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校对)第10部分在线阅读

“要是我真的死了，她会怎么样？噢，上帝……”
他快速地朝黑暗的门洞望了望，小声地说：
“你知道吗，她是个病人，她有一个儿子，是音乐家，在莫斯科自杀了，而她还一直在等着他回来，已经等了差不多两年了。”
后来，我们在喝茶的时候，他断断续续地用异乎寻常的词语讲述了她的故事。她是一位地主，而他自己则是一位历史教员，曾给她儿子当过家庭补习老师，然后就爱上了她，于是她离开她原来的丈夫——德国人，一位男爵，到歌剧院当了演员。他们俩生活得很好，尽管她的第一个丈夫采取种种手段加以破坏。
他眯缝着眼睛继续讲着，同时紧张地注视着肮脏厨房的一个阴暗角落，然后又死盯着火炉旁边地板上一个腐烂了的洞口。他喝茶时，烫着了嘴，皱起眉头，惊慌地眨巴着圆圆的眼睛。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呢？”他又一次地问我，“是啊，烤面包的，工人，奇怪，不大像。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说话时，显得有点儿不安。他用一种受害人的目光不信任地看着我。
我简略地谈了谈自己的情况。
“原来是这样！”他静静地叹了口气，“原来是这样……”
他忽然活跃起来，问道：
“你知道《丑小鸭》265的故事吗？读过吗？”
他歪扭着脸，开始激奋地用令人感到很不自然的尖细而又破碎的声音说：
“这个故事很诱人，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曾想过：我会不会变成一个天鹅？可是你瞧……我本来可以进神学院的，却进了大学。我的父亲是神父，他跟我断绝了父子关系。我在巴黎研究了人类不幸的历史——进化史。我也写过一些文章，可是这一切又怎么样呢？”
他忽然站起来，坐在椅子上，仔细地听听周围有什么情况，然后对我说：
“进化——这是人们为了自我安慰而杜撰出来的。生活是无理性的，是无意义的。没有奴隶制度就没有进步，没有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人类就会故步自封。我们想要改善生活，减轻劳动，只会使生活更困难，使劳动更沉重。工厂、机器不就是为了生产机器，再生产机器吗？这真是太愚蠢了！工人变得越来越多，可是需要的只是农民，粮食的生产者。粮食——这就是一切，需要通过劳动向大自然索取的就是粮食。人需要的东西越少，他就越幸福，而希望得越多，他的自由就越少。”
也许这不是他的原话，但这些惊人的思想我却是第一次听到，而且是那么尖锐，那么露骨！由于过于兴奋，这个人尖叫了一声，胆怯地把目光停留在朝内室敞开的门上，看了一会儿，听见没有声音，才又怒气冲冲地小声说：
“要知道，每个人所需要的并不多：一块面包和一个女人……”
他用神秘的低语，用我听不懂的词语和未曾读过的诗句谈起了女人，于是他突然变得有点儿像小偷巴什金了。
“贝亚特里奇266、菲娅美达267、劳拉268、妮侬269。”他小声地念出了几个我不熟悉的名字，并讲述了某些国王和诗人们的恋爱故事，朗读了法国诗歌，还用他那裸露到肘部的瘦胳膊打着拍子。
“爱情和饥饿统治着世界。”270我听到了他那狂热的絮语，想起了这些曾印在一本革命小册子《沙皇即饥饿》的书名下面的题词。这使我感到这些话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人们寻求的是忘却和安慰，而不是知识！”
这种思想使我非常震惊。
早晨我从厨房出来时，墙上的小钟才指着六点零几分。我在灰暗的晨雾里踏着积雪，听着暴风雪的吼声，想起了那个受尽了折磨的人的暴怒的尖叫声。我感到他的话像什么东西哽在我的喉咙里，憋得很难受。我不想回面包作坊里去了，不想看见什么人，于是披着一身白雪，沿着鞑靼区的街道闲逛起来，一直到天亮，直到雪浪中开始出现居民身影的时候。
