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精校)第25部分在线阅读

如果说在德·拉莫尔侯爵府高贵的客厅里，于连觉得一切都不顺眼，那么反过来说，谁肯降低身份来注意这个脸色苍白、身穿黑衣的年轻人，就会觉得他更不顺眼了。德·拉莫尔夫人甚至向她的丈夫提出：在宴请要人的日子里，打发于连出去办事。
“我倒想把这个试验做到底，”侯爵答道，“皮拉尔神甫认为，打击身边人的自尊心是不明智的。‘你不能依靠一个没有招架之力的人，等等。’这个年轻人除了面孔不熟悉之外，也没有什么不可做试验的地方；再说，他不爱打听，不乱说话，差不多是又聋又哑了。”
“为了认识这个地方的真面目，”于连心想，“我应该记下客人的名字，用三言两语做出评价。”
他先记下这一家的五六个常客，他们喜欢碰运气，以为于连是莫测高深的侯爵保护的人，所以也要讨他的好。这是些穷光蛋，多少有点低三下四；这类人在今天的贵族客厅里还能找到。不过，也该为这五六个人说句好话，他们并不是对任何人都低三下四，一视同仁的。有的人对侯爵可以逆来顺受，但要是德·拉莫尔夫人说了句不客气的话，他们就愤愤不平了。
这家主人的心灵深处，既太高傲，又太空虚：他们习惯于用语言伤人，来消愁解闷，因此得不到真正的朋友。但除了下雨的日子，除了难得的非常无聊的时刻之外，他们总是彬彬有礼的。
如果这五六个讨好于连的长辈也不来德·拉莫尔侯爵府的话，那侯爵夫人就很难打发这漫长的孤独时刻了；而在她这种地位的女人看来，孤独无聊是可怕的：这标志着她的客厅失去了上流社会的高雅地位。
侯爵为他的妻子考虑得非常周到；他注意使她的客厅高朋满座；来客不是贵族院的新议员，因为他们作为同僚，不能和他平起平坐，作为下级，又不能谈笑风生。
很久以后，于连才了解到这种内幕。当权派的政策只是资产阶级家庭的话题，在侯爵这样的贵族家庭里，1只有在政策行不通的时刻，才谈政治。
在一个烦闷无聊的时代，人更需要寻欢作乐，因此，即使在举行宴会的日子，侯爵前脚刚离开客厅，大家后脚就溜之大吉。其实，只要你不取笑上帝、神甫、国王、达官贵人、宫廷艺术家建立了的制度；只要你不赞美贝朗瑞、反对派的报纸、伏尔泰、卢梭和敢说点实话的人，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你不谈政治，你就可以无所不谈。
哪怕你每年收入十万金币，哪怕你有蓝色勋章绶带，你也不能改变客厅里的不成文宪法。稍微有点活跃的新思想就是罪大恶极。虽然说话语调客气，礼貌周到，都想讨人喜欢，但是每张脸上都看得出无可奈何的神气。年轻人来问候，生怕说漏了嘴，流露出新思想的蛛丝马迹，或者看过什么违禁书籍，因此，谈了几句天气和罗西尼的歌剧等冠冕堂皇的话之后，就一言不发了。
于连观察到谈话的活跃分子，平常总是两个子爵和五个男爵，他们是德·拉莫尔先生流亡国外时的患难之交。这些先生都有六千到八千法郎的年金；11四个人是《每日新闻》派，三个是《法兰西报》派。有一个每天都要讲点宫廷逸事，“钦佩”二字从不离口。于连看到他有五枚十字勋章，别人一般只有三枚。
另一方面，在前厅可以看到十个穿着华丽制服的仆人；整个晚上，每一刻钟要送一次冷饮或者热茶：到了半夜，还要吃点夜宵，喝点香槟酒。
