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校对)第25部分在线阅读

勒勃夫见到勒让德尔就哞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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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佩恩，一个宽厚的美国人；阿纳夏西·克路茨，德国男爵，百万富翁，无神论者，属于埃贝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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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老实；廉正的勒巴，是杜普莱的朋友；罗威尔，一个罕见的人，由于为艺术而艺术存在之广泛超乎人们的想象，他就为凶恶而凶恶；夏力叶，他希望大家用“您”称呼贵族；塔利安，一个多愁善感而又残暴的人，为了爱情的缘故而发动了热月九日事变；康巴塞莱斯，检察官，后来成了王公；卡利耶，诉讼代理人，后来成了残暴如虎的人；拉普朗士，有一天曾大声疾呼要求“给警报炮以优先权”；图里奥，他主张用口头表决的方式选举革命法庭的陪审员；布尔东·德·卢瓦兹，他曾要求与尚朋决斗，检举过佩恩，但被埃贝尔检举；法约，他建议派一支放火的军队去旺代；塔沃，4月13日几乎充当了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的调停人；维尼埃，要求吉伦特派的头儿们和山岳派的头儿们都作为普通士兵去服兵役；洛拜勒，待在马央斯足不出户；布波特，在攻克索米尔的战斗中，他所骑的马被打死；甘贝托，指挥瑟堡的海岸部队；雅庞维利耶，指挥拉罗舍勒的海岸部队；洛卡庞蒂埃，指挥康卡尔舰队；罗贝若，后来在拉斯塔特陷入埋伏；马恩的普里厄，在兵营里总佩戴着他从前的骑兵队长肩章；洛瓦索·德·拉萨特，他一句话激得圣-阿芝营的营长塞朗决心战死疆场；还有洛韦松，摩尔，贝尔纳·德·圣特，夏尔·里夏尔，李基尼奥等，而这批人的首领，是一个米拉波式的人物，名叫丹东。
屹立于这两个阵营之外，而且使这两个阵营都对之敬畏的人物，就是罗伯斯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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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蜷伏着恐怖和恐惧；恐怖可能是高贵的，而恐惧是卑贱的。在激情、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狂热的下面，是灰不溜丢、吵吵嚷嚷、默默无闻的一群。大会的底层称为平原派。那里集中了一切动摇不定、怀疑犹豫、畏缩迟缓、窥测风向的人，他们之中每个人都对别人存有害怕之心。山岳派是一批精英，吉伦特派也是一批精英，只有平原派是普通群众。谢耶斯就是平原派的一个缩影。
谢耶斯由一个思想深刻的人变成了一个思想空虚的人。他到了第三等级就止步了，未能一直上升到人民。某些人天生就是要半途止步的。谢耶斯叫罗伯斯庇尔老虎，而罗伯斯庇尔叫他鼹鼠。这个形而上学者没能变得明哲，却变得谨慎小心了。他是革命的趋附者，而不是革命的公仆。他扛上铁铲，与老百姓一块去校场干活儿，和亚历山大·德·波哈奈拉同一辆车。他劝人要卖力气，而他自己从来不把力气耗尽。他对吉伦特派说：“架起你们这一派的大炮吧。”有些思想家同时是斗士，例如孔多塞与韦尼奥，德穆兰与丹东；有些思想家想的是如何处事做人，这些思想家与谢耶斯志同道合。
出酒率最高的酿酒槽里也有酒糟。平原派的下面有沼泽派。那是一潭可怕的死水，而透过它看到的是利己主义。在那里哆哆嗦嗦，默默无言地等待的，全是一些胆小如鼠之辈。真是可怜至极。忍受着全部屈辱，却无半点羞耻之感。怒火全憋在心里，反抗的愿望隐藏在奴颜婢膝之下。他们厚颜无耻地怕得要死，毫不在乎地表现出怯懦。他们更喜欢吉伦特派，却总是拥护山岳派。结局如何取决于他们：他们总是倒向胜利的一边。他们把路易十六出卖给韦尼奥，又把韦尼奥出卖给丹东，然后把丹东出卖给罗伯斯庇尔，最后把罗伯斯庇尔出卖给塔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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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活着的时候他们肆意攻击他，马拉死了之后他们却把他奉若神明。他们拥护一切，直到有一天突然打倒一切。凡是看到摇摇欲坠的东西，他们就本能地坚决把它推倒。他们一贯为地位牢固的势力效劳，在他们眼里，动摇不定就是叛卖他们。他们人数众多，他们有力量，他们代表恐怖，他们有着卑鄙小人的胆量。
