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热的年代(校对)第407部分在线阅读

　　毕竟在东西两线遭到了挫败之后，协约国方面终于不耐烦北京政府和哈尔滨之间的扯皮，既然压不动革命委员会，那么便只有压迫北京低头了。袁世凯果然扛不住英国和法国人给予的压力，不得不向革命委员会作出了让步，不再试图完全把持赴欧作战事务了。
　　而在内部，在袁世凯病势加重时，冯国璋既然不肯北上主持大局，那么北洋内部要求段祺瑞复出的声音就高了起来。毕竟北洋三杰中，王士珍虽然才能卓越，可惜心怀故主，又太早离开了军队，使得其并不能支撑起北洋的大局。于是在冯国璋放弃北上之后，便只有段祺瑞才能维持的住北洋大局了。
　　且革命委员会对于段祺瑞的态度也较其他人不同，因此许多北洋文武官员都觉得，如果段总长上台能够继续维持当下的局面，那么大家说不得还能再快活几年，支持段总长上台何乐而不为呢？哪怕袁世凯走后，革命委员会预备撕破脸了，也有段总长能够顶上去，大家跟着摇旗呐喊也是不错的。
　　正是怀抱着这样的心理，眼下跑去向段祺瑞示好的北洋将领也不是一个两个了，以至于连徐树铮、王揖唐这些跟着段祺瑞下野的亲信都水涨船高了起来。
　　张敬尧和徐树铮说了几句，终究没得到自己想听到的东西，也不由冷淡了下来，摆手告辞离去了，都没有理会一旁的杨绍寅。
　　看着这个场面，杨绍寅倒也不好意思继续留下了。当这两人告辞之后，徐树铮才伸了个懒腰从炕上下了地。说句老实话，他原本也不主张给曹锟兄弟什么机会，倒是想要借助这场灾情夺了曹锟手中的第三师，然后组建起赴欧参战部队的第一只部队来。
　　在革命委员会、北洋政府和协约国三方近半年的交涉下，袁世凯和英国人最终还是做出了更多的让步。英国政府同意把对中国参战的无息贷款改为，一次性支付300万金镑的作战补贴，从今年10月开始，每月再补贴中国参战部队20万金镑。
　　而革命委员会和北京政府也同意，在今年年底之前派出一支部队前往欧洲，在明年三月前必须派出2个师的兵力抵达欧洲，在明年10月之前中国应当组建出6个师的参战部队。
　　英国人用黄金而不是纸币来支付作战补贴，可以说是相当有诚意了。哪怕是徐树铮也没能预料到，革命委员会能够让英国人做出这么大的让步。当然，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个待遇也就比阿拉伯人高了点，还远不及他们给予意大利、希腊这些国家的支持。
　　不过对于北洋上下来说，300万金镑已经足够组建10个北洋标准的步兵师了，如果再算上每月的补贴，那么这场前往欧洲的战争不仅将会让他们白得十个步兵师，还能借此机会把这十个步兵师训练出来。
　　特别是对于徐树铮来说，段祺瑞的下台和革命委员会在北京面前的毫不示弱，都让他感受到了自己手中有没有一支武力的差异。他心里非常的希望，能够借助这次赴欧参战的机会，弄出几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部队。
　　当然，这样的部队还是需要一支骨干来构筑的，都是新兵的话就是等于让他们去欧洲送死了。不过能够用来扩建赴欧作战部队的，北洋中也不过就是那么几只老部队。徐树铮以为，其中最容易下手的还是曹锟率领的第三师。
　　毕竟这支部队和段祺瑞有着很深的渊源，且距离北京又这么近，要是不抓住这支军队，那么徐树铮觉得自己也未免太善良了。
　　所以，在打听到了张敬尧、杨绍寅受袁世凯的委派，过来保定协调曹锟兄弟的事务时，他也就借着段祺瑞的名义跟了过来。对于曹锟兄弟现在所面临的困境，徐树铮觉得对方也不算冤枉。
　　虽说曹锐说的不错，那次天灾来了不死人，大清朝都没杜绝过这类事，凭什么民国要例外。当然借助赈灾捞钱这种事，传扬了出去确实招人嫉恨，但这同样也是官场惯例了。当初小站练兵的时候，大家都还比较淳朴，对于贪污之事还是比较谨慎的。
