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精校)第62部分在线阅读

从此以后，遇到她们，她就对她们笑，可是笑起来脸有点儿抽搐。（她已经没有笑的习惯了。）她也和她们说些突兀的亲热的话，孩子们惊骇之下，只嗄着嗓子轻轻的回答几句。她们始终怕这位太太，比以前更怕了；走过她家的门口，唯恐她来抓她们而竟飞跑了。她却躲在门内偷瞧，心中非常惭愧，自以为对不起死了的女儿，甚至跪在地下祷告，请她原谅。但那时她生活的本能与爱的本能都已经苏醒，再也压不下去了。
一天晚上，克利斯朵夫从外面回来，发见屋子里乱哄哄的，好象出了事。人家告诉他华德莱先生突然害了心绞痛死了。克利斯朵夫想起那个义女，不禁为之凄然。没有人知道华德莱先生有什么亲属，所以那女孩子差不多是毫无倚靠了。克利斯朵夫连奔带爬的赶到四楼，华德莱公寓的门打开着，他冲进去，发见高尔乃伊神甫守在灵前，女孩子淌着眼泪叫着爸爸；看门女人很笨拙的在那儿安慰她。克利斯朵夫过去抱起孩子，跟她说些温柔的话。她伤心得无可奈何的勾着他的脖子；他想把她从家里带出来，她不肯。他只得留在那里陪她。白日将尽，他靠窗望着，把她在臂抱中轻轻的摇摆。孩子慢慢的静下来，呜呜咽咽的睡着了。克利斯朵夫把她放在床上，笨手笨脚的替她解鞋带。夭快黑了。公寓的门还开着。有一个影子闪进来，连带还有裙子悉悉索索的声音。克利斯朵夫在昏暗中认出奚尔曼太太的那双火剌剌的眼睛。她站在门口，喉咙梗塞着说：“我是来……你可愿意……把她交给我吗？”
克利斯朵夫握着奚尔曼太太的手。她哭了。接着她坐在床头，过了一忽又说：“让我来照顾她吧……”
克利斯朵夫和高尔乃伊神甫一同回到顶楼上。教士有点不好意思，表示自己很唐突。他谦卑的说希望死者原谅：他不是以教士的身分而是以朋友的身分来的。
第二天早上，克利斯朵夫再到华德莱公寓的时候，发见女孩子抱着奚尔曼太太的脖子，那种天真跟信赖的神气，足见儿童对于能够讨他们喜欢的人是立刻会倾心的。她答应跟着新朋友走……原来她已经把义父给忘了，对新妈妈表示非常亲热。这种情形照理是教人不大放心的。奚尔曼太太自私的爱有没有看到这一层呢？……也许看到罢。可是有什么相干？她非爱不可。爱才是幸福……
华德莱先生下葬了几星期以后，奚尔曼太太带着孩子离开巴黎，到乡下去了。走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都在场。她那个衷心欢悦的表情，他们俩从来没见过。她完全没注意到他们，临走才发觉了克利斯朵夫，过来握着他的手说：“你救了我。”
克利斯朵夫听了很奇怪，他和奥里维回上楼去，说：“她是什么意思呢，这疯疯癫癫的女人？”
过了几天，他接到一张照片，是个陌生的女孩子，坐在一张圆凳上，很乖的把两只小手交叉着放在膝盖上，眼神清明而忧郁。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我的亡女感谢你。”
一缕新生的气息就是这样的在那些人中间吹过。一座热情的炉灶在六层楼上燃烧，它的光芒慢慢的透入整幢屋子。
克利斯朵夫可不觉得，他只嫌功效太慢。
“啊！”他叹道，“要那些不愿意相识的，信仰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好人携手，难道竟不可能吗？”
“急什么！”奥里维说，“那需要互相的容忍和同情，而这些又得从内心的欢乐产生的。——所谓内心的欢乐，是一个人过着健全的，正常的，和谐的生活所感到的喜悦，——觉得自己作着有益的活动，参与着伟大的事业所感到的喜悦。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需国家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或者更好是正在走向‘伟大’的时代。同时也需要——（这两点是同时来的）——有一个超党派的、聪明的、强有力的政权，能运用大家所有的精力的政权。