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重工(精校)第422部分在线阅读

　　你们的节操呢？
　　你们的脸呢！
　　“博瓦德先生，我们是不是应当想办法阻止他们这种行为？”各路调查团回到京城之后，埃米琳找到博瓦德，向他问道。
　　“阻止？怎么阻止？”博瓦德没好气地反问道。
　　“凯尔公司和林重风机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凯尔公司表示要把他们的1.5兆瓦风机制造核心技术无偿转让给林重，条件是林重为他们代工制造用于葡萄牙比什普风电场的200台1.5兆瓦风机。在这项合作中，我们至少蒙受了两个方面的损失，一是我们欧洲的核心技术被中国人获得了，二是比什普风电场的业务实际上落到了中国人的手里，而我们原来是希望这个项目能够为欧洲创造400个就业岗位的。”埃米琳说。
　　博瓦德叹道：“我那边的情况也是如此，道林公司表示要把自己的风机减速器技术转让给中国的新民液压公司，由新民液压公司为他们贴牌制造风机减速器，道林公司未来只负责减速器的销售。你是知道的，道林的减速器占了欧洲风机减速器40%的市场，如果他们把这项业务转到中国来，他们在欧洲的企业至少要裁员2000人。”
　　“难道你没有阻止他们的这种行为吗？”埃米琳问。
　　博瓦德说：“我怎么阻止？新民液压公司建立了一条年产15000套减速器的生产线，智能化程度远远超过了道林公司。他们的减速器出厂价比道林公司的成本还低30%，即使道林公司不与他们合作，他们也会在两到三年时间内把道林公司的市场全部抢走。道林公司这样做，只是一种自保行为而已。”
　　“也许，我们应当规定在欧洲新建的风电场，设备中欧洲本土化制造的比例不应低于50%……”埃米琳下意识地说，说完才目瞪口呆地发现，这似乎恰是欧盟前一段与中国扯皮的事情，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当时是中国人提出了国产化率达到50%的要求，而欧盟则是高举着自由贸易的大旗，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取消这个规定。
　　“我们办不到。”博瓦德说，“欧洲的那些风电投资商不会接受我们的要求。此外，就算我们办到了，对中国人也不会产生什么损害，因为未来的风电建设热点是在中国，他们仅仅依靠本国的风电市场，就能够成长起来。而欧洲如果实行自我保护的话，最终只能在技术上落后于中国，永远地失去竞争力。”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失去竞争力了。”埃米琳说。
　　博瓦德说：“我想，我们至少保住了研发上的竞争力。道林公司的奈伊先生对我说，他们把减速器的制造业务转移到中国来之后，就可以专注于减速器的开发与设计，中国仅仅是他们的代工者而已。”
　　埃米琳点了点头：“好吧，但愿这是真的。”
　　“愿上帝保佑欧洲。”博瓦德抬起头，看着京城上空的雾霾，自我安慰道：“不管怎么说，把生产环节搬到中国来，至少减少了欧洲的污染排放。”
　　欧洲调查团离开了。除了博瓦德、埃米琳以及海因茨尔等少数人之外，大多数的调查团成员都觉得不虚此行。他们此次只是简单地考察了中国风机企业的生产情况，与中方初步商定了合作意向。未来，各企业还会派出正式的考察小组和谈判团队，来与中方商议具体的合作方式，这就不需要赘述了。
　　“冯总，我真是服你了，这样一局死棋，居然让你走活了，而且还反败为胜，从欧洲人身上又割了一大片肉下来。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这次欧洲调查团里的各家企业，和咱们国内企业商定的代工意向和采购零部件意向，价值不少于40亿欧元。欧盟组织这么多人大老远地跑过来，真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送走一干欧洲人之后，徐振波拍着冯啸辰的肩膀，感慨万千地说。
　　冯啸辰说：“徐司长过奖了，这可不是我的功劳。这局棋，我们占了势，让谁来下都输不了。我们今年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0多万亿，这就是我们的底气。如果没有这么大的基建规模，我们也不可能让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这样成本也就降不下去了。”
　　“哲学上不是说过吗，量变导致质变，咱们的风机产业就属于这种情况吧？”徐振波也拽起了理论。
　　“不止是风机，能源、电力、钢铁、机械，各行业都是这种情况。”冯啸辰说，“我给你讲个数字，1966年到1980年，咱们全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700毫米以上板坯连铸机，一共是5台；1981年到1990年，是9台；1991年到2000年，是12台。从2001年到现在，你知道是多少台吗？”