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于连有时从头到尾都待在客厅里；其实，他也莫名其妙，一个人怎能在这金碧辉煌的客厅里，认真听这平淡无奇的谈话。有时，他瞧着那些谈话的人，看他们会不会惭愧得脸红。“德·梅斯特先生的书，我都背得出来，他说得比他们要好上一百倍。”他心里想，“但我连他都厌倦了。”
于连并不是唯一感到精神上透不出气来的人。有些人无可奈何，大喝其冷饮；有些人聊以自慰的，是晚会后可以对人吹嘘：“我去过德·拉莫尔侯爵府，听人家谈到过俄国，等等……”
于连从一个讨好的人那里听说，不到半年以前，德·拉莫尔夫人答谢了一个二十年如一日、经常参加晚会的勒布基翁男爵，他自王朝复辟以来，一直是个专区区长，忽然一下平步青云，升为省长了。
这件大事使所有的客人都热情高涨；他们以前稍不如意就会恼火，现在却对什么事也不生气了。对客人的怠慢，很少是直接表现出来的，不过于连在餐桌上无意听到侯爵和夫人的三言两语，对座上客简直是毫不容情。这两个贵人并不掩饰他们心里瞧不起祖先没有坐过“王家马车”的人。于连注意到，只有“十字军”三个字能使他们脸上露出尊重的表情，还带有几分敬意。平时挂在嘴上的敬意，不过是客套话而已。
对这富贵人家的无聊生活，于连一点不感兴趣，但对德·拉莫尔先生却是例外；一天，他高兴地听到侯爵声明，他对勒布基翁升官的事，并没有出过力。这分明是把功劳归之于侯爵夫人：于连事后才从皮拉尔神甫那里了解到事实真相。
一天早上，神甫和于连在侯爵的图书室里，研究同弗里莱那场打不完的官司。
“先生，”于连忽然问道，“每天陪侯爵夫人吃晚餐，这到底是我分内的事，还是对我的分外照顾？”
“这是破格的待遇！”神甫心里反感，接嘴就说，“院士先生十五年来大献殷勤，他的侄子唐博先生还没得到这种待遇呢！”
“对我来说，先生，这却成了最苦的差事。我在神学院也没有这样无聊过。我有时看到连玛蒂德小姐都无聊得打哈欠，其实，她应该习惯于这一套了。我真怕会打瞌睡。求你替我说个情，让我到个小客店去吃四十个苏一顿的晚餐好吗？”
神甫刚刚时来运转，对于连能和大人物共进晚餐，觉得不胜荣幸。他正尽力使于连得到这种荣幸感，一个轻微的响声使他们转过头去。于连看见德·拉莫尔小姐在听他们谈话。他脸红了。她是来找一本书的，无意中听见了他们谈的话；她对于连有了几分好感。“这个人生来不是软骨头，”她想，“不像那个老神甫。天啦！他多难看！”
吃晚餐时，于连不敢抬头看德·拉莫尔小姐，她却好意对他说起话来。这一天，要来很多客人，她偏偏叫他不要走。巴黎的年轻姑娘不大喜欢上了年纪的人，尤其是衣冠不整的男人。只要于连不是傻子，他就不难看出，勒布基翁先生的同事们待在客厅里，非常荣幸地成了德·拉莫尔小姐开玩笑的目标。这一天，不管她是不是故意做作，反正她对她讨厌的人一点也不留情。
德·拉莫尔小姐是一个小圈子的中心人物，这一圈人几乎每天晚上都坐在侯爵夫人的大安乐椅后面。他们中有德·夸泽努瓦侯爵、德·凯吕斯伯爵、德·吕兹子爵和两三个年轻军官，不是诺贝的，就是他妹妹的朋友。这些先生坐在蓝色的长沙发上。在长沙发的另一头，面对着引人注目的玛蒂德，摆了一把低人一等的草垫椅子，于连不声不响地坐在上面。这个二等座位却使头等客人羡慕不已；诺贝让他父亲的年轻秘书坐在那里，真是得其所哉，他有时和于连说上两句话，整个晚上总要提到他一两次。这一天，德·拉莫尔小姐问他，贝藏松城堡的山大约有多高。于连却答不出这座山比巴黎的蒙玛特是高是低。他听这小圈子里的人谈话，往往笑得非常开心；但他觉得自己即使挖空心思，也向壁虚构不出这类话来。这好像是一种外国语，他能听懂，也会欣赏，就是说不出。
