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校对)第5部分在线阅读

“这是一回事。良知，就是我们自身具有的、与生俱来的种种科学。”
福来主教倾听着，有点惊讶，对他来说，这种语言十分新颖。
国民公会议员继续说：
“至于路易十六，我表示过反对。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利杀人；但是我感到自己有责任消灭罪恶。我投票赞成暴君的末日来临。就是说，对妇女而言是卖淫的结束，对人而言是奴役的结束，对孩子而言是黑夜的结束。我投票赞成共和国，赞成的是这个。我投票赞成博爱、和睦、黎明！我协助偏见和错误的消除。错误和偏见的湮没产生了光明。我们这些人，我们使旧世界崩溃，而旧世界是贫困的污泥罐，翻倒在人类身上，变成了一只取乐罐。”
“混杂的快乐，”主教说。
“您也可以说快乐被搅乱了，而今日，在一八一四年这倒霉的复旧之后，快乐消失了。唉，我承认，大革命没有完成；我们事实上拆毁了旧制度，我们没有完全在头脑中消灭它。消灭流弊，这还不够；必须改变风俗。磨坊不存在了，但风还没有停止吹拂。”
“你们推翻了它。推翻可能有用；但我不相信的是，这推翻被愤怒弄得复杂化了。”
“正义要愤怒，主教先生，而且正义的愤怒是一个进步的因素。没有关系，无论如何，法国大革命是基督降临以来，人类跨出的最有力的一步。不是完美无缺，是的；但十分崇高。它解放出一切社会的未知数。它使人的精神缓和下来；它使人平静、缓解、开明；它使文明浪潮席卷大地。它是好的。法国大革命，这是人类的加冕礼。”
主教禁不住喃喃地说：
“是吗？九三年！”
国民公会议员在轮椅上坐直，庄重得近乎悲哀，他以一个垂死的人所能具有的力气，大声说道：
“啊！您说出来了！九三年！我正等着这个词。一千五百年来，形成了一片乌云。十五个世纪到了尽头，它爆裂开来。您控告的是雷霆的轰击。”
主教也许不会承认，他感觉到自己被击中了。然而他极力忍耐住。他回答：
“法官以正义的名义说话；教士以怜悯的名义说话，怜悯只是更高的正义而已。雷霆的轰击不应该落错地方。”
他定睛望着国民公会议员，又说：
“路易十七呢？”
国民公会议员伸出了手，抓住主教的臂膀说：
“路易十七！哦，您哭悼谁？哭悼那个无辜的孩子吗？那么，是的。我同您一起哭悼。是哭悼王子吗？我要思索一下。对我来说，卡尔图什[38]的兄弟，那个无辜的孩子，吊死在格雷夫广场的绞架下，只因为他是卡尔图什的弟弟。他不是也同路易十五的孙子一样痛苦吗？路易十五的孙子这个无辜的孩子，关在神庙塔里受折磨，只因为他是路易十五的孙子。”
“先生，”主教说，“我不喜欢将这两个名字凑在一起。”
“卡尔图什？路易十五？您指的是哪一个？”
缄默了一会儿。主教几乎后悔来拜访，他朦胧地和奇异地感到动摇了。
国民公会议员继续说：
“啊！教士先生，您不喜欢事实的严酷。基督呢，他却喜欢。他拿起一根节鞭，洁净圣殿。他那充满闪电的鞭子道出严酷的真理。当他大声说：Sinite
parvulos[39]时，他不区分孩子。让巴拉巴的太子接近希律[40]的太子，他并不感到为难。先生，天真无辜至高无上，根本不需要成为殿下。不管是身披破衣烂衫，还是百合花图案[41]的王袍加身，它都同样庄严。”
“不错，”主教低声说。
“我坚持己见，”国民公会议员G继续说，“您对我提起路易十七。我们来协调一下。我们哭悼所有无辜的人，所有殉难的人，所有的孩子，所有下层的人和上层的人吗？我同意。但我对您说过必须上溯到比九三年更远，我们应为路易十七之前的人流眼泪。我同您一起哭悼历代国王的孩子，只要您同我一起哭悼人民的孩子。”
“我哭悼所有的人，”主教说。
“竟然一样对待！”G嚷着说，“如果天平应该倾斜，那就应该倾斜到人民一边。人民痛苦的时间更长。”
