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热的年代(校对)第413部分在线阅读

　　虽然也有比较激进的代表认为，曹锟兄弟玩忽职守克扣救灾物资，导致永定河中下游溃坝大水淹没了平原地区，至少多增加了数十万灾民，不把他们加以正法，何以对得住那些无辜受难的群众。
　　不过王葆真听了半天之后还是表态道：“我个人认为，对于本次天灾中的人祸确实是需要人出来负责的，但是我认为曹锟并不是那个主要负责人。海河五大水系，2、30年没有得到维修了，满清有责任，北京政府同样有责任，只清算曹锟兄弟显然也是在避重就轻。
　　但是现在我们能够清算满清和北京政府的责任吗？显然是做不到的么。既然我们能够同满清和北京政府妥协，那么也就没必要为了一个曹锟去破坏了同北洋团体之间的和平关系。在这个时候撕破脸，受苦的难道是那些北洋官员吗？不还是那些正在洪水中等着我们去救援的灾民么？
　　就目前来说，我们根本找不出那么多人手对直隶各地进行救助灾民恢复经济的工作，我们还是要依赖于北洋政府这个组织，把我们的意志贯彻下去。换句话说，我们当前确实需要他们去工作，维持住灾区政府的日常运转，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重建直隶各地的政府系统。
　　当然，我们需要北洋官员的配合，不代表他们可以继续胡作非为下去。所以我认为放过曹锟没什么，但是曹锟必须要退赔那些贪污下去的财产，对于曹锟以下的那些人就不可以轻易放过了，至少也要警诫一下各地的官员，让他们知道贪污救灾物资是什么下场。
　　袁世凯能够保曹锟，难道还能保那些县长、保长吗？更何况，袁世凯保住了曹锟，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有好处的。以今年这样大的水灾来看，我们想要帮助到每个灾民其实是不大现实的，北洋政府在这场水灾中的拙劣表现和对于贪污救灾物资人员的包庇，将会吸引去灾民最大的仇恨，从而进一步让直隶民众接纳我们这些外乡人。这有什么不好呢……”
第九百零七章
　　在接到了哈尔滨的命令之后，夏阳并没有就自己的新工作提出讨价还价的意思，而是很快的把手头的工作交付给了胡秉柯，收拾好了行礼准备南下。
　　夏阳的这种做派，对于杨以德等天津地方官僚来说，其实是有些难以想象的。虽然天津因为处于九河下梢之地，因此在今年的大水灾中损失不小。
　　不过对于他们这些当官的人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小麻烦而已，毕竟这是天灾而不是他们制造的人祸。事实上如果心黑一些，天灾对于地方上的官僚地主来说，不仅不是什么灾害，反而是置办家业的好机会。
　　因为水灾导致抛荒的土地和那些一无所有的灾民，在灾年之后大多都会成为地主乡绅的私人财产和佃户，从而让这些地主乡绅积累起更多的土地和财富。
　　特别是天津这块地方，虽然说是九河下梢，不少地方都是沼泽地和盐碱地，但是因为靠近城市、港口，这里的土地都有着极大的发展前途。假如这一次没有革命委员会介入救灾事务，虽说北洋政府也会出手救助灾民，但是并不会如革命委员会这么有组织效率。
　　按照惯例，政府只会拿出较少的物资去外地购买回一些粮食，然后在城郊摆几个粥厂每日施舍两碗粥，就算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而地方上的地主乡绅，则会趁着这个时候，用一石或几斗粮食把自耕农手中的土地换了走。一场水灾既然能够让人一无所有，但是对于那些地主们来说，却是让自家土地成片扩张的好机会。
　　而对于天津这个北方最早开埠的地方来说，住在这座城市里的除了华北地区的大地主外，还有着不少投资于工业的民族资本家。对于他们来说，大批难民的出现，正好用来填补工厂内缺乏的低薪劳动力。
　　因此在革命委员会没有插手干预水灾灾区的救灾事务之前，这场水灾其实蛮合乎于直隶地主和资本家们的心理预期的。大水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乡下的地主们获得了土地，而城里的资本家则乘机获得了廉价的劳动力。