由此发生了5月31日、芽月十一日和热月九日的悲剧；这些悲剧都是由伟人开头而由小人收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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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充满热情的人之中，也混杂了充满幻想的人。这里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乌托邦：好斗型的赞同断头台的存在，宽容型的主张废除死刑；在王座那边是恶鬼，在人民这边是天使。有好斗的头脑，也有孕育的头脑。前者满脑子装着战争，后者满脑子装着和平。卡诺一个人的头脑产生了十四个军；另一个头脑，让德布里的头脑则考虑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民主联邦。在这些疯狂激烈的雄辩当中，在这些怒吼咆哮的声音当中，有着意味深长的沉默。拉卡纳尔就经常不说话，而在考虑公共国民教育的问题；朗特纳也沉默不语，他在考虑创办初级小学；勒韦利埃-雷波也默不作声，他在幻想把哲学提高到宗教那种威严的地位。其他一些人关心的是更小而又更实际的具体问题。纪东-莫伏研究改善医院的卫生条件；麦尔研究废除实际存在的奴役制度；让-彭-圣安德烈考虑废除民事监禁和人身拘留；罗姆在研究夏普的建议；杜博埃在考虑对档案进行整理；柯朗-费斯蒂考虑创办解剖学会和自然博物馆；纪若马研究内河航运和兴建埃斯科河水坝的问题。艺术自有其狂热爱好者，甚至偏爱狂者。1月21日，正当国王的头在革命广场落地之时，瓦兹省议员贝扎尔却赶到圣拉扎尔街，去看在一个顶楼找到的鲁本斯的一幅画。艺术家、演说家、预言家、丹东一类的巨人、克路茨一类的天真汉、斗士、哲学家、所有人都奔向同一个目标，奔向进步。没有什么能打乱他们前进的步伐。国民公会的伟大之处，就是在常人认为不可能的事物中，寻求有多少是可以变为现实的。在它的一个极端，罗伯斯庇尔眼睛盯着法律；在它的另一个极端，孔多塞眼睛盯住职责。
孔多塞是一个勤于思考、头脑清晰的人；罗伯斯庇尔是一个坚决行动的人。而在解决旧社会最后危机的时候，坚决行动有时就意味着彻底消灭。凡是革命，都分上下两个斜坡，在这两个斜坡上，层次分明地呈现出不同的季节，从冰天雪地的严冬到鲜花盛开的暖春。两个斜坡的每一个地段，都产生出适合其气候的人，从爱在阳光下生活的人，到爱在电火雷鸣中生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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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提醒别人注意左边走廊的那个角落。罗伯斯庇尔曾在那个角落里对克拉维埃的朋友加拉悄声说过这样一句可怕的话：“克拉维埃呼吸哪个地方的空气，就在哪个地方搞阴谋。”同样在那个适于密谈和低声发牢骚的角落里，法布·德格朗丁曾与罗姆吵嘴，指责他把暑月改成热月，弄得他的历法面目全非。人们也提醒别人注意拥挤地坐着上加龙省七位议员的那个角落。那七位议员最先被叫到对路易十六的判决表态，他们一个接一个回答——马耶：“死刑。”德尔马：“死刑。”普洛让：“死刑。”加莱斯：“死刑。”艾拉：“死刑。”于连：“死刑。”德萨比：“死刑。”这里充满整个历史的永恒的反响。自从人类有了司法，这反响就使法庭的墙壁震响着坟墓的回声。有人指着那攒动的人头，正是那些人在吵吵嚷嚷地进行着悲剧性的表决。巴加内尔说：“处死。一个国王不处死留着干什么！”米罗说：“今天如果没有死刑，就应该发明死刑。”年迈的拉弗龙·杜·特鲁耶说：“赶快处死！”古此约喊道：“立刻送上断头台，慢了只能加重死罪！”谢耶斯只说了两个阴森森的字：“死刑。”图里奥反对布佐提出的让人民去判决的建议：“什么！要通过基层议会！这样，全国就会有四万四千个法庭。这个案子就遥遥无期啦，路易十六的头发白了脑袋还不会落地！”奥古斯丁-彭·罗伯斯庇尔紧接在他哥哥之后嚷道：“这种屠杀人民宽恕暴君的人道，我不明白。死刑！主张缓刑，就是让暴君而不是让人民来判决。”接替贝纳丹·德·圣彼埃尔的福斯杜瓦说：“我就怕看见人流血，不过一个国王的血不是人血。死刑！”让-彭-圣安德烈说：“暴君不死，人民就没有自由。”拉维孔特利说了这样一句格言：“暴君还有一口气，自由就会被窒息。死刑。”夏朵诺夫-朗东喊道：“处死最后一个路易！”纪亚丹表示希望“在坍塌的城门前处死他”。