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校对)第69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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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他安慰自己说,他不过暂时过这种生活;但后来另外一种想法使他大吃一惊:有多少跟他一样的人,齿发俱全地进入这种生活和这个俱乐部,等到从那儿出来时,齿发全无了。
当他在自以为了不起的时刻想到自己的情况时,他觉得他和先前他所鄙视的那些退休的侍从完全不同,那些人庸俗、愚蠢、自鸣得意,对自己的处境心安理得,“可是我呢,直到现在仍然不自满,仍然想为人类做点事情。”他在自以为了不起的时刻说。“可是也许,我的那些同事也和我一样,曾经挣扎过,在生活中寻求一条新的道路,也和我一样,被那种环境的力量、社会和出身的力量,那种人类无力抗拒的自然的力量引到我所走的道路。”他在虚心的时刻说。在莫斯科生活了一个时期,他已经不再鄙视那些和他同命运的同事了,而是喜欢、尊重他们,而且像怜悯自己一样怜悯他们了。
皮埃尔不再像以前那样绝望、抑郁、厌恶人生了;原先发作得那么厉害的病,现在进入了内心,而且一刻也没离开过他。“为了什么目的?什么缘故?这个世界在搞些什么?”他天天都有好几次惶惑地问自己,不自觉地开始探索人生的意义;可是经验告诉他,这些问题是得不到解答的,于是他就赶紧回避它,拿起书来读,或者上俱乐部,或者去找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闲聊那些街谈巷议。
“海伦·瓦西里耶夫娜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从来对什么都漠不关心,这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女人,”皮埃尔想道,“然而人们却认为她聪明绝顶、风雅之至,都对她崇拜得了不得。拿破仑·波拿巴在他还是一位伟人时,人人都鄙视他,可是当他变成可怜的小丑以后,弗朗茨皇帝却把自己的女儿献给他当情妇。西班牙人通过天主教感谢上帝,因为六月十四日他们打败了法国人,而法国人为了他们六月十四日打败西班牙人也同样通过天主教向上帝感恩。我的共济会会友们用血宣誓,他们准备为邻人牺牲一切,可是他们为贫民捐款连一个卢布也不肯出,他们挑拨阿斯特列亚支会反对寻找吗哪派[87],为了一张真正的苏格兰地毯[88]和一份谁也不需要的、连写它的人也不懂得其中意义的会章而整天奔忙。我们都宣讲基督的教义——恕罪和爱邻人,为此在莫斯科建筑了许许多多座教堂,可是昨天就有一个逃兵死于鞭笞之下,在临刑前,那个爱和恕教义的执行者——一个老神甫,让那个士兵吻十字架。”皮埃尔这样想道,这种极为普遍、已为人人所承认的虚伪,尽管他已经司空见惯,然而每次却像碰见一桩新鲜事似的使他震惊。“我了解那种虚伪和混乱,”他想,“不过我怎样把我理解的一切告诉他们呢?我试过了,总是发现他们在灵魂深处也像我一样了解,只不过尽可能不去看它罢了。看起来就该这样!可是我怎么逃避呢?”皮埃尔想。他具有许多人,特别是俄罗斯人,所有的那种不幸的能力:看出和相信善和真的可能性,同时对生活中的罪恶和虚伪又看得过于清楚,以致失去认真生活的勇气。在他眼中,任何工作部门,都与罪恶和虚伪分不开。不管他想做一个怎样的人,不管他要做什么事,罪恶和虚伪都推开他,把他活动的所有道路都堵塞起来。然而总得生活,总得做点事情。这些无法解决的生活问题的压力是太可怕了,为了忘却这些问题,他每碰到一种娱乐,都全力以赴地投身其中。他出入每个交际场,放量地喝酒,收购绘画,大兴土木,主要的是读书。