　　当然，对于那些资本家来说，暂时同地主们的合作也不过是虚以委蛇而已，随着他们手中的工厂不断扩大，他们迟早有一天会忍受不了，因为这些地主把人员牢牢的绑定在土地上，并过着自给自足的庄园生活，这无疑让企业主们失去了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
　　而革命委员会对待救灾事务的认真，确实那些被留用的天津旧官僚们所不能理解的。因为过去他们从来都没有这样做过，哪怕中间出现了个把为人民着想的官员，也一定会被其他官员所针对而被迫辞职或被调任偏远的地方上去自生自灭。
　　但是对于一个组织-革命委员会来说，他们并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作战，而是在东北、华北人民支持下和一小撮地主乡绅、城内的资本家们对抗下去。革命委员会乘机在赈灾过程中不断的推动土地改革及建立起农村合作化运动，从而迫使这些官僚资本家们不得不向自己靠拢。
　　革命委员会借助治水和防疫为名发布的命令，在乡村和城市中遇到的抵制并不算大。毕竟大多数群众现在只关心政府如何救灾，而并不怎么关心地主的土地财产去了哪。
　　治理水灾从来都是一个集体组织的行动，越是大型水利就越需要集体的向心力。所以一个王朝能够完成大型治水工程的时候，大多是在王朝的中前期，这个时候地方上的土地还没有集中在少数地主乡绅的手中，大多数农民手中还有几亩薄田，因此对于这种能够惠及到自身的公共工程还是愿意出力的。
　　如果土地集中在一部分地主手中，那么大多数农民就不会愿意为了地主的土地而免费提供劳动了，地主们没有这个财力单独修缮水利工程，想让地主们联合起来却又因为水利工程的不公平性很难一碗水端平，倒是还不如不做更省些麻烦。
　　但是这场大水不仅冲走了地主乡绅在乡里的威望，还让那些想要自救的农民团结到了革命委员会的身边。革命委员会在灾区强行推动土地改革，也向灾民们证明了，只有那些依赖于集体组织的灾民才能在这场大水中获得自救的机会，自然也就赢得了大多数灾民的支持。
　　至于那些天津的资本家们，很快就抛弃了地主乡绅这个群体，转而去拥抱了革命委员会。因为和办了一些西洋产业，但依然还是把土地当成了命根子的北洋团体不同，革命委员会对于土地的重视从来都不是以私人财产的角度来衡量的。
　　所以哪怕有着北洋政府支持的周学熙，也无法从英国人手中拿回开平矿务局，反而因为身边那些地主乡绅的出卖，连滦州煤矿都输给了英国人。
　　因为这些地主乡绅经营工业和矿业，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控制市场。所以英国人给了他们一点甜头，这些地主乡绅就背叛了周学熙，不打算和英国人开展什么价格战了。
　　而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土地改革也好，投资创建工厂、矿山也好，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控制物资的流向和工业品对社会的供应量。再加上作为共和党及革命委员会的领袖吴川给同志们开了一个好头，始终没有在东北置办什么地产，而北洋这边则是由袁世凯自己带头在华北地区侵占大批土地的。
　　于是天津的资本家们几乎都选择了向革命委员会示好，因为革命委员会所主张的土地改革正是北洋政府所无法完成的，却是他们真正希望打破地主对于乡村垄断经济的开始。更何况，革命委员会在这场救灾中展现出来的实力及向他们采购的物资，都深深的加强了他们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好感。
　　和北洋政府相比，虽然革命委员会向他们征收的税率较高，但是却也免去了那种地方上的不规范收费和黑帮分子收取的规费。从总数来看，反倒是革命委员会收取的税金更便宜一些，更何况革命委员会收了钱肯办事，比如修建发电厂、自来水厂及其他公共建设，这点上来说满清和北洋都是只进不出的货色，连天津商业区的道路建设，都要附近的商民自行筹款。
　　因此，夏阳做革命委员会派出的首任天津市长，也就担任了一年有多的市长职务，但是却极得天津市民的喜欢。哪怕是大水淹没了天津，天津市民都没有如过去那样指责当权者，而是咒骂上游的各县治水不利，特别是北洋官僚的不作为。
　　在杨以德这些天津旧官员留任的人员来看，眼下的天津除了被水淹了一些地方之外，总体上来说天津市民还是比较安定的，并没有达到要更换一个天津市长的地步。而在夏阳的努力下，天津市政工程的一期工程，南郊工业区的规划，都将会在水灾过去之后大放异彩的。
