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之震颤:毛姆南太平洋故事集(校对)第20部分在线阅读

“我们大概要在这儿住上两星期。”他气咻咻地说，“我跟总督争论了半天，但他说毫无办法。”
“戴维森先生渴望早点儿回去工作。”他妻子说，不安地瞥了他一眼。
“我们已经离开一年了，”他说，在走廊上来回踱着步子，“教会的事交由当地的传教士们负责，我非常担心他们对待工作放任自流。他们人很不错，我不是背后说坏话。敬畏上帝、虔诚，都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的基督信仰会让国内许多所谓的基督徒脸红——只可怜他们缺乏干劲。他们可能抵得住一次，抵得住两次，但不能次次抵得住。如果你把教会事务交给一个当地传教士，无论他看上去如何值得信赖，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他已容许毁谤行径悄然出现。”
戴维森先生静静站在那儿。他身材又细又高，一双大眼睛在苍白的脸上闪着光芒，实在是个一见难忘的人物。他激动的手势、深沉而响亮的声音都明白显示出他的真挚之情。
“恐怕我的工作已经等着我了。必须采取行动，要马上行动起来。如果大树已经腐烂，就该把它砍掉，丢进火堆。”
傍晚吃过冷餐茶点——他们一天里最后一顿饭后，四人坐在呆板的客厅里，女士们做着活，麦克菲尔医生抽着烟斗，传教士说着自己在各个岛上的工作。
“刚去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罪恶意识，”他说，“把圣诫触犯了一条又一条，从来不知道自己做了错事。我觉得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就是把罪恶的观念灌输给当地人。”
麦克菲尔夫妇已经知道，戴维森在所罗门群岛工作了五年之后才遇见他妻子。她曾在中国传教，两人在波士顿结识，当时他们各自抽出一部分假期参加一个传教士大会。结婚后被派到这片岛上，一直辛苦工作到现在。
他们与戴维森先生的交谈中，有一点异常醒目，那就是这个人具有坚定不屈的勇气。他是一个行医传教士，随时都可能被调到某个岛上看病。雨季的太平洋风暴肆虐，就连捕鲸船都不保安全，他却乘着一条独木舟出海，这自然十分危险。遇到疾病或意外事故他从不犹豫。有十好几次他连夜从船里向外舀水才保住了性命，戴维森太太不止一次以为他必死无疑。
“有时候我求他别去，”她说，“或者至少等到天气稍微稳定下来，但他从来不听。他很固执，一旦打定了主意，什么也别想动摇他。”
“要是我们自己都害怕，怎么能让当地人相信主呢？”戴维森嚷道，“我不害怕，不怕。他们知道如果有了危难来找我，我肯定会去，只要是力所能及。你以为我在行使主的旨意时，主会弃我于不顾吗？风是按他的吩咐吹，浪是听了他的话才翻滚咆哮。”
麦克菲尔医生是个胆小的人，始终无法习惯战壕上空呼啸而过的炮弹。他在一个前线救护站做过手术，当时为了控制住自己颤抖的双手，眉头上的汗水流个不停，弄得眼镜都模糊了。他看着传教士，身上微微打了个激灵。
“希望我也能说自己从来没害怕过。”他说。
“希望你也能说你相信上帝。”对方回敬了一句。
不知怎么，这天晚上传教士的思绪回到了他跟妻子刚来这片岛上的日子。
“有时候戴维森太太和我相对而视，眼泪就落了下来。我们没完没了地工作着，不分白天和黑夜，却毫无进展。要是没有她，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我意志消沉，当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是她给了我勇气和希望。”
戴维森太太低头看着自己手上的活计，消瘦的面颊生出一抹红晕。她的手微微颤抖，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没有人来帮助我们，孤立无援，与自己人相隔千里万里，被黑暗团团包围。每当我受到挫折，疲惫不堪，她便把手头的事情放在一边，拿起《圣经》读给我听，直到宁静重临我心，就像睡梦降临在孩子的眼皮上一样。最后她把书合上，说：‘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我们都要拯救他们。’我又坚定了对主的信念，回答说：‘是的，有了上帝的帮助，我会拯救他们的。我一定要救他们。’”