他读书,顺手拿起什么就读什么,回到家里,当仆人还在替他脱衣服的时候,他已经拿起书来读了——从读书过渡到睡眠,从睡眠过渡到在客厅和俱乐部闲谈,从闲谈过渡到狂饮、和女人厮混,从狂饮又过渡到闲谈、读书和小酌。喝酒对于他越来越成为生理的同时也是精神的需要了。虽然医生对他说,因为他肥胖,酒对他是危险的,但是他依然喝得很多。只有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一来就往他那大嘴巴灌进几杯酒之后,他才浑身舒畅,觉得体内有一种愉快的温暖,对所有知近的人都感到亲切,对一切思想也愿意浮皮潦草地动动脑筋了,但并不深入它的实质。只有喝了一两瓶酒之后,他才模糊地意识到先前那团把他吓坏了的生活乱麻,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可怕。当他吃过午饭和晚饭,头脑嗡嗡作响,闲谈和听人家谈话,或者读书的时候,他老看见这团乱麻在他身边。只有在酒劲上来的时候,他才对自己说:“不要紧。我可以把它解开——怎么解开我已经有了准备。不过现在没有工夫,——以后我把全部问题都会考虑周到的!”但是这个以后永远不会到来。
早晨空着肚子的时候,所有的老问题依然显得无法解决,十分可怕,于是皮埃尔赶快拿起书来读,如果这时有人来看他,他就高兴极了。
皮埃尔有时想起人们给他讲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作战的士兵在枪林弹雨下待在掩体里,为了比较容易忍受危险的感觉,无事可做也尽可能地找点事做。在皮埃尔看来,所有的人都像士兵一样逃避生活:有的追求功名,有的留恋赌场,有的编纂法律,有的沉溺女色,有的玩物丧志,有的跑马走狗,有的混迹政界,有的打猎取乐,有的嗜酒成癖,还有的从事国务活动。“无所谓大人物或者小人物,全都一样;都千方百计地只求能够逃避生活!”皮埃尔想,“只求别看见它,别看见这个可怕的它。”

初冬,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博尔孔斯基公爵带着女儿来到了莫斯科。由于他的经历,由于他的聪明才智和独创精神,特别是由于当时人们对亚历山大皇朝的热情已经衰退,还由于反法和爱国的思潮当时在莫斯科占主导地位,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立刻成为莫斯科人特别崇敬的对象,而且成为莫斯科反政府派的中心。
这一年公爵老多了。在他身上出现明显的衰老迹象:常常突然入睡,对近事的健忘和对远事的记忆,以及他充当莫斯科反对派首领的幼稚虚荣心。虽然如此,这位老人,特别是在每天晚上,穿着皮上衣,戴着扑过粉的假发出来喝茶,只要有人提他一下,他就东拉西扯地谈起陈年旧事,或者更加没有条理地、激烈地抨击时局,每当这时,他仍然能使全体客人肃然起敬。在来访者眼中,那座老式的宅第和其中高大的壁镜、古老的家具、扑过粉的仆人,以及严峻而精明的老人(他本人就是上一世纪的老古董)和他那十分崇敬他的温良的女儿和好看的法国女人,这一切合成一种庄严而赏心悦目的气象。但是客人们没有想到,在他们会见主人的两三个小时之外,一昼夜还有二十一、二个小时,在这期间,在这个家庭里进行着秘密的内部生活。