这超党派的政权的力量一定是靠自己本身而非靠什么群众的，一定是不依赖那些混乱的‘多数’，而是以它所完成的事业使大众心悦诚服的，例如战胜的将军，匡救国难的独裁政府，‘智慧高于一切’的政权……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那是我们作不了主的。要有机会，还要有懂得抓住机会的人；要幸运与天才两者俱备。等着罢，希望罢！力量已经有在这里了；信仰的力量，科学的力量，古法兰西、新法兰西、大法兰西的工作的力量……如果有什么神咒能把这些联合的力量发动起来，那将是多么伟大的气势！可是这神咒，既不是你，也不是我念得出来的。谁能够呢？胜利吗？光荣吗？……耐着性子吧！主要的是，整个民族所有坚强的分子都得养精蓄锐的等着，不能消耗自己的力量，不能在时间没来到以前灰心。唯有能够用几世纪的耐性，劳苦，信仰，去换取幸运与天才的民族，才有获得幸运与天才的希望。”
“谁知道？”克利斯朵夫说。“幸运与天才往往来得出人意外的早，——就在大家并不期待的时候。你们计算的时候太看重‘世纪’了。准备起来罢！把行装收拾起来罢！得永远穿着鞋子，拿着手杖，……谁敢说主不就在今晚走过你的门口呢？”
今晚他已经来得很近。他的翅膀的影子已经映在门上了。
德法两国之间出了些表面上无关紧要的事，接着邦交突然紧张起来。三天之内，大家从平时好乡邻的关系一变而为战争前奏的挑衅口吻。对于这种情形，谁也不会惊奇，除非是那般以为理性业已统治世界的梦想家。而这等人在法国是很多的；他们看到莱茵彼岸的舆论界忽然一夜之间变了态度，声势汹汹的高唱排法论调的时候，不由得大吃一惊。两国之内都有些报纸素来自命为享有爱国的专利权，以民族的代表自居，（有时是暗中受着政府的指使，）要求政府采取某种政策。德国的舆论便是这样的对法国用了蛮横无理的，最后通牒式的口吻。原来德国跟英国有纠纷，而德国不答应法国置身事外。它那些傲慢的报纸强迫法国作拥护德国的声明，否则就要法国支付战争的第一批代价；它们想用恫吓手段来获取同盟国，不经战争而先把对方当作战败的，心悦诚服的属国看待，——总而言之，把法国看作跟奥国一样。这儿我们可以看出德意志帝国主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也可以看出德国一般政治家完全不了解别的民族，把他们行之于国内的金科玉律，强权就是公理的那一套，应用到别人身上。对于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欧洲享有德国从来未有的几百年的光荣和威望的国家，这种强暴的压迫自然要引起跟德国的期望完全相反的后果。法兰西那股沉沉酣睡的傲气惊醒了，举国上下都沸腾起来，连最麻木的人也气得直嚷。
德国的民众跟这些挑衅行为完全不相干：每个国家的老百姓只要求和和平平的过日子；德国的百姓尤其来得和平，亲热，愿意跟大家安居乐业，并不想打倒别人而很乐于赞美他们，摹仿他们。可是当局并不征求老实人的意见；他们也没有胆量发表意见。凡是没有勇气参与公共行动的人，势必成为公共行动的玩具，成为响亮而荒唐的回声，反射出舆论界的呐喊和领袖们的挑战；《马赛曲》或《保卫莱茵》便是这样产生的。
这件事对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们平素相亲相爱的程度，使他们没法想象为什么他们的国家不采取跟他们同样的办法。这股突然觉醒的深仇宿恨，两个人都看不出其中的理由，尤其是克利斯朵夫；他以德国人的身分，觉得对一个被自己的民族打败的民族没有憎恨的理由。他一部分同胞的骄傲狂悖使他非常痛心；在某个限度之内，他对于这种迫令投降的举动和法国人同样愤慨；可是他不大明白为什么法国不肯做德国的盟友。他认为德法两国有多少深刻的理由应当携手，有多少共同的思想，同时又有多么重大的使命应当协力完成，所以它们俩一味仇视的情形使他看了大为气恼。和所有的德国人一样，他觉得法国在这件误会中是主要的罪人；因为即使他承认战败的回忆对法国很痛苦，也认为只是自尊心的问题，而为了更重大的利益——为了文明，为了法兰西，——就不应当再想到自尊心。