　　“这我哪知道？”徐振波笑着斥道，“你是搞装备制造的，成天和这些数字打交道。我是搞外贸的，不涉及到进出口的事情，我哪能知道？”
　　冯啸辰乐呵呵地说：“到目前为止，投产的有88台，另外至少还有20台在2010年之前能够投产。也就是说，从2001年算起的10年间，我们投产的大型板坯连铸机，至少是108台，相当于1965年至2000年之间投产总和的4倍。”
　　“10年时间，相当于过去35年时间的4倍，这不相当于10年等于140年了？”徐振波咂舌道，“真想不到，咱们不知不觉之间，就走到这一步了。”
　　这样的数据，其实徐振波也是知道一些的。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各领域都开始全面发力，外贸方面也是如此。现在中国一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相当于30年前的近300倍。此外，困扰中国多年的外贸逆差问题，时下也已经全面反转，变成了大额的顺差。国家的外汇储备翻着番地往上涨，目前已经涨到了2万亿美元的水平。
　　徐振波70年代就在做外贸工作，算是“老外贸”了。他们这一代人当年听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外汇短缺”，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出口创汇”。在那些年代里，但凡涉及到出品创汇的事情，几乎具有超越一切的特权。凡事只要说一句是为了出口创汇，各部门都会大开绿灯放行。
　　为了出口创汇，各地区、各单位不惜赔本甩卖，宝贵的石油、煤炭、铜矿、锡矿等等，全都是出口创汇商品。人家拿一台设备，就能够换走我们一船的矿石。与之相关的各种段子也是层出不穷，最恶搞的是说日本人买了我们生产的煤炭，运到东京湾去填海造陆，等着有朝一日全球煤炭耗竭的时候，再挖出来用……
　　这一切，都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中国不再是一个外汇短缺的国家，中国也不再需要出口资源来换取外汇，相反，我们还要花费大量的外汇从国外进口资源。用网上那些小年轻的话说，什么外汇储备，不就是美国人印的绿色废纸吗？存在那里有什么用，还不如拿去买点石油回来。至于说买的石油太多，一时用不完，那也不要紧，找几个山洞灌进去，啥时候不够用了再抽出来就是了。
　　从卖煤炭给别人填海，到买石油回来灌山洞，这样的逆转，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第八百五十七章
丘马铜矿
　　“想不到，这一天真的到来了。”
　　在徐振波感慨于自己经历的惊天逆转之时，在大洋彼岸一处大型露天铜矿的采矿场旁边，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也在发出同样的惊叹。
　　这是智利的丘马铜矿，铜金属储量4000万吨，是全球最大的铜矿之一。不久前，由中国红河渡矿业集团牵头，罗冶集团等若干家企业入股组建的一家投资公司，以约合4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获得了丘马铜矿35%的股权，成为矿山的第一大股东。
　　坐在轮椅上的这位老人，是红河渡矿业集团的前身——原红河渡矿务局的老局长，名叫邹秉政。20多年前，为了解决罗冶自卸车销售的问题，冯啸辰前往红河渡铜矿，与邹秉政进行过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最终说服了邹秉政接受罗冶自卸车。在那之后，红河渡铜矿不仅不再拒绝国产矿山装备，还拿出资金，在矿山成立了一个国产装备实验研究中心，帮助罗冶、林重等矿山机械企业改进技术，优化产品。
　　那一次，冯啸辰用来说服邹秉政的道理，正是认为中国不能永远依靠出口矿产资源来换取先进装备，而是应当发展自己的装备制造业，以便有朝一日能够用自己生产的装备来换取国外的矿产资源。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30年的时间，邹秉政也早已从矿务局局长的位置上离休，赋闲在家。不过，离休后的邹秉政依然积极支持国产矿山装备的研发，很多次红河渡铜矿与罗冶、林重等企业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他都以红河渡老领导的身份站出来，要求铜矿方面以国家装备制造业的大局为重，不要计较于小集体利益。
　　邹秉政在红河渡当了几十年的领导，为人正派，继任的领导班子中大多数人都是他昔日的部下，因此他说话是非常管用的。他的那些老部下听从他的安排，与罗冶等企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也屡屡在心里感叹当年那位20刚出头的重装办年轻干部对老邹的洗脑真是太彻底了。
