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勒斯四部曲(校对)第231部分在线阅读

刚开始，我的书在意大利报纸上没有引起什么评论，按照他的看法，这也是我婆婆在其中作梗。结果，那本书获得了成功，并不是因为艾罗塔太太改变了想法，而是因为我的文字的力量。这样一来，我觉得现在我不欠阿黛尔什么，每次我去热内亚，她都要强调自己的影响力，编辑的话给了我自信，让我变得很自豪，最后我觉得，我依赖艾罗塔家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莉拉绝对不会意识到这些，她在城区的最深处，对现在的我来说，那地方就是一口痰那么大，她继续觉得我是她的附庸。她从彼得罗那里要了热内亚的电话，把电话打到我公公婆婆家里，根本不考虑这会让他们很烦。接到她的电话时，我心不在焉，她假装对此不在乎，她一直说个不停，把两个人的话都说了。她谈到了恩佐，她的工作，她儿子在学校里学习很好，还说到了卡门和安东尼奥。她打电话没找到我时，还会坚持再打过来，就像有强迫症。阿黛尔在一个本子上记着我的所有来电，就我所知，上面记录了某月某日，萨拉托雷（三个电话），赛鲁罗（九个电话）。阿黛尔会抱怨说这些电话让她很烦。我试着说服莉拉，假如他们说我不在，就不要老打电话了，因为热内亚的家不是我的，这会让我很尴尬，但没用，尼诺也开始打这个电话。很难说清楚我和尼诺的真实情况：他处境尴尬，长话短说，很担心说错什么话，会让我生气。刚开始，他跟我说，莉拉给埃利奥诺拉家里打了好几个电话，这让后者很生气。我得知，莉拉还往多莫大街上那栋房子，也就是尼诺现在住的地方打电话，最后他不得不找到莉拉的号码，让她不要一直给他妻子打电话。事情的结果是，莉拉逼着他见面，但不是单独见面——尼诺马上澄清说，她是和卡门一起来的——因为卡门有急事要跟我讲。
我听着尼诺给我讲他们见面的情景，内心很平静。尼诺说，莉拉想知道我在公众场合讲我的书时的细节：我穿什么衣服，梳什么样的发型，怎么化妆，是不是很害羞，我讲得是不是很有趣，我是念稿子还是即兴发言。其他事情，她都一个字都没说，都是卡门说的。后来尼诺发现，她们那么着急联系我，是因为帕斯卡莱的缘故。卡门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娜迪亚·加利亚尼已经去了国外，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生活，因此她想请求我的帮助，让我联系我的中学老师，打听一下帕斯卡莱是否也安全了。卡门感叹了几次：“我不希望，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没事儿了，我哥哥却在劫难逃。”卡门让尼诺把这些事儿都告诉我，就好像她对于帕斯卡莱的担忧，担心他成为被追捕的罪犯，这事儿我也脱不开干系。假如我想帮助她，我不能通过电话，不能打电话给加利亚尼老师，也不能打给她，因为电话可能会受到监听。最后，尼诺总结说：“卡门和莉娜都有些糊里糊涂的，你最好别管这事儿，她们可能会给你惹麻烦的。”
我想，几个月前，即使是卡门在场，尼诺和莉拉见面也会让我很警惕，现在我发现，对这些我已经无所谓了。很明显，我已经确信尼诺对我的爱，不能排除莉拉还想把他从我手上抢走的可能，但我觉得她不可能得逞。我抚摸着尼诺的面孔，用开玩笑的语气对他说：“拜托了，你自己不要陷入麻烦就好！你从来都没有一刻空闲，这次，你是怎么腾出时间和她们见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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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阶段，我第一次感觉到，莉拉给自己划定的活动范围多么小，多么不容跨越，这让我也觉得很震撼。她越来越不关注发生在城区之外的事情，她的兴趣范围仅限于城区，还有那些发生在童年就认识的人身上的事儿。就我所知，甚至是工作，她的活动范围也很窄。因为工作的缘故，恩佐有时候会去米兰、都灵，莉拉从来都不挪窝。我自己越来越热衷于旅行，她的自我封闭让我觉得很奇怪。