他从来没费心把亚尔萨斯一洛兰问题思索一下。他在小学里已经学会了把并吞亚尔萨斯一洛兰的行为看作天公地道的行为，那不过是在几百年的异族统治之后，把德国的土地归还给德国罢了。所以一发觉他的朋友认为那是件罪行的时候，他简直搅糊涂了。他从来没跟他谈起这些事，满以为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不料他素来相信为诚实的，胸襟宽大的奥里维，竟没有冲动，没有愤怒，而只是不胜悲苦的和他说，一个民族可能放弃对于这样一件罪行的报复，但要他同意这件罪行究竟对他是奇耻大辱。
他们俩极不容易彼此了解。奥里维举出许多历史上的理由，证明亚尔萨斯为拉丁土地而应当由法国收回，但对克利斯朵夫一点没作用；可以支持相反的主张的同样充分的论据多得很：不论哪一一种政见，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它所需要的理由。——克利斯朵夫的重视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为了牵涉到法国，而主要是为了人情问题。关键不在于亚尔萨斯人是否德国人。事实是他们不愿意做德国人；成为问题的只有这一点。谁有权利说：“这个民族是属于我的，因为他是我的兄弟。”倘使对方不认他是兄弟的话？即使这种否认是不应该的，那末错也错在不能讨兄弟喜欢的那一方面，因为他没有权利硬要对方跟着他走。四十年来，德国人用着武力和种种的威胁利诱，甚至也由贤明正直的德国当局行了许多德政以后，亚尔萨斯人始终不愿意做德国人。即使他们因意志消沉而不得不让步的时候，那般被迫离乡别井，逃亡异地的人的痛苦，——或者更惨的，那些没法离开而忍受着深恶痛绝的枷锁，眼看乡土被侵占，同胞被屈服的人的痛苦，是永远消灭不了的。
克利斯朵夫天真的承认自己从来没看到问题的这一方面，接着心里就不好过了。一个老实的德国人讨论问题往往非常坦白，那是看重自尊心的拉丁人——不管他多么真诚——不大办得到的。固然，历史上所有的民族都犯过这一类的罪恶：克利斯朵夫可并不援引那些例子做德国的口实。他太高傲了，不能去找那种可耻的借口；他知道人类越进步，人的罪恶越显得可怕，因为四周有着更多的光明。但他也知道，倘若法国打了胜仗，也不见得比德国更有节制，一定也会在罪恶的连锁中加上一环。这样，悲惨的冲突可以永远继续下去，使欧罗巴文明的精华受到危险。
克利斯朵夫固然为了这个问题很难受，但奥里维更痛苦。可悲的还不止在于两个最配携手的民族自相残杀。便是在法国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准备跟另一部分的人厮杀。和平运动与反军国主义运动，多少年来同时由国内最高尚的跟最下贱的分子在那里宣传。政府让他们干去；只要是不妨碍政客们眼前的利益的，政府对一切都采着旁观的态度；它没想到最危险的并不在于公开支持一种最危险的主义，而是在于听让这种主义潜伏在民族的血管中，等政府预备作战的时候来破坏战争。这主义一方面迎合自由思想的人，因为他们梦想建立一个友好的欧罗巴，由它把所有的努力结合起来，缔造一个更公平更有人性的世界；同时它也迎合无耻小人的自私自利，因为这般人是不论为什么人什么事都不肯把自己的皮肉去冒险的。——这些反战思想把奥里维和他的许多朋友都感染了。有一二次，克利斯朵夫在自己家里听到一些谈话，不禁为之骇然。那位好心的莫克，脑子里装满了人道主义的幻想，精神奕奕的睁着眼睛，语气非常柔和的说，应当阻止战争，而最好的方法是煽动士兵反抗，教他们向长官开枪。他保证那一定会成功。工程师哀里·哀斯白闲冷冷的回答说，倘若发生战事，他和朋友们先要跟国内的敌人算清了账，再上前线。安特莱·哀斯白闲却站在莫克一边。克利斯朵夫有一天看见弟兄俩争执得很凶，甚至互相以枪毙来威吓。虽然这些杀气腾腾的话还带着说笑的口吻，可是听的人很能感到他们说的话有朝一日的确句句会实行的。克利斯朵夫好不诧异的估量着这个荒唐的民族，永远预备为了思想而自杀……真是疯子。专讲逻辑的疯子。各人只看见自己的思想，不走到终点，决不肯有一点儿让步。而且他们当然是以互相消灭为快的。人道主义者对爱国主义者开火。爱国主义者对人道主义者开火。而这时候敌人来了，把国家和人类一齐压得粉碎。
