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热的年代(校对)第388部分在线阅读

　　野村吉三郎想了想说道：“请帮我叫一辆黄包车吧，我要去一趟港口……”
　　坐在汽车上的胡秉柯饶有趣味的看着经过的街道，虽然他在大连待了将近一个月，但是大多数时间都待在了房间内查阅资料，倒是真没有好好的游玩过这座城市。虽然和此时的哈尔滨相比，大连就像是一座小城镇，但是就风景来说这座滨海小城还是要比哈尔滨出色的多的。
　　坐在他身边的助手王永江倒是对于大连颇为熟悉，随口就道出了街道两边这些店铺的特色，顺便还提了提大连其他街道上的有名店铺。只可惜从大和旅馆到火车站的距离并不远，两人不过交谈了几句，火车站就出现在了面前。
　　作为大和旅馆的汽车，在这座火车站还是有点特权的，汽车直接开上了站台，汽车夫殷勤的把两人的行李送去了列车尾部的头等车厢内。这是一个两人的包间，车窗两边各有一张上下铺的铁床，上铺睡人下铺则用来摆放行李和坐人。
　　胡秉柯试了试下铺的软垫觉得还不错，看到王永江这边把汽车夫送走返回了包厢后，他终于清了清喉咙对王永江说道：“这次谈判倒是多亏了你了，张主席倒是真没有推荐错人，要不然这些日本人非把谈判拖到7月去不可。”
　　王永江却不敢居功，赶紧摆手说道：“如果不是胡主任您提出的提前五年接手关东州行政，所拟政策20年内不变的提议，恐怕日人还不会那么容易接受我们的条件。这个功劳我可不敢领。”
　　胡秉柯笑了笑说道：“这主意可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主席的想法。我们之前只是逼迫日本人从关东州撤了军，但是想要收回这一地区却要等到1923年。
　　日本人现在拿着关东州却不敢过多的投资，我们这边因为大力投资兴办企业，这东北港口的建设却有些不足了。如果不能和日本人达成协议，大连这边恐怕要白白浪费五六年的建设时间，且等到欧洲战争结束，日本到时是否还会如约归还关东州也存在一定的变数。
　　所以主席才提出了现在这个想法，我们提前五年接手大连，中日双方共同制定大连的城市、港口建设方案和工商业发展的政策，20年内不做变更，那么日本人得到了实利，而我们则减少了收回关东州的风险，大家都有好处。
　　不过，若是没有你对于大连各方面状况的了解，我说不定就要一脚踩到日本人挖的陷阱里，把主席这好好的政策给毁了。所以，这次谈判能够达成这样一份协议，你的功劳确实不小啊。”
　　王永江还是摇了摇头说道：“我不过是给胡主任查漏补缺而已。没有吴主席的设想，没有革命委员会当前的强势，我那些主意其实什么作用都不会有，日本人可不是愿意讲道理的民族，他们肯坐下来谈判，还是因为知道自己打不过国民革命军啊。”
　　胡秉柯微微点头，并不以为王永江说的有问题，没有一支强大的国民革命军在自己的身后，他也不能在谈判中对日本人这么强硬啊。
　　不过他很快就把这种感慨抛之脑后，向着王永江继续问道：“岷源兄，你说我们要是派人和日人共同管理大连，那么从什么地方着手比较好？”
　　虽然不知胡秉柯问这个问题有什么用意，但王永江却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他是受友人袁金铠举荐担任辽阳警务学堂老师进入体制的，因为在日本警政制度上做出了切合中国社会实际的修改，并编制了多种讲义，才被提拔为辽阳警务所长步入仕途。
　　不过他的运气不佳，辛亥革命爆发后东三省变了天，他的友人袁金铠因为站在反动立场被革命党人镇压，就连他也受到了牵连。
　　如果不是他平日里做人做事都很规矩，且在革命军和日军对抗的过程中选择了暗中支持革命党人，因此获得了旁人在张榕面前的求情，方才避免了在战后的清算。
　　而在沈阳的拆除城墙及违建，重新规划城市建设的过程中，王永江给了张榕许多有效的建议，这才让他得到了张榕的看重。这一次张榕派他前来协助胡秉柯，其用意也是希望让他好好表现一番。
　　就如张榕对他所言，“岷源兄你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但是你在前清的任职和同袁金铠之间的关系，让其他人很难相信你在政治上是可靠的。
　　虽然这些年你在工作上一直没有问题，但是想要洗脱你的过去，光凭我个人的主张是不够的。这一次你陪着哈尔滨派来的代表去大连和日本人谈判关东州的收回事宜，若是能够表现出色，那么接下来我就可以推荐你去地方上独挡一面了……”
　　王永江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从辛亥革命到现在，共和党在东北的执政已经落地生根，几乎可以说是稳固不摇的。先不说共和党这几年来在建设上的表现，光是收回关东州这桩事务，他也不能不尽力而为，因为他就是大连人，自然不愿意自己的老家继续被日本人管着。
