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校对)第662部分在线阅读

　　这些印度作家可不敢，他们一边高喊着共产主义口号，一边拥护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安纳德继续说道：“我们进步作家的使命，也是全体印度人的使命，一是破坏性的，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二是建设性的，即在亚洲建立西方式的现代社会！想要打破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就必须改造思想，就必须更正观念。而思想与观念的更新，就需要通过文学作品的宣传，这就是我们印度进步作家协会必须要做的工作！”
　　“啪啪啪啪！”
　　作家们用左手拍着右手腕鼓掌。
　　主席普列姆昌德赞许道：“安纳德说得很好，也很清晰。我们不能各自为战，必须再次团结起来，扩大我们的影响力。阿利姆，你来讲一下作协的情况。”
　　秘书长阿利姆说：“自从召开进步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已经有三年多没有聚会过了。这三年来，我们的作家被逮捕，我们的杂志社被查封，各地分会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进步作协的日常工作完全处于停顿。现在事情已经有转机了，英国在《联合国家宣言》里承认让印度独立，但他们拒绝履行诺言，全体印度人都应该站出来谴责。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不可能闹得太过分，而我们进步作协东山再起的机会也来了！”
　　周赫煊听得暗暗发笑，这帮印度作家，居然连搞文学宣传都要看英国人脸色，还必须借着国际大势才敢站出来。再看看中国的“左联”，刚成立不久就出现了“左联五烈士”，幸存作家们依旧前赴后继。而英国人只是逮捕作家，查封杂志社，根本就没有杀人。
　　跟中国的同行相比，印度作家也太软弱怕事了。
　　前任秘书长萨加德笑道：“我也认同阿利姆的说法，如今正是进步作协发展的好时机。我提议，在近期内召开全印度进步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把被破坏的组织都恢复过来！”
　　安纳德补充说：“当然，我们不要一味的反对英国，而是要在反对中寻求合作。现在全世界文明国家的主流都是反法西斯，我们应该在印度文学界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样做，不但有利于工作的进行，而且还能获得英国人的支持。”
　　“安纳德先生真是一位智者，我们确实应该举起反法西斯旗帜。”孟买作家领袖阿巴斯赞许道。
　　普列姆昌德突然问周赫煊：“周先生，你是‘国际反法斯西同盟’的发起人之一，你对此有什么良好的建议吗？”
　　“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早已扩散到全世界，在美国、英国和中国尤为突出，全球总会员已经超过了20万人。但这个组织非常松散，大部分的分会都沦为读书会，也就只剩下学习、讨论、宣传、捐赠、国际支援等功能。
　　周赫煊身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中国分会”的会长，唯一的作用就是通过会刊《非攻》宣传抗战、鼓动参军和筹集捐款。各地会员一盘散沙，根本没有组织度可言，甚至大家都没把这当成一个正经的团体组织。
　　周赫煊说：“在印度进步作家协会建立反法西斯战线，我是非常赞成的。法西斯是全人类的公敌，在轴心国的计划当中，德国向北、向西和向东扩张，意大利向南、向东扩张，日本则向东、向南扩张。他们的目标是要在占领整个亚欧非大陆，而印度也在法西斯的扩张范围当中。英国人只是殖民而已，法西斯国家则更加残暴，他们会公然抢走诸位的一切财富。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日本制造的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惨剧有可能在印度上演。”
　　“周先生说得很不错，法西斯就是魔鬼！”萨加德附和道。
　　周赫煊继续说：“所以，印度人民不要对日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他们是来解放印度的。现在，缅甸境内的一部分印度残兵，已经在日本的支持下组成了军队，他们帮着日本人攻击英军。这是极其错误的，如果说英国人是强盗，那么日本人就是恶魔。各位印度作家朋友，你们一定要写文章宣传，别让印度人做了魔鬼的帮凶。”
　　在场的作家们纷纷摇头，他们属于新兴资产阶级代表，反对英国只是想争取更多权益。法西斯就太可怕了，说不定哪天直接屠杀抢掠，还不如老老实实被英国殖民呢。