特利耶说：“咱们应该铸造一门大炮，口径与路易十六的头一样粗，去打敌人。”在主张宽容的人之中，让蒂说：“我主张监禁。制造一个查理一世，等于制造一个克伦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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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加说：“流放。我希望看到世界上头一个被迫干活谋生的国王。”阿尔布说：“驱逐出境。让这个活幽灵去各国的王位周围游荡。”臧家柯米说：“监禁。留个活加佩当作稻草人。”夏勇说：“让他活着。我不希望看到我们把一个人杀了，而让罗马把他奉为圣人。”当这些宣判从那些严厉的嘴里一句句吐出来，消散于历史之中的时候，在那些袒胸露肩、穿金戴银的妇女的旁听席上，有人手里拿着名单在统计票数，每听到一个人表态，就用别针在名单上扎个洞。
凡是发生悲剧的地方，就会有恐惧和怜悯。
提起处于统治地位的任何时期的国民公会，人们眼前就会重新浮现最末一个加佩受审判的情形。1月21日传奇性的事件，似乎与整个审判的行动搅在一起。这个令人生畏的议会里弥漫着厄运的气息，这气息吹向点燃了八百年的古老的君主专制火炬，将之吹灭了。对一位国王的审判，就是对历代国王的最终审判，它恰如对过去发动的一场庄严的讨伐的起点，随便去旁听国民公会的哪次会议，都会看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的影子投射在墙壁上；旁听者们相互传说克圣辞职不干了，罗兰也辞职不干了，德塞夫勒省议员杜夏泰尔病卧在床，奄奄一息，还叫人把他抬到会场，投票不杀国王，他的行为引得马拉哈哈大笑。这位议员如今早被历史遗忘了，当时谁都想看他一眼的，他经过三十七小时的会议，疲劳不堪，坐在席位上睡着了。轮到他投票时，传达员跑过去推醒他，他勉强睁开眼睛，说道：“死刑。”说罢又睡着了。
在国民公会判决路易十六死刑的时候，罗伯斯庇尔还可以活十八个月，丹东还可以活十五个月，韦尼奥可以活九个月，马拉可以活五个月又三个星期，勒倍勒蒂埃-圣法若还只能活一天。人的呼吸多么短暂而可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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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公会有一个向老百姓敞开的窗口，那就是公众旁听席；当窗口显得不够大的时候，它就干脆敞开了大门，这样市井小民就都可以拥进议会了。群众拥进议会，这可是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景象。通常，这种拥入是热情洋溢的。它使街头巷尾的老百姓与身居高位的议员们亲近起来。但是，这种洋溢的热情也是令人生畏的，因为正是这些老百姓，有一天在三小时之内就夺取了残老军人院的所有大炮和四万条枪。每时每刻都可能进来一批人打断会议的进行。他们是允许进入会议的代表、请愿者、来表示敬意的人或来献礼的人。圣安托万区的荣誉长矛，由几个妇女扛着进来了。一些英国人送来两万双鞋子给我们打赤脚的士兵穿。《箴言报》报道说：“奥比娘村本堂神父、德洛姆营营长阿尔努公民，到议会来要求上前线，并要求保留他的本堂神父的职位。”各区的代表，即衣衫褴褛的群众，用担架抬着餐盘、圣盘、圣餐杯、圣体显供台、成堆的金银和镀金银的器具，来献给祖国，而所要求的报偿，是允许他们在国民公会的前面跳卡马尼奥尔舞。谢纳尔、纳尔波和瓦利耶曾到这里来演唱，向山岳派表示敬意。勃朗区议会送来一尊勒倍勒蒂埃的半身雕像，一个女人在议长亲她时往议长头上戴了一顶红帽子；“迈耶区的女公民”向“立法者们”抛掷鲜花；“祖国的学生”由乐队领头来感谢国民公会“给本世纪带来了繁荣”；法兰西卫队区的妇女送来了玫瑰花；香榭丽舍区的妇女献了一顶橡叶冠；圣殿区的妇女跑到议会来宣誓“只与真正的共和党人结合”；莫里哀区奉献了一块富兰克林纪念章，议会决定把它挂在自由女神像的冠冕上；被称为共和国孩子们的育婴堂里的弃儿，穿着国民制服列队来到这里；九十二区的姑娘穿着洁白的连衣裙来到这里，第二天的《箴言报》报道：“议长从一位漂亮的姑娘天真无邪的手里接过一束鲜花。”发言的议员们常常向群众致敬，有时故意吹捧他们：“你们是正确的，你们是无可指责的，你们是崇高的。”民众有天真烂漫的一面，喜欢听这些甜言蜜语。有时，也有群众跑到议会来闹事，他们怒气冲冲地进来，出去时却变得心平气和了，恰如罗讷河流经莱芒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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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进去时一片混浊，流出来时澄澈碧绿。
