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校对)第14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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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他住在哪里。
“‘有一个时期,我每年都要去巴黎一趟,不过,都是在那些大街上逛。你到过拉吕饭店没有?那是我最喜欢去的馆子。’
“这使我有点诧异,因为你知道,这馆子并不便宜。”
“一点不便宜。”
“我想他看出我有点诧异,因为他嘴边又露出那种讽刺的微笑。可是,他显然觉得并不需要进一步解释。我们东聊聊,西聊聊,后来两个男孩子回来了。我们一同吃晚饭。吃完晚饭,考斯第问我可高兴和他上小酒店去喝杯啤酒。小酒店只是一间相当大的房间,房间的一头是酒吧间,另外有几张大理石面的桌子,四周围放些木椅。有一架自动钢琴,有人放进一个硬币,钢琴正放着舞曲。除掉我们坐的那张桌子外,只有三张桌子坐有人。考斯第问我可会打比陆。我曾经跟我的那些学生朋友学过,所以说会打;他就建议我们赌谁会啤酒账。我同意,他叫人把纸牌拿来。我输了一杯啤酒,接着又输掉一杯啤酒。后来他建议我们赌现钱。他拿的牌好,我的运气很坏。不过赌的输赢不大,我只输了几个法郎。这一赢加上啤酒使他的兴致高了,他就谈起来,从他的谈吐和举止,我不久就看出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当他重又谈到巴黎时,他就问我可认识某某,某某,某某,就是路易莎伯母和伊莎贝儿住在艾略特家里时我碰见的那些美国女人。他好像比我跟这些人熟悉得多,我弄不懂他怎么会落到现在这样。时间并不晚,可是,我们天一亮就得起来。
“‘走之前,我们再喝一杯啤酒吧,’考斯第说。
“他一面呷着啤酒,一面用他精细的小眼睛瞄着我。我知道他当时使我联想起的什么,是一个坏脾气的猪猡。
“‘你为什么到这个混蛋的煤矿来做工?’他问我。
“‘体验一下。’
“‘你是个傻瓜,小伙子,’他说。
“‘那么,你为什么在这儿做工呢?’
“他耸耸自己厚实而臃肿的肩膀。
“‘我做孩子时就进了贵族军事学校,我父亲是沙皇下面的一个将军,上次大战时我是骑兵军官。我受不了皮尔苏斯基。我们策划杀死他,可是有人出卖了我们。我们的人凡是被他捉到的,都被枪毙。我总算来得及越过边境。这时我只有参加法国军团,或者到煤矿上做工的两条路。这两件坏事,我选择了后一件坏得少些的。’
“我已经告诉过考斯第,我预备在煤矿上做什么工作,他当时没有说什么,可是,现在他把胳膊肘搁在大理石台面上,跟我说道:
“‘你试试把我的手摊开看。’
“我懂得这是一种老式的角力,所以摊开手掌抵着他的手掌。他笑了。‘几个星期之后,你的手可不会这样软了。’我使尽力气推,可是,他的力气非常之大,简直动不了他;他慢慢地把我的手推回去,一直推到桌子下面。
“‘你相当有力气,’他总算没有笑我。‘没有多少人能够顶得住这样久的。你听我说,我的助手很不行,他是个矮小的法国人,连个虱子的力气也没有。明天你跟我来,我跟工头说叫你做我的助手。’
“‘我很愿意,’我说。‘你看他肯吗?’
“‘要点人情。你拿得出五十个法郎吗?’