　　周赫煊又说：“为了加强中印两国作家的沟通学习，我建议印度进步作协和中国文联能多多交流。我以中国文联荣誉理事的身份，邀请印度作家朋友前往中国访问。”
　　“我愿意前往中国！”安纳德举手道。
　　安纳德确实是访问中国的最佳人选，他是印度进步作协的发起人和副主席，身份高又事务不多。搭飞机去中国交流一番，回印度刚好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能学到中国进步作家的很多斗争经验。
　　周赫煊完全没有料到，安纳德此次中国之行，让他直接从亲共分子变成了印度共党。他只在重庆逗留了两个月，就彻底成为太祖的崇拜者，后来更是在印度农村建立起毛派游击队。
　　也因为周赫煊的这次邀请，使得中国文联和印度进步作协加强了往来，双方到60年代初都保持着关系亲密。直到80年代，两国文坛重新恢复联系之后，周赫煊又被誉为“中印两国文学交流的桥梁”。
第1005章【圣雄甘地】
　　接下来几天，周赫煊一直住在加尔各答，整日和这些印度进步作家们讨论文学和民族解放问题。之所以赖着不走，并非因为他想要跟印度同行们交流，而是留在这里等常凯申和宋美龄。
　　常凯申在视察开伯尔山口要塞之后，便带着随员回到新德里，并在这里会见了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印度绿教徒联盟主席真纳（巴铁国父）、印度妇女界领袖奈都夫人等等。
　　接下来就是会见圣雄甘地。
　　为了表示尊重，常凯申想按中国人的礼节，亲自前往孟买登门拜访。而甘地则想按印度人的礼节，亲自前往新德里与常凯申会面。
　　英国驻印总督获知此情况，立即给宋美龄写信，说如果老蒋夫妇前往孟买，那么总督将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之后丘吉尔又给老蒋拍电报，请他不要违背总督的意愿，否则中英同盟联合全印度参战抗日的局面将受到损害。
　　无奈之下，三方妥协——老蒋选择在加尔各答与甘地会面。
　　甘地出行的声势很浩大，数千印度人在孟买送别，数百低种姓和贱民支持者随往，沿途觐见护送者多达十几万人。他乘坐火车三等车厢而来，数万加尔各答市民自发组织迎接，直接让火车站陷入瘫痪状态。
　　常凯申完全被那疯狂的场面给震惊了，对身边的宋美龄和周赫煊说：“不愧是圣雄，深得民心！”
　　数百低种姓和贱民随行者，自发为甘地开道。他们就好像护卫教皇的狂信徒，卑微、低贱而至死不屈，若是谁想对甘地不利，只能踏着这些人的尸体过去。
　　“圣雄！圣雄！圣雄！”
　　车站内外的喊声此起彼伏，高种姓者站立静待，低种姓者跪地拜伏，贱民远远的趴在地上朝觐。
　　英印军警如临大敌，却连枪都不敢举起来。事实上，就算发生意外也不敢开枪，否则必然闹出更大的乱子。
　　见此场面，周赫煊心情复杂，完全不知该如何评价。他以前还有些看不起甘地，觉得这人太懦弱了，但现在却不敢有任何小觑之心——非暴力不合作玩到这种程度，有时候比暴力反抗还可怕，它的组织力和影响力已经超过世界上大部分暴力革命。
　　这么说吧，如果现在英国敢擅自提高某种布料的价格和税收，那么甘地就会站出来号召全民纺布，而拒绝购买使用英国人的布料。几万人、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甚至几千万人响应，他们游行示威、罢工罢市，任凭英国人镇压也要坚持到底，那种经济损失和社会混乱让英国人根本无法面对。
　　你杀你的，我做我的，我伸脖子让你杀，但就是不跟你合作。
　　咱们换个比喻，就好像强盗霸占了农民的屋子，让农民给他种菜耕地烧水做饭。一般情况下农民会忍耐，压迫得太过火就啥事不干，躺地上任凭强盗殴打杀戮。除非强盗想把这家人彻底毁了，否则必然选择妥协让步，这真是个无比诡异的反抗方式。
　　“甘地先生！”
　　“蒋先生！”
　　两人在车站外热情握手，都对彼此的行为非常感动。老蒋带着妻子亲自到车站迎接，而甘地一路坐三等车厢奔波，至少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
　　“这位想必就是诺贝尔得主周先生吧？”甘地微笑道。
　　周赫煊问候道：“你好，甘地先生。”
　　众人寒暄过后，便坐车前往市区内最好的旅店。甘地的那些追随者也一同前往，但没住进旅店，而是或坐或躺守在旅店的大门外。苦行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表达决心的立场。
　　交流的过程其实很无聊，各自表达对彼此民族的尊重和支持，并表示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
　　周赫煊最感兴趣的是甘地对种姓制度的看法，他忍不住问道：“甘地先生，你对种姓制怎么看？”
　　“咳咳！”常凯申咳嗽一声，他觉得这个问题太敏感了。
　　甘地微笑回答道：“种姓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限制印度发展的不是种姓制，而是贱民制。我认为应该废除贱民制，贱民阶级一旦被清除，种姓制度就能得到净化。”
　　这个答案让周赫煊感到很惊讶，因为在他的印象中，甘地是明着尊重贱民，暗地里却看不起贱民。