这种内部生活近来使玛丽亚公爵小姐日子很不好过。在童山,使她精神振奋的与神亲们的谈话和孤独——她的最大的乐趣,在莫斯科享受不到了,而都市生活的好处和欢乐,她又没得到。她不去交际场;人人都知道,她父亲不让她单独出门,而他本人因健康欠佳,又不能出外走动,所以就没有人请她去赴宴会和晚会了。玛丽亚公爵小姐完全放弃了结婚的希望。有时,可以作为未婚夫的年轻人登门拜访,但她看见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接待和送走他们时,态度冷淡,神色愠怒。玛丽亚公爵小姐没有朋友:这次来莫斯科,她对两个最知近的朋友感到失望:一个是布里安小姐,公爵小姐对她本来就不能推心置腹,现在觉得她有点讨嫌了,而且由于某些原因,她开始避免和她见面;另一个是朱莉,她住在莫斯科,玛丽亚公爵小姐一连跟她通了五年信,可是这次重新见面,公爵小姐却觉得彼此十分隔膜。当时,由于兄弟的死,朱莉成为莫斯科最富有的未婚姑娘之一,她在社交界忙得不可开交。她被年轻人包围起来,她以为那些年轻人忽然看出了她的优点。一个久涉社交界的小姐到了一定的时期,就会觉得,她最后的结婚机会已经到了,她的终身这时不决定,就永远不能决定了,朱莉正是达到了这样的时期。每到星期四,玛丽亚公爵小姐就含着忧郁的微笑想起,她现在没有可通信的人了,因为朱莉就在这里,每星期都和她见面,然而即使见面也不能给她一点喜悦。她正如一个不肯娶多年与他同度晚间的女人的上了年纪的流亡者一样,因为婚后他不知在哪儿度他的夜晚,她感到遗憾的是,因为朱莉就在此地而没有可通信的人。玛丽亚公爵小姐也没有可以交谈的人,没有可以倾诉苦衷的人,而在这期间苦恼的事又是这么多。安德烈公爵回来结婚的日期就要到了,他为此事托她在父亲跟前说情不仅没有办成,而且相反,事情看来完全无望了:一提起罗斯托娃伯爵小姐,老公爵就发脾气,他本来就经常情绪不佳。近来又给玛丽亚公爵小姐添了一个新的苦恼,就是她教六岁小侄子的功课。在她和尼古卢什卡相处的时候,她吃惊地发现她自己也具有她父亲那种急躁的脾气。尽管她对自己说过许多次,教侄儿时不要激动,可是几乎每次拿起教鞭坐下来教法语字母时,她总是一心想快些、轻易些就把自己的知识灌输给孩子,而孩子已经提心吊胆了,眼看姑姑就要生气,孩子注意力稍一不集中,她就浑身发抖,急了,冒火了,提高了声音,有时拉着他的胳膊,罚他站墙角。罚他站墙角,她自己也为自己凶狠的坏脾气哭起来,尼古卢什卡也跟着她呜咽起来,不等许可就离开墙角,走到她跟前,从她脸上拉下她那双被泪水沾湿的手,安慰她。然而最使公爵小姐苦恼的是她父亲常常朝着她发的、近来已经达到残忍程度的怒气。假如他强迫她整夜罚跪,假如他打她,强迫她搬柴火,提水,她甚至连想都不会想到自己处境的困难;但是这个疼爱她的暴君,——正是由于他疼爱她而折磨自己,也折磨她,才是最残酷的暴君,——不仅蓄意侮辱她,损害她,而且让她知道,她不管做什么都有错。近来在老头子身上出现一个最使玛丽亚公爵小姐痛苦的新的特征,这就是跟布里安小姐大大亲热起来。在接到儿子要结婚的消息后,他第一个开玩笑的念头就是,如果安德烈结婚,那么他就和布里安结婚,看来这个念头使他高兴,玛丽亚小姐觉得,为了使她难堪,他近来固执地对布里安小姐表示特别的亲热,以此来发泄对女儿的不满。
有一天,在莫斯科,当着玛丽亚公爵小姐的面(她觉得父亲有意在她跟前这样做),老公爵吻布里安小姐的手,而且把她拉到怀里,搂着她亲热一番。玛丽亚公爵小姐忽然面红耳赤,从屋里跑了出去。几分钟后,布里安小姐到玛丽亚公爵小姐这里来,她微笑着,用她那甜蜜的声音讲述什么事情。玛丽亚公爵小姐赶快擦干眼泪,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到布里安面前,看来连她自己也不知她在做什么,她气急败坏,向法国女人大叫大嚷起来:
“卑鄙,下流,不是人,乘人之危……”她说不下去了。“滚出我的房去。”她喊道,接着大哭起来。
第二天,公爵跟女儿一句话不说;但是她注意到,午饭时,他吩咐先给布里安小姐上菜。饭后,当仆人照老习惯又先给公爵小姐递咖啡的时候,公爵忽然勃然大怒,举起拐杖向菲利普掷过去,立刻命令送他去当兵。
“不听话……我说过两遍了!就是不听!全家以她为首,她是我的最好的朋友。”公爵喊道。“如果你胆敢再一次,”他在盛怒之下第一次对玛丽亚公爵小姐喊道,“像昨天那样在她面前放肆,我要叫你知道谁是家中的主人。滚开!我不愿看见你;向她道歉!”