在那个阶段，我利用一切机会离开意大利，尤其是能和尼诺一起同行的时候。比如说，当德国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书，在西德和奥地利组织了一个巡回推广，尼诺放下了所有工作和我一起出发了，给我当司机，他非常愉快，也很配合。我们一起旅行了十五天，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窗外油画一样的风景，从我们眼前掠过。那些湖光山色、所有的城市和古迹都成了我们在一起的美好见证，都为我们的幸福增添了光彩。甚至是我们遇到的一些糟糕处境——因为我们在一些非常极端的读者面前说了一些挑衅的话——当时我们很害怕，但事后谈起来，就像那是一种愉悦的经历。
有一天晚上，我们开着汽车正要回宾馆，警察拦住了我们。在黑暗中，那些身穿制服的人手上拿着武器，口中说出的德语，无论是在我还是尼诺听来都觉得很邪恶。那些警察把我们从车里拉出来，把我们俩分开了，我上了一辆响着警笛的车，尼诺上了另一辆。我们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好像被遗忘在那里，但后来我们受到了审问：证件、到德国的原因，还有我们的工作。一面墙壁上贴着一组照片，照片里都是一些阴沉的脸：有很多留胡子的男性，还有短头发的女性。我非常不安地在照片里寻找帕斯卡莱和娜迪亚的面孔，但没看到他们。我们到黎明时才被释放，警察把我们带到了汽车那里，没有人向我们道歉：我们的车牌是意大利的，我们是意大利人，检查是必须的。
在德国，我不由自主在被全世界通缉的那些罪犯的照片里，寻找莉拉非常在意的一个人，这让我自己也觉得意外。那天晚上，我觉得帕斯卡莱·佩卢索像一个冲天炮，是从莉拉盘踞的那个小天地里发射出来落进我的世界里——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她是想提醒我，她现在也卷入了这桩全球性事件的漩涡里。有那么几秒钟，卡门的哥哥成了她越来越小的世界和我的越来越大的世界的接触点。
在我谈论我的书的夜晚，在那些我根本就不熟悉的小城市，关于政治气氛的严肃问题越来越少了，我总是用一些泛泛的话，围绕着“压迫”这个词发表看法。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觉得自己应该充满想象力。我说，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避免压迫。一台巨大的压路机，正在从西到东一直辗轧过来，会在整个世界建立一种新秩序，会改变现状：工人卖命工作，失业的人无精打采，挨饿的人虚弱憔悴，知识分子夸夸其谈，黑人被称为黑鬼，女人雌伏着。所有这一切会得到改变。但有时候，我觉得有必要说一些真实、真诚的事儿——我自己经历的事情，我讲了帕斯卡莱，还有他的悲剧性转折，从他童年的经历，到他选择走上犯罪道路。我说不出更具体的话，我采用的词汇是我十年前就掌握的，我觉得那些词汇只有在和我们城区发生的事联系在一起时才会充满涵义，剩下的全是一些精心构造的句子，只是为了打动人心。之前，在我讲自己的第一本书时，无论如何我都会提到“革命”这个词，就好像这是一个大家都认同的词，但现在我避免使用这个词。尼诺觉得这个词太简单、太天真，从他身上，我了解到政治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儿，我要更慎重。我重新调整了自己的表达方式，在说到“革命”时，我会说“反抗是正义的”，很快我会补充说，反抗需要获得认同和支持，这种状态会比我们想象的持续时间更长，我们需要学会管理一个国家。这些夜晚结束时，我并不是每次都很高兴，很满意。尼诺坐在那些乌烟瘴气的大厅里，坐在那些和我年纪相仿或者比我年轻的外国女人中间听我讲。有时候，为了让尼诺高兴，我降低了语调，但有时候我会忍不住很夸张，暗自沉溺于一种当年促使我和彼得罗吵架的莫名冲动，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我的听众是那些看过我的书的女人，她们期望我说出犀利的话时。我会说，我们要小心，不要把自己变成警察，只有在我们彻底赢了之后，战争才会结束，要流尽最后一滴血进行斗争。在会后，尼诺会开我玩笑，他说我总是会夸大其词，我们会一起笑起来。