　　在倾听着王永江的见解时，胡秉柯也很欣赏这位前清时的秀才，虽然是学的四书五经，但是这位却不是那种脑子闭塞的酸秀才，还是能够睁开眼睛看一看外面的形势的。他这次以同日人谈判收回关东州为名，实质是同原敬及日本海军的代表进行政治上的沟通，以缓和双方之间的矛盾。
　　虽然这些事他不会对王永江说，但是对方所提供的一些对日人的判断，他还是相当欣赏的。唯一让他觉得可惜的是，这位居然没有在辛亥革命的时候站队，现在便只能不上不下的吊在那里了。
第八百五十一章
　　1917年的上半年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这上半年发生的一连串政治事件，就如同是一场令人目不暇接的盛大戏剧，让关心时事的中国知识分子时悲时喜，直到他们对于报纸上的据闻等字样都有些麻木了，宁可再等一等确实可靠的新闻稿正式出来，才敢真正的放下心情去接受。
　　当然，这一连串的政治事件中，担任主角的自然大多是革命委员会和共和党。自从日本登陆山东而北京政府宣布局外中立后，各地民众就知道北洋集团也不过是另一个满清朝廷，对内还能抖一抖威风，对外依然还是躺倒挨打的份。
　　不过在国民革命军进入山东之后，大家到是看明白了，眼下北洋军恐怕在国内也很难抖威风了。因此在国民革命军击退了入侵山东的日军之后，原本对于关外的革命委员会、共和党并不怎么关心的各地民众，也渐渐开始关注起了革命委员会、共和党的新闻。
　　去年的天津租界事件和纳土纳群岛的回归事件，更是让各地民众对于革命委员会、共和党高看了一眼，以为今后收拾中国局势的，必然是共和党了。
　　而今年以来革命委员会同俄国人之间爆发的这一系列冲突，不仅让各地民众感到提心吊胆，生怕俄国人找借口入侵中国。更是让一些政治人士和知识分子痛心疾首，觉得共和党这是被去年的冒险成功冲昏了头脑，这才会去盲目的挑战俄国人。
　　在他们眼中革命委员会这么做是得不偿失，当前革命委员会应该做的，是挟击败日本人，收回天津租界、纳土纳群岛而树立起来的威望入关进京，完成统一全国的功业才是。现在若是挑战俄国人失败，不仅革命委员会的声望大跌，共和党统一全国的希望也会变得渺茫起来。
　　当然，除了这些反对声之外，也有支持革命委员会的声音。比如《新青年》上刊登的几篇文章就旗帜鲜明的指出，革命委员会此举正显示了其一贯所主张的保家卫国的理念，就如同他们过去在南满和山东赶走了日本军队一样，现在他们不过是再一次对上了俄国人而已。
　　耿谨文就对《新青年》的主笔陈独秀大为赞赏过这些文章的作者，他对陈独秀特别提到，“这个恽代英文章写得生动活泼，这位蔡和森的文字则是慷慨激昂，至于李润石的文章则是旁征博引恢弘大气……两湖人才确实出色，不愧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啊。”
　　陈独秀自归国创办《新青年》杂志以来，即在这份杂志上宣扬民主主义和科学主义，也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批判儒教和传统道德，要“打倒孔家店”，在青年中的影响很大。
　　《新青年》杂志的宗旨和共和党所推动的“新文化”在许多地方是相通的，因此耿谨文所领导的南方局很快就对这份杂志进行了资助。虽然陈独秀并没有完全为共和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论所说服，但是对于共和党在东北的建设成绩和在国家主权上的捍卫行动还是相当佩服的，因此他并不介意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一些马列主义的文章。
　　而在革命委员会取得了对俄作战的胜利后，共和党所推动的“新文化”终于在知识界和青年中获得了正面的回应，《新青年》杂志也迅速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于此同时，通过《新青年》的介绍，关外的一些大学也开始吸引了关内各地的青年学生们。和此时中国各省学界试图创办一所本省大学不同，东北三省已经从一所省办大学向“四个一工程”进军了。所谓“四个一工程”，即每个省要建立一所综合性大学、一所师范大学、一所农业大学和一所医科大学。
　　而这些大学还不包括革命委员会下属的各所部门院校，比如东北军政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地质学院、哈尔滨石油工程学院等，东北大学林林总总已经快要接近30所，1916年录取的新生规模接近3万人，其中从关内录取的生源超过了3000人。
