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勒斯四部曲(校对)第226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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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盯着她看,她眯着眼睛,好像不想让我看到她的心思。因此,这就是她的计划?她想把尼诺拉到索拉拉的鞋店里去?她想把他带到之前他们偷偷幽会近一年的地方?我微笑了一下说:“不了,我很遗憾,我们马上要走了。”我看了一眼尼诺,他叫服务员过来,要付款。莉拉说:“我已经付过了。”尼诺在抗议时,她还是用那种媚人的语气,对我说:
“詹纳罗不是一个人来的,恩佐带他来的,跟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人——一个特别想见你的人,你不跟他们打招呼就走了的话,那可不太好。”
那个人是安东尼奥·卡普乔——我少女时代的男朋友,索拉拉兄弟因为母亲被杀了,就火急火燎地把他从德国叫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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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拉跟我说,安东尼奥是回来参加曼努埃拉的葬礼的,他是一个人回来的,他现在已经瘦得认不出来了。他母亲梅丽娜和斯特凡诺、艾达住在一起,在短短几天里,他在距离疯寡妇梅丽娜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套房子,让他的德国妻子还有三个孩子都来城区了,看来他是真的结婚生子了。安东尼奥是我出身的那个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遥远的生活片段在我的头脑里连接起来。莉拉说的关于他的话,让那天早上沉重的气氛慢慢消散了,我感觉轻松一点儿了。我小声对尼诺说:“我们再待几分钟,好吗?”他耸了耸肩,我们向马尔蒂里广场走去。
一路上,我们经过千人街和菲兰杰里街时,莉拉都一直拉着我,尼诺把手放在口袋里,低着头跟在我们后面,他一定心情很糟糕,莉拉还是像往常一样,对我掏心掏肺地说话。她说,我应该见见安东尼奥的家人,她栩栩如生地给我描绘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安东尼奥的德国妻子非常美,头发颜色比我的还要浅,三个孩子也是金发,没一个头发像他们的父亲——安东尼奥的头发黑得像个土耳其人。他们一家五口人沿着大路散步时,他的妻子和孩子皮肤都非常白,头发非常鲜艳,他们出现在城区,简直就像安东尼奥在外面打仗带回来的战俘。她笑了,然后说了一大串名字,就是除了安东尼奥,那些想跟我见面打招呼的人:卡门——她要工作,只能待几分钟,就要马上和恩佐一起上班;当然还有阿方索,他还在帮索拉拉兄弟经营那家鞋店;还有玛丽莎和几个孩子。她说,你只要给他们几分钟,他们就会很高兴,他们都很爱你。
她说话时,我想到了那些马上就要重逢的人,他们会把我婚姻结束的消息传遍整个城区,我的父母也马上会知道这件事情。我母亲会知道,我成了萨拉托雷的儿子的情人。但我意识到,这样的结果并没让我很不安,相反,我很高兴我的朋友们看到我和尼诺在一起。我希望他们会背着我说: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离开了丈夫和女儿,另找了一个男人。我吃惊地意识到,我渴望正式和尼诺在一起,我渴望别人看到我和他在一起,我渴望抹去埃莱娜—彼得罗夫妇,由尼诺—埃莱娜夫妇来取代。我忽然感到很平静,几乎是心甘情愿一头扎进莉拉给我准备的罗网里去。
她一句接一句,说个不停。忽然间,她挽住了我的胳膊,就像之前的老习惯,但我对这个动作没什么感觉。她很想表现得和之前一样,但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能意识到:一切都和之前不一样了,我们对彼此的情感已经耗尽,对于我来说,她的胳膊就像一段木头,或者是之前那种激动人心的身体接触残余的幻影。我忽然想起了,几年之前,我真希望她得了重病,要死了。我想,那时候虽然我产生了这样阴暗的想法,但我们的关系是活生生的、强烈的,所以也很痛苦。现在有一个新情况,我的所有激情——虽然也催生了那个阴暗的想法——现在都集中在一个男人身上,一个我一直爱着的男人。莉拉觉得,自己还拥有以前的那种魅力,随时都可以把我拉到她身边。但她最终上演了一场什么戏?就是重现少女时代青涩的爱情和青春期的激情吗?几分钟之前,这还是一场蹩脚的戏,现在忽然像参观博物馆一样无害。不管她愿不愿意,对于我,有更重要的事儿——我和尼诺在一起,这才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在以前生活的这个小城区上演一桩丑闻,也让我觉得是一件惬意的事儿。莉拉挽着我的胳膊,就像衣服的布料挨着布料,我已经感受不到她了,她的手臂里没有血液在流动。