“可是告诉我，”克利斯朵夫问安特莱·哀斯白闲，“你们和别的民族的无产阶级有没有联系好呢？”
“反正要有个人首先发难。那就由我们来了。我们素来是打先锋的。让我们来发信号罢！”
“要是别人不响应怎办呢？”
“不会的。”
“你们有没有协定，有没有预先定下一个计划？”
“用不着协定！我们的力量比什么外交手段都强。”
“这不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而是战术的问题。倘使你们要消灭战争，就得用战争的方法。在两国之间先把你们的作战计划定下来，把你们在德法两国的行动和日期商量妥当。倘若你们只存着碰运气的心，那末结果怎么样？一方面是毫无计划的碰运气，另一方面是有组织的强大的力量，——你们不被他们压倒才怪！”
安特莱·哀斯白闲不听这些。他耸耸肩，只空空洞洞的说些威吓的话：他说拿一把砂子放在要害，放在齿轮里，就能把机器破坏。
可是从容不迫的谈理论是一件事，把思想付诸实行——尤其在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又是一件事。狂风巨浪在心坎里卷过的时间的确是难过的。一个人自以为是自由的，是自己思想的主宰；不料你忽然觉得不由自主的被什么东西拖着。你心中有个暧昧的意志要违反你的意志。你这才发见有个陌生的主宰，有一种无形的力统治着人类。
一般头脑最坚定，信仰最稳固的人，发觉自己的信仰溶解了；他们彷徨无措，不知道怎么决定，而结果往往会走上跟他们预定的完全不同的路，教自己大吃一惊。反对战争最激烈的人中，有些会觉得国家的骄傲与热情突然在胸中觉醒起来。克利斯朵夫看到一般社会主义者，甚至工团主义者，对着这些相反的热情与责任依违两可，无所适从。在两国冲突的初期，克利斯朵夫还没把事情看得严重，他用着德国人那种冒失的态度和安特莱·哀斯白闲说，这是实行他理论的时候了，要是他不愿意德国把法国吞灭的话。安特莱听着大怒，跳起来回答说：
“试着瞧罢！……你们这批混蛋，也算有个该死的社会党，拥着四十万党员，三百万选举人，你们还不敢堵住你们皇帝的嘴巴，摆脱你们的枷锁！……哼，我们会来代劳的，我们！吞灭我们罢！我们才会吞灭你们呢！……”
等待的时期越拖长，大家心里越烦躁。安特莱痛苦不堪。明知自己的信仰是对的而没法加以保卫！同时还觉得受到那种精神疫疠的传染，——它就在民间传播集体思想的强烈的疯狂，战争的气息！这股气息对克利斯朵夫周围的人都起了作用，便是克利斯朵夫也免不了受到影响。他们彼此不说话了，大家都离得远远的。
但迟疑不决的心绪是不能长久拖下去的。行动的怒潮，不管那些踌躇的人愿意不愿意，把他们都推送到这个或那个党派里去了。有一天，人们以为到了最后通牒的前夜，——两国所有的活力都紧张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发见大家都已经挑选定了，一切敌对的党派都不知不觉站到它们先前嫉恨或瞧不起的政府方面去。颓废艺术的大师们和美学家们，在短篇的色情小说中加进一些爱国的宣传。犹太人说要保卫他们祖先的神圣的土地。哈密尔顿一听到国旗二字就会下泪。而大家都是真诚的，都是害了传染病。安特莱·哀斯白闲和他提倡工团主义的朋友，跟别人一样，——并且更甚，为了形势所迫，为了不得不采取一个他们痛恨的主张，便抱着一肚皮阴沉的、悲观的怒意打定了主意，那种心绪就逼着他们替残杀做了疯狂的工具。电机工人奥贝，因为后天的人道主义与先天的排外主义在胸中交战得难解难分，差点儿发神经病。他失眠了好几夜，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一切的方式：认为法国便是全人类的化身。从此他不再跟克利斯朵夫谈话。差不多屋子里所有的人对他都闭门不纳了。连那么和气的亚诺夫妇也不再邀请他。他们继续弄着音乐，沉浸在艺术里，想忘掉那件大众关切的事。但他们时时刻刻要想到。他们之中每个人单独遇见克利斯朵夫的时候，仍旧很亲热的跟他握手，可是急匆匆的，躲躲闪闪的。倘使在同一天上克利斯朵夫又碰到他们而逢着他们夫妇俩在一块儿，他们就很窘的行个礼，连停也不停下来。反之，多少年来不交谈的人倒反突然接近了。有天晚上，奥里维做手势教克利斯朵夫走近窗口，要他看哀斯白闲一家和夏勃朗少校在下面园子里谈天。