玛丽亚公爵小姐向阿马利娅·叶夫根尼耶夫娜[89]道了歉,替自己也替向她求情的仆人菲利普,向父亲也道了歉。
在这样的时刻,玛丽亚公爵小姐内心充满一种因牺牲而骄傲的感情。忽然间,在这样的时刻,她亲眼看见她所谴责的父亲不是在找眼镜,在眼镜旁边摸索,可就是看不见,就是对刚发生的事情转眼就忘,再不然就是举起他那无力的腿不稳地迈了一步,回头看看有没有人看见他的衰弱,再不然,那就更糟了,在饭桌上,在没有客人激发他的时候,他忽然打起盹来,餐巾掉下来,颤颤巍巍的脑袋垂到盘子上。“他老了,不中用了,而我却胆敢说他的闲话!”在这样的时刻,她常常带着憎恶自己的心情想。

一八一一年,在莫斯科住着一位很快就红极一时的法国医生,他身材高大,仪容俊美,像法国人那样和蔼可亲,莫斯科人人都说他是一个医术超群的大夫——此人姓梅蒂维埃。他在上流社会家庭中走动,人们都不把他当作医生,而当作平等身份的人接待。
一向嘲笑医学的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近来接受布里安小姐的劝告,请这位大夫到家里来,并且和他熟惯起来。梅蒂维埃每星期到公爵那儿去一两次。
公爵的命名日——圣尼古拉节,全莫斯科都来向他致敬,但是他吩咐不接待任何人,只请少数几个人吃饭,他把这几个人的名单交给玛丽亚公爵小姐。
一早就来祝贺的梅蒂维埃,认为当医生的理应不守纪律,他这样对玛丽亚公爵小姐说,于是就去见公爵。可是命名日那天早晨,老公爵心情极坏。整个早晨他在家中走来走去,找每个人的碴儿,装作不懂得别人对他说的话,别人也不懂得他的话。玛丽亚公爵小姐深知每当他忧心忡忡、念念有词地唠叨,最后总要爆发一场狂怒,整个早晨,她就像在一支扳开枪机的实弹枪前面,等待那不可避免的射击。在医生没来之前,早晨平安地过去了。玛丽亚公爵小姐把医生让进去之后,就拿一本书坐在客厅门旁,以便听得见书房里发生的事情。
先是听见梅蒂维埃的声音,然后是父亲的声音,然后是两个声音一齐说,门忽然敞开了,门口出现了惊慌失措的梅蒂维埃俊美的身影和他那垂到额前的黑发,接着出现公爵的身影,他头戴睡帽,身穿睡衣,气得脸变了形,两眼的瞳人向下垂。
“你不懂?”公爵喊道,“我懂!法国间谍!波拿巴的奴才,奸细,滚出我的家门——滚,我说!”他砰地一声把门关上。
梅蒂维埃耸了耸肩膀,走到布里安小姐面前,她是闻声从邻室跑来的。
“公爵身体不大好——胆囊病,脑充血。不要慌,明天我再来。”梅蒂维埃说,他把指头放到嘴唇上,匆匆地走了。
只听门里传出穿拖鞋的脚步声和叫骂声:“奸细,叛徒,到处是叛徒!在我的家里连一分钟的安宁都没有!”
梅蒂维埃走后,老公爵把女儿叫来,于是他那满腔怒火一古脑向她身上发泄。他说她不该把一个奸细放进来。他不是已经吩咐过,叫她开一张单子,不在名单上的人不要放进来吗?为什么放这个坏蛋进来!她是祸首。他说,和她相处,他得不到片刻的安宁,不能安安静静地死去。
“哎呀,我的天啊,必须分开,必须分开,您要明白这个,您要明白!我现在再也不能忍受了。”他说着,走出屋去。然后,他好像怕她不善于自我安慰,又转回来,极力装作心平气和的样子,补充说:“您不要以为我对您说这话是在气头上,不,我很平静,我考虑好了;一定要这么办,——分开,您给自己找个地方吧!……”但是他按捺不住,带着只有有所爱才有的愤恨,看来连他自己也很痛苦,晃着拳头对她喊道:
“好歹有哪个傻瓜把她娶走就好了!”他砰地一声关上门,把布里安小姐叫了去,书房里就安静下来了。
下午两点钟,选定的六位客人来赴宴了。这六位是:赫赫有名的拉斯托普钦伯爵、洛普欣公爵和他的侄子、公爵的老战友恰特罗夫将军,还有属于年轻一代的皮埃尔和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都在客厅里等候他。