玛蒂德的朋友这一天不断指手画脚，对来到客厅里的客人评头论足。这家的常客首当其冲，因为批评他们是驾轻就熟的事。你可以想象得到，于连是多么全神贯注；他对一切都感兴趣了，无论是谈话的内容，还是开玩笑的方式。
“啊！德库利先生来了，”玛蒂德说，“他今天没有戴假发；是不是想凭真才实学当上省长？他露出了光秃秃的脑袋，据他自己说，那里面尽是光辉的思想。”
“这个人无论谁他都认识，”夸泽努瓦侯爵说，“他也到我叔叔红衣主教那里去。多少年来，他一直能在每个朋友面前编造一个谎言，而他的朋友有两三百个。他会培养友情，这是他的本领。你别看他这副模样，冬天早晨七点钟，他就已经满身是泥，来到一个朋友家门口了。”
“他时常和朋友闹翻，翻脸也要写上七八封信。然后他们重归于好，又要写上七八封信歌颂友谊。他最出色的本领，是像个老实人那样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尤其是他有求于人的时候，这套看家本领就拿出来了。我叔叔有一个副主教，谈起德库利先生在王朝复辟以后的生活，真是有趣极了。我以后带他来给你们讲。”
“呸！我才不相信这些话呢；这是小人之间同行相忌。”凯吕斯伯爵说。
“德库利先生会名垂青史的。”侯爵接嘴说，“是他同德·普拉德神甫、塔列兰外交大臣，还有意大利驻法大使，他们合力促成王朝复辟的。”
“这个人掌管过好几百万法郎，”诺贝说道，“我真不懂他为什么要来这里听家父的挖苦话？时常挖苦得叫他吃不消，兜着走。‘你出卖过多少朋友呀，我的德库利？’有一天，家父对他高声叫道，叫得餐桌两头的人都听得见。”
“他当真出卖过朋友吗？”德·拉莫尔小姐问道，“哪一个人又没有出卖过呢？”
“怎么！”德·凯吕斯伯爵对诺贝说，“这个出名的自由党人森克莱先生怎么也来了？见鬼！他来府上有何贵干？我得过去和他谈谈，也要他谈谈；大家都说他很会谈话。”
“不过，你的母亲会怎样接待他呢？”德·夸泽努瓦先生问道，“他的想法是那样荒唐无稽，那样毫无顾忌，那样与众不同？……”
“瞧，”德·拉莫尔小姐说，“这就是你那个与众不同的人，他向德库利先生行礼也与众不同，腰弯得都要碰到地了，还抓住人家的手。我几乎以为他是要吻一位夫人呢。”
“那一定是德库利和当权派的关系，好得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德·夸泽努瓦先生答道。
“森克莱到这里来，是想当法兰西学院院士，”诺贝说，“夸泽努瓦，你瞧他是怎样向勒男爵行礼致敬的。”
“即使跪下来，他也不会这么矮。”德·吕兹先生接嘴说。
“我亲爱的索雷尔，”诺贝说，“你是个聪明人，虽然你是从山区来的，但是千万不要学那位大诗人那样行礼，对上帝也不必那么恭敬嘛！”
“啊！又来了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巴东男爵先生。”德·拉莫尔小姐说时，有点模仿通报姓名的仆人，把“巴东”说成“扒洞”。
“我想，甚至府上的仆人也在拿他开玩笑。多怪的名字，扒洞男爵！”德·凯吕斯先生说。
“‘名字有什么关系？’有一天他对我们这样讲，”玛蒂德接着说，“你们想想看，头一次通报德·布庸公爵的时候，大家不也听成‘不用公爵’了吗？久而久之就习惯了；我的名字，只是大家还没听惯而已……”