“他把手伸出来,我从皮夹子里拿出一张钞票给他。两个人回家睡觉。我劳累了一整天,睡得像猪一样。”
“你可觉得煤矿的活不好干吗?”我问拉里。
“开头干得人腰酸背痛,”他咧开嘴笑了一下。“考斯第和工头一起干活,我当考斯第的助手。那时候,考斯第干活的地方只有旅馆浴室那样大小,而且进去时要通过一条很低的隧道,只能手足齐用爬进去。里面热得像火炉,我们干活时只穿一条裤子。考斯第那个又胖又白的上半身看了叫人极其厌恶,就像只无大不大的蜒蚰。在那么狭窄的一点地方,气刀的声音吵得人耳朵都聋了。我干的活是把他劈下来的煤块装满一篮子,再把篮子拖到隧道口,等地下煤车隔段时间开来时,把它装上,煤车再开到电梯那边。这是我平生碰到的唯一的一个煤矿,所以不知道一般的做法是不是都是如此。这好像是很起码的操作法,可是这活儿却他妈的非常吃力。做了半个工的时候,我们坐下来休息,吃午饭,抽烟。做完一天之后,我并不难受,而且洗个澡真是开心。我当作我的脚永远不会干净似的,黑得就像墨水。当然我的手划破了,而且酸痛得厉害,但是长好了。我对工作慢慢习惯起来。”
“你坚持了多久呢?”
“这个活我只做了几个星期。那些把煤装到电梯那边的煤车,是用一辆拖拉机拖的,司机不大懂机器,引擎经常出毛病。有一次他没法子开动车子,而且好像想不出一点办法。我相当会修机器,所以把机器检查一下,半小时之内,就把车子修好了。工头告诉了经理,经理把我找了去,问我可懂得开车子。结果他就叫我担任司机;当然工作是单调的,但是轻松,而且由于引擎没有再出什么毛病,他们对我都很喜欢。
“考斯第对我离开他恨得要死。他和我很配合,而且跟我搞习惯了。我同他成天一起工作,吃完晚饭一起上小酒店,睡一个房间,当然和他熟悉。他是个怪家伙。这种人你一定会喜欢。他不跟波兰人来往,波兰人去的咖啡馆我们也不去。他总忘记不了自己是贵族,而且当过骑兵军官,所以,他把那些波兰人都看成狗屎。波兰人当然恨他,但是,一点没有办法;他壮得就像条公牛,打起架来,不管有刀子没有刀子,五六个人一齐上也胜不了他。可是,我照样认识了几个波兰人;他们告诉我,他在一个漂亮的骑兵分队里当过军官是真的,但是,为了政治原因离开波兰,则是说谎。他是因为打牌作弊,被人捉住,从华沙军官俱乐部里被赶出来,并且解职的。他们叮咛我不要跟他打牌;说他碰见他们都有点怯,因为他们太熟悉他的底子。谁都不肯跟他打牌。
“我打牌一直输给他,你知道,不过输得不多,只有几个法郎,而且他赢了以后,总要争着会酒账,所以实在算不了什么。我认为,自己只是运气不好,或者牌打得没有他好的缘故。可是,在那些人告诉我之后,我的眼睛就留神起来,而且百分之百肯定他在作弊,可是,你知道,我怎么也看不出他是怎样作弊的。哎,他真是聪明。我知道他根本不可能永远拿到好牌。我就像个山猫盯着他看。他就像狐狸一样狡猾,而且我猜想,他已经看出我对他提防起来。有一天晚上,我们玩了一会牌之后,他带着相当残酷而讽刺的微笑——这是他懂得的唯一笑法——望着我说:
“‘要不要我变两个戏法给你看?’