　　最为吸引青年人的大学是东北军政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这两所大学去年招收的学生数量超过了7000人。报考军政大学的年轻人目的很明确，要么就是想要从军加入国民革命军的，因为这支军队对外作战的功绩，国民革命军已经成为了想要参加军队的青年的首选；要么就是想要投奔革命委员会，那么从军政大学毕业加入革命委员会或共和党都是最轻松的。
　　至于想要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年轻人，大多是相信实业救国论的，他们觉得中国之所以挨打就是因为太落后了，而中国落后的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工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没有建立之前，中国最好的工科大学，一座在青岛，一座在旅顺，遗憾的是这两所学校都不是中国人所建立的。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建成之后，这所大学立刻便超越了以上这两所工科大学，并迅速向着综合类大学方向前进。参观过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日本人，都喜欢把这所学校称之为中国的帝国大学。
　　建立于1886的东京帝国大学，是明治维新时期建立的第一所综合类大学，也是日本帝国的最高学府。帝国大学的学生也被称之为“帝大生”，是通往日本政界的门票。将哈尔滨工业大学比作东京帝国大学，日本人主要还是从硬件上来比较的。
　　从1912年开始建设的哈尔滨工业学院，虽然在1915年完成了基本的校园建设，但是之后的附属建筑规划建设一直未停。到了1917年，已经改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园面积已经突破了800亩，差不多是东京帝国大学的1.3倍，而革命委员会已经将周边的2400亩土地又划拨给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即便是软件上的比较，东京帝国大学也占不了多少便宜，莫斯科大学向远东的分流，使得哈尔滨工业大学一开始就获得了极高的起点，特别是在物理学上。之后革命委员会同德国大企业的合作，又使得不少德国化学家、电气专家加入到了这所学校。
　　而欧洲大战开战后，滞留在中国的德国学者和专家，躲避战争而逃到远东的俄国年轻教授，使得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理工类师资已经成为了远东第一。虽然为了进入这所大学学习，需要先学会德语和俄语，不过不管是俄国教授还是德国教授，几乎都会说德语，因此哈尔滨工业大学首选的外语就是德语，其次才是俄语和英语。
　　随着革命委员会对北京政府教育部门的插手，东北各大学的招生也开始获得了各省教育界的配合和支持，这也就使得许多原本试图去日本、法国留学的学生，现在也先试图考一考东北的大学再做打算了。
　　毕竟日本的大学除了东京帝国大学之外并不出色，而法国又正在打仗，相比之下东北的大学反倒更具有吸引力了。更何况，东北的几所大学都聘请了不少相当专业的外国学者，特别是化学系的专家、教授尤为出色，再加上东北各所大学完善的理工实验室和大力发展的重化工产业，使得东北的理工科学生不仅毕业后容易找到工作，也容易前往外国大学进一步深造，自然也就让许多年轻人向往了。
　　和这些青年学生对东北大学的向往相比，如陈独秀这样的进步学者现在也陷入了一个艰难的选择。在他面前现在出现了两份邀请书，一份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发给他担任文学教授的聘请书；一份则是，担任北大校长不久的蔡元培发给他的，聘任其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教授文学的邀请书。
　　虽说前者给他的聘请书不及蔡元培对他的看重，但是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是章太炎，名头可比刚回国不到一年的蔡元培要响亮的多，且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背后是革命委员会，自然也比北洋政府所支持的北京大学看起来有前途。
　　但是陈独秀所担心的是，他把《新青年》从上海移往北京，对于关内的中国青年来说变化还不是很大。但是从上海移到哈尔滨之后，他担心《新青年》杂志社就远离了关内的中国青年。这一点从《共和日报》的影响力越往南越弱就能看的出来。