有的夜晚，我偎依在他身边，想向他表白，讲清楚自己的想法。我坦白说，我喜欢那些极端的词汇，那些控诉不同党派之间的勾结，控诉国家暴力的话。我说：“你所想的政治，政治的本质让我很厌烦，你去搞政治吧，我干不了这个。”不过，再三考虑后，我觉得，我也不适合自己之前不得不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拉扯着两个孩子出现在游行队伍里。游行队伍里的叫喊和威胁让我很害怕，那些暴力的少数派、武装力量、路上的尸体，以及反对一切的革命仇恨，都让我感到害怕。我坦白说，在公共场合讲话，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对我说的话也不是很确信，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那么想。
现在，和尼诺在一起，我可以推心置腹，说出内心最秘密的情感，包括那些对自己也不愿意说的事情，即我的怯懦，我的言行不一。他那么自信坚定，对任何事情都有非常细致入微的看法，我感觉自己像是在童年混乱的反抗上贴了一个标签，好像只是用工整的字迹写着很得体的话，给自己脸上贴金。有一次，我们去了博洛尼亚——我们去支持一个主张城市自由生活的反抗组织——我们不断遇到警察的盘查，一路上被拦下了五次：警察的武器都对准我们，我们被要求从汽车里出来，亮出证件，被迫对着墙站着。那时候我很害怕，要比在德国经历的那次更害怕：这是我的国家，这是我的语言，我想沉默，想按照他们说的来，但我很恼火，我开始嚷嚷。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我开始用方言叫喊，对着那些警察破口大骂，因为他们对我推推搡搡，毫无礼貌。我内心充满了愤怒和恐惧，通常我没办法控制这两种情绪。但尼诺一直都保持平静，他和警察开玩笑，让他们不要生气，让我也平静下来。对于他来说，只有我们俩在一起是最重要的。他对我说：“你要记住，现在我们在一起，其他一切都只是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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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们的生活一直都没有安定过。我们想出面参与、观察、研究、理解、分析、作证，尤其是相爱。警察无情的鸣笛、检查站、直升机螺旋桨的声音、被杀死的人，都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线上的一些标志。几个星期，几个月，第一年，然后是一年半，总是从佛罗伦萨的那个夜里，我进到尼诺的房间开始算起。我们说，从那时候起，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们称之为“真正的生活”，即使每天面对可怕的场景，那种神奇的感觉也没有散去。
阿尔多·莫罗被绑架之后的那几天，我们在罗马。尼诺在罗马推广他在那不勒斯的一位同事写的一本关于南方政治地理的书，我去和他团聚。关于那本书，大家都没说什么，但在场的人一直在讨论天主教民主党主席被绑架的事情。有一部分听众开始骚动，我非常害怕，这时候尼诺说，正是莫罗政府给国家抹黑，暴露出了国家最糟糕的一面，给“红色旅”恐怖集团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当时他掩盖对他的政党不利的一些事实，放过了那些腐败分子，而是把天主教民主党等同于国家，让自己的政党免于所有惩罚和起诉。他最后总结说，要捍卫国家机构，并不需要暗箱操作，而是要使一切变得透明，不回避任何事情，也需要提高效率，使正义能够得到伸张，人们的良心是无愧的。我看到，尼诺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一有机会，我就把他拉开了。我们藏身于爱情，就像那是一道刀枪不入的盔甲。
那段时间，我们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后来又有一次，我也遇到了麻烦，有一天晚上在费拉拉，当时阿尔多·莫罗的尸体已经被找到了一个月了。我不小心说漏嘴，我说，那些绑架他的人都是凶手。我的那些听众希望我斟酌用词，按照极左派的措辞来讲话，我一直都很小心，但通常我都会变得很激动，我会说出一些不经过大脑过滤的话。“凶手”这个词，对于在场的听众来说很刺耳。“法西斯才是凶手！”他们是这样批评、攻击和嘲笑我的。我不说话了，忽然间失去人们的支持和认同，我是多么难受啊！我失去了信心，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出发点，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小女人，在政治上我很无能，对于这类事情最好不要开口。