我们到了马尔蒂里广场。我转身对尼诺说,他妹妹和外甥也在那家店里,他很不耐烦地嘀咕了一句什么。这时候,我们看到了“索拉拉”的牌子,进去后,尽管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尼诺,但只有我受到了热烈欢迎,就好像我是一个人去的。玛丽莎是唯一一个对她哥哥说话的人,他们兄妹都没有为这次重逢感到高兴。玛丽莎马上就开始谴责尼诺,说他从来都不打电话,也不出现。她大声说:“妈妈现在病了,爸爸变得让人受不了,你根本不在乎。”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漫不经心地吻了两个外甥,玛丽莎还在说他。他嘟囔了一句:“我有我的麻烦,玛丽!不要再说了!”我备受关注,和这个说话,和那个聊天,但我一直都留心着尼诺,不是吃醋,我只是担心他会不自在。我不知道他记不记得,或者还能不能认出安东尼奥,只有我知道,我的前男友狠狠揍过他一顿。我看到他轻轻地点了一下头,脸上浮现出一个微笑,他跟安东尼奥打招呼时,和跟恩佐、阿方索、卡门打招呼的表现没什么不同。对于尼诺来说,他们都是陌生人,属于我和莉拉的世界,和他没有太多交集。之后,他在店里转悠,抽着烟,没人理会他,甚至他妹妹都不再和他说话,正是为了他,我离开了我丈夫,莉拉也是——尤其是她——应该意识到这一点。现在,他出现在那里,每个人都打量过他了,我只想尽快把他从这里拉出去,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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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半个小时,我都处于混乱之中,那些说出来的话,还有没说出来的话,过去和现在都在冲击着我:莉拉设计的鞋子、她的婚纱照、鞋店的开业典礼、她的流产,她出于自己的目的把商店改造成一个沙龙,或者说一个爱巢,而现在我们都三十好几了,各自的生活完全不同。
我打起精神,故作轻松,和在场的人贴脸拥抱。我和詹纳罗说了几句,他已经长成了一个十二岁的小男生了,有点儿胖,上嘴唇已经有一道黑色的软毛。他和斯特凡诺小时候像极了,就好像莉拉在怀上他时,把她自己的一切特征都抽走了。我觉得,我要对玛丽莎,还有玛丽莎的孩子表示出同样的热情,我的关注让她很高兴,她说了一些包含深意的话,就好像她知道我的生活要发生什么转变。她说:“你现在经常来那不勒斯,拜托了,来了要告诉我们啊!我们都知道你们很忙,你们都是学者,我们不是,但你们要抽出时间来看我们。”
她待在丈夫身边,留心照看着两个孩子,怕他们会跑出去。我试图在她脸上看到她和尼诺的血缘关系,但她和哥哥长得一点儿也不像,也不像她母亲。她胖了一些,现在倒有些像多纳托,她也学会了她父亲那种虚伪浮夸的说话方式,她想让我相信,她有一个很美好的家庭,生活很惬意。这时候阿方索为了支持她,一个劲儿地在点头,他默默地对我微笑,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他的外表让我太迷惑了,他非常优雅,头发很长,绑成一个马尾,这突出了他俊秀的线条,但他的动作和面孔里有一种我无法理解的东西,有一种出乎我预料、让我不安的东西。在当时的那些人中,除了我和尼诺,他是唯一一个正式上过学的人,在我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上的那几年学的痕迹并没有淡去,而是渗入了他灵活的身体里,体现在他精致的面孔上。他真帅啊!也很有教养。当时,玛丽莎想尽一切办法和他在一起,但他却想逃走。现在看看,他们俩站在一起:她老了一点,脸上的线条有些男性化,而他在想办法抹去自己的男性特征,要变得更加女性化,还有他们的两个儿子,大家都说那是米凯莱·索拉拉的儿子。阿方索迎合了妻子,轻声说:“是呀,假如你能来家里吃晚饭,那我太高兴了。”这时候玛丽莎说:“莱农,你什么时候再写一本新书啊?我们都在等着呢。你要更新一下,你的第一本书当时看起来很大胆,但现在已经不够大胆了,你看看,现在那些人写得多色情?”