从此之后我再没有碰见这个教师，也不想碰见他。不过我还是不断地听到人们说生活没有意义和劳动没有益处的话。说这些话的人有些是不识字的云游派教徒，有些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些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和具有极高文化水平的人，还有一些修士、司祭、神学士、制造炸药的化学家，研究新活力论的生物学家等也说这些话。不过这些思想已不像当初那样使我感到震惊了。
瞧，就在两年前，即在我听过历史教师首次谈话的三十多年后，我突然又从一个我熟识的老工人那里听到几乎用同样的语调说出的同样的思想。
有一天，我在这个老工人那里跟他随便“谈心”。他苦笑着自讽为“政治上的老油条”。他用那种大概只有俄国人才有的无畏的直率口吻对我说：
“亲爱的阿列克谢·马克西姆奇，我什么也不需要，什么学院啦，科学啦，飞机啦——这一切都是多余的！我只需要一个幽静的角落和一个女人，为的是，我想吻她的时候就吻她，而她则用灵魂和肉体的忠实来回报我——这就够了。您是在按知识分子的方式考虑问题，您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您是中了毒的人了，对于您来说，思想高于活人，您在按犹太人的方式想事：人是为了星期六而生的？”
“犹太人却不是这么想的……”
“鬼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一个无知的民族。”他回答道，把烟头丢进河里，并看着烟头落下水去。
我们坐在涅瓦河岸边一条花岗石的长凳上。这是一个秋天的月色明媚的夜晚，我们两人白天都过着无谓的紧张的生活，本想做点好事，有益的事，却事与愿违，白费力气，弄得自己精疲力竭了。
“您和我们在一起，但您不是我们的人。这就是我要说的，”他静静地若有所思地说，“知识分子就是不喜欢过安静日子，他们早就在结党造反。他们像耶稣一样，是幻想家，为了上天堂，就造起反来。这些知识分子也一样，为了乌托邦而造反。一旦幻想家造起反来，所有其他的废物、坏蛋和流氓也跟随他们起来造反，因为他们都心怀不满，他们看到生活中没有他们的地位。工人为了革命而暴动，他们是要争得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合理分配。当他们获得全部政权后，您想，他们还会赞成建立一个国家吗？根本不会！到那个时候，他们将四分五裂，各奔东西，冒着风险去营造自己的安乐窝了……”
“您还说到机器，是吗？机器会把我们脖子上的绳索勒得更紧，把我们捆绑得更结实。不，人必须从多余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人想要的是安静，工厂和机器不会给人以安静。一个人需要的东西并不多。我只需要一间小屋，何必偏偏去建造一座大城市呢？成堆的人住在一起的大城市里——又是自来水，又是下水道，又是电气设备。试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一切，生活将会是多么轻松！我们这里有许多多余的东西——而这一切都是知识分子闹出来的。因此我要说，知识分子乃是害群之马。”
我曾经说过，没有任何人会像我们俄国人那样坚决而彻底地否定生活的意义。
“俄国人是精神上最自由的民族，”我的交谈者冷笑了一下说，“只是您别生气，我敢肯定，我们有千百万人都是这样想的，只不过他们不会说出来……生活要安排得简单一些，这样就会让人们觉得更舒适些……”
我很了解这个人的精神发展史，他从来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也没有流露过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同他交谈过之后，我不由得想，难道千百万俄罗斯人真的只是因为心中抱着减轻劳动的希望，才甘愿去受革命的沉重的苦难吗？花最少的劳动——获得最大的享受。这句话就跟一切不能实现的幻想一样，像一切乌托邦一样，倒是十分诱人的、吸引人的。
于是我想起了亨利·易卜生271的一首诗：
我是保守分子吗？噢，不是！
我就是我，终生都没有变——
我不喜欢拨弄一个一个的棋子，
我要把整盘棋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