又沉默了一会儿。是国民公会议员打破沉默。他撑着手肘抬起身，在拇指和弯曲的食指之间捏住一点面颊，如同审讯时法官下意识的动作。他以垂危时仍充满毅力的目光质问着主教。这几乎是爆发出来的：
“是的，先生，人民早就受苦受难了。再说，咦，还不止这些呢，您是来向我提出问题，谈起路易十七吗？我呢，我不认识您。自从我来到此地，一个人生活在四壁之内，足不出户，不见任何人，只有这个孩子帮助我。您的名字确实模模糊糊传到我这里，应该说，口碑不错；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什么；机灵的人有的是办法，使正直的平民百姓受骗上当。对了，我没有听到您的马车的滚动声，您大概让马车停在那边大路岔口的矮林后面。我说，我不认识您。您刚才告诉我，您是主教，但是这丝毫不能让我稍微了解一点您的道德观。总之，我向您重复一个问题。您是什么人？您是一个主教，就是说一个教堂的王爷，像您这样的人，穿绣金线的华服，有徽号，享受年金和丰厚的教士俸禄——迪涅教区有一万五千法郎的固定工资，一万法郎的额外收入，总共二万五千法郎——有厨子厨娘，有仆役，饭菜丰盛，星期五吃黑水鸡，走路趾高气扬，仆人前后簇拥，坐着赴盛会的轿式马车，住着广厦大宅，以耶稣的名义坐着华丽马车奔驰，而耶稣是赤脚走路的！您是一个高级教士；年金、豪宅、车马、仆役、口福，声色犬马包揽无余，您像别人一样享有，您像别人一样享受，这很好，但这并没有夸大其辞或者说得不够；这还不能使我搞清您固有的和基本的价值，您到这儿来也许是想使我明智些。我在跟谁说话呢？您是什么人？”
主教耷拉着头回答：“Vermis
sum.”[42]
“一条坐华丽马车的蚯蚓！”国民公会议员咕哝着说。
这回轮到国民公会议员傲然于色，而主教低眉颔首。
主教蔼然可亲地说：
“先生，是的。但请给我解释一下，我停在树丛后不远处的华丽马车，我在星期五吃的丰盛饭菜和黑水鸡，我的二万五千法郎年金，我的豪宅和仆役，凭什么能证明怜悯不是一种品德，宽容不是一种责任，九三年不是残酷无情的呢？”
国民公会议员用手掠一下额头，仿佛要赶走一片乌云。
“在回答您之前，”他说，“我请您原谅我。我刚才犯了个错误，先生。您在我家里，您是我的客人。我对您本应彬彬有礼。您在探讨我的思想，我理应只限于批驳您的议论。您的富有和享受使我在批驳您时拥有优势，不过，还是不使用才有品位。我答应您不再利用。”
“谢谢您，”主教说。
G接着说：
“言归正传，回到您刚才要我作出的解释上吧。我们说到哪儿？您对我说什么来着？说是九三年残酷无情？”
“是的，残酷无情，”主教说。“您对马拉向断头台拍手作何感想？”
“您对博须埃[43]唱感恩赞美诗，赞赏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作何感想？”
回答很生硬，不过是以钢锥的锐利刺去，一语中的。主教哆嗦起来；他想不出任何反驳的话，但是他对提及博须埃的方式感到恼怒。出色的头脑自有它们的偶像，对别人不尊重逻辑，有时会隐约地感到被伤害。
国民公会议员开始气喘吁吁；这是临终前的哮喘，与最后的喘气混在一起，打断了他的声音；然而，他的眼睛里还保持心灵的异常明晰。
他继续说：
“我们再拉杂说几句，我乐意这样。大革命总体而言是对人道的巨大肯定；此外，唉！九三年却遭人非议。您感到它残酷无情，但是，整个君主制呢，先生？卡里埃[44]是一个强盗；可是，您对蒙特勒维尔何以名之？福吉埃-坦维尔[45]是一个乞丐；而您对拉姆瓦尼荣-巴维尔有什么看法？马亚尔[46]是可怕的，但请问索克斯-塔瓦纳[47]呢？杜歇纳神父是凶狠的，然而，您能给勒泰利埃神父什么形容词呢？砍头魔茹尔当[48]是个魔鬼，但不及德·卢伏瓦侯爵[49]先生。先生，先生，我为玛丽-安托瓦内特[50]大公夫人和王后抱冤叫屈；可是我也为那个可怜的胡格诺[51]女人抱冤叫屈，一六八五年，在路易大帝治下，先生，她正在奶孩子，被捆绑在一根柱子上，直到腰部赤裸着，孩子放在一边；她的乳房充满了乳汁，心里充满了不安；婴儿饥肠辘辘，脸色苍白，望着这乳房，奄奄一息，哭喊着；刽子手对那个做母亲和喂孩子的女人说：‘发誓弃绝原来的宗教信仰吧！’让她在孩子的死和良知的死之间作出选择。用惩罚坦塔罗斯[52]的酷刑来对付一位母亲，您对此有什么可说的呢？先生，好好记住这个，法国大革命有它的理由。它的愤怒将得到未来的宽恕。它的结果，就是更美好的世界。从它最可怕的砍头中，诞生出对人类的爱抚。长话短说。我打住了，我打的好牌太多了。况且，我要死了。”