　　因此在六月底的时候，陈独秀忍不住同耿谨文提到了自己的困惑，这两年南方局和《新青年》之间的互相配合，使得两人的关系变得较为密切了。
　　对于陈独秀的疑问，耿谨文思考了许久方才说道：“对于您个人而言，我以为选择哈尔滨工业大学是最好的。但是对于《新青年》和现在的新文化运动来说，我个人以为选择北京大学的邀请其实更有利。当然，不管您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只要您和我们共和党在推动中国社会的思想改造上保持一致，不管您去哪我们都会继续支持《新青年》的。”
　　听了耿谨文的回答之后，陈独秀也是大大的松了口气说道：“您要这么说，我倒是真的下了决心了。其实我觉得，我去北京倒是更能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不过也有人做出了和陈独秀不一样的选择，比如预备回国的李大钊和湖南高师教授杨昌济等人，就接受了哈尔滨军政大学或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邀请。
　　而在1917年，各地青年报考东北大学的人数更是比去年多了一倍以上。比如南开中学预备前往日本留学的伍豪，预备前往北京俄文馆修学的江苏青年瞿双，正在湖北高等师范学院就读的陈潭秋，刚刚毕业于湖南高师的蔡和森等人，都在这一年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第八百五十二章
　　俄国在东线的失利远比旁观者想象的要快得多，协约国这边刚刚收到俄国在东线发起了继续进攻的消息，还没有来得及弹冠庆贺，前线俄军就已经开始溃败了。
　　在立宪民主党退出临时政府后，得到了控制苏维埃的孟什维克的支持，社会革命党于是掌握了临时政府的大部分权力。克伦斯基和社会革命党一边为继续作战进行宣传，一边对军队中的失败主义者进行了逮捕，于是位于后方的俄国军队对于克伦斯基宣传的继续作战保卫祖国的口号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但是前线军队对于克伦斯基及临时政府派出的大批宣传员们的口号可不怎么感兴趣，正如克伦斯基对那些饥寒交迫的前线士兵所言：我无法给你们提供一顿大餐，但能让你们光荣赴死。事实证明，克伦斯基至少完成了自己前半句的承诺。
　　但是这种军队欢迎继续作战的热情最终被证明是被伪造出来的，比如第五集团军的德拉格米罗夫将军就对临时政府警告道：“在准备作战的过程中，各团宣称自己准备好了继续作战，直到胜利。但在被要求进入战壕时，他们却犹豫不决……”
　　很显然，军队并不是热情欢迎继续作战，而是担心自己作为失败主义者被临时政府逮捕，不得不在表面上迎合了克伦斯基的继续作战要求。
　　6月18日俄军正式对奥地利军展开进攻，目标是西南战线南部的伦贝格，中部和北部则作为辅助进攻方向。在打了两天，占领了若干英里的阵地之后，俄军的先头部队官兵就拒绝继续进攻了，因为这些俄军士兵认为自己已经干完了分内的活，接下来该让后方支持继续作战的军队向前进攻了。
　　不出人意料的，战前对着克伦斯基欢呼要继续作战直到胜利的后方俄军拒绝接替这些先头部队，再加上俄军后勤依旧供应能力不足，很快前线的俄军就遭遇了挫败，数百上千的俄军士兵自行脱离了前线向后撤退。因为后勤供应不足，这些从前线擅自撤退的俄军士兵就开始对自家的平民进行劫掠了。
　　于是，7月3日俄军前线失利的消息就传到了彼得格勒，街头再次爆发了反政府的游行示威运动，临时政府再次面临着垮台的危险。但是领导着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并没有站出来领导人民，拒绝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人民呼声，反而试图劝说游行群众解散人民，并继续支持临时政府，
　　一心满足于当一个在野的反对党，并把苏维埃视为一个民间组织而不是政权的孟什维克，再一次错过了领导革命的机会，甚至于孟什维克内部都开始分裂了。
　　比如托洛斯基因为主张继续革命被临时政府视为了危险分子，在六月以“德国间谍”的罪名被捕入狱，但是随着前线俄军的失败，社会革命党不得不将其释放。那些失望于温和派不肯率领人民同临时政府进行斗争的孟什维克们，很快就投入到了托洛斯基的旗帜下。
　　托洛茨基在5月中旬返抵彼得格勒，刚下火车不久就发表演说鼓吹将革命立即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当即被人民推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之一。在被临时政府逮捕之前，托洛茨基的演讲吸引并鼓舞了大批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按照某些代表的说法，其“个人品格大放异彩“，已经可以不把普列汉诺夫之流看在眼内了。