前几天来莫斯科度假的鲍里斯,很想谒见尼古拉·博尔孔斯基公爵,他那么善于博得公爵的欢心,使得公爵为他打破了在家里不接待单身青年的常规。
公爵家并不是所谓“上流社会”,然而这个在莫斯科默默无闻的小圈子,受到它的接待却是莫大的荣幸。关于这一点,鲍里斯在上星期才懂得,当时总司令当着他的面请拉斯托普钦在圣尼古拉节去用午餐,拉斯托普钦说他不能去:
“每到这一天我都要到老古董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那儿表示敬意。”
“噢,对了,对了,”总司令回答说,“他还好吗?……”
这一小群人饭前聚在摆设着旧家具的老式的高大客厅里,好像法庭在开庄严的会议。大家都默不作声,即使谈话,也把声音放得很低。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出来了,他严肃而沉默。玛丽亚公爵小姐比平时更显得文静而胆怯。客人们勉强敷衍她一下,因为看见她对他们的谈话毫无兴趣。只有拉斯托普钦伯爵一个人为使谈话不致中断,他时而谈最近本城的新闻,时而谈政界的新闻。
洛普欣和老将军偶尔参加一下谈话。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像一名听取汇报的首席法官似的倾听着,仅仅偶尔无言地或者只言片语地表明,他对向他汇报的事情知道了。谈话的腔调一听便知谁也不赞成政界的现状。人们讲的那些事件,显然是证明情况越演越糟;但是,不管是谈论还是评论某件事,只要矛头刚一触及皇帝陛下,谈话的人就住了口,或者被别人岔开,这一点倒是很明显的。
吃饭的时候,谈话涉及最近的政治新闻:关于拿破仑侵占奥尔登堡大公的领土以及俄国递交欧洲各国的反对拿破仑的照会。
“波拿巴对待欧洲就像海盗对待已经掳到手的船一样,”拉斯托普钦伯爵说,重复他已经说过几遍的话,“各国君主的长期忍耐,也许是晕头转向,简直令人惊奇。现在轮到教皇了,波拿巴毫无顾忌地企图推翻天主教的首脑,可是大家都一声不出!只有我们皇上对侵占奥尔登堡大公的领土提出抗议。然而连这……”拉斯托普钦伯爵停住不说了,觉得他已经到了不能继续指摘的边缘了。
“有人提议用别的领地来换奥尔登堡公国,”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说,“他们这样把大公们搬来搬去,就像我把农奴从童山搬到博古恰罗沃和梁赞的庄园那样。”
“奥尔登堡大公以坚强的毅力和镇静忍受他的不幸。”鲍里斯说,他毕恭毕敬地参加了谈话。他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从彼得堡来这里的路上荣幸地谒见过大公。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看了看这个年轻人,好像要对他讲点什么,但改变了主意,认为他太年轻了,不该对他说他所要说的话。
“我读过我国对奥尔登堡事件的抗议,那个照会文辞之坏令人吃惊。”拉斯托普钦伯爵说,他那随随便便的腔调表示他对这个问题十分熟悉。
皮埃尔脸上露出天真的惊奇,向拉斯托普钦看了看,他不明白为什么文辞不好就使他不安。
“伯爵,如果照会的内容是有力的,文辞的好坏有什么关系?”他说。
“凭咱们拥有五十万大军,要想有好的文体应当是容易的。”拉斯托普钦伯爵说。皮埃尔这才明白拉斯托普钦伯爵为什么对照会的措辞感到不安。
“看来耍笔杆子的比比皆是,”老公爵说,“彼得堡人人都在写,不仅写照会,而且写法律。我的安德留沙就在那儿为俄国写了成卷的法律条文。如今人人都在写!”他不自然地笑起来。
谈话停顿了片刻;老将军咳嗽几声引人注意他。
“诸位有没有听说前不久彼得堡检阅的事?新任的法国公使太不像话!”