于连离开了长沙发旁边的座位。轻佻的玩笑虽然微妙，他却不以为然，他认为玩笑也要合情合理，听了才能使人发笑。在这伙年轻人的玩笑话里，他听出了贬低一切的口气，所以觉得刺耳。外省人或者英国人过分拘谨的心理，甚至使他在玩笑中看到了妒忌，这当然是他看错了。
“诺贝伯爵，”他想，“写一封二十行的信给他的上校，我见他打了三次草稿，要是他一辈子能写出一页像森克莱先生那样的文章，他该多高兴啊！为什么要嘲笑他呢？”
于连地位很低，行动没人注意，他先后走到好几伙人身边；他在远处看着巴东男爵，想听听他的高见。这个绝顶聪明的人看起来紧张不安，他总要想到了三四句锋芒毕露的妙语，才能稍稍安静下来。于连觉得他的聪明来之不易，需要时间。
男爵不会说简短的俏皮话；一说至少要说四句，每句至少要有六行，这样才能说得出色。
“这个人只会高谈阔论，舞文弄墨，却不会谈天说地。”有人在于连背后说。他转过身去，听见人家说这是夏尔韦伯爵，高兴得脸都红了。他是当代最精明的人。于连在《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和拿破仑口授的历史资料中，时常见到他的名字。夏尔韦伯爵说话简短；他的警句有如闪电，准确，生动，有时还很深刻。他一发表高见，讨论立刻深入一步。他能引证事实，使人听得津津有味。不过，在政治上，他却胆大脸厚，玩世不恭。
“我是个独立自主的人，”他对一个佩带三枚勋章的先生说，显然是在嘲笑他，“为什么一定要我今天的意见和六个星期以前相同呢？那样一来，我不成了意见的奴隶吗？”
四个一本正经的年轻人围着他，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气；这几位先生不喜欢这种玩笑话。伯爵知道自己说过了头。幸亏他看见了老实的巴朗先生，他是个假装老实的伪君子。伯爵就找他谈话；大家都围拢来，知道可怜的巴朗要遭殃了。巴朗先生虽然面目可憎，但靠了高尚的道德品行，好不容易走进了上流社会，娶了一个非常有钱的妻子；妻子一死，他又娶了一个同样有钱的女人，这个女人却没在社交场合露过面。他非常谦虚地享受六万法郎年金，自然不会没有人奉承。夏尔韦伯爵毫不客气地把这一切都兜了出来。不一会儿，他们身边就围拢了三十个人。大家笑逐颜开，甚至那四个正经的年轻人，虽说他们是本世纪的希望，也都笑了。
“既然他明知道要做打击的靶子，为什么还要到德·拉莫尔先生府上来呢？”于连心想。于是他走到皮拉尔神甫身边，想问问他。
巴朗先生却溜走了。
“好哇！”诺贝说，“这个打听家父情况的暗探一走，就只剩下小瘸子纳皮埃了。”
“难道这就是谜底？”于连又想，“侯爵既然明知道巴朗先生是暗探，为什么还要接待他呢？”
皮拉尔神甫板着脸孔，待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听仆人通报客人的姓名。
“这里简直成了小酒店，”他像喜剧中的巴斯勒一样说道，“来的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
其实，这位严于律己的神甫并不了解维持上流社会的是什么。只是通过冉森派的教友，他才对到客厅里来的客人有非常准确的认识，他们不是投机取巧，卖身投靠政党，就是发了不义之财，才能进入上流社会的。这天晚上，他对于连有问必答，滔滔不绝地讲了好几分钟，忽然一下又打住了，觉得不该老说人家的坏话，真是罪过。他是一个性情急躁的冉森派教徒，相信基督教徒应该慈悲为怀，因此他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总是格格不入。