“他把纸牌拿过去,叫我说一张牌,然后洗了牌,叫我随便取一张;我取了一张看时,就是我说的那一张。他又变了两个戏法,然后问我打不打扑克。我说会打,他就发给我几张牌。我一看,手里的牌是四个A一个K。
“‘你拿到这副牌总会押上很多的钱吧,是不是?’他问我。
“‘我会把所有的钱都押上去,’我答。
“‘傻瓜。’他把自己手里的牌摊给我看,是同花顺子。他是怎么搞的,我不知道。他看到我大为惊讶,哈哈大笑。‘我假如不是个规矩人,我就会使你到现在连老婆都输掉。’
“‘现在你也没有吃亏,’我笑着说。
“‘小意思。连在拉吕吃顿晚饭都不够。’
“我们每晚仍继续打牌,而且打得很高兴。我得到的结论是,他作弊与其说是为了钱,还不如说是为了寻乐子。他对自己能够愚弄我感到一种异样的满足,而且我觉得,他发现我明知道他在作弊却看不出他是怎样作的,感到好笑之至。
“可是,这只是他的一方面,而使我感觉兴趣的却是他的另一方面。我简直无法把这两方面调和起来。虽则他自夸除掉报纸和侦探小说以外,什么都不看,但他实在是个有文化的人。人很健谈,谈起话来刻薄、严峻、讥诮,但是,听他谈话,常使人笑不可仰。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床头挂一个十字架,星期天经常去做弥撒。星期六晚上总要喝醉酒。我们去的那家小酒店,星期六总是挨挨挤挤的人,室内烟雾弥漫。有的是带了家人来的沉静的中年矿工,有的是成群结队的吵吵闹闹的年轻人,有的汗污满面围着桌子一面打比陆,一面大声叫唤,他们的老婆则坐得稍后一点看着。这些人和这些声音对考斯第产生一种古怪的影响;他会变得严肃并且谈起神秘主义来——在许多你想象不到的问题中间,偏偏会谈这个。我当时对神秘主义毫无所知,只是在巴黎读过一篇梅特林克论鲁斯布鲁克的文章。可是,考斯第却谈到柏鲁丁诺、雅典最高法院法官德尼、鞋匠约考白·波伊姆和梅斯特·艾克哈特。听这样一个被自己的世界开除出来的大块头和游民,带着讽刺、怨恨和绝望的口气谈万物的本性,谈与上帝结合后的极乐境界,简直是匪夷所思。这些我都从来没有听过,弄得我又莫名其妙,又兴奋。我就像一个躺在黑房间里但是醒在床上的人,忽然看见窗帘上透进一道光线,心里知道只要拉开窗帘,眼前就会展开一片晨光朗照的原野似的。可是,在他清醒的时候,我想要逗他谈谈这个问题,他就会对我大发脾气,恶狠狠地望着我。
“‘我连自己讲的什么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自己谈些什么?’他打断我。
“可是,我知道他在扯谎。他完全知道自己谈些什么。他懂得很多。当然他当时是吃醉了,可是,他眼睛的神情,他那张丑陋脸上心旷神怡的表情,并不仅仅是吃了酒的缘故。这里面很有道理。他第一次这样跟我谈时,有些话我始终不能忘记,因为我听了觉得骇然。他说,世界并不是上帝创造的,因为无不能变为有;世界是永恒的一种表现;这还罢了,可是,他接着又说,恶和善一样,都是神性的直接表现。坐在那个肮脏吵闹的咖啡馆里,加上自动钢琴伴奏着舞曲,听着他讲这些话,真给人一种古怪的感觉。”

为了使读者休息一下,我在这里另起一节,但是,这样做只是为了读者的方便;拉里的谈话并没有中断过。我不妨借这个机会说,拉里谈得很从容,时常小心选择他的字眼。虽则我并不自命把这些谈话记录得完全无误,可是,我不但竭力重述了他的谈话内容,而且也复制了他的谈话风度。他的声音清脆,具有一种音乐美,听上去很受用;他谈话时,不作任何手势,只抽着烟斗,有时停下来把烟斗重新点一下,盯着你望,深色的眼睛里带有一种讨喜的,往往是古怪的表情。
“后来春天来了。在那片平坦而荒凉的乡间,春天来得很晚,仍旧是阴雨和寒冷;可是,有时候,也会有一天晴暖,使人不想离开地面,坐着摇摇晃晃的电梯钻到一百英尺下面的地球肚里去,里面挤满了穿着煤污工人裤的矿工。春天固然是春天,但是,在那片污浊的原野上,春天来得很羞涩,就像拿不准会不会受到人们欢迎似的。它像朵黄水仙,或者百合花,开在贫民区住房窗沿上的一只盆子里,使你弄不懂它在那儿做什么。星期天早晨,我们躺在床上——因为我们星期天早上总是起身很晚——我在看书,考斯第望着外面蓝天,对我说:
“‘我要离开这儿。你可要跟我一起走?’