“怎么?对了,我听到一些;他当着陛下说了不得体的话。”
“皇上请他注意看看掷弹兵师和分列式,”将军继续说,“那个公使似乎毫不注意,而且竟然说,在我们法国没有人注意这类小事。皇上一言不发。据说,下次检阅的时候,皇上根本不理睬他。”
大家都不出声了:对这件与皇帝陛下有关的事情上,是不能擅自妄言的。
“狂妄!”公爵说,“你们知道梅蒂维埃吧?今天我把他从我这里赶了出去。他到这儿来,竟然让他进来见我,尽管我吩咐过不让任何人进来。”公爵愤愤地看了女儿一眼,说。他于是讲起他和这个法国医生的全部谈话经过,以及为什么他坚信梅蒂维埃是一名奸细的原因。虽然理由很不充分,也不明确,可是没有人反驳他。
在热菜之后,斟上了香槟酒。客人们从位子上站起来向老公爵祝寿。玛丽亚公爵小姐也走到他面前。
他看了看她,眼神冰冷而且愤怒,他把刚刮过的皱巴巴的腮帮子向她伸过去。他脸上全部的表情对她说,早晨谈的话他并没忘,他的决定依然有效,只不过因为有客人在场,他现在不好对她说罢了。
当大家到客厅里喝咖啡的时候,老年人坐在一起。
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更活跃了,他对目前的战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只要我们向日耳曼人仍然寻求联盟,干预欧洲的事务(蒂尔西特和约[90]已经把我们牵连到欧洲的事务里了),那么,我们同波拿巴的战争就会是不幸的。我们既不应为奥地利也不应为反对奥地利而打仗。我们整个政策应当放在东方,至于对付波拿巴,只要陈兵边界,实行强硬的政策,使他永远不敢像一八○七年那样跨过俄国边界,也就够了。
“公爵,我们怎么好跟法国人打仗啊!”拉斯托普钦伯爵说,“难道我们能讨伐我们的老师和神灵吗?看看我们的青年,看看我们的太太小姐吧。我们的神灵是法国人,我们的天堂是巴黎。”
他把嗓门提高些,好让大家都能听见他说话。
“服装是法国的,思想是法国的,感情是法国的!您掐着梅蒂维埃的脖子把他赶出去,因为他是法国人,是坏蛋,可是我们的太太小姐却匍伏在他的脚下在他后面爬行。昨天我参加一个晚会,那里五个女人中就有三个天主教徒,按照教皇的许可,礼拜天应当绣免罪符。可是她们几乎是赤身裸体地坐在那儿,好像澡堂的招牌似的,恕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咳,瞧瞧咱们的青年吧,公爵,真想把彼得大帝的手杖从博物馆里取出来,按照俄国方式痛打一顿,把他们那股子蠢劲打掉!”
大家都不出声了。老公爵满脸笑容,他望着拉斯托普钦赞许地晃了晃脑袋。
“喂,再见,阁下,多多保重。”拉斯托普钦说,他以他特有的敏捷站了起来,把手伸给公爵。
“再见,亲爱的,您的话像古筝,永远听不厌!”老公爵握着他的手,把腮帮子伸给他吻。其他人也跟着拉斯托普钦站起来。

玛丽亚公爵小姐坐在客厅里听老人们闲谈和评论,她完全不理解她所听到的;她老在想,客人们是否看出了她父亲对她敌视的态度。她甚至没注意那个曾经三次来访的德鲁别茨科伊在整个吃饭时间对她的关注和殷勤。
玛丽亚公爵小姐带着漫不经心和疑问的目光望着皮埃尔,他是最后走的一位客人,在老公爵出去以后,客厅里只剩下他们俩的时候,他拿着帽子,面带笑容,走到她跟前。
“可以再坐一会吗?”他一边说,一边把他那胖大的躯体投进玛丽亚公爵小姐旁边的靠背椅里。
“可以,可以。”她说。她的眼神仿佛在说:“您什么也没看出吗?”
皮埃尔饭后的心情是畅快的,他眼睛望着前面,默默地微笑着。
“公爵小姐,您早就认识这个年轻人吗?”他说。
“哪个年轻人?”
“德鲁别茨科伊。”
“不,不久……”
“怎么样,您喜欢他吗?”
“是啊,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您为什么问我这个?”
玛丽亚公爵小姐说,心里继续思索早晨和父亲的谈话。
“因为我观察过:年轻人通常老请假来莫斯科,其目的就是来找有钱的未婚妻。”
“您对这观察过吗?”玛丽亚公爵小姐说。
“是的,”皮埃尔微笑着继续说,“这个年轻人现在奉行的宗旨是,哪儿有有钱的待嫁姑娘,他就到哪儿去。我对他可看透了。他现在拿不定主意进攻谁:进攻您还是进攻朱莉·卡拉金娜小姐。他对她可注意呢。”
“他常到他们那儿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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