所有在场的人,对尼诺都不怎么热情,但他们从来都没有指责我的情感转变,连一道谴责的目光或者恶意的笑容都没有。相反,当我和所有人拥抱聊天时,他们都对我表示出热情和欣赏。恩佐拥抱了我,他在那个拥抱里融入了他严肃的力量。尽管他只是在微笑,一个字都没有说,我感觉他的意思是: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卡门把我拉到了一个角落,她一直在看表,很着急,她跟我说了她哥哥的事儿,就好像我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权贵,我的任何错误做法和行为,都无法抹去我的光辉。她没有提到自己的孩子和丈夫,她没有讲到自己的私人生活,或者打听我的私人生活。我明白,因为帕斯卡莱的缘故,她现在背负着恐怖主义的恶名,但她想洗清这个恶名。在短短几分钟里,我们不仅仅谈到了她哥哥受到的不公正迫害,她还想说明,她哥哥是一个充满勇气的好人。她眼里充满了决心,表示她会一直支持自己的哥哥。她说,她想要随时能联系到我,她问我要了我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是一个大人物,莱农!”她小声说,“你认识人,假如他们没把帕斯卡莱杀了,你可以帮助他的。”这时候,她对安东尼奥招了一下手——安东尼奥待在角落里,在恩佐跟前。“你过来。”她非常小声地说,“你也跟她说说。”安东尼奥低着头过来了,他很羞怯地跟我说了几句:“我知道,帕斯卡莱很信任你,在做出他的选择之前,他去你家找了你。假如你再看到他,你要告诉他:他要消失,他再也不能出现在意大利。我已经告诉了卡门了,问题不仅仅是警察,问题是索拉拉兄弟,他们都很确信,是他杀死了曼努埃拉太太,假如他们看到帕斯卡莱——不管是现在、明天还是过几年,我帮不了他了。”安东尼奥用沉重的语气说这番话时,卡门时不时会插一句,她问我:“你明白了吗,莱农?”她用充满忧虑的目光看着我。她拥抱了我,亲吻了我的脸,嘟哝了一句:“你和莉娜都是我的好姐妹。”然后她和恩佐先走了,他们有事儿。
就这样,我和安东尼奥面对面,我感觉,我面对的是两个人:他们截然不同,但出现在同一个身体里。他之前是在池塘边上,紧紧拥抱着我的那个男孩子,他狂热地爱恋过我,他那种强烈的气息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就像一种从来都没有得到满足的欲望。还有现在这个男人,他身上一点儿脂肪都没有,从他没有表情的坚毅面孔,一直到硕大鞋子里的脚,都瘦得皮包骨。我有些尴尬地说,我不认识任何能帮到帕斯卡莱的人,卡门高估我了。但我明白,假如帕斯卡莱的妹妹认为我的地位很高,安东尼奥高估我的程度更深。安东尼奥嘀咕着说,我和往常一样谦虚,他看到我的书的德语版本,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尽管他一直生活在国外,但他还是城区的一员,他一定是看到了索拉拉兄弟做的不少坏事儿,他想象——或者他假装,谁知道呢,可能是为了让我开心——我有权力,就是那些上等人的权力,因为我大学毕业,会说意大利语,写书。我笑着说:“在德国,可能只有你买了那本书。”我问了他妻子、孩子的情况,他都是用单音节的词回答,这时候,他让我去外面聊。在广场上,他很客气地说:
“你现在不得不承认,当时我是对的。”
“哪个方面?”
“你想要他,你对我说的全是谎言。”
“我那时只是一个小姑娘。”
“不是,你已经很大了。你比我聪明,你不知道,你对我的伤害有多大,你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疯子。”
“别说这些了。”
他沉默了,我向鞋店走了回去。他跟着我,在门口那里,他停了下来,盯着坐在角落里的尼诺看了几秒。嘀咕了一句:
“假如他伤害你,你要告诉我。”
我笑了,说:
“当然了。”
“你不要笑,我和莉娜说了。莉娜非常了解他,她说,你不应该相信尼诺,我们都尊敬你,但对他不会。”
莉拉?这就是她对安东尼奥的利用,让他当信使,说一些她不好说出口的话。她现在在哪儿?我看到她在一边和玛丽莎的孩子玩儿,但实际上她眯着眼睛,看着每个人的举动。她用自己的方式控制着所有人:卡门、阿方索、玛丽莎、恩佐、安东尼奥、她儿子,还有别人的孩子,甚至是这个商店的老板。我告诉自己,再也不要受她的任何影响,那个漫长的阶段已经结束了。我跟她打招呼告别,她过来紧紧拥抱了我,就好像要把我拉入她的生活。当我挨个和所有人告别时,让我最受震动的还是阿方索。现在,我明白是什么东西让我看到他第一眼就感到不安了,他身为堂·阿奇勒和玛丽亚的儿子、斯特凡诺和皮诺奇娅的弟弟而具有的那些特征,都从他脸上消失了,因为某种神秘的原因,他的长头发、马尾辫让他看上去和莉拉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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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佛罗伦萨后,我和彼得罗谈了离婚的事情,我们吵得不可开交。阿黛尔尽量保护两个孩子,她和两个孙女关在她的房间里。我们忽然意识到,在女儿面前,我们吵得不尽兴,没法尽情表达自己,吵不起来,我们就出去了,在街上接着相互咒骂。最后,彼得罗走了,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非常气愤,我再也不想看见他或者听他的声音。我回到了家里,两个孩子都睡了,我看到阿黛尔坐在厨房里看书。我说:
“你看到他是怎么对我的?”