　　在这个时候把手中的职位交给别人，等于就是把胜利果实拱手让人了。如果是换做了他们的话，那是打死都不肯让位置的。
　　不过对于夏阳自己来说，这钟工作上的调动却并不在意。虽然地方上的工作让他颇有成就感，但是他想干的事业却不是这些。杨以德等人可惜的是，天津市长管理着大量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经费，而夏阳觉得有成就感的却是收回天津租界和海关。
　　随着革命委员会在赴欧作战问题上的让步，协约国终于决定把天津租界和天津海关管理权完全的交给中国，天津各租界在去年交出了司法权和行政管理权后就剩下了一个空头名义，这一交还其实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但是英国人交出天津海关管理权确实是割了一块肉下来。
　　中国海关自从在辛丑事变落入了公使团的控制后，满清和民国政府都一直试图收回海关的自主征税权，但是几乎成效都不大，反而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连税银保管权都丧失了。
　　革命委员会通过几次博弈，从日本和俄国、德国手中收回了南满、北满和山东的海关管理权，这次再把天津海关管理权收回之后，就几乎收回了整个北中国的海关管理权。虽然根据和协约国的协定，中国政府在1922年之前应当保持当前的5%关税，但是在欧洲大战的影响下在，中国的出口总额已经远远超过了进口总额，出口新增长部分几乎都是革命委员会治下贡献的。
　　因此这次收回天津海关，对于革命委员会和中华民国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利好，这意味着整个中国北方市场终于可以形成一个对外受控制的市场了。当然，当前海关中大量外国职员的存在，还是一个相当令人头疼的问题。
　　海关的薪水和业务支出，1893年时支出为3168000海关量，但是在1916年就已经增加到了570万海关两，另外每年还有40万两的工程维修费用。至于海关收入，1898年年入22503000海关两，但是1916年时年入就达到了7500万海关两，其中革命委员会治下各海关就收入了3800万海关两，海关收入已经成为了中华民国最重要的一项收入了。
　　不过1898年，海关总共有895名外国员工和4223名中国员工。1916年时外国员工还有1192人，中国员工约为7256人。海关也被分为了三个主要部门：税务部、海务部和工务部。“洋员”基本都占据了海关中的高级职务，除了东北正在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态，其他地区的海关依旧还是洋人的天下。
第九百零八章
　　在夏阳离开天津的时候，“同和裕”的老板王晏卿正和东北工商银行的代表签署了一封并购协议，“同和裕”将把银号剥离出来，交换东北工商银行1%的股权。
　　“同和裕”是王晏卿和另外三人集资13000块银元，于1912年在新乡顺河沿街开办的，一开始只有一个小银号，但是在数年之内“同和裕”银号就在河南各地开办了十来家，建立起了“同和裕”银号的金融流通网。
　　和那些旧钱庄只关注于借贷生意不同，王晏卿从一开始就把“同和裕”银号当成了现代银行来办理，对于各地钱款的流通极为重视，这也使得“同和裕”银号在河南各地扩张的极为快速，当然这种扩张也只能在靠近铁路的大城市内，白朗起义造成的河南乡村残破，“同和裕”银号也是不敢下到小城市去的。
　　而除了银号生意之外，“同和裕”也很快涉足了其他行业，王晏卿开办“同和裕”时不过25岁，但是他却是河南少有的乐于接触新事物的工商业者，他所崇尚的经营之道是：寓金融于商业，以商业固金融。简单的说，“同和裕”银号的创办就是为其投资工商实业吸引资本，然后再用工商实业获得的利润去扩大银号，从而完成一个正循环。
　　因此“同和裕”银号的建立和扩张速度，很快就被革命委员会所注意到了。按照吴川的评价：“如果这位王老板出身于美国的话，未必不是另一个洛克菲勒。但是在中国，他的这种商业经营手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不管是列强的金融资本，还是中国当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都不会允许‘同和裕’无限制的扩张下去。”
