多收屋税。没错，英华依旧如明清一般收屋税，但为公平起见，都开始照面积收，而不照门面窗户收。这是县里收的，朝廷定一个最高限，县里在这高限之下自己灵活处置。
　　光只修订公司法还解决不了全部问题，特别是各县差异巨大，穷富迥异。山沟里的县铆足了劲也吃不饱饭，县里的“片警”还踩着草鞋扛着梭镖，靠两条腿四下巡查。而南海、广州、佛山和东莞等县则是富得流油，“片警”们身上绸缎，脚下皮靴，腰间短铳，戴着墨镜，高居马上，比侍卫亲军还要威风。
　　这个问题只向上推到府一级还不足以平衡差异，毕竟应天府（广州）、承天府（英德）和肇庆、泉州、福州、漳州、长沙等府本就是一省枢纽，各县都富，而其他府则差得太多。
　　构建省级财政的时机就此成熟，省一级行政建制的主要职责是平衡一省地区差异，在一省内调剂穷富。未来将如县级建制一般，担负起英华地方架构的核心，因此将东西两院制引入省院，也就是范晋所说的，省级建制已初步成型的标志。
　　朝堂将省级财政的根基挂在了土地上。设立省一级的地管局，管理全省所有的土地过契，契税归由一省支配，作为办公经费。
　　此外一省还跟中央和县分享土地权，从法理上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无主之地都是皇帝的。但李肆由《皇英君宪》，将一国变为万民之国，这无土之地也就变成了万民之土，他这皇帝不过是代管。
　　不管是皇帝的，还是万民的，反正都是由朝廷，也就是中央支配。中央将军事重地和预留下来，以长远规划进行开发的空地划走，再将城镇用地以及预计未来会扩容的地留给县一级，剩下的就是省里掌握的。
　　这些地的“产权”交给了县省，其实已推着县和省有了各自的发展轨道。县就重点保民生，扩展城镇。而省一级想要增收，就得想方设法让自己的“荒地”有所产出。在这方面，各省巡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也各有活用。
　　原本各省巡抚都打着小九九，想直接卖地，可如今英华不比往日华夏，大家对地已不稀罕。地有的是，南洋大把大把的，还有根本望不到头的南州，不是有用处，有产出的地，买来做甚？
　　巡抚们只好把目光放在实业上，湖南巡抚房与信将适于开垦之地分包农人，以三七收租，一方面有稳租可收，一方面也是扶稳湖南米仓，安定湖南民生。而广东巡抚巴旭起则广召投资公司，作精细规划，重点扶持高州、廉州等穷乡僻壤的发展。
　　省县分土，因法司和计司还未太跟得上土地管制的步伐，在法令和财税规划上都有所欠缺，现在依旧是个半成品，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省级财政和省级建制的基本盘已经摸清楚了，眼下开始未雨绸缪，开始进行将县级财政提升到府级财政的规划。
　　未来英华的成熟地方财政体系，是府、省、中央三级，最初放在县一级，是要先将财权划分填实到基层。原本近现代的地方财政体系，都是从下往上拼的，而英华则多走了一步，先从上往下划到县，再粗拼成省，接着再由县拼成府，这样才算走完上下对接的过程。
　　总之，范晋所述的“江南攻略”第三步，非常人所能领悟，而第三步大致成型，加上英华政事堂和两院的架构已运转四年，此时再吃江南，就有现成的地方架构和财税制度。
　　范晋语气虽平静，可“陛下”的称呼，却显出他内心的动荡，甚至是不满。
　　“三步已走完，正是收下江南的好时机，陛下为何在这关头，把我调回国中？臣就是个独眼，看事只能看到一面，次辅一职，臣实难胜任。”
　　李肆随着他的讲述，思绪也悠悠飘过这四年来跟朝廷谋划地方架构的幕幕情景，甚至还想到了已由南海知县升任潮州知府的郑板桥，那家伙在“知县日常”里出镜率颇高，以一招抱腰扑压打遍周遭各县，官场人称郑提辖……
　　被范晋这阴阳怪气的语气拉回心神，李肆叹道：“重矩，江南是华夏腹心，未来一国之翼，你就没想过，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没做到？有什么牌没出全？”
第十二卷
一气贯经纬，东西引颈鸣
第635章
钱，金融以及我们
　　【这两章是圣道九年，英华发展历程的总结，也许很枯燥，还请大家海涵。】
　　范晋显然已经想过了，他点头道：“臣确实疏漏了一项，但这一项本就是循序渐进，跟江南事还隔着一层，臣不认为，非得待此项大成再取江南。”
　　李肆摇头：“你说的该是金融，可这不是我要说的。”
　　可单单金融，也是很大一篇文章。
　　圣道五年起，李肆将内政权交给内阁后，虽还密切关注工业和地方政制，但更多精力却放在了金融一事上。计司依旧由他通过中廷直管，这个计司，其实就是李肆前世，寰宇膜拜，力量穿透位面，打个喷嚏就山摇地动掉飞机的发改委。
　　英华的计司显然没那么大能耐，主要负责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和监管，以及国家财政管理，而这四年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理顺金融体制。
　　股市和债券仅仅只是金融领域浮在水面上，最活跃的那一部分，而背后的货币制度和银行体系尤为关键。英华自青田公司时代起，就以青田票行翻搅金融，金融也是李肆最终能立足广东，挟持广东工商跟他一起走上不归路的大杀器。