然后，国民公会议员不再看主教，用这几句平静的话结束他的想法：
“是的，进步的过激就叫做革命。每当过激结束，人们就会承认这一点：人类受到了粗暴对待，但是它前进了。”
国民公会议员没有觉察到，他刚刚接二连三地将主教心中的一切自卫手段席卷而去。不过还剩下一种，这是福来主教最高的抗拒策略，由此产生一句话；这句话几乎全部再现开场的激烈言辞：
“进步应该信仰天主。善不能有卑劣的仆从。无神论者是人类的坏引导者。”
年迈的人民代表没有回答。他颤抖了一下。他望着天空，一滴眼泪慢慢地产生在这注视中。当眼泪盈眶时，便沿着刷白的面颊淌下来，他低声地自言自语，几乎在咕哝着，目光消失在天宇深处：
“噢，你呀！噢，理想！惟有你存在！”
主教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震动。
沉默了一会儿以后，老人朝天空抬起一只手指，说道：
“无限存在着。它在那里。如果无限不属于我，我就是它的边界；它就将不是无限；换句话说，它不再存在。然而，它确实存在。因此，它有一个自我，这个无限的自我，就是天主。”
垂危者高声说出最后几个字，并带着心醉神迷的颤抖，宛若他看到了某个人。他说话时，眼睛闭拢了。他已经精疲力竭。显然，刚才，他在一分钟里生活了他剩下的几小时。他刚说的话使他接近了死亡。临终的一刻来到了。
主教明白这一点，时不我待，他正是作为教士前来的；他从极度的冷漠，逐渐过渡到极度的激动；他望着这双闭拢的眼睛，拿起那只皱巴巴的冰凉老朽的手，俯向那个垂死的人：
“这一刻属于天主。难道您没有感到，我们徒劳地相会值得遗憾吗？”
国民公会议员重新张开眼睛。一种带有阴郁的严肃神态刻印在他的脸上。
“主教先生，”他说，那种慢吞吞也许是来自心灵的高尚，而不是来自体衰力弱，“我一生在思考、研究和观察中度过。当我的国家召唤我，要我参与国家事务时，我已经六十岁。我服从了。存在腐败，我同腐败作斗争；存在暴政，我摧毁了暴政；存在权利和原则，我宣布出来，加以确认。国土遭到入侵，我保卫了它；法国受到威胁，我挺身而出。我并不富有；我是穷人。我曾是国家的首脑之一，国库的地窖里摆满了钱币，以致不得不用支柱撑住墙壁，因为墙壁在金币和银币的重压下有裂开的危险。我在枯树街吃饭，每份二十二苏。我援助受压迫者，我减轻受苦者的痛苦。我撕碎祭坛的桌布，确有其事；但这是为了包扎祖国的伤口。我始终支持人类迈向光明，我有时也冷酷无情，抗拒进步。有时我保护过自己的敌人，像你们这些人一样。在佛兰德尔的彼特根，墨洛温王朝[53]的诸王在那里建造了夏宫，那里有一座城市派修道院，就是博利厄的圣克莱尔修道院，是我在一七九三年救出来的。我尽力履行我的责任，做我能做的好事。因此我受到驱逐、追捕、通缉、迫害、抹黑、嘲讽、喝倒彩、诅咒、放逐。多少年以来，我满头白发，心想，许多人自以为对我有权蔑视，对无知的可怜的人群，我是一副罪人的面孔，我不憎恨任何人，我接受仇恨造成的孤独。如今我八十六岁了，即将死去。您这次来对我有什么要求？”
“给您祝福，”主教说。
他跪了下来。
当主教抬起头来时，国民公会议员的脸变得很庄严。他刚刚咽了气。
主教回到家里，沉浸在无以名之的思索里。他整夜在祈祷。第二天，有几个好奇的人想向他打听国民公会议员G的情况；他仅仅指指天空。从这时开始，他对小人物和受苦的人越加恫瘝在抱。