　　等到7月初前线俄军失败消息的传来，托洛茨基更是成为了孟什维克激进派和游行群众用于同临时政府对抗的一面旗帜，此时他在革命群众中的威望，甚至隐隐超过了列宁。
　　7月8日，孟什维克中的温和派接受了克伦斯基的邀请，和社会革命党组建了联合政府，从而彻底把贵族一系赶出了临时政府。这自然遭到了贵族们的反击，在新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彼得格勒的街头便再次爆发了动乱。
　　这一次的动乱和革命群众并无关系，而且一次俄国社会传统的排犹主义运动。在反动势力的指挥下，街头示威群众打出了反犹太人和反社会主义的口号。动乱群众攻击的对象，正是主张社会主义又以犹太人居多的孟什维克。
　　孟什维克的温和派并没有对这场动乱的组织者进行调查和反击，反而将这场持续了一个星期的动乱归罪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所主张的继续革命论，这就使得孟什维克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大幅的降低了。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在人民群众和苏维埃中的地位却呈现了急剧上升的势头。
　　也就在7月份，托洛茨基所率领的区联派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在狱中的托洛茨基被选为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中央委员，这一联合极大的增强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力量。
　　不过七月动乱之后，四月时退出临时政府的立宪民主党开始活跃了起来，并抓住了群众因为对于前线失利对于临时政府不满的机会，开始猛烈的批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并把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袖和德国间谍联系了起来。
　　临时政府不得不宣布通缉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在捷尔任斯基及斯维尔德洛夫的掩护下，进入了受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营暂时躲藏了起来。一边关注着彼得格勒的情况，一边开始进行《国家与革命》的写作。
　　在这样的局势下，社会革命党中的右派开始和立宪民主党接近，7月21日，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克伦斯基宣布辞职，并解散了7月8日组建的联合政府。就在当天晚上，克伦斯基向各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召开紧急会议的邀请，讨论特别重要的国务问题。
　　在冬宫马拉希托夫大厅内召开的会议上，各党团代表决定了第三届联合政府的组成。16位内阁成员中自由主义者占了7席，其中5人为立宪民主党人；社会主义者占了8席，其中3人为孟什维克；最后一人为无党派人士。
　　克伦斯基获得了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的共同支持，使得他可以任意任命或罢免本届政府的部长，并成为了临时政府的总理兼任陆海军部长。
　　7月24日各党联合组建的联合政府，极大的削弱了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彼得格勒的双头政治正向着单头政治转化着。布尔什维克党团虽然加强了自己在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中的声望，却距离中央权力越来越远了，试图和平的把临时政府的权力移交给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想法已经是行不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