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勒斯四部曲(校对)第194部分在线阅读

“他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他很好，很愉快。”
卡门到处打听哥哥的消息，也问了莉拉和恩佐，也问了法院路上那些和他一起活动的人。最后她甚至给娜迪雅家里也打了电话，但娜迪雅的母亲非常不客气，后来阿尔曼多只是跟她说，娜迪雅已经搬走了，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
“他们可能一起生活了。”
“帕斯卡莱和那女人？没有留下任何联系地址和电话？”
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跟她说，可能因为帕斯卡莱的缘故，娜迪雅和她的家庭决裂了，谁知道呢，也许他们已经去德国、英国，或者法国生活了。但卡门还是不放心，帕斯卡莱是一个很顾家的大哥，她说，他不会就这样消失的。她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城区里每天都在发生冲突，任何一个左翼人士都要特别小心，那些法西斯分子都已经威胁了她和她丈夫了。他们说，是帕斯卡莱放火烧了新法西斯党的支部，还有索拉拉家的超市。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城区里发生了这些事情，我觉得很惊异。我问，那些法西斯分子认定是帕斯卡莱做的？是的，他排在法西斯黑名单的最前面，是要最先扫除的人。卡门说，也许吉诺让人把她哥哥杀了。
“你去找警察了吗？”
“是的。”
“他们怎么对你说。”
“他们要逮捕我，他们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
我给加利亚尼老师打电话，她用热嘲冷讽的语气对我说：“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在书店、在报纸上都没再看到你的名字了，你已经退休了吗？”我回答说，我生了两个女儿，我现在在照顾她们，然后我问起了娜迪雅。她变得很不客气，她说，娜迪雅已经长大了，她已经离开家独立生活了。她去哪里了，我问。这是她的事儿，她回答说。我正想问她儿子的电话号码时，她没打招呼，就把电话挂掉了。
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搞到阿尔曼多的电话，在他家里找到他，也费了很大力气。当他终于接了电话，他好像很高兴接到我的电话，甚至有点急于向我倾诉。他在医院里很忙，他的婚姻已经结束了，他妻子离开了，把孩子带走了，他现在是一个人，生活有点儿涣散。谈到他的妹妹时，他语气变得很生硬。他轻轻地说：“我已经和她断绝关系了，在政治和其他方面，我们分歧太大了，自从她和帕斯卡莱在一起以后，她就彻底失去了理智。”我问：“他们一起出去住了吗？”他不想谈论这个话题：“可以这么说吧。”就好像这个话题在他看来很轻浮，他越过这个话题，提到了现在糟糕的政治状况，提到了布雷西亚的血案，谈到那些收买政党的老板，情况恶化了，法西斯分子又抬头了。
我又给卡门打电话，是想让她放心。我跟她说，为了和帕斯卡莱在一起，娜迪雅和她家人断绝了关系，帕斯卡莱像小狗一样，跟在她后面。
“你这么觉得？”卡门问。
“毫无疑问，爱情就是这样。”
她表示怀疑，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我非常详细地跟她讲了帕斯卡莱来找我的那天下午的情况，我有些夸大其词地说，他们很相爱。我们挂了电话。但在六月中旬时，卡门又非常绝望地给我打了电话。在大白天，吉诺被杀死在自家的药店门口，他们朝着他的脸上开了枪。我当时想，她告诉我这个消息，因为药剂师的儿子是我们青少年记忆的一部分，不管他是不是法西斯。这个消息当然让我很震惊，毕竟我们是一起长大的。但她告诉我这个恐怖的消息，真正原因不是这个，而是警察去了她家里，把她家从头到脚搜了一遍，他们还搜了加油站。他们在找证据，想证明这是帕斯卡莱干的。她现在的处境非常糟糕，比堂·阿奇勒被杀死时，她父亲被逮捕时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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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门惊慌失措，她哭着说，她觉得这简直是对她家的另一场迫害。但我没法从我脑子里抹去那个光秃秃的小广场，吉诺家的药店就对着那个小广场，我还清楚地记得药店内部的陈设，我一直都很喜欢那儿糖果和糖浆的味道，里面的深色木头家具，各种颜色的瓶子一排排摆在一起。我尤其是喜欢吉诺的父母，他们一直都很热情，在柜台的后面弯着腰做事，他们从柜台那里探出身子时，就像是站在一个阳台上。当枪响传到他们耳朵里时，他们当时一定是在铺子里，也许他们就在那儿瞪着眼睛看着儿子倒在门槛上，鲜血四处流淌。我想和莉拉谈一谈这件事，但她表现得很无所谓，就好像这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儿。她只是说：“警察不找帕斯卡莱才怪呢。”她的声音马上就抓住了我，说服了我，让我明白，如果真是帕斯卡莱杀死了吉诺——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她也会站在帕斯卡莱那一边的。那些警察应该意识到，死者曾经作恶多端，他罪有应得，而不是找我们的朋友——一个当泥瓦匠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的事儿。说完这些，她用一种说正事儿的语气，问我能不能让詹纳罗在我这里待上一阵子，一直到学校开学。詹纳罗？我怎么办啊？我有黛黛和艾尔莎要照顾，这已经让我精疲力竭了。我嘟囔了一句：