　　不过等到袁世凯自己坏了规矩，试图用放纵军队来赢得对于自己的支持之后，贪污受贿也就成为了官场的习俗了。哪怕是用来赈灾的米粮和经费，同样逃不过经手人的盘剥。
　　如果不是遇到革命委员会这样的怪胎，这次水灾其实并不会怪到曹氏兄弟头上，大家忍一忍也就过去了。毕竟死亡对于这个时代的民众来说，其实并没那么恐怖。在麻木了数百年后，大多数人都已经认命了，天灾不过就是老天爷要收人了，因此没能扛过去只能算是自己命不好。
　　可是，随着革命委员会的大声疾呼，又调动了大量物资用于救济灾民，因此在天津北面许多人都得到了活命的机会。这样一来，几乎对于救灾无动于衷的北洋第三师顿时就被灾民唾弃了。
第八百九十四章
　　在屋子里团团转了几圈之后，徐树铮就换上了外出的衣服，一套藏青色的长袍马褂，装扮的像个本地富家子弟一样，然后就出了门。
　　虽说保定城内现在到处都是灾民，但是城内烟花柳巷的生意倒是越发的兴旺了。徐树铮离开了住所之后，便带着1名随从去了保定城东北角的东升街。
　　这条过去都是道观寺庙的大街，在四国联军侵犯保定时被烧成了白地。到了光绪三十一年时，当时的保定工巡总局督办拿出了20万两白银，在这片白地上修建了平康里八条胡同，从此就成为了保定私娼妓院的集中区。
　　徐树铮进入头条胡同时，就看到平康里外边一群龟公老鸨正在路边挑拣着卖身的女子，从八九岁到三、四十岁都有。这次受灾的人群实在太多，八九月和十月的两次大水，使得许多农田完全绝收，连自救都做不到了，许多人家即便从水灾中逃了性命，但是也彻底沦为赤贫户了。
　　这些逃入保定的灾民，除了极少数可以投亲靠友的，剩下的大部分人就只能卖儿卖女了。因此以往都是偷偷摸摸的由人牙子带入平康里出卖的女子，现在都成了在街边任人挑选的大白菜了。
　　看到这副场景，徐树铮并没有生出什么对灾民的同情心和对于曹氏兄弟救灾不力的愤恨，而是有些感慨于革命委员会雄厚的实力。虽说十月的大水主要受害区域还在南面平原地带，但是把持了津浦铁路的革命委员会，同样有着不小的受灾区。
　　从沧州到天津段，现在也是一片水乡泽国。但是革命委员会在八、九月份对治下的地区进行了既有效的赈灾和组织自救行动后，今次十月大水再度冲毁了灾区的补种粮食，革命委员会居然能够再一次快速调动起物资，对这些灾区民众进行救助。
　　徐树铮是个军人，他从革命委员会的这些赈灾行动中看到的不是对方的富有，而是一套极为高效的组织办法。假如革命委员会输送的不是赈灾物资，而是军事装备的话，那么正处于灾区之中的北洋第三师几乎没有任何反击的机会。
　　毕竟革命委员会一直都在保证受灾地区的交通畅通，而驻扎在保定及周边的北洋军只是蹲在城里维持社会秩序，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爆发战争，第三师都不知道能否在战争爆发时集结起来。哪怕能够集结起来，第三师也不可能集中起足够的物资供应军队的消耗的。
　　因此，这趟保定之行令他更加不看好曹锟能和掌握了天时、地利、人和的革命委员会对抗下去，在曹氏兄弟覆亡之前，他需要赶紧拉出第三师的一部分力量，免得被革命委员会整个吞下去。
　　徐树铮一边想着，一边便跨进了天庆班的四合院。一进门就有龟奴上来伺候，徐树铮也不应他，只是问道：“王旅长到了吗？”
　　这名龟奴倒是灵醒的很，马上就答道：“王旅长正在白凤仙的院子里，我给你领路……”
　　徐树铮来这里见的是第三师补充旅的旅长王承斌，这个王承斌是保定速成武备学堂出身，1909年进入军队，担任过禁卫军排长、第三镇三等参谋官，第三师第六旅第十一团团长等职务。应该来说，他的资历要比同岁的吴佩孚更光鲜一些。
　　吴佩孚虽然读过开平武备学堂，也就是保定速成武备学堂的前身，但是在开平武备学堂前往保定之后就退学报考天津陆军警察队去了。