“那个皮拉尔神甫的脸多难看啊！”于连回到长沙发旁边时，德·拉莫尔小姐说道。
于连听了非常生气，但是她并没有说错。皮拉尔先生毫无疑问是客厅里最正直的好人，但他一受良心的责备，感情冲动，长了酒糟鼻子的脸就显得特别丑。“从此以后，怎能还相信人的外表呢？”于连心想，“皮拉尔神甫为了一点过失责备自己的时候，样子这样难看；而那个纳皮埃是个无人不知的暗探，他的脸上却流露出纯净而安详的幸福感。其实，皮拉尔神甫对他的教派来说，已经大大地让了步，他还雇用了一个仆人，衣服穿得也很整洁呢。”
于连注意到客厅里出了一件稀罕的事，大家的眼睛都望着门口，有一半人忽然不再说话。仆人通报出名的德·托利男爵来了，最近的选举引起了大家对他的注意。于连走上前去，看他是个何等样人。男爵主持一个选区：他想出了一个高明的主意，把某个政党的选票全偷出来。他变魔法似的把同样多的选票放回去，不过选票上的名字换成了他中意的人。这个决定性的高招给几个选民看破了，他们赶快去向德·托利男爵道贺，吓得他脸色煞白，至今没有复原。有些不怀好意的人甚至提出：该罚他去服苦役。德·拉莫尔先生对他非常冷淡。可怜的男爵夹着尾巴溜走了。
“他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准是找魔术师去了。”夏尔韦伯爵一说，大家又笑了起来。
这天晚上，一些不说话的大人物和阴谋家，多半臭名昭著，但没有一个是傻瓜，他们接连不断地来到德·拉莫尔先生的客厅里，因为听说他有可能组织内阁。在这些大人物面前，小唐博也要初试锋芒。如果说他的看法还不精辟，那也有法弥补，那就是他说起话来生动有力，这点我们马上可以看到。
“为什么不判这个人坐十年牢？”他在于连走过来时说，“应该把这些爬虫关在地牢的底层；应该让他们死在阴暗的角落里，否则，他们的毒液喷射出来，那要危险得多！罚他一千金币有什么用？他没有钱，不错，那岂不更好？他的政党会替他出。因此，应该只罚五百金币，但要他坐十年地牢。”
“天啦！他说的是哪个罪大恶极的坏人呀？”于连暗想，他佩服他的同事语气激烈，手势激动。院士心爱的侄子那张脸又瘦又小，这时拉得很长，更加难看。不久，于连就知道了他谈的是当代最伟大的诗人贝朗瑞。
“啊！坏蛋！”于连几乎叫了起来，眼里已经含着热泪，“啊，小恶棍！”他心里想，“你这样陷害好人，我会叫你得到报应的。”
“不过，”他又想到，“他们不过是侯爵那党的敢死队而已！而他们谩骂的那个名人，如果他肯卖身投靠，不是投靠德·内瓦尔先生那个庸庸碌碌的内阁，而是那些走马灯似的过去的大臣。多少勋章，多少肥缺，他都可以捞到手啊！”
皮拉尔神甫从老远向于连招招手；因为德·拉莫尔先生刚对他说了一句话。于连这时正低着头听一个主教诉苦，等他到底能够抽身出来，走到他朋友面前时，他看见那个讨厌的小唐博又把神甫缠住了。这个小坏蛋恨透了神甫，因为是他使于连得到照顾的，于是他也来巴结神甫。
“死神什么时候才能使我们摆脱这个老朽的败类呢？”这个小小的文书就这样引用《圣经》中的激烈措辞，来批评令人起敬的霍兰德勋爵。勋爵的特长是对当代名人的生平了如指掌，他刚才就对英国新王统治下渴望权势的大人物，作了一番精简的评论。
皮拉尔神甫到隔壁的客厅里去；于连也跟着他。