　　而后李肆通过开放民间票行，引票行入农税环节，扶持民间金融一路壮大，在圣道三年后，英华的商业银行如雨后春笋般涌出，不少还上市成为公众企业，英华的金融体制就此扎稳根基。
　　随后英华金融业就面临着一项重大挑战：货币制度。
　　英华过去一直沿用传统的货币制度，白银方面采用库平银制，以英华银行库平制为白银货币标准。大宗商货的商业来往，均使用“库平两”计算。实银交割则由各家银行、票行所聘，获得英华银行“库师”资格的人员对各类银锭银块进行勘量估价。
　　而民间货币则是五花八门，不仅满清时代的铜钱也在用，英华天王府时代所铸的“英华永历通宝”以及后来的“圣道通宝”也在用。
　　在英华全面推行自有贵金属货币体系的呼声很早就有了，但李肆却迟迟没有推动，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核心一点是，李肆希望跨过多级贵金属货币体系，直接进入到单一贵金属货币体系，为下一步推动信用货币制打好基础。具体目标是，取消铜钱，使用白银主币和贱金属辅币。
　　就货币制度而言，英华现在落后欧罗巴两个时代，多级贵金属货币，到单一贵金属货币，再到信用货币。
　　明清时代，中国的多级贵金属货币，也就是银铜制，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简单说，它体现的是两套经济形态。商贾官员的生意、交际，几乎都以白银来往，而乡野小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接触到白银，只是铜钱。白银体现的是外向和上层经济，铜钱体现的是小农经济。两套货币制度并行，白银和铜钱之间的“汇率”也经常变化，给工商发展和经济一体化带来极大不便。
　　英华立国后，工商兴盛，老百姓接触银子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但这套并行的银铜货币制根深蒂固，光靠政府强行推动，不可能顺利过渡到单一货币制上。
　　核心问题就在信用上，“约定俗成”就是一种广泛的社会信用，政府信用远远小于这种社会信用，因此不得不依附社会信用。英华至今还在铸造一文和“当十”的圣道通宝，就是这个原因。
　　李肆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时，还觉得这不是难事，寻常穿越文主角多牛逼啊，大手一挥，铸造大小银元，废止铜钱，问题就解决了，老百姓就乐呵呵地吹着银元到处用了。
　　圣道五年前后，李肆曾将自行拟定的银元方案下发给计司和英华银行征求意见，核心是通行银元，“废两改元”，结果遭到汹汹反对。由此李肆才明白，这不是游戏，不是异界，是活生生的历史。
　　除开诸多细节上的问题，其中一项意见让李肆如梦初醒。反对者都认为，皇帝这是让英华币制全面倒向“外洋”，“废两改元”就要丢掉库平银制，而丢掉库平银制的代价，是让本土票行银行利益受损，让经营外洋业务，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服务的外洋票行获益。
　　这还涉及到了两派利益纷争呢，李肆心中凛然，沉下心来研究，终于有所心得，由此也回想起前世民国时代，民国政府推行“废两改元”的历史。
　　“外洋”问题，从明末开始一直到清末，在华夏经济发达地区，包括粤闽、江南，甚至湖广，“外洋”在银铜制之间又撑起了一个经济形态。从墨西哥来的西班牙双柱洋、佛头洋，来自荷兰的马钱，来自葡萄牙的十字洋等等外洋，将外向型工商和相关民人卷了进去，其社会信用也有了两三百年的积累。
　　清末的“龙洋”，以及民国的“袁大头”，基准单位都以双柱洋为标准，含库平银七钱三分或两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枚袁大头就跟库平银七钱三分等值，实际的流通价值，那就得看袁大头的信用好坏。当然，一枚袁大头肯定比七钱三分银子超值，到底超多少，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变，银元和白银的“汇率”一直都在变动。
　　在清末民初，银元还只是流通货币，不是货币标准。不仅银两没在流通环节废止，在传统的金融帐目上，依旧用的是库平银制，即便是银元，也要折算为库平银的“两”。而新兴的银行，因为业务跟对外经济有关，都以银元为标准，帐目则以银元为基础。
　　显然，银行基本为西方资本把控，跟以“两”为标准的本土钱庄不是一个路数。
　　民国时推行“废两改元”，要以“元”为帐目标准，自此之后，中国货币从流通到帐目，整个环节都以“元”为基础，这个基础，这个“元”字，其实就是华夏自金融层面进一步丧失自我的历史写照。
　　民国时推行“废两改元”，正是本土钱庄和新兴银行之间的角力。冲突最剧烈之处在当时的金融中心上海。因为银两制还未废止，而且为民间一般商业来往所沿用，由银元到银两的折算业务由钱庄把控，票据结算还因为涉及银两，不得不由钱庄把控，而从事银元业务的银行居于从属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