克利斯朵夫对于大家思想上这种突然之间的变化并不惊奇。他自己的问题也尽够操心了。他心中骚乱惶惑，简直无法控制。比他更有理由骚动的奥里维却比他镇静。他似乎是唯一不受传染的人。尽管一边等着将临未临的战争，一边怕意料中的国内的分裂，他却知道迟早必须一战的两个敌对的信仰都是伟大的，也知道法国的使命是要做人类进步的实验场，而新思想的成长就得靠法国用热血来灌溉。但他自己不愿意卷入漩涡。对于人类的残杀，他很想引一句安蒂高纳的名言：“我是为了爱而生的，不是为了恨而生的。”——对啦，为了爱，也为了了解，那是爱的另外一种形式。他对克利斯朵夫的温情足以使他明白自己的责任。在这个千千万万的生灵准备互相仇恨的时间，他觉得，为了他和克利斯朵夫这样两颗灵魂的责任与幸福，应当在大风暴中保持他们的友爱和理性。他记起歌德拒绝参加德国一八一三年代的仇法运动。
这种种，克利斯朵夫全感觉到，可是没法安静。在某种方式之下抛弃了德国而不能回去的他，虽然象老朋友苏兹一样，浸淫着十八世纪那些伟大的德国人的欧罗巴思想，厌恶新德意志的军国精神和经商主义，他心中却掀起了一股巨大的热情，不知道会把他拖到哪儿去。他并不把这个情形告诉奥里维，只整天皇皇然等着消息，偷偷的整着东西，收拾行李。他不再用理性思索了。他抑制不住了。奥里维很不放心的注意着，猜到他内心的斗争而不敢动问。他们觉得需要比平时更接近，事实上也比什么时候都更相爱；但他们怕谈话，唯恐发现思想上有什么不同而使他们分离。四目相对的时候，他们往往有一种不安的温柔的情绪，好似到了永别的前夜。两人都不胜苦闷的守着缄默。
可是，在天井对面那座正在建造的房屋顶上，在这些悲惨的日子里，工人们冒着狂风骤雨，正敲着最后几下的锤子，而克利斯朵夫的朋友，那个多嘴的盖屋工人，远远的笑着对他嚷道：“瞧，我的屋子完工了！”
幸而阵雨过了，来得快也去得快。宫廷中半官式的文告象晴雨表似的报告天气转好。舆论界叫嚣的狗重新回到窠里。几小时之内，人心都松了下来。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克利斯朵夫气吁吁的跑来把好消息告诉奥里维。他们好不痛快的呼了几口气。奥里维望着他，微微笑着，有点儿怅惘，还不敢把老挂在心上的问题提出来。他只说：“哦，那些老是闹意见的人，你不是看到他们团结了吗？”
“我看见了，”克利斯朵夫笑嘻嘻的回答。“你们真会开玩笑！你们吵吵嚷嚷的好象彼此势不两立，其实都是一样的见解。”
“你应该满意了吧？”
“干么不满意？因为他们的团结要拿我作牺牲品吗？……得了罢！我是相当强的人，并且经历一下这个掀动我们的浪潮，看到这些魔鬼在心中觉醒，也很有意思。”
“我可是怕极了，”奥里维说。“我宁愿我的民族永远孤独下去，不希望它以这种代价来团结。”
他们不出声了；两人都不敢提到使他们心慌的问题。终于奥里维鼓足勇气，嗄着嗓子问：“老实告诉我，克利斯朵夫，你已经预备走了是不是？”
“是的，”克利斯朵夫回答。
奥里维早已料到这句话，但听了心里仍不免为之一震：
“克利斯朵夫，你竟会……”
克利斯朵夫把手按了按脑门：“别谈这个了，我不愿意再想了。”
奥里维很痛苦的又提了一句：“你预备跟我们作战吗？”
“我不知道，我没想过这问题。”
“可是你心里已经决定了，是不是？”
“是的，”克利斯朵夫回答。
“对我作战吗？”
“对你？永远不会的！你是我的。我不论到哪儿，你总跟我在一起。”
“那末是对我的国家了？”
“为了我的国家。”