“我知道有许多波兰人夏天都回波兰参加割麦子,不过,时令还早,而考斯第波兰是回不去的。
“‘你上哪儿去?’我问。
“‘流浪。穿过比利时到德国,再沿莱茵河走。我们可以在农场上找到工作,把一个夏天混掉。’
“我毫不迟疑就决定了。
“‘这听上去不错,’我说。
“第二天,我们就去告诉工头我们不干了。我找到一个人愿意拿一只背包和我换皮包。我把不需要的和背不动的衣服送给杜克娄克太太的小儿子,因为他的身材和我差不多。考斯第留下一只口袋,把些要用的东西打一只背包,就在第二天老太婆给我们喝了咖啡之后出发了。
“我们一点不着忙,因为我们至少要等到庄稼可以收割的时候才能找到一处农场干活,所以,两个人懒懒散散地由那慕尔和列日穿过法国和比利时,然后经由亚琛进入德国境内。每天顶多走十英里或十二英里路;遇到一个村子看上去不错,就住了下来。总有一个客栈之类的地方可以过夜,总有一家酒店可以吃到饭,喝到啤酒。整个说来,天气都很好。在煤矿里干了好几个月的活之后,能够跑到野外来,的确开心。敢说我从来就没有体会到一片绿茵看上去有这样好看,一棵树还没有长出叶子,但是树枝笼罩着一层淡绿色薄雾有多么的美好。考斯第开始教起我德语来,我而且相信他的德语和法语讲得一样好。我们一路行来,他就会告诉我经过我们面前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东西德文叫什么,一头牛,一匹马,一个人等等,后来又叫我复述简单的德文句子;就这样把时间消磨掉。等到我们进入德国境内时,我至少已经能够跟人家要我要的东西了。
“科隆并不完全是顺路,可是考斯第坚决要去那里,他说是为了那一万一千殉道修女。等我们到了科隆时,他去酗酒胡闹。我有三天没见到他;等他回到那有点像工人宿舍的房间时,脸色非常阴沉,原来他和人家打了架,眼睛打青了,嘴唇也划了一道口子。那相貌可不怎么好看,我可以告诉你,他睡了二十四小时,后来我们就沿着莱茵河流域向达姆施塔特出发;他说那一带乡间很好,我们很有机会找到工作。
“我从来没有这样痛快过。天气仍旧很好,我们漫步穿过小镇和村落;碰到有什么可看的,就停下来看看。只要有地方可以过夜,就住下来;有一两次,睡在稻草堆上。吃饭在路旁的客店里吃,等到我们到达酿葡萄酒的乡间时,就不喝啤酒,喝起葡萄酒来;在客店喝酒时,就跟店里那些人交朋友。考斯第有一种粗野的快活派头,使那些人对他很信任;他会跟他们打斯卡特,那是一种德国的牌戏。玩牌时,他会偷牌,可是人脾气好,而且讲些他们欣赏得了的下流笑话,所以那些人输给他那几个大钱也不介意。我和他们练习讲德语;在科隆时我买了一小本英德会话语法,进步得很快。到了晚上,考斯第喝了两大盅白葡萄酒之后,就会以一种古怪的病态方式谈论从逃避孤独而找到孤独,谈灵魂的黑夜,谈造物和主宰合为一体的极乐境界。可是到了清早,当我们穿行在明媚的乡野,草上还沾着露水时,我想要他再告诉我一点,他却变得非常生气,几乎要动手打我。
“‘住口,你这蠢材,’他说。‘你要知道这些无聊的事儿做什么?来,让我们学德文。’