　　王晏卿想要当个富家翁或买办资本家都可以，但是想要玩金融和实业联合垄断的资本家，那么就会被列强银行家和国内的买办资本家们联合打压了。也就是之前的河南督军本身实力较弱，而王晏卿又投靠了袁世凯任命的河南省长，所以“同和裕”才能在河南发展迅速。
　　否则，不管是在江苏还是湖北，“同和裕”银号早就被人打压了，这并不是什么猜测。1913年，同和裕在河南发展势头极好的时候，王晏卿既开始谋求将河南的土特产输出国外。
　　在他同各国洋行进行交涉，寻找出口委托代理人的时候，日本洋行的一位职员山崎显道找上了他，劝说王晏卿与其交给各国洋行代理，倒不如自己成立一家出口公司。
　　这位山崎显道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在驻中国的很多日本洋行工作过，现在正准备出来创业，但是苦于找不到投资者。因此听说了王晏卿准备找洋行代理出口时，就跑过来找他投资了。
　　这两人都是年轻人，经营理念上也谈的非常投缘，王晏卿虽然有着全新的经营理念，但是他终究还是那种旧式学徒出身，对于如何同外国市场打交道还是一窍不知。
　　而山崎就在这一点上下了功夫，他告诉王晏卿自己可以从洋行拉出一批人来，都是高学历和有着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才，只要王晏卿愿意投资，那么他们合作就能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出口公司。
　　对于外国市场一无所知的王晏卿当然希望成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出口公司，这意味着他可以尽快的完成自己的金融实业帝国。
　　王晏卿给了山崎投资，对方也的确拉出了一个团队成立了天津大东洋行，但是这个团队全部是由日本人组成的。在天津这个列强说了算的地方，王晏卿的投资最终就变成了山崎显道空手套白狼的资本。
　　1914年欧洲大战爆发，全世界的原物料出口都进入了景气期，大量的河南原物料通过大东洋行出口到了日本和其他地区，但是年底王晏卿和山崎显道一算账，1914年大东洋行居然是亏损的。
　　王晏卿当然不是傻子，于是在第二年就派出了两名中国人参与管理，但是山崎显道在进出口行业确实有着娴熟的经验，在这两人面前公然做账也没被察觉。当然，如果王晏卿有这样的人才，也不至于一开始就全权委托给山崎显道了。
　　在第二年继续亏损之后，王晏卿不得不认栽，准备收回大东洋行的经营权，但是天津是列强说了算的地方，北洋政府连开平矿务局都拿不回来，何况是一间小小的大东洋行。因此在日租界打官司时，王晏卿不仅拿不回大东洋行，还有向山崎显道等人支付违约金，大致就是把大东洋行赔给山崎显道了。
　　如果不是刚好爆发了天津法租界扩界事件，招致了革命委员会强行收回天津各租界司法及行政权，王晏卿这场官司就输定了。
　　而在革命委员会夺回了天津各租界司法及行政权之后，王晏卿的官司也就翻转了过来。山崎显道等人不得不交出了大东洋行，并在革命委员会的强势下，吐出了一部分贪墨的利润，算是了结了这桩官司。
　　当王晏卿在日租界打这场官司的时候，天津的工商业人士也同样在关注着，虽然大家当时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了法租界扩界问题上，但是对于王晏卿的官司也是提供了不少支持的。只是支持归支持，大多数人都认为王晏卿这场官司几乎是输定了。
　　作为一个开埠了数十年的港口城市，天津工商业者吃洋人的亏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不管是满清还是北洋政府，都不可能为了一个商人去得罪列强的国民的，哪怕对方不过是本国没有背景的普通人，甚至是罪犯，在这里都是受到本国领事馆保护的列强国民。
　　所以，对于列强的国民来说，殖民地就是冒险家的乐园，因为这里的财富并不受列强法律的保护，而殖民地的法律却惩罚不到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在本国视为犯罪的行为，在殖民地却成为了智力和武力获得的报酬。