“这真是可怕，”奥里维说。“我也爱我的国家，象你一样。我爱我亲爱的法兰西；可是我能为了它而杀害我的灵魂，欺骗我的良心吗？那等于欺骗法兰西。我怎么能没有仇恨而恨，怎么能扮演那种仇恨的喜剧而不犯说谎的罪？自由思想的人第一个原则是要了解，要爱；现代的国家把它的铁律去约束自由思想的人简直是罪大恶极，它会因之自取灭亡的。要做皇帝就做皇帝，可不能自以为上帝！他要取我们的金钱性命，好吧，拿去就是。他可没有权利支配我们的灵魂，他不能拿血来溅污它们。我们到世界上来是为传播光明而非熄灭光明的。各有各的责任！倘若皇帝要战争，那末让他用自己的军队去战争，用从前那种以打仗为职业的军队去战争！我不会那么蠢，对着暴力呻吟。可是我不属于暴力的队伍而属于思想的队伍；我跟我千千万万的同胞代表着法兰西。皇帝要征服全世界，由他去征服吧！我们是要征服真理。”
“要征服，”克利斯朵夫说，“就得战胜，就得生活。真理不是由脑子分泌出来的硬性的教条，象岩洞的壁上分泌出来的钟乳石那样。真理是生活。你不应当在你的脑子里去找，而要在别人的心里去找。跟他们团结起来罢。你们爱怎么想都可以，但每天得洗一个人间的浴。应当体验别人的生活而忍受自己的命运，爱自己的命运。”
“我们的命运是保持我们的本来面目。思想或是不思想，都不由我们作主，即使因之而冒什么危险也没办法。我们到了文明的现阶段，再也不能往后退了。”
“不错，你们到了高峰的边缘上，到了一个民族只想往下跳的地方。宗教与本能在你们身上都没有力量了。你们只剩着智慧。危险啊！死神来了。”
“所有的民族都要到这个地步的：不过是几个世纪的上下而已。”
“丢开你的世纪罢！整个的生命是日子的问题。真要那般该死的梦想家才会把自己放在虚无缥缈间，而不去抓住眼前飞逝的光阴。”
“你要怎么办呢？火焰就在烧着火把。可怜的克利斯朵夫，一个人不能在现在与过去同时常住的。”
“应当在现在常住。”
“过去有些伟大的成就是不容易的。”
“要现在还有活着的并且是伟大的人能够赏识的时候，过去的伟大才成其为伟大。”
“与其成为今日这些醉生梦死的民族，你岂不愿意成为已经死了的希腊人？”
“我更愿意成为活的克利斯朵夫。”
奥里维不讨论下去了。并非他没有许多话可以回答，但他不感兴趣。刚才辩论的时候，他从头至尾只想着克利斯朵夫。他叹了口气，说：“你的爱我不及我的爱你。”
克利斯朵夫温柔的握着他的手：
“亲爱的奥里维，我爱你甚于爱我的生命。可是原谅我，我不能爱你甚于爱生命，甚于爱人类的太阳。我最恨黑夜，而你们虚伪的进步就在勾引我往黑暗中去。在你们一切隐忍舍弃的说话底下，都藏着同样的深渊。唯有行动是活的，即使那行动是杀戮的时候也是活的。我们在世界上只有两件东西可以挑：不是吞噬一切的火焰，便是黑夜。虽然黄昏以前的幻梦特别有种凄凉的韵味，我可不要这种替死亡作前奏的和平。至于无穷无极的空间，它的静寂是使我害怕的。让咱们在火上添些新柴罢！愈多愈好！连我也丢进去罢，要是必需的话……我不愿意火焰熄灭。倘使它熄灭了，我们就完了，世界上一切都完了。”
“你这种口吻我是熟悉的，”奥里维说，“那是从过去的野蛮时代来的。”
他在书架上抽出一部古印度诗人的集子。念道：“你起来罢，坚决的去战斗。不问苦乐，不问得失，不计成败，尽你的力量战斗……”
克利斯朵夫从他手里抢过书来，接着念下去：
“……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强迫我行动，也没有一件东西不是我的；可是我决不抛弃行动。要是我不孜孜砣砣的干着，让人家照着我的榜样做，所有的人都要灭亡。倘若我的行动停止一分钟，我就要使世界陷入混沌，我要变成生命的刽子手。”
“生命，”奥里维再三说着，“生命，什么叫做生命？”
“一场悲剧，”克利斯朵夫回答。“往前冲罢！”
风浪过去了。大家怀着鬼胎，急于要把它忘掉。似乎没有一个人记起经过的情形。可是每个人都还在心里想着，只要看他们兴高采烈的恢复日常生活便可知道；受过了威胁，日常生活才更显得可贵。好似在每次大难以后，大家都拚命的把东西往嘴里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