他走过去站在桌子前面，就好像那是讲经台。
“你知道，他们天生就是那么堕落，简直无法让他们看清自己的邪恶。我们不得不把罪恶从他们想当然的行为中划定出来。不仅把通奸、说谎和偷窃定为罪恶，暴露自己的身体、跳舞以及不去教堂也都包括在内。我认定女孩展示她的胸部、男人不穿长裤都是罪恶。”
“怎么做呢？”麦克菲尔医生不无惊讶地问道。
“我制定了罚款。显然，为了让人们认识到某种行为有罪，唯一的途径就是惩罚。如果他们不去教堂，我罚他们钱，如果他们跳舞，我罚他们钱，如果他们穿着不当，我也罚他们钱。我有一个罚金价目表，每项罪过都要用钱或劳作偿付。最后我让他们弄明白了。”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拒绝付钱吗？”
“他们怎么可能呢？”传教士问道。
“敢站出来反对戴维森先生的人，想必一定有天大的胆子。”他的妻子说，紧绷着双唇。
麦克菲尔医生用困惑的眼神看着戴维森。听到这些话让他感到震惊，但他下不了决心表达自己的不赞成态度。
“你要记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可以把他们从教会中驱逐出去。”
“他们介意吗？”
戴维森微微一笑，轻轻搓着手。
“他们将再也卖不掉自己的椰子干。有人捕到鱼的话他们也分不到该有的一份。这差不多意味着挨饿。是的，他们非常介意。”
“跟他讲讲弗雷德·奥尔森的事儿。”戴维森太太说。
传教士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定在麦克菲尔医生身上。
“弗雷德·奥尔森是个丹麦商人，在这些岛上住了好多年。作为一个商人他十分富有，我们来的时候他不太高兴。你知道，他什么事情都自己说了算。当地人的椰子干他想付多少钱就付给多少，还是用商品和威士忌支付。他有了个当地人妻子，但毫无顾忌地对她不忠。他是个酒鬼。我给他机会改弦易辙，但他拒不接受，还嘲笑我。”
戴维森在说最后几个字时，嗓门降到深深的低音，他沉默了两分钟，沉默中充斥着威胁的意味。
“两年后他就破败了，失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积攒下的一切。我打垮了他，最后他不得不像个乞丐似的来找我，求我给他一张回悉尼的船票。”
“我真希望你能瞧见他来找戴维森先生时的那副模样。”传教士的妻子说，“他原来仪表堂堂，体格健壮，长了一身肥肉，还有一副大嗓门。可现在他缩小了一半，浑身哆嗦，突然之间变成个老头了。”
戴维森那出神的目光凝视窗外的夜空。雨又下了起来。
楼下突然传来一阵声响，戴维森转过身，疑惑地看着妻子。是留声机发出的声音，响亮得刺耳，呼哧呼哧转出一段切分节奏的曲调。
“怎么回事？”他问。
戴维森太太把鼻梁上的夹鼻眼镜推推紧。
“一个二等舱乘客在这儿租了个房间。我估计声音是从那儿传来的。”
他们默默听着，不一会儿传来跳舞的声音。随后音乐停止，他们听见开酒瓶塞的声音和起劲儿的交谈声。
“我敢说她是在给船上的朋友举行欢送会，”麦克菲尔医生说，“那条船十二点起航，对吧？”
戴维森没说话，只是看了看手表。
“你可以了吗？”他问妻子。
她站起来，把手里的活计叠好。
“是的，我想现在完成了。”她回答。
“现在上床太早了吧？”医生说。
“我们还要读上好一阵儿呢，”戴维森太太解释道，“无论在哪儿，就寝前总要读一章《圣经》，就着注解研究一番，你知道，还要反复讨论。这是对心灵的极佳锻炼。”
两对夫妇互道晚安。麦克菲尔先生和太太单独留了下来，有两三分钟他们没有说话。
“我还是把扑克牌拿来吧。”医生最后说。
麦克菲尔太太疑惑地看着他。与戴维森夫妇的谈话让她有点不安，但又不愿说最好不要玩牌，以免戴维森夫妇随时进来。麦克菲尔医生把牌拿来了，她看着他一个人摆排阵，心里隐约感到内疚。楼下不断传来饮酒狂欢的声音。
第二天天气不错，既然注定要在帕果帕果无所事事羁留两个星期，麦克菲尔便着手把一切安排妥帖。他们去码头找行李，从箱子里拿回一些书籍。医生走访了海军医院的外科主任，跟着他一道巡视了病床，又在总督那里留了张名片。在路上他们遇到了汤普森小姐。医生摘下帽子，她朝他欢快地大声回了句：“早上好，医生。”她还是穿着头一天的衣服，一条白色连衣裙，还有那双光闪闪的高跟白皮靴子，肥腿在靴子上端鼓出来，在异国的背景下显得尤为怪诞。