“侯爵不喜欢蹩脚作家，我要提醒你；这是他唯一厌恶的人。你要懂拉丁文，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懂希腊文、埃及历史、波斯历史，等等，他就会敬重你，保护你，像对待一个学者一样。但是不要用法文写文章，一页也不要写。尤其是不要乱谈你没有资格议论的上流社会的重大事件，否则，他就会说你是蹩脚文人，叫你倒一辈子的霉。怎么，你住在一个大人物的公馆里，居然不知道德·卡斯特里评论达兰贝和卢梭的名言：‘这些家伙竟敢说长道短，他们一年连一千金币也赚不到。’”
“什么秘密都会泄露，”于连心想，“这里也和神学院一样！”他写过八九页关于老军医的评传，其中不无言过其实的话，如说是军医把他培养成人的。“而这个小本子，”于连心想，“还一直锁在房里呢！”他赶快跑上楼去，把手稿烧掉，再回到客厅里来。夸夸其谈的坏蛋都已经走了，剩下的只有戴勋章的人。
仆人刚把餐桌搬来，七八个夫人就围着摆满了食物的桌子坐下，她们都很高贵，都很虔诚，都很做作，年纪少则三十，多则三十五岁。光艳照人的德·费瓦克元帅夫人来了。她因为来晚了而道歉。时间已经过了夜半；她坐到侯爵夫人旁边。于连又惊又喜；她的眼睛和神情太像德·雷纳夫人了。
围着德·拉莫尔小姐的一伙人还没有散。她和朋友们正在嘲笑不走运的德·塔莱伯爵。他的父亲是大名鼎鼎、富可敌国的犹太人，靠借钱给国王去打人民而发财致富。这个犹太人刚去世不久，给他的独生子留下了每月十万金币的收入，还有一个太出名的姓氏！这种与众不同的地位需要一个人的胸怀淡泊，或者意志坚强。可惜伯爵只是个老实人，他的奢望都是别人阿谀奉承煽动起来的。
德·凯吕斯先生认为有人怂恿他下决心去向德·拉莫尔小姐求婚（德·夸泽努瓦侯爵当了公爵会有十万法郎年金，正在向她求爱）。
“啊，不要怪他下决心嘛。”诺贝做出怜悯的神气说。
“可怜的德·塔莱伯爵最大的缺点，就是下不了决心。以这一点性格而论，他简直有资格当国王。他不断向大家征求意见，但下不了决心把任何建议执行到底。”
“单凭他那副尊容，”德·拉莫尔小姐说，“就足以使他自得其乐，其乐无穷了。这是不安和失望奇妙地混成一片，有时却又一阵阵流露出自命不凡的神气，斩钉截铁的口气，显示他是法国最有钱的人，长得一表人才，年纪还不到三十六岁呢。”“这是外强中干。”德·夸泽努瓦先生说。凯吕斯伯爵、诺贝和两三个上嘴唇蓄了小胡子的年轻人，随心所欲地拿他取笑，他却像没事人一样，等到一点钟响了，大家才打发他回家。
“这样坏的天气，你也让你名贵的阿拉伯骏马在门口等你吗？”诺贝对他说。
“不，这是一对新买来拉车的马，价钱不那么贵，”德·塔莱先生答道，“左边那匹花了我五千法郎，右边那匹只花一百金币；请你相信，我只在夜里才套这匹便宜马。其实，便宜的马和名贵的马跑起来完全一样合拍。”
诺贝的言外之意是催他快走，伯爵却听不出这话外之音来，反而以为是劝他要爱惜名马，不要让马在风里吹，雨里打。他走了，这些先生还取笑了他一阵子，才各自打道回府。
“这样说来，”于连在楼梯上听到他们的笑声，不禁感慨系之，“我今天总算看到了天渊相隔的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我，每年的收入还不到二十个金币；另外一个极端是他，每个小时的收入都不止二十个金币；我们两个人并排站在一起，受到嘲笑的却不是我，而是他……一想到此情此景，还有什么眼红病治不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