　　但是在第六旅旅长空出的时候，王承斌居然没有竞争过半路出家的吴佩孚，再加上辛亥革命爆发时，王承斌因为出身禁卫军被拉拢进了宗社党，吴佩孚多次劝曹锟借此机会开除王承斌，因此王承斌和吴佩孚之间的矛盾就越积越深了。
　　徐树铮这次南下保定，其实就是为了拉拢王承斌，至于张敬尧、杨绍寅劝说曹锟自动下野的计划，他从来就没想过会成功。要是袁大总统的身体健朗，也许曹锟还会服从北京的命令，但是眼下袁大总统整日的闭门谢客，哪怕报纸上不断的报道总统得了不治之症，也没见袁世凯出面澄清谣言，大家自然就知道总统的身子骨确实是不大行了。
　　如果总统之前没有这么多私心，不在北洋内部搞这么多小动作，试图让自己的儿子上位，那么凭借着段总长的威望，北洋团体也许还能继续维持下去。但是现在么，效忠总统大家都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效忠总统的儿子这就是笑话了。
　　不说大总统的几个儿子都是平庸之辈，就以大总统平生的功绩而言，又有什么资格搞家天下？百日维新的时候他出卖了六君子，辛亥革命的时候又出卖了爱新觉罗氏，可以说大总统生平的权力就来自于两个字-背叛，有这样的先例在前，却要求大家忠诚于他和他的子孙，这不是笑话么？
　　事实上，如果不是革命委员会的实力太强，大总统搞定了孙文、黄兴这些南方革命党之后，不是一度想要复辟帝制的么。从那时候起，北洋的人心就真的散了。大家总算搞明白了一件事，手里有兵就能挺直了腰杆说话，手里没兵就真得给老袁家当奴才了。
　　因此，在袁世凯身体不行的消息传出之后，北洋各将领就越发的不肯放松手中的兵权了。毕竟大家都不清楚，大总统去世之后革命委员会会不会动手。要是革命委员会打算动手对付北洋这个团体的话，手里有兵至少还是能够和对方讨价还价，给自己留条出路的。
　　徐树铮无疑也是这样想的人中的一员，不过他想要的不是出路，而是进身之阶。北洋的没落已经成为了必然之势，因为这场水灾已经彻底暴露了北洋政府的无能。
　　山东、河北可以说是北洋的根基所在，北洋军队中的官兵主要就出于这两地。可是之前日本借口进攻青岛德军时登上了山东半岛，可北洋政府居然搞出了一个局外中立，这就把山东民众给抛弃了。现在这场百年一遇的大水灾，又让直隶百姓彻底对北洋政府失去了信心。
　　在本乡本土都得不到支持的军队，又怎么去和革命委员会去对抗？老实说，革命委员会这些年的作为，确实把战争的条件提高了不少。
　　过去，不管是北军还是南军，不管是北洋军还是南方革命军，在老百姓眼中只有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分别。只要本地人组成的军队平日里少祸害些乡里，老百姓总是会支持本地军队的，因为外地人组成的军队过境就是一场灾难，这是满清三百年统治带给中国人最为深刻的教训。
　　像辛亥革命那样，本地革命党人给外地来的革命军带路，完全就是一个奇迹。这种奇迹随着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之后也就消失了，民国的军队再一次恢复了满清时代的特色，把自己的国民视为了可以劫掠的对象。
　　也只有革命委员会组织的国民革命军，才一直保持着从辛亥革命时建立起的军纪。当然，在这种军纪的背后是同党的领导、扫盲运动、思想教育和充分的物资供应分不开的。因此到了今日，至少在北方民众眼中，国民革命军和其他军队是可以区分开来的了。
　　比如之前国民革命军进入河南，明明是本地作战的宏威军却享受到了客军的待遇，河南百姓主动为国民革命军带路和传递消息，使得本就装备占优的国民革命军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宏威军。
　　这也就是北洋各将领觉得大势已去的根源，如果在北洋的地盘上国民革命军都能如同在主场作战，那么大家还能依靠什么去抵抗国民革命军的进攻呢？