“一个拳头就像汽锤而且说打就打的人,你跟他有什么争辩头。我曾经看见他发过火。我知道他可以把我打昏过去,把我丢在水沟里,而且用不着我提,他就会在我昏倒时把我的口袋掏光。我对他这个人简直摸不透。当葡萄酒打开他的话匣子,他谈到至高无上的主宰时,他会避开平时讲的那些粗野下流话,犹如脱掉在煤矿里穿的煤污工人裤一样;他会谈得很文雅,甚至很有口才。我敢肯定他并没有弄虚作假。不知道我是怎样会想起的,但是,我多少有种想法,好像他从事煤矿上那种辛苦的非人劳动是为了折磨自己的血肉之躯。好像他憎恨自己那个巨大的臃肿不灵的身体,要给他罪受;他的诈欺行为,他的仇恨,他的残酷,都是他的意志对——唉,我不知道你会称它做什么——他的意志对一种根深蒂固的神圣本能的反抗,对自己渴求上帝的欲望的反抗,那个使他害怕同时又使他困惑的上帝。
“我们并不赶时间,春天差不多快过去了,树木全长得青枝绿叶的。葡萄园里的葡萄开始灌浆。我们总尽量沿土路走,现在路上的灰尘大了起来。我们已到了达姆施塔特附近,考斯第说我们还是找个工做吧。我们的钱快用光了。我口袋里还有半打旅行支票,可是,我拿定主意只要能够不用,还是不用。当我们看见一家看去还不错的村舍时,我们就停下来,问他们要不要两个帮工。我要说我们的外表并不怎样讨人喜欢;身上又是灰尘,又是汗,又是肮脏。考斯第样子像个大流氓,我的样子想来也好不了多少。我们几次三番被人拒绝了。有一个地方的农夫说,他愿意雇用考斯第,但是不能用我;考斯第说我们是好朋友,不能分开。我叫他去,可是他不肯。我很诧异。我知道考斯第喜欢我,虽则我想不出是什么缘故,因为我现在已经对他没有用处了,但是,我决计没有想到他喜欢我到这种地步,会为我而拒绝工作。当我们走开后,我感到有点良心责备,因为我并不真正喜欢他,事实上,我觉得他相当可厌,但是,当我想要说几句话,表示我对他这样做感到高兴时,他把我臭骂了一顿。
“但是,我们总算时来运转了。我们刚穿过一处坐落在低谷中的村子,就望见一幢单独的村舍,外表还不错。我们敲敲门,一个女人来开门。我们像平时一样问她可要帮工的,说我们不要工钱,只要有饭吃,有地方住就行,想不到她并没有请我们吃闭门羹,而是叫我们等一下。她向屋子里面叫人,不久就出来一个男人。这人把我们仔细打量一下,问我们从哪儿来的。他要我们把证件给他看,看到我是美国人时,把我又瞪了一眼。他好像不大高兴这一点,但仍旧请我们进去,并且喝杯葡萄酒;他把我们带到厨房,三个人一同坐下。那女人端来一大盅酒和几只杯子。他告诉我们,他雇的帮工被公牛牴伤了,现在在医院里,要等到庄稼收割之后才能复工。战争里死了那么多人,余下的人又都进了莱茵河沿岸兴起的那些工厂做工去了,现在找帮工他妈的可真不容易。这个我们知道,而且早已算计到了。总而言之,他说他可以雇用我们。房子里地方很大,可是,我想他大约不愿意我们住在家里;不管怎样,他告诉我们稻草棚上面有两张床,我们就在那里睡。
“农场上的活不重。牛要喂食,还有猪也要喂食;机器很不灵,我们得好好收拾一下;但是,我还是有点空闲。我喜欢那些芳香的草坪,傍晚时常常到处闲逛,遐想,日子过得很不错。
“这家人家姓贝克尔,有老贝克尔,他的妻子,他的寡媳和孙儿女。贝克尔年近五十,肥硕的身躯,花白头发;他在大战时参过军,腿上受了伤,现在走起路来还是一拐一拐的。腿上的伤使他很痛苦,只能靠喝酒解痛;睡觉前总是喝得醉醺醺的。考斯第和他相处得很好,晚饭后,时常一起上酒店,打斯卡特,大喝其酒。贝克尔太太原是婢女。他们把她从孤儿院里领出来,贝克尔在妻子死后不久就娶了她。她比贝克尔年纪小一大截,也还有点姿色,长得丰满,两颊红红的,浅色的头发,有股风骚劲儿。考斯第不久就看出这里面有点花头的结论。我告诉他不要当傻瓜。我们有个好工作,可不愿意丢掉。他只是嘲笑我;说贝克尔满足不了她,而且是她自己在要。我知道叫他规规矩矩是白说,但还是关照他当心点;贝克尔可能看不出他的企图,但是还有他的媳妇。你逃不脱她的眼睛。