有时气氛十分紧张，亨利奥就把火刑具搬到杜伊勒里宫的大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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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公会从革命中脱颖而出的同时，也创造着文明。它是一座熔炉，一座冶炼的熔炉。这座熔炉里虽然翻滚着恐怖，但也酝酿着进步。从那纷纭的阴影中，从那汹涌奔驰的云层中，射下万道光芒；这光芒犹如永恒的定律，闪耀在地平线上，闪耀在各国人民永远看得见的天上，分别代表着正义、宽容、仁慈、理性、真理、博爱。国民公会宣告这样一条伟大的公理：公民与公民之间的自由是相互制约的。这句短短的话概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全部准则。它宣布穷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宣布残疾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盲人和聋哑人应该受到国家监护，母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未婚的母亲应该得到安慰和扶助，儿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孤儿应该由国家收养，清白无辜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被宣判无罪的被告应该得到赔偿。它谴责贩卖黑奴，主张废除奴隶制度。它宣扬公民团结互助。它规定实行免费教育。它组织国民教育，在巴黎由师范学校、在省城由中心学校、在乡镇由初级小学负责实施。它创办音乐戏剧学院和博物馆。它颁布法律，统一法规，用十进制统一度量衡。它建立了法国的财政，用国家的信誉取代了君主专制下国家信用的长期破产。它使通讯有了电报，为老年人创办了享受救济的养老院，为病人建立了清洁的医院，为教育创办了综合科技学校，为科学创办了气象局，为人类智力创办了研究所。它是本国的，又是世界性的。国民公会颁布了一万一千二百一十条法律，其中三分之一涉及政治，三分之二涉及人。它宣布普遍的道德为社会的基础，普遍的良心为法律的基础。总之，奴役制被废除，博爱得到提倡，人道受到保护，人的良心得到矫正，劳动法变成了救助的权利而不再是沉重的负担，国家财富得到保障，儿童受到教育和扶助，文学和科学得到推广，一切高峰都点亮了灯塔，一切苦难都得到救助，一切原则都已阐明，凡此一切，国民公会在实现的时候，内部正经受着旺代蛇蝎般的发难，外部则顶住了各国君主狼虎般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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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个广阔的舞台。各种类型的角色，有人性的，没有人性的，还有超人的，纷纷登台表演。史诗般的对抗场面迭起。纪约丹避开大卫，巴兹尔大骂夏博，瓜德嘲笑圣茹斯特，韦尼奥蔑视丹东，鲁韦攻击罗伯斯庇尔，布佐揭露平等，尚朋痛斥帕什，人人憎恨马拉。那么多人的名字，无法一一列举！阿蒙维尔外号叫“红帽子”，因为他来开会时总戴一顶弗里吉亚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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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罗伯斯庇尔的朋友，却出于对平衡的兴趣，想在“处死路易十六之后，把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马修是仁慈的主教拉穆莱特的同僚，长相也与之极像，而这位主教却因为一个吻而名留后世；勒阿迪·杜·莫比昂谴责布列塔尼的教士们；巴莱尔属于多数派，是他主持了对路易十六的审判，他与帕梅拉的关系，就像鲁韦与罗督斯卡的关系一样；多努是奥拉托利会会员，他总是说：“咱们得抓紧时间。”还有杜布瓦-克朗塞，马拉经常咬着他的耳朵说悄悄话；还有夏朵诺夫、拉克洛和埃洛·德·塞谢尔，后者听到亨利奥喊：“炮手们各就各位！”就吓得直往后退；于连把山岳派比做温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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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蒙希望专门为妇女预备一个公众旁听席；拉洛瓦在戈贝尔主教到国民公会摘下主教冠，戴上红帽子时，代表会议向他表示敬意；勒孔特大声嚷道：“难道谁还俗就要向谁表示敬意吗？”布瓦西-当格拉向费罗的头颅敬过礼，这就在历史上留下了这样一个疑问：布瓦西-当格拉究竟是向头颅即被害者敬礼呢，还是向长矛即凶手敬礼？杜普拉兄弟俩，一个是山岳派，一个是吉伦特派，彼此相互憎恨，就像舍尼埃兄弟俩一样。