但凡有人提到这个“老混蛋G”，都使他陷入奇异的思考中。谁也不能说，那个人的精灵在他的思想前掠过，那个伟大的良知在他的良知上的反映，在他接近完美境界时没有什么作用。
这次“田园拜访”，对地方上的小宗派自然是唧唧喳喳议论的机会：
“这样一个垂死的人的枕边，就是一个主教的位置吗？显然，是等不到改宗的。所有这些革命者都是归附异端的人。那么，为什么要去呢？他到那里看什么呢？因此，魔鬼带走灵魂大概是很有趣的。”
一天，有个又无耻又多变的富孀，却自以为机智，她对主教说出这句俏皮话：“主教大人，有人问，大人什么时候戴红帽[54]。”“噢！噢！这是一种重要的颜色，”主教回答，“幸亏蔑视这种帽子颜色的人，却尊敬主教帽的红颜色。”
十一、保留
倘若由此得出，福来大人是“一个讲哲学的主教”或者是“一个爱国的本堂神父”，那就很可能大错特错。这次相会，几乎可以称之为与国民公会议员的会合，给他留下的是惊诧莫名，使他变得更加和蔼。如此而已。
尽管福来大人根本不是一个政治家，也许在此有必要十分简略地指出，他对当时的事件是什么态度，假设福来大人曾想过要有一种态度的话。
因此，让我们上溯若干年。
米里埃尔先生提升为主教后过了几年，与其他几位主教一起，皇帝册封他为帝国的男爵。众所周知，软禁教皇发生在一八〇九年七月五日至六日夜里；当时，米里埃尔先生被拿破仑召去参加在巴黎召开的法国和意大利主教联席会议。这次主教会议在圣母院召开，第一次会议是在一八一一年六月十五日举行，由费什红衣主教主持。米里埃尔先生属于赴会的九十五位主教之列。但他只参加了一次大会和三四次特别会议。作为一个山地教区的主教，生活在大自然之中，过的是乡村的贫困生活，看来，他给这些显要人物带来一些思想，改变了会议的气氛。他很快回到迪涅。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快返回，他回答：
“我令他们不舒服。外界的空气由我带给了他们。我给他们造成打开了一扇门的印象。”
另有一次，他说：
“我有什么办法呢？那些先生是王亲国戚。我呢，我只是一个可怜的农民主教。”
事实是，他令人不快。怪事不少，有一件事他不由自主说了出来，一天晚上，他呆在一个地位煊赫的同事家里：
“漂亮的挂钟！漂亮的地毯！漂亮的仆役服装！这真是很令人讨厌！噢！我可不愿意所有这些浮华的东西，在我耳边不停地叫唤：有人饿了！有人冷了！有穷人！有穷人！”
顺便说说，憎恨奢华不会是明智的。这种憎恨会带来憎恨艺术。然而，在教会人士家里，在摆排场和宗教仪式之外，奢华是个错误。看来这不像显露真正仁慈的习俗。一个肥胖的教士是违背常理的。教士应当呆在穷人身边。可是，是否能不停地，日日夜夜地接触各种困苦，各种不幸，各种穷人，而自身却不沾一点这种神圣的贫困，就像劳动能不沾一点灰尘呢？能设想一个人呆在炭火边，却不感到热吗？能设想一个工人在一只大火炉旁干活，却没有一根头发被烧掉，一根手指被熏黑，没有一滴汗，脸上也没有一点灰吗？教士，尤其是主教身上，仁慈的首要证明，就是贫穷。
这无疑正是迪涅的主教的所思所想。
再说，也许不应该认为，他在某些敏感的问题上，有着我们所说的“本世纪的思想”。他很少参与当时的神学争论，对教会和国家达成和解的问题保持沉默；不过，要是对他逼得紧，看来不如把他看作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而不是拥护法国教会自主的人。由于我们是在描绘一幅肖像，不想隐瞒什么，我们不得不补充说，他对日落西山的拿破仑态度冷淡。从一八一三年起，他参加或者欢呼一切敌意的示威。在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路过时，他拒绝去看皇帝。在百日期间，他在自己的教区拒绝吩咐为皇帝作公开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