　　冯啸辰当年预言中国未来将要去开发国外的矿山，而把自己的资源封存起来，留给子孙后代。对于这一点，红河渡的干部们大多数是持怀疑态度的。在那个年代，“外国”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所在，哪怕是在“外国”的范围内排名靠后的南美国家，相比中国而言也是非常先进的。指望外国人买中国制造的设备，再用他们的矿产资源来偿还，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可是，这一天居然真的来临了。当罗冶集团的副总经理王伟龙亲自到红河渡来找矿业集团领导商量收购丘马铜矿股权事宜的时候，大家并没有觉得惊讶，因为国内的矿业集团在海外收购矿山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经过50多年的开采，红河渡这座国内最大的铜矿已经濒临枯竭，要想生存下去，唯有向海外开拓这一条道路。矿业集团此前就已经开始在海外寻找合作对象了，只是一时还没有确定最佳的选择而已。
　　丘马铜矿是罗冶新开拓的客户。这家铜矿的储量虽大，开发却非常滞后，受资金的限制，矿山采用的装备比较落后，生产效率低下，而这又导致了矿山的利润微薄，从而难以筹措资金更新设备，陷入了恶性的循环。
　　这时候，罗冶的业务人员找到了丘马铜矿的董事会，建议他们从中国引入战略投资者，利用中国投资者提供的资金购买先进的大型露天矿设备，扩大产能。丘马铜矿董事会经过审慎考虑，接受了这个方案，因此才有了王伟龙的红河渡之行。
　　各方的谈判细节自不必细说，红河渡矿业集团从国家投资银行申请到了一笔大额贷款，用以购买丘马铜矿的35%股权。国家在发放这笔贷款时附加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贷款中的70%必须用于购买中国制造的矿山装备，余下30%才能用于矿山的基础设施投资或者购买那些中国企业无法制造的装备。
　　这个贷款条件，对于丘马铜矿方面来说，并不觉得苛刻。在此前，南美的企业从西方国家获得投资的时候，都是要接受同类条件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南美经济高速发展，兴建了许多大型基础设施，包括投资高达170亿美元的伊泰普水电站等，其中的资金大多来自于西方银行财团。这些西方银行财团向南美国家投资建设资金时，往往都会要求接受贷款的国家必须从西方企业采购设备。结果，从西方银行拿到的钱，转个手又回到了西方企业的手里，并未给南美本地的制造企业创造出机会。
　　借钱搞建设，却未能培育出本土的制造企业，最终的结果就是到了要还债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偿债能力。于是，一场金融风暴便呼啸而来，席卷了所有的南美国家，并让“拉美化”这个词成为对一个经济体的最恶毒的诅咒。
　　“我们没有陷入这个诅咒。”
　　站在丘马铜矿的采矿场旁边，望着面前深深的矿坑，王伟龙自豪地说道。
　　购买丘马铜矿股权的资金，大部分都返回中国国内，用于购买中国企业制造的装备，而罗冶就是这些装备的制造商之一。罗冶早年引进美国海菲公司的技术，制造150吨电动轮自卸车。这些年，罗冶消化吸收了引进技术，先后开发出180吨、220吨和300吨的各种自卸车车型，技术上也早已实现了完全的自主。现在罗冶销售一辆自卸车，可以换回几千吨铜金属，真正是一本万利了。
　　“站在这里，我才真正理解了当年小冯跟我说的话。”邹秉政也是唏嘘不已。用矿石换装备，换到最后必然陷入一无所有的状态，这一点，是20多年前冯啸辰向他说起过的。那时候，邹秉政自矜于红河渡铜矿每年能够有几千万美元的出口创汇，丝毫不把罗冶这些装备制造企业放在眼里，反而觉得他们要求自己接受国产装备是耽误矿山生产。结果，冯啸辰闯到红河渡，借酒撒疯，指着邹秉政的鼻子骂他是老落后、老不要脸，最终骂醒了他。
　　现在看来，冯啸辰的话是正确的，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发展起来了，强大了，利用罗冶等企业生产的装备，红河渡获得了丘马铜矿35%的股权。按照丘马铜矿4000万吨的铜金属储量计算，红河渡的股权相当于1400万吨铜金属，这比红河渡铜矿的总储量还要高出五成有余。
　　“这次请邹局长到智利来，就是小冯拍的板。您这么大岁数，我们还真不敢让您万里迢迢地坐飞机过来呢。”王伟龙笑呵呵地对邹秉政说。
　　听说红河渡矿业集团获得了丘马铜矿的股权，邹秉政就申请要到智利来看看。照他的说法，他已经是土埋到脖子的人了，临去见自己那些牺牲的老战友之前，一定要去看看这座有1/3属于中国的矿山，这样也算是对自己一辈子有个交代了。
　　邹秉政提出这样一个要求，矿业集团和王伟龙这边都不敢答应。因为老邹此时已经是90岁高龄，虽说平时身体还过得去，但万一路上有个闪失，谁能负得起责任呢？
　　因为知道冯啸辰与邹秉政关系不错，王伟龙便把此事告诉了冯啸辰，原本是希望冯啸辰能够劝一劝老邹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谁知道，冯啸辰反而是站在了邹秉政一边，声称如果医生认为老邹的身体能够经得起一万多公里航程的折腾，那么就遂了他的意愿为好。