有一段时间，我尽量避免在公众场合出现。假如杀死了一个人，那杀人的人不是凶手吗？那天晚上不欢而散，尼诺几乎要和一个坐在大厅后面的人打起来了。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我们俩是一心的。事情就是这样：假如我们俩在一起，没有任何批评能伤害到我们，我们反倒会变得很骄傲，我们的观点是最重要的，其他事情都没有意义。我们一起去吃饭，享受美食、红酒和性爱，我们只想紧紧拥抱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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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年末，第一盆凉水迎面浇了下来，当然是莉拉对我泼的凉水。从十月中旬起发生了一系列让我很难受的事儿，到莉拉那里达到了最高峰。第一件事情是，一天彼得罗从大学下班回家的路上，被几个男孩子打了。红头发？黑头发？没人知道。他们蒙着脸，手里拿着棒子。我急忙跑到医院去看他，我确信他会比往常更消沉。但是，尽管他的头被包着，一只眼睛乌青，但他很愉快。他很和气地接待了我，很快就忘记了我的存在，他和几个学生聊得热火朝天，在这些学生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后来大部分学生走了，那个女生坐在他的床边上，拉着他的一只手。她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高领T恤，一条蓝色的迷你裙，黑发一直垂到腰上。我对她很客气，问了她的学习情况。她说，再考两门，她就可以毕业了，但她已经开始写论文了，写的是古罗马诗人卡图鲁斯。她很出色，彼得罗这么赞扬她说。她的名字叫多莉娅娜，我离开时，她一直握着彼得罗的手，帮他整理枕头。
当天晚上，在佛罗伦萨家里，我婆婆带着黛黛和艾尔莎出现了。我跟她提到了那个姑娘，她很满意地微笑了，她知道儿子的新恋情。她说：“你离开他了，还指望着什么？”第二天，我们一起去了医院。黛黛和艾尔莎马上就被多莉娅娜的手镯和项链吸引了过去，基本没有专注她们的父亲和我，一直在院子里和多莉娅娜还有她们的奶奶玩儿。我想，现在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我和彼得罗很小心地相互试探。在他被打之前，他去看孩子的次数已经减少了很多，现在我明白是为什么了。我问了那个女生的情况，他用自己的方式谈到了那个姑娘，语气充满了深情。我问：“她会和你一起生活吗？”他说，这还为时尚早，他还不知道，但有可能会的。我说：“我们要谈谈孩子的问题。”他表示同意。一有机会，我就和阿黛尔说明了这个新情况，她以为我会抱怨，但我跟她说，现在的情况我觉得很好，我的问题是两个女儿。
“也就是说？”她很警惕地问我。
“到目前为止，出于需要，我把她们都放在你那儿，我想，彼得罗也需要时间调整，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他有了自己的生活，我也有权过一种稳定的生活。”
“你打算怎么办？”
“我会在那不勒斯租一套房子，会和我女儿搬到那里去住。”
我们吵得不可开交。她非常爱两个孩子，不放心把孩子交给我。她说我太专注自己的事儿了，根本就照顾不过来。她说，家里有两个女孩子，然后让一个外人——她说的是尼诺，来家里，这是一件很不慎重的事情。最后，她强调说，她不会让两个孙女在一个像那不勒斯那样混乱的城市生活。我们吵得很凶，什么话都说出来了。她提到了我母亲，她儿子应该跟她讲了在佛罗伦萨家里上演的那一幕。
“你出差时会把两个孩子留给我，怎么不留给她呢？”
“我想留给谁就留给谁。”
“我不希望黛黛和艾尔莎和这些不理性，经常会失控的人接触。”
我回答她说：