这些骇人听闻的话都是在这个讲台上讲的，有时连讲话者本人也没有觉察到，这些话的腔调竟像革命的预言，而由于这些讲话，客观事实似乎突然莫名其妙地变得不高兴和激动起来，仿佛它们误解了刚刚听到的那些话；所发生的事情似乎对所说的话非常恼火，于是祸事便不可抗拒地降临了，好像是被人们所说的话激出来的。就像在山里，喊一声就能引起一场雪崩。再多说一句话，就可能产生灭顶之灾。如果没有人说话，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有时简直可以说，各类事件都脾气太暴躁了。
就这样，由于演说者偶然说的一句话被误解，伊丽莎白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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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掉了脑袋。
在国民公会，说话再放肆也是合法的。
辩论之中，威胁的话恰如大火中的火星，满场乱飞，迸来射去。佩雄说：“罗伯斯庇尔，谈事实吧。”——罗伯斯庇尔：“事实吗，就是你呀，我会来谈的，你等着瞧吧。”——一个声音：“处死马拉！”——马拉：“马拉死的那天，巴黎也就完蛋啦；巴黎一完蛋，共和国也就不存在了。”——比约-瓦伦纳站起来说：“我们要……”——巴莱尔打断他：“你说起话来就像个国王。”——又一天，菲力波说：“有一个议员拔出剑来对付我。”——奥杜安：“主席，请你叫想杀人的家伙遵守秩序。”——主席：“等一等。”——帕尼：“主席，我也要求你维持秩序。”有时，议员们也放肆地大笑。——洛官特：“尚德布的本堂神父抱怨他的主教福歇不准他结婚。”——一个声音：“福歇自己有不止一个情妇，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阻止别人讨老婆。”——另外一个声音：“教士们，讨老婆吧！”旁听席的人也参加这类议论，而对议员们都以“你”相称。一天，议员吕昂走向讲坛，他的臀部一边比另一边大得多，旁听席就有一个人冲他喊道：“喂！转到右边来呀，你不是有一边‘面颊’是大卫式的吗？”老百姓对国民公会就是这样随便。不过有一次，即1793年4月11日发生起哄的时候，主席下令拘捕了旁听席一个打断议员发言的人。
一天，老表纳洛蒂出席会议作证，罗伯斯庇尔发言，一讲就讲了两个钟头，眼睛一直望着丹东，有时严肃地定定盯住他，有时阴险地斜眼瞟着他。他猛烈抨击面前的对手，最后以恶毒的字眼声嘶力竭地攻击道：“我们认得那些阴谋家，我们认得那些行贿的家伙和受贿的家伙，我们认得那些叛徒。他们就在这个会场里。他们听到我们的发言。我们看见他们，一直盯住他们。他们抬头看一看吧，他们会看到法律之剑悬挂在他们头顶上；他们审视一下自己的灵魂吧，他们会看到自己的卑鄙无耻。他们应该当心他们自己。”罗伯斯庇尔讲完的时候，丹东仰着头，眯缝着双眼，望着天花板，一条胳膊垂在椅背上，只听见他低声吟诵道：
鲁塞尔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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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发表演讲
讲得短的才不算又臭又长
辩论的双方经常对骂：“阴谋家！”“杀人犯！”“恶棍！”“叛徒！”“温和派！”他们在会场里的布鲁图半身雕像面前互揭老底。彼此怒目相向，挥舞着拳头，手枪和匕首都从套子里拔出了半截。讲坛上怒火熊熊。有些人说话的声音就像已经被押上了断头台似的。人头攒动，有些惊慌失措，有些面容可怖。这里有山岳派、吉伦特派、斐扬派、温和派、恐怖派、雅各宾派、科尔得利派，还有宣判路易十六死刑的十八位教士。
所有这些人，现在都像烟一样消散在四面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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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些随风激荡的思想。