　　此事最终还惊动了中央，一位高层领导指示，像邹秉政这样的老革命，想去亲眼看看国家的成就，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邹秉政的身体状况允许，那么就安排他到智利去走一趟。为此，领导还亲自安排了一个医疗小组随同邹秉政出行，随时为他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这是他欠我的。”邹秉政装出一副愤愤然的样子说，“当年为了说服我接受你们的自卸车，他可是把我骂成了老落后、老不要脸。现在你们真的成功了，他还不得让我来看看。我的岁数，都够当他爷爷了，能平白无故被他骂一回吗？”
　　王伟龙是知道这段旧事的，他哈哈笑道：“这个小冯，当年可真是年少轻狂。也就是邹老您高风亮节，不和他一般见识。换成任何一个心胸狭窄的领导，恐怕早就受不了了。”
　　“他说得对。我的确是个老落后，不过，我可不是老不要脸。”邹秉政也笑着说，“搞建设，就是需要像你们这样敢打敢冲的年轻人。这不叫年少轻狂，而是有锐气。把国家交到你们手上，我们这些老人也能放心了。”
　　“哈哈，邹老，我也是过了60岁的人了，小冯还算年轻，不过也40多岁了。真正的年轻人是他们！”
　　说到这里，王伟龙用手指了指前面，那里有几位20来岁的罗冶技术员，正在向丘马铜矿的工程师们讲解着自卸车的驾驶与维护知识。那些智利的工程师看起来岁数都不小了，最年轻也得有奔四的年龄，罗冶的这些年轻技术员站在他们面前，丝毫不显怯懦，反而隐隐有些骄傲之色，那是技术给他们带来的底气。
第八百五十八章
叔可忍婶不可忍
　　几家欢乐几家愁，王伟龙兴高采烈地把罗冶的自卸车卖到了丘马铜矿，而在邻近的埃达铜矿，来自于美国海菲公司的销售代表莱斯特却是满脸郁闷，对着铜矿的采购经理托雷克大声地抱怨着：
　　“托雷克，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会突然取消给我们的订单。”
　　埃达铜矿同样是一家大型露天铜矿，过去使用的都是海菲公司的自卸车。每一年，埃达铜矿都要给海菲公司一个自卸车订单，多辄几十辆，少辄十几辆，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老客户。可今年，埃达铜矿突然取消了向海菲公司的订单，莱斯特正是为了这件事而专程从美国赶过来的。
　　托雷克露出一个抱歉的表情，说道：“莱斯特，非常遗憾。事实上，我已经向董事会提交了从海菲公司购买25辆自卸车的报告，但却被董事会驳回了。从我个人来说，我对海菲公司的产品是非常信赖的，但无奈董事会并不这样想。”
　　“什么意思？你是说，你们董事会认为海菲公司的产品不可靠？”莱斯特问。
　　“不是的。”托雷克说，“对于海菲自卸车的品质，我们从来也没有怀疑过。”
　　“那么你们董事会的意思是什么？”莱斯特追问道。
　　托雷克犹豫了一下，说：“首先，董事会是觉得海菲公司的自卸车价格上略微偏高了一些，当然，这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认为，海菲公司的产品有些老化了。莱斯特，恕我直言，你们目前正在销售的185吨自卸车，应当还是1990年的设计吧？”
　　“我们进行了升级，嗯，我们最近一次升级是在两年前，更换了控制台的仪表盘。”
　　莱斯特的语气有点弱。自家的事情自家知道，海菲的185吨自卸车的确是1990年设计定型的，这些年号称是进行过若干次升级，但涉及到的都是一些边边角角的东西。比如他刚才说的仪表盘，的确是把背景光、表盘布局等都做了一些调整，但对于用户来说，这样的升级能有多大帮助呢？
　　“中国的罗冶公司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新产品，是一种220吨自卸车。我们的工程师评估过，他们的自卸车上至少使用了15种关键的新设计，我说的是足以影响设备性能的设计，而不是指……仪表盘的外观。”托雷克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扎心的话给说出来了。
　　尼玛的海菲公司，老子忍你已经很多年了。1990年的设计，这么多年都没有实质性的革新，价格倒是涨了一轮又一轮。如果不是实在没有其他的替代品，谁稀罕用你家的破烂玩艺。
　　反观中国的罗冶公司，据说是从海菲引进技术生产出来的自卸车，最早的车型的确很像海菲的产品，但架不住人家平均两三年就做一次大的更新，改到现在，早已和最初的车型迥然不同了。前一段时间，董事会的几位大佬到丘马铜矿去考察了一次，亲眼看到罗冶自卸车的表现，回来之后就下了命令，说从此以后不再从海菲采购自卸车，而是全面转向从中国罗冶采购。
　　托雷克与罗冶的销售代表接触了几次，对方的热情和敬业让他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客户的感觉。罗冶方面处处为客户着想，产品的价格比海菲要低两成，服务承诺更可谓是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