　　“你认为贱民制度能够取消吗？”周赫煊又问。
　　甘地笑着说：“我就是一个贱民，我依旧能得到尊重。”
　　甘地当然不可能是贱民，许多时候他被认为是第二种姓刹帝利，但从姓氏上来看应该更像第三种姓吠舍。“甘地”的本意是“食品商”，吠舍就是从事商业贸易的阶层，而刹帝利阶层多为王公贵族、武士军官。
　　当然，也有可能甘地所在的家族早就升级了，毕竟他的父亲做过印度某土邦的宰相——这个职务比较符合刹帝利种姓。
　　甘地之所以说自己是贱民，是因为他当初前往伦敦求学的时候，当地人威胁要开除他的种姓且这样做了。由此就产生了分歧，甘地家族仍视甘地为刹帝利，而同乡则认为甘地已经成了贱民。
　　甘地继续说：“非暴力不抵抗运动是对外，废除贱民制度是对内。对外坚持抵抗，对内自我完善，这是印度民族想要强大的必经之路。我们不能赶走了英国殖民者的压迫，自己却还在压迫自己人。这是不对的，也是极其愚昧的。”
　　“确实如此。”周赫煊赞同道。
　　来印度这么些天，甘地是周赫煊所接触过的最理智的印度人了。至少他的想法涉及到印度社会根本，那就是废除贱民制！
　　事实上，甘地在1932年以前还没想过废除贱民制，并且和贱民出身的未来“印度宪法之父”发生冲突。甘地不仅妥协了，而且被对方说服了，并公开要求英国殖民政府给予贱民地方选举权——从阴谋论角度来讲，甘地此举或许不是为贱民谋福利，而是通过解放贱民来转移殖民政府对非暴力运动的注意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
　　不管如何，甘地是这样做的，他还把贱民称为“神之子”，把贱民从事的扫厕所职业定性为神圣仪式。在甘地死后，扫厕所依旧是“神圣的”，因为它被甘地赋予了神圣属性，但扫厕所的贱民仍然被歧视。
　　甘地还说服全国各地的寺庙向贱民开放，寺庙同意了，但贱民依旧无法进入。就像甘地让贱民有了做公务员的权力，但贱民依旧无法做公务员，强大的种姓制度渐渐变成潜规则——只有少数贱民中的佼佼者能够出头。
　　就在去年底，甘地发表了《印度建设纲领》，他号召绿教徒和印度教徒团结合作，取消贱民制，提高妇女地位，逐步解决农村问题和教育问题。
　　可以说，甘地的这些设想，涉及到印度社会所有的根本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那么印度必然发展成为超级大国。
　　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继承了甘地的思想，并把甘地的《建设纲领》一点点付诸实践。这个过程必然遭受极大阻力，于是尼赫鲁选择对外扩张，依靠军事实力来提高自己的威信。
　　其中就包括侵犯新中国领土，被开国先贤吊起来打。尼赫鲁由此威望大失，印度国内势力趁机反扑，导致印度的农村改革无疾而终，其他改革成果也纷纷倒退，他的继任者们就更没那个能力了。
　　于是，印度社会的各种问题，建国时是啥样，几十年后还是啥样。
　　经过两个小时的深入交流，让周赫煊对甘地的印象大为改变。此人确实是一位智者和勇士，国大党领袖尼赫鲁更像甘地的迷弟，两人都对印度社会有着深刻理解，只不过现实逼着尼赫鲁采取了错误手段——居然想通过欺负新中国来巩固统治。
第1006章【一场闹剧而已】
　　随着对甘地印象的转变，周赫煊也找了些甘地的文章来读，结果让他大感意外又哭笑不得。
　　那些甘地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言论，到处充斥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用语，而实质内容又跟马克思主义的暴力学说大相径庭。
　　比如甘地这样说：“阶级战争是不适合印度本质特征的，印度能够发展一种广泛的基于所有人的基本权力和平等公正的共产主义形式。”这话的意思是，阶级斗争不符合印度国情，但可以走出一条富有印度特色的共产主义道路。
　　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
　　也因此，在印度的近现代政治和文学实践中，常常把“甘地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印度大部分作家，往往从甘地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从马克思主义转向甘地主义。
　　甘地主义，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相融合的产物，只不过没有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已。
　　后来印度的“庶民研究”专家帕尔特·查特吉说得更直白，他认为甘地借用马克思主义来调动低种姓和贱民，把这些底层庶民当成革命工具来使用。贱民和低种姓在甘地的眼中，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甘地从来没有想过为贱民争取实际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