　　如徐树铮这样年纪不大，又觉得自己还有才能的北洋将领，自然是不甘心跟着北洋这个团体一起落幕的，他自然想要顺势进入到革命委员会的体制之内的。当然，不是两手空空的过去重头再来，而是希望带着一部分北洋财产过去，从而在革命委员会中换一个较高的起点。
　　王承斌和徐树铮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看到对方进门后他就挥手让一旁伺候的白凤仙退了出去，好让自己和徐树铮有个私下谈话的空间。
　　等到白凤仙关上了房门，王承斌就对徐树铮说道：“又铮老弟，我想了几日了，校长的话我肯定是要听的。不过我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一问你，不知你能不能老实告诉我？”
　　徐树铮微笑着说道：“王大哥客气了，要是我知道的，自然是言无不尽。”
　　王承斌也就不客气的问道：“第一，革命委员会打算给我什么待遇，我投过去总不能比现在还差吧；第二，曹师长对我也算不薄，我最多也就是两不相帮，但不可能帮着他们去打第三师的兄弟；第三，我和第三师的兄弟相处日久，我希望过去之后，不要把我和兄弟们分开……”
　　徐树铮突然就哈哈大笑了起来，王承斌顿时被打断了思路，不由有些愤怒的盯着对方，徐树铮这才停下笑声，对着王承斌说道：“王大哥恐怕是搞错了吧，我这次过来只代表段总长，可不代表革命委员会。
　　再说了，要是王大哥你能挡得住革命委员会的话，又何必提出这样的要求呢？眼下是人为刀俎，可王大哥却似乎不知道自己是鱼肉啊。
　　既然如此，我也问王大哥一个问题。这革命军是打过来容易，还是劝说您带着部队投降容易呢？”
第八百九十五章
　　“步程醒醒，已经六点半了。”
　　当妻子的声音在自己耳边响起后，宾步程就迅速的睁开了双眼，阳光从被拉开的窗帘外透入了整个卧室，眼前的世界一时明亮了起来。
　　洗漱完毕走到楼下的餐厅时，时间刚好是七点正，保姆协助着妻子把早餐摆上了餐桌，宾步程并不着急用餐，而是拿起了放在自己面前的哈尔滨晨报翻看了起来。
　　和看共和日报主要看头版评论员的文章不同，宾步程看晨报主要看头版和二版的国内外新闻。吴川对于新闻及时性和准确性的要求，倒是让那些海外留学生觉得这位到底是在美国念的书，所以才会养成这样苛刻的习惯。
　　欧洲报纸向来以立场鲜明著称，还时常受到新闻审查的干预，也就英国和法国的言论稍稍自由一些，但是捏造新闻在欧洲却是相当常见的。法国人和奥地利人在战前都有捏造犹太人出卖情报的假新闻，受到迫害的犹太人虽然事后被平反，但是那些造谣的报纸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而美国方面的报刊，在捏造资本家的丑闻被资本家用法律教育之后，倒是收敛了不少。且美国在言论自由上也较欧洲放松，因此美国的报纸种类甚至超过了全欧洲报纸的总数，这也就使得美国人可以从更广泛的渠道了解事情的真相，自然也就少了不少假新闻。
　　革命委员会自建立以来，虽然设立了报纸审查部门，并建立了官方媒体，但是在言论管控上并不如欧洲这么严厉。当然和国内其他地方相比，革命委员会的言论自由还是受到管制的。比如日本人不能在报纸上为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洗地，鼓吹日本政府是为了解放汉民族和保护中国才发动的战争。英国人也不能宣称，他们是为了消灭鸦片贸易才向满清发起了两次鸦片战争等等。
　　虽然一开始知识界并不能理解革命委员会管制言论的要求，在他们看来都已经共和了，凭什么不让人说话，革命委员会这样做同满清又有什么区别？不过随着关内孔教会的四处串联和复辟论的甚嚣尘上，主张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又转向了，认为这些混账言论应当永远禁止不说，还应当追究鼓吹这些思想的发起者和传播者。