“为什么？”
“我要工作。”
“我要和两个女儿去海边。”
“你也带上他吧。”
“我要去维亚雷焦海边，我要在那儿待到八月末。孩子和我不熟，你也来吧。你来的话，那可以，我一个人可不行。”
“但你已经发誓说，你会照顾他。”
“是的，但你当时病了。”
“我现在好没好，你又不知道。”
“你病了吗？”
“没有。”
“你不能把孩子交给你母亲，或者斯特凡诺？”
她沉默了一下，变得没声好气。
“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我？”
我马上让步了。
“好吧，你把他送过来吧。”
“恩佐会送他过来的。”
恩佐是一个星期六晚上到的，他开着一辆雪白的“菲亚特500”，那是他刚买的车。我只是透过窗子看到他，听到他用方言对着车里的孩子说话，就已经感觉到那是他，他一点儿都没有变，动作还是那么稳重，身体还是那么结实，他带来了那不勒斯和我们城区的气息。我打开了门，黛黛拉着我的衣服，我只看了一眼詹纳罗，就意识到五年前梅丽娜没看走眼：这个孩子已经十岁了，他现在看起来一点儿不像尼诺，也不像莉拉，他简直是斯特凡诺的翻版。
我内心很复杂，混合着失望和愉快。之前我想，这孩子要在家里住很久，让我女儿和尼诺的儿子在一起相处一段时间，这也很好；然而，我也乐意接受：尼诺和莉拉之间，什么也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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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佐想马上回去，但彼得罗非常热情地挽留了他，让他第二天再走。我试着让詹纳罗和黛黛一起玩，尽管他们之间有六岁的年龄差距，黛黛表现出想一起玩的意思，但他坚决地摇了摇头。让我震撼的是恩佐对这个孩子的关注，那并不是他的儿子，但他很熟悉詹纳罗的习惯、口味和需求。詹纳罗说他很困，但恩佐还是很客气地让他上床前先去尿尿，洗脸刷牙。当孩子困得睡了过去，恩佐轻轻地帮他把衣服脱下来，给他穿上睡衣。
我在洗碟子、收拾厨房时，彼得罗在和客人聊天，他们坐在厨房的桌子前。他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聊起了政治，当我丈夫说，最近意共向天主教民主党靠近，是一件好事儿，恩佐却断言说，假如这个路线取胜的话，那贝林格就帮了工人阶级的最大敌人一把。他们担心发生争吵，就不再谈论政治。这时候，彼得罗小心翼翼地问起了他的工作。恩佐觉得这种好奇是真诚的，就讲了起来，没平时那么空泛，他讲得很简单，但可能过于专业。IBM现在决定让他和莉拉去一家更大的公司，是诺拉附近的一家工厂，工厂里有三百工人，还有四十多位职员。公司提供的报酬简直让他们没法回绝：给他每月三十五万里拉，因为他是那个中心的头儿，莉拉是他的助理，给莉拉十万里拉。他们接受了这个工作，当然了，现在他们要赚那么多钱，要做的事情也很艰巨。我们是负责人，他给我们解释说，从那时候开始，他一直都用的是“我们”：我们要负责“系统3”，十个型号，我们有两个操作员，还有五个女打孔员，她们也是检测员。我们要收集信息，要给系统里输入很多数据，这可以让机子做很多的事情——算账、付钱、开发票、仓储、存货、供货商的订单、生产和运送。为了这个目的，我们需要那些卡片，也就是打孔的卡。这些孔就是一切，所有劳动都表现在那上面。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简单的操作，从票据开始，比如说开发票，就是仓库管理员写着产品，还有客户信息的单子。那个客户有编号，他的个人信息也有一个对应的编号，产品也有一个编号。打孔员到机子那里，摁一下卡片的发放按钮，在键盘上输入票据的号码、客户的号码、个人信息的号码、产品的号码和数量，还有卡片上的其他信息。你们可以想象：一千张货单，十个产品，就是一万张打孔的卡片，上面的孔就像是针眼儿。你们清楚了吗，明白了吗？
整个晚上都是那么过去的，彼得罗时不时会点头，表示自己在听，他有时候甚至会问一些问题（“那些孔是核心，但没打孔的地方也很重要吗？”），而我在擦洗厨房里的东西。给一位大学老师解释自己的工作，恩佐好像对此很高兴，彼得罗像一个遵守纪律的学生一样在听他讲，我呢，作为恩佐的一个老朋友，大学毕业，曾经还写了一本书，现在我在整理厨房，我们对于这些事全然不知。实际上，我很快就走神了。操作员拿起一万张卡片，然后把这些卡片塞入一个叫筛选机的东西，机子会根据产品的编号，把这些卡片整理排列。然后操作员来到两个“读者”前面，“读者”不是真正的人，而是读卡器，意思是这台机子已经被编辑好了程序，可以阅读卡片上的孔和没有孔的地方。然后呢？在这里开始，我就迷惑了，我迷失于那些编号和那些打孔的卡片，还有孔和孔之间的对比，选择那些孔，阅读那些孔，进行四步操作，打印名字、地址、总数。我迷失于那些我从来都没听说过的词汇——“file”（文档），恩佐在说这个词时，就好像它是“fila”（一排）的复数，但他用的是阳性，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东西。这个“file”，那个“file”，他一直在这么说。我在莉拉身后迷失了，她现在知道所有这些词汇，熟悉这些机器和这份工作，她现在在诺拉一家大公司工作，即使只有她的伴侣恩佐一个人挣钱，她也要比我阔绰。我在恩佐的身后迷失了，他可以很自豪地说：“没有她的话，我肯定做不到的。”他表达了他忠诚的爱情，很明显，他很乐意提醒他自己和其他人，他的女人非常了不起，而我丈夫从来都不表扬我，相反地，他一直在贬低我，让我只是成了他孩子的母亲。他觉得，尽管我上了大学，最终我还是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一直在辱没我，贬低我读的东西，以及所有我感兴趣的东西，好像我一直表现得无用的话，他才会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