“爱丽——就是那个媳妇的名字——是个又高又壮的年轻女人,只有二十来岁,黑眼睛,黑头发,一张长方的阴沉沉的脸。她仍旧替自己在凡尔登阵亡的丈夫戴着孝。是个虔诚教徒,每逢星期天早晨,都要步行到村子里去做早弥撒,下午又要跑去做晚祷。她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是遗腹子;吃饭时除掉骂孩子外,从不开口。她在农场上只做少量的活,多数的时间都花在带孩子上,晚上总是一个人坐在起坐间里开门看小说,这样哪个孩子哭她就能听到。两个女人感情很坏。爱丽看不起贝克尔太太,因为她是个弃儿,做过用人,而且对于她是一家的主妇,能够发号施令痛恨之至。
“爱丽是个富庶农夫的女儿,嫁过来时带了一大笔奁资。她并没有在村里上学,而是上的最邻近的斯温根堡镇的一个女子体育学校,受到很好的教育。可怜的贝克尔太太十四岁就到了农场,能够看书写字在她已经很不错了。两个女人关系搞不好,这是另一个原因。爱丽一有机会就卖弄她的知识,贝克尔太太气得满脸通红,就问有知识对于一个农夫的妻子有什么用。于是,爱丽就会看着自己用钢链绕在手腕上的死去丈夫的身份牌,对着贝克尔太太愠怒的脸恶狠狠地说:
“‘不是一个农夫的妻子。只是一个农夫的寡妇,一个把生命献给国家的英雄的寡妇。’
“可怜的老贝克尔为了使她们不要吵嘴,只好把农活搁下来。”
“可是,他们对你怎样看法呢?”我打断拉里的话。
“哦,他们当作我是从美国军队里逃出来的,弄得回不了美国,回去就得坐牢。我不愿意跟贝克尔和考斯第上酒店去喝酒,他们认为就是这个缘故。他们觉得我不愿引起人们注意,弄得村警来盘问我。当爱丽得知我打算学德文时,她就把自己的旧课本拿出来,说要教我。因此,晚饭后,她就和我走进起坐间,把贝克尔太太丢在厨房里;我读给她听,她改正我的读音,并设法使我懂得那些我不认识的单词。我猜想她这样做与其说是帮助我,还不如说是摆点颜色给贝克尔太太看。
“考斯第这一向一直都在设法勾引贝克尔太太,但是没有进展。她是一个快活的、嘻嘻哈哈的女人,很随便地和他一起揶揄说笑,考斯第对女人很有他的一套。我猜她知道考斯第的用心,而且敢说自己感到得意,但是,当考斯第开始拧她时,她却教他放规矩些,并且掴了他耳光。我敢打赌,那一记打得很重。”
拉里有点迟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我从来不是那种认为女人在追我的人,可是,我感到——嗯,贝克尔太太看中了我。这使我很不舒服。单拿一点说,她比我大得多,而且老贝克尔一直对我们很尊重。吃饭时,贝克尔太太管分菜,我没法不感到她给我的菜总比给别人的多一点。我总觉得,她在找机会同我单独在一起。她会以一种我想你会称做的挑战姿态向我微笑,曾经问我可有女朋友,并且说一个年轻人在这种乡下,一定因为找不到女朋友而感到苦闷。这类事情你是懂得的。我只有三件衬衫,而且都穿得很破了。有一次,她说我穿得这样破烂真丢脸,要我把衬衫拿来让她给我缝缝补补。爱丽听到了,因此,下一次她和我单独在一起时,就说我如果有什么东西要补的,让她来补。我说没有关系。可是,一两天后,我发觉我的袜子洞全补好了,衬衫也打上补钉,放在阁楼上我放东西的长凳上,但是,不知道是她们哪一个做的。当然,我并不把贝克尔太太放在心上;她是个忠厚女人,我觉得这可能只是她的母性表现;但是,有一天,考斯第跟我说:
“‘你听着,她要的不是我而是你。我一点指望也没有。’
“‘别胡说八道,’我跟他说。‘她大可以做我的母亲。’
“‘这有什么关系?你只管追她,老弟,我不会碍你的事。她可能不那么年轻,但是身体长得很不错。’
“‘不要胡说。’
“‘你迟疑做什么?不要因为我的缘故,我希望。我是个哲学家,我懂得此处不着那处着。我不怪她。你年轻,我也年轻过来。青春是稍纵即逝的。’
“考斯第这样把稳,我并不高兴,我不愿意相信有这种事情。我不知道怎样对付这种局面是好,后来,我追溯了当时曾经触动我的许多事情,爱丽讲的那些我没有怎样留意的话。可是,现在我懂了,我有把握说爱丽也知道是怎么回事。贝克尔太太和我单独在厨房里时,爱丽会突然跑进来。我有个印象好像她在监视我们。我很不喜欢,觉得她想要当场捉着我们。我知道她恨贝克尔太太,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她就闹出来。当然我知道她没法子抓到我们的把柄,但是,这个女人的心眼儿很坏,说不定会编出一套谎话来灌输给老贝克尔。我不懂得怎样对付,只好假装我是个大傻瓜,一点领会不了这个女人的用心所在。我在农场上过得很快活,干活也干得很开心,不想在收割之前就离开。”
我不由得笑起来。我可以想象得出拉里当时的模样,穿着补过的衬衫和短裤,脸和脖子被莱茵河的太阳晒得黝黑,灵活而瘦削的身体,一双深色眼睛嵌在凹进的眼窝里。我可以有把握说,他这副相貌会使贝克尔太太这样白皙、这样胸部丰满的主妇欲火中烧起来。
“那么,后来怎样呢?”我问。
“是啊,夏天一天天过去。我们像牛马一样干着活。割掉麦子,堆起麦子。后来樱桃熟了。考斯第和我爬梯子摘樱桃,两个女人把樱桃装进大箩筐,由老贝克尔送到斯温根堡镇上卖掉。后来我们又割裸麦。当然始终还要照顾牲口。我们总是天没亮就起来,一直干到天黑才歇手。我想贝克尔太太已经看出我这人没有指望,把我放弃了;我总是保持和她若即若离,但是,尽量不得罪她。晚上,我已经非常瞌睡,谈不上读什么德文;吃完晚饭就回到阁楼上去,往床上一倒。贝克尔和考斯第大都上村里的酒店,可是考斯第回来时,我已经酣呼大睡了。阁楼上很热,我睡觉时总脱得赤条条的。
“有一天夜里,我被弄醒了。开头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我半睡半醒,我感到一只热乎乎的手捂着我的嘴,这才发觉有人和我睡在一起。我把手挪开,接着就有一张嘴抵着我的嘴,两只胳臂抱着我,我感到贝克尔太太的两只大奶子抵着我的身体。
“‘不要响,’她低声说。
“她身体紧紧抵着我,用又热又丰满的嘴唇吻我,两只手不住摸我的身体,两条大腿夹在我大腿中间。”
拉里停下来,我哧哧笑了。
“你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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