　　这样一来，原本一边倒批判革命委员会审查机制的知识分子们，倒是开始接受这种有限制的言论自由了。就目前革命委员会治下的社会舆论来看，大家现在还是能够满意当前的政策的，因为在报纸上现在不会出现迷信和封建纲常的宣传文字，而报纸上刊登出来的新闻至少基本都是真实而不是虚构的。
　　有了这样一个能够真实的反映国内外事件的渠道，大家自然也就开始依赖于报纸，特别是官方报纸来获取信息了。这其实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毕竟在甲午战争之后，各地民众了解本国的事情已经完全依赖于外国人的报道和所谓的小道消息了，对于官府发出的布告已经没什么愿意相信了。
　　革命委员会不过花了五年时间，就让民众信任了自己的官方报纸和广播台发布的消息，这就证明了革命委员会在民众心里的信用要比北洋政府高的多。
　　而革命委员会的各位委员们，自然也就养成了看报纸的习惯。他们和那些平民不同，为的不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是为了应付突发的事件。某些消息在传到他们手中之前，可能已经被允许发表在报纸上了，如果他们不去关注的话，就有可能比群众了解的更晚，这可是相当政治不正确的事。
　　匆匆扫过了头版和二版新闻后，觉得今日新闻并不值得关注的宾步程就放下了报纸，然后享用起了自己的早餐：一杯牛奶，两片面包，一个荷包蛋加两根用黄油煎好的香肠。
　　在德国生活了八年的宾步程，回国后虽然改掉了许多在德国养成的生活习惯，但是在早餐上却没有改变。不改变的原因是，西式早餐的营养足够让他在繁忙的工作中支持到中午，而且吃起来也方便快捷。
　　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或多或少都保留了那么一点在国外生活的习惯，有的人甚至和同为留学生的委员进行谈话时，都宁可使用英语，除了那些东北人外，南方人的口音千差万别，让他们用地方口音的普通话交谈，确实不如用英语或其他语言交流方便。
　　当然，在日本留学的和吴川除外，那些前往日本留学的大多都没怎么学习，有热情的去闹革命了，想要享受的则把时间都浪费在了日本女人身上，大多数人几乎都是和自己人住在一起，自然也就不可能去习惯外国的生活方式了。
　　至于吴川则是自称自己就是习惯不了外国的生活方式才回来闹革命的，虽然这话听起来有些怪异，但是和吴川熟悉的委员们倒是清楚，这位的英语、德语和俄语确实说的不错，不过现在在公开场合却再也不肯说了。因此大家都认为，这更像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表态，也就没有什么人会去好奇吴川当初在国外的留学生活了。
　　花了十分钟解决掉了自己的早餐，宾步程的司机已经在门厅等候了，宾步程于是放下了刀叉起身上楼换了衣服，出门上车时刚好是七点三十分。从他住的地方前往工业委员会的办公处，开车也就12-15分钟，从停车场走到自己的办公室差不多要3-5分钟，于是宾步程再一次准时的提前了10分钟抵达了自己的办公室。
　　当他在办公室内放下了自己的皮包时，秘书就端着一杯咖啡和一份今天的共和日报走了进来。宾步程看完了日报的头版，桌上的电话也就按时响了起来。从这个时候开始，几乎就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了。
　　第一个电话照例来自宋云桐的办公室，一般是和他讨论预算案或是劳动力调节的问题。宾步程所在的工业发展委员会虽然主要负责工业生产方面的事务，但是工业生产又往往和人力、能源脱不开关系，宋云桐遇到人力方面的问题时，必然是要询问宾步程的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