“要我说，她的穿着不太合适。”麦克菲尔太太说，“她让我觉得特别俗气。”
他们回来时，她正在走廊上跟商人的黑孩子们玩耍。
“过去跟她说句话，”麦克菲尔医生悄声对他妻子说，“她一个人待在这儿，不打声招呼不太好。”
麦克菲尔太太生性害羞，但已经习惯照丈夫的吩咐做。
“我想我们都是同住此地的房客。”她略显笨拙地说。
“真糟糕，对不对？竟窝在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汤普森小姐回答，“他们还跟我说能找到一个房间已经够幸运了。我可住不了当地人的房子，可有些人就只能住在那儿。真不明白怎么连一家旅店都没有。”
他们又交谈了几句。汤普森小姐嗓门大，说话絮叨，显然很愿意闲扯，但麦克菲尔太太实在聊不出话来，很快就说：
“哦，我想我们该上楼去了。”
到了晚上坐下来吃冷餐茶的时候，戴维森走进门来，说：
“我看见楼下的女人那儿坐着几个水手。不知道她怎么认识的他们。”
“她这种人是不会太挑剔的。”戴维森太太说。
过了闲散而漫无目的的一天，每个人都很疲惫。
“要是就这样过上两个星期，不知道最后会是一种什么感觉。”麦克菲尔医生说。
“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一天分成几份，安排不同的活动，”传教士回答，“我会留出几个小时读书，把一定的时间用于锻炼，不管是晴是雨——雨季里你就顾不得下雨了——还要安排些时间娱乐。”
麦克菲尔医生担忧地看着他的这位同伴。戴维森的安排让他感到压抑。他们又吃了碎牛肉饼，好像厨子只会做这一道菜。接着，楼下的留声机又响了起来。戴维森一听见便神经质地一惊，但什么也没说。男人的声音飘了上来。汤普森小姐的客人们齐声唱起一支有名的歌曲，随即他们就听见了她本人那沙哑而响亮的声音。叫嚷声和笑声响成一片。楼上的四个人勉强说着话，不由自主地听着下面的碰杯声和椅子刮擦声。显然又来了不少人。汤普森小姐在办一场晚会。
“真纳闷她那儿怎么容得下这么多人。”麦克菲尔太太说，猛然打断了传教士和她丈夫之间有关医学方面的谈话。
这说明她的思绪游离了出去。戴维森脸上的抽搐也表示，尽管他嘴上说着科学话题，脑子里却想着同一件事情。在医生乏味地讲述自己在佛兰德斯前线经历时，他突然大叫一声，跳了起来。
“怎么回事，阿尔弗雷德？”戴维森太太问。
“肯定是的！我一直都没想到。她是从埃维雷出来的。”
“不会吧？”
“她是在火奴鲁鲁上的船，这就很明显了。她把那个行当带到这儿来了。带到这儿！”
他满腔愤慨地说出最后那几个字。
“埃维雷是什么地方？”麦克菲尔太太问。
传教士那阴郁的目光投向她，颤抖的声音里充满厌恶。
“火奴鲁鲁的瘟疫之地，也就是红灯区，我们文明的污点。”
埃维雷地处城市的边缘。沿着港口边的小巷走下去，摸黑穿过一座摇摇欲坠的桥，来到一条空无人迹的街上，遍地车辙，坑坑洼洼。接着，你就突然置身于一片灯火之中，道路两侧是停车的地方，以及一家家俗气、明亮的酒吧，每家都响彻自动钢琴的噪声，此外还有理发店和烟草店。那里骚动不安，一片及时行乐的气氛。你走入一条狭窄的巷子，随后向右或者向左，因为那条路把埃维雷一分为二，然后就到了那片地区。一排排小平房整齐漂亮，全都漆成绿色，房子之间的通道又宽又直。那地方布设得如同一座花园之城。那种体面的匀称感，那种秩序和整洁，充斥着既讽刺又恐怖的印象，因为寻欢作乐这种事情从未如此系统化和秩序化。通道上稀疏地点着几盏路灯，要不是平房打开的窗户里射出灯光，那里必定漆黑一片。男人们四处转悠，瞧着窗边坐着的女人，她们或是在读书，或是在做针线活，多半不去留意路上的行人。男人们跟女人们一样，哪个国家的都有。美国人是靠港船舶上的水手和炮艇上的士兵，一个个醉醺醺的，以及驻扎在岛上的兵团的士兵，白人和黑人都有；日本人通常三三两两走在一起；还有夏威夷人，穿长袍的中国人，戴着怪模怪样帽子的菲律宾人。他们全都压抑而沉默。欲望总是伤感的。
“那是太平洋地区最见不得人的丑恶之地。”戴维森激动地嚷道，“传教士们多年来一直游说鼓动来抗议，当地的报纸终于关注了事态，但警方拒绝出动。你知道他们的理由。他们说堕落行径是不可避免的，最好的办法是把它限制在一定区域加以控制。事实是他们收了贿赂，贿赂。酒吧的老板、流氓，还有那些女人收买了他们。但最后，他们还是不得不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