而这风是不可思议的风。
当上国民公会的一名议员，就是成为海洋里的一个波浪。即使他们之中最伟大的人物也莫不如此。动力来自上天。国民公会显示出一种意志，那是全体的意志，而不是任何个人的意志。这种意志是一种思想，一种不可征服的思想，一种无比博大的思想，它在乌云密布的天上呼啸。我们把这个叫作革命。这种思想所到之处，它会使一部分人垮台，而使另一部分人奋起；把一部分人像浪花一样卷走，把另一部分人刮到礁石上摔得粉碎。这种思想知道自己前进的方向，它带着旋涡滚滚向前。说革命是人造成的，等于说潮汐是波浪造成的。
革命是“未知”的行动。你可以根据你是向往未来还是向往过去，把它称为好事或坏事，但你不要把它说成是别的什么造成的。革命好像是各种重大事件和伟大人物的共同作品，其实它只是各种事件演变的结果。这好比事件在那里花钱，而由人去付账；事件口授，人只签个字。7月14日的签字人是卡米尔·德穆兰，8月10日的签字人是丹东，9月2日的签字人是马拉，9月21日的签字人是格雷古阿，1月21日的签字人是罗伯斯庇尔。但是，德穆兰、丹东、马拉、格雷古阿和罗伯斯庇尔，都不过是代笔而已。这些伟大篇章不寻常的、令人生畏的撰写者，名字就叫作上帝，而他所戴的面具，叫作命运。罗伯斯庇尔相信上帝，那是无疑的。
革命是从各个方面压迫着我们的内在现象的表现形式，这种内在现象我们称之为必然。
幸福和痛苦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神秘莫测，它们面前矗立着历史的问号。
“因为”二字，既是一无所知者也是无所不知者的解答。
面对这在劫难逃的灾难，这既摧毁文明又给文明注入活力的灾难，人们是很难细细加以评说的。根据结果去指责或赞扬某些人，那几乎无异于根据总和去挑剔或赞美一个个数字。该发生的事情总要发生。风总是要刮的。永远晴朗的天空不会受这些风风雨雨的影响。革命之上存在着真理与正义，犹如暴风雨之上仍有繁星密布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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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那气势恢宏的国民公会。它是同时受到各种黑暗势力进攻的人类堡垒，是照耀着受到围攻的各种观念的营火，是各种思想在悬崖峭壁上的巨大宿营地。历史上没有任何机构可与这个团体相媲美。它既是议会又是大众的会议，既是最高立法机关又是各阶层民众聚会的场所，既是无比庄严的地方又是公共广场，既是法庭又是审判的对象。
国民公会一直被风刮得摇摆弯曲。这风是从民众口里吹出来的，也是上帝呼出的气。
今天，在岁月流逝八十个春秋之后，任何人，不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每当国民公会显现在他的思想上时，他都会禁不住一愣，陷入沉思；谁都不能不注意那队浩浩荡荡的幽灵。
二　幕后的马拉
正如他事先告诉西蒙娜·埃弗拉尔的一样，马拉在孔雀街那次碰头会的第二天，就来到了国民公会。
国民公会里有一位拥戴马拉的侯爵，名叫路易·德·蒙多。此人后来送给国民公会一座十分制的钟，钟的上面是马拉的半身雕像。
马拉进入议会厅时，夏博正好走到蒙多身边。
“遗老……”夏博叫道。
蒙多抬头一看：
“你为什么叫我遗老？”
“因为你就是遗老。”
“我？”
“既然你过去是侯爵。”
“我从来就不是。”
“噢！”
“我父亲是士兵，我祖父是织布工人。”
“你胡扯些什么，蒙多？”
“我不叫蒙多。”
“那么你叫什么？”
“我叫马利朋。”
“老实讲，”夏博说，“你叫什么我认为无关紧要。”
他接着又咕哝一句：
“现在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侯爵了。”
马拉在左边的过道上停下来，望着蒙多和夏博。
每回马拉进来时，总会引起一阵叽叽咕咕的议论，但总是在离他远远的地方；他周围的人都沉默不语。马拉根本不予理会。对“沼泽里的这些噪音”，他嗤之以鼻。
在下面几排光线暗淡的座位上，库贝·德·卢瓦兹、普吕内勒、维拉尔（此人是主教，后来当上了法兰西学院院士）、布特鲁、佩蒂、普莱夏尔、博内、蒂波多、瓦德卢什等人，都互相提醒马拉到了。
“瞧，马拉！”
“他并没有病倒？”
“他是病啦，你看他穿着室内便袍。”
“天哪，真的！”
“他真是为所欲为。”
“居然这身打扮来到国民公会！”
“有一天他曾戴着桂冠来到这里，当然也就能穿着室内便袍来了！”
“瞧他那副青面獠牙的模样！”
“他的便袍像是新的。”
“什么料子做的？”
“棱纹平布。”
“还带格子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