“这么多年里，我一直觉得，你是我想要的那种母亲，但我错了，我母亲要比你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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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对彼得罗提出我要把两个女儿带走。很明显，他很为难，但为了能多和多莉娅娜待在一起，他愿意作出任何让步。我去那不勒斯和尼诺谈这件事情，我不想在电话里谈论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把我带到了多莫路上的那套房子，现在，我们通常都是去那里。尽管每次都有一种仓促的感觉，那里破旧的床单让我有些厌烦，但我知道他一直住在那里，那是他的家，见到他很幸福，所以我总是心甘情愿地去找他。我对他说，我已经想好了，要和两个女儿搬回那不勒斯居住。他表现得十分惊喜，我们庆祝了一下，他说要尽快给我们找一套房子，他想承担找房子的责任。
我松了一口气，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四处奔波、悲喜交集的生活，现在是消停的时候了。我有了一点儿钱，彼得罗也会给我孩子的抚养费，而且我正要签一本报酬丰厚的新书。除此之外，我终于感觉自己成熟了，地位越来越高，我以新身份回到那不勒斯，这对我的工作可能会是一个激励和促进。尤其是，我要和尼诺生活在一起，和他一起散步，会见他的朋友，进行交谈，晚上参加很多文化活动是多么美好的事儿。我想租一套明亮的房子，可以看到大海，这样两个女儿就不会怀念热内亚的舒适生活。
我避免给莉拉打电话，我没告诉她我的决定。我很肯定，她一定会强行掺和进来，介入我的生活，我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我给卡门打了电话，在那些年，我和她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关系。为了让她高兴，我和娜迪亚的哥哥阿尔曼多见面了，我发现，他现在不仅仅是一个医生，也是无产阶级民主党的一个要人。他充满敬意地接待了我，他赞扬了我最近写的那本书，并邀请我去城里的某个地方，和读者谈论这本书。他把我拉到了一个有很多人收听的电台，那是他自己建立的一个电台，在一个异常凌乱的地方，他对我进行了采访。但是，我打听他妹妹时，他变得遮遮掩掩，他把我的询问称为“持之以恒的兴趣”。他说，娜迪亚现在很好，她和母亲一起去远方旅行了，没有别的。关于帕斯卡莱，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感兴趣。“像他那样的人，”阿尔曼多强调说，“是这伟大政治阶段的毁灭者。”
在卡门跟前，我非常委婉地谈到了这次会面，很明显，她还是很难过，那是一种沉重的难过。这让我每次去那不勒斯时，都会去看她，从她身上，我能感觉到一种我可以理解的不安。帕斯卡莱是我们的帕斯卡莱，无论他做过什么，我们都很爱他，或者说，无论人们认为他做了什么，我们都爱他。关于他，我的记忆变得支离破碎，非常模糊：我们在城区图书馆相遇的那次，在马尔蒂里广场上打架的那次，他开车带着我去看莉拉的那次，还有他和娜迪亚出现在佛罗伦萨的家里。我对卡门的记忆要更清晰一些，她孩童时代的痛苦——警察抓走她父亲的场景，我记得很清楚——现在加上了她对哥哥的忧虑，她一直在操心着哥哥的命运。假如之前我们只是孩童时代的朋友，因为莉拉的缘故，她成了卡拉奇家的新肉食店的售货员，现在她是我很愿意见面、很在意的一个人。
我们在多莫街上的一家酒吧里见面，那地方很黑，我们坐在对着街道的门边儿。我跟她详细说了我的计划，我知道，她会告诉莉拉的。我想，这也没什么问题。卡门穿着黑色的衣服，满脸沉重，她一声不吭地听我讲，中间没打断我。我感觉我的一切都很轻浮：我穿的体面衣服、尼诺，还有想生活在一栋漂亮房子里的愿望。最后她看了一下表，对我宣布说：
“莉娜马上就要过来了。”
我有些不安，我约的是她，而不是莉拉。这时候，我也看了看手表说：
“我要走了。”
“等一下，她过五分钟就来了。”
她满怀温情和感激，说起了我们的朋友莉拉对大家的照顾。莉拉关心所有人：她父母、她哥哥，甚至是斯特凡诺。莉拉帮安东尼奥找了一套房子，她和安东尼奥的德国妻子成了好朋友。莉拉想开一家自己的计算机公司。莉拉很诚实、有钱、慷慨，假如你有困难的话，她就会拿钱出来。莉拉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帮助帕斯卡莱。“啊，是的，莱农！”她说，“你们一直都那么要好，那么息息相通，真是太幸运了，我从小就很嫉妒你们俩。”我感觉，我在她的声音、语气和手势里，都看到了莉拉对她的影响。我想到了阿方索，我想起来，我当时看到他——一个大男人，连轮廓都和莉拉相似时的震撼。整个城区都向她看齐，她现在又成了一种风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