　　革命委员会强行进入天津租界，夺回了租界司法和行政权的行动，不仅让列强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就连天津的市民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也是天津市民很快就接受了革命委员会的统治，对于革命委员会在天津强制打击街面混混也没有什么异议的根源。
　　既然在天津说了算的洋人都被革命委员会给干趴下了，那么天津的混混们又有什么资格在革命委员会面前逞英雄呢？而天津的工商业者也在王晏卿的官司上看到了希望，即在革命委员会的保护下，他们能够同洋商进行公平的竞争，而不必担心对方采取商业之外的手段打击，这是满清和北洋政府都无法做到的。
　　特别是对于王晏卿这样的直接受益者来说，天津大东洋行这场官司深深的教育了他，哪怕得到了北洋集团的庇护，在洋人面前也一样是待宰的羔羊，只要“同和裕”号想要继续发展，那么就应当先获得一个更加公平的商业环境，否则“同和裕”号连河南都走不出。
　　而在革命委员会这边，对于王晏卿个人及“同和裕”银号也相当的感兴趣。东北工商银行几乎和“同和裕”银号同时创立，且有着大量的资金和革命委员会的行政支持，但是东北工商银行的发展速度也不过只略高于“同和裕”银号。
　　因此东北工商银行和王晏卿进行了谈判，希望能够购入“同和裕”银号，并以此为基础扩张河南、山东等地的工商银行分行，而王晏卿也可担任东北工商银行河南支行行长。
　　假如没有天津这场官司，王晏卿对于这个提议其实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因为他觉得光靠自己也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金融帝国。但是在这场官司之后，王晏卿却有些犹豫了。
　　而在革命委员会进入河南，及在直隶水灾中表现出来的强势之后，王晏卿的合作伙伴们都劝说他同革命委员会合作。他的合作伙伴可不全是生意人，也包括河南的政治人物，这些人比他看的更清楚，革命委员会在华北地区已经开始站稳了脚跟，现在同革命委员会合作能够获得最大的好处。
　　东北工商银行派出的代表，同王晏卿交谈时也相当的直接，明确的告诉了他，“当前革命委员会还顾不上关内地区的钱庄、银行，但是等到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初步秩序之后，钱庄和银行都将进入到特殊的管制之中，没有革命委员会颁发的银行牌照，将不得成立新的钱庄和银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同和裕银号现在虽然看起来发展不错，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一地区，一旦革命委员会重建了华北地区的社会秩序，并对金融业进行有序管理，那么同和裕银号很多行为都是违法的。比如随意动用客户的存款去投资兴办没有保障的商业公司，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一种诈骗行为……”
　　王晏卿一开始对于这位银行代表发出的警告还有些不以为意，毕竟在旧钱庄和银号的规则中，客户的存款几乎就等于是自己的借款，自己拿去投资并不需要向客户负责，但是如果投资失败，客户向其追索时也不会仅限于银号的资产，而是无限责任的。
　　但是在看过了对方给予的革命委员会对于金融行业制定的规定后，他顿时意识到，想要再用从前的方式去经营银号，恐怕是行不通了。在革命委员会建立了秩序下的地区，这样干估计同和裕银号就得被革命委员会直接没收了。
　　和合作伙伴们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又同东北工商银行派出的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王晏卿最终决定把同和裕银号剥离出来。这不仅可以消灭同和裕银号在经营上的风险，而且也给了他一个实现自己梦想更好的出路。
第九百零九章
　　10月20日受到了哈尔滨的卸任电报，10月24日夏阳就同胡秉柯交接完了手上的事务，25日乘坐火车南下济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