“那你呢?”
“我?”
“是的,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怎么对他的,还有你之前是怎么对他的?”
我把她一个人撇在厨房里,摔上门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她语气里传递的那种鄙视让我很惊异,也让我很受伤,这是她第一次公开对我表示出敌意。
第二天,我就动身去了法国,背负着沉重的内疚感和很多要读的书。在我走的时候,两个女儿不停地哭泣。我越是要集中注意力读书,就越是心乱:尼诺、彼得罗、我的两个女儿、卡门颂扬她哥哥的话、安东尼奥的话、阿方索的变化,都一起浮上我的心头。经过漫长的、让人精疲力竭的火车旅行,我最后到达了巴黎,脑子比任何时候都乱。但是,当我到达火车站,在站台那里,我就看到了出版社的那两位女士中比较年轻的那位,我的心情马上变得愉悦,我感到一阵喜悦,那是我和尼诺在蒙彼利埃品尝过的,一种视野拓宽的喜悦。但这次一切都要黯淡一些,没有宾馆,也没有古迹一样的大礼堂。那两位女士带着我在大小城市做巡回推广,每天都有一场旅行,每天晚上在书店,甚至是在私人的房子里,会组织一些辩论。至于吃饭睡觉,吃的是家里煮的饭,睡在一张小床上,有时候甚至是沙发上。
这场旅行让我非常疲惫,我越来越不注意自己的外表,我瘦了。但是,每天晚上我遇到的读者和编辑都很喜欢我,我在见面会的会场走来走去,用我匆忙学会和掌握的外语和他们进行讨论。我逐渐又采用了几年前我已经掌握的策略,就是我在推广第一本书时的表现:我很自然就把那些细小的个人经历,变成一种普遍的反思。每天晚上,我都能即兴提到我的个人体验。我谈到了我成长的环境,那里的贫穷和落后;我谈到男人和女人的愤怒;谈到了卡门,还有她和哥哥的关系,我认为,那些暴力事件一定不是帕斯卡莱做的。我谈到了从小我在我母亲以及其他女人身上,看到的家庭生活和生育最糟糕的一面,还有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我谈到了,出于对一个男人的爱,一个女人会肆意中伤别的女人,伤害孩子。我谈到了我和佛罗伦萨以及米兰的女性主义团体的艰难关系,我当时低估了它作为一种体验的重要性,现在我发现,通过参加那些活动,还有那些痛苦的讲述和反思,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谈到了我从小就一直想要掌握男性的思维方式。我感觉自己是男性捏造出来的女性,是他们通过想象构建的,每天晚上,我都这样说。我说到了,最近我看到了一个小时候的朋友,他是一个男性,但他正在尽一切努力,展示自己女性的一面。
我经常提到我在索拉拉的鞋店里度过的那半小时,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事儿,也许这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想起过莉拉。不知道为什么,在任何时候,我都没提到过我们之间的友谊。有可能,我感觉到,她把我拖入了她和我们童年朋友的欲望里,但她没能力来描述她展示在我眼皮底下的东西。比如说,我忽然在阿方索身上看到的东西,她有没有看到?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排除了这种可能。她完全沉迷于城区的内部斗争,她也满足于这一点。我呢,在法国的那些天,我感觉自己身处一个纷乱的中心,但我有能力总结出这些事情的规律。这些想法,通过我那本小书的成功得到了印证,这有助于平息我对未来的忧虑,就好像我通过写出来的字,说出来的话能厘清的事情,在现实中也一定能厘清。我想,事情就是这样:夫妻关系会崩溃,家庭会解体,文化支柱也会塌陷,社会民主的任何协调和适应也不可靠,这时候,我和尼诺、他的孩子、我的孩子、工人阶级专政、女性,每样东西都显露出让人出乎预料的一面。一个夜晚接着一个夜晚,我四处走动,我看到了一种全面解构又重新组合的诱人前景。
同时,我总是匆匆忙忙给阿黛尔打电话,我和两个女儿说话,她们要么用单音节词回答我,要么总是重复问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回来?”快到圣诞节时,我和两个编辑告别了,她们非常关心我的遭遇,不想放我走。她们看了我的第一本书,想重新出版那本书,出于这个目的,她们把我带到了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的那家法国出版社,多年前,那本书在法国并没有成功。我有些羞怯地参与了那些讨论和协商,那两位女士支持我,她们和我不一样,她们很有战斗精神,懂得软硬兼施。通过米兰出版社的协调,他们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一年之后,我的第一本书,可以通过我现在的法国出版社——这两位女士的出版社再次出版。
我打电话给尼诺,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他很热情。但是,说着说着,他表达了自己的不悦。
“也许,你已经不需要我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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