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热的年代(校对)第506部分在线阅读

　　英法虽然还视彼此为盟友，但是双方对于战后欧洲的规划却并不一致，但是有一点双方的看法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限制美国在欧洲事务上的影响力。虽然威尔逊总统认为，战后的世界应当变的更加自由一些，各国不应当对他国的资本设限，但是英法却并不这么看，他们不觉得自己牺牲了数十上百万人民，仅仅是为了让美国资本来统治这个世界。
　　美国人在比利时打着赈济饥饿的比利时人民的口号，不停的向欧洲人民宣扬着美国的价值观，试图证明这场战争是起源于欧洲的帝国主义对于世界的垄断，是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英吉利民族对于其他弱小民族的不公对待，只有在战后建立一个民族平等的新欧洲，才能遏制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
　　这种反帝国主义的民族平等观念，哪怕只是在白种人内部的民族平等，也极大的动摇了英法赖以统治世界的种族观念。英国和法国殖民者过去一直宣称，他们之所以能够统治地球上如此广阔的土地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完全是基于英吉利和法兰西民族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世界各地的低劣民族才能够享受到文明之光。
　　在这样的种族观念下，美国是不能称之为一个独立民族的，自然也就不可能领导世界。即便美国帮助协约国打赢了这场战争，依然改变不了美国只是一个比有色人种稍稍出色一些的“杂种”国家，美国的科技和工业完全是来自于欧洲文明的馈赠，美国只是欧洲文明衍生出去的边缘之火罢了。
　　因此，英法都不能忍受美国试图干涉欧洲战后事务的计划，并成为欧洲领导者的角色。在这之中，美国通过远东中国这个立足点，向俄国进行势力扩张的行动是最令英法感到紧张的。毕竟在西欧地区，英法还能够对美国的行动加以控制的，但是在远东现在的英法则真的力不从心了。
　　印度农民的起义已经极大的拖累了英国在中亚及外高加索地区的行动，而中日之间爆发的冲突，又再一次将英国在远东的回旋余地进行了缩小。就连英国在华最为长久的公使朱尔典都向伦敦哀叹道：“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其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增长都大大的超过了战前的实力，而相对于战争爆发以来帝国在亚洲地区的力量收缩，两国的外交政策正在远离帝国在亚洲制定的国际秩序。”
　　英国已经无法坐视中国继续向美国靠拢的外交道路了，特别是在传出了美国试图和中国一起修建连接满洲-蒙古-新疆-中亚-外里海的欧亚铁路桥的消息后，英国和法国的在华外交官就更加焦虑了，他们一点也不乐见这条铁路的完成。
　　而想要阻止中美在这条铁路上的合作，首先就是要让远东的局势先恢复到各国协调合作的状态。共和党现在借口和日本的冲突无限期的推迟了远东干涉军的成立，却又打着解救捷克人的名义快速的控制了西伯利亚铁路沿线，这摆明了就是想要排斥其他国家进入这一地区，将之变为共和党和美国的势力范围么。
　　英国人是最为反对共和党现在的举动的，因为英国在新疆和西伯利亚地区都有着大量的利益所在。英国在新疆的利益，主要还是为了防备俄国人从新疆地区进入西藏和阿富汗地区，从而对印度造成威胁。而在西伯利亚地区，则是存在着大量的经济利益了，因为从战前到战争爆发的初期，英国资本家就获得了对西伯利亚地区的矿产资源进行投资的机会，这一地区的外国资本占第一位的正是英国资本。
　　但是现在，共和党和美国人一边图谋修建从蒙古进入新疆的铁路，这必然会破坏英国控制新疆的图谋，从印度走传统商道进入南疆，并不比中国通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轻松多少，虽然路途上要近的多，但是每年能够通行的时节也就是夏季短短的三四个月。
　　因此英国人一直反对中国修建从内地到新疆的铁路，甚至还逼迫清政府接受了这一条。但是在现在的这个局势下，英国人却不敢向共和党进行强硬的抗议，因为朱尔典生怕这会让共和党进一步靠拢美国人，从而把英国势力从新疆地区完全的排斥出去。
　　作为一名帝国主义的外交官，朱尔典很清楚，抗议是取代不了军事力量的威慑的。如果他只能对共和党不断的重复口头上的抗议，却毫无实质性行动的话，只会激发共和党更大的野心，到时连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都要遭到挑衅了。
　　因此他只能选择尽快的建立起一个能够约束住共和党行动的亚洲国际新秩序，在这个新秩序的框架内同美国、日本、法国达成一致意向，从而控制住共和党在这一地区的独走。
　　相比起英国外交官在对华事务上的焦虑，北京政府对于亚洲事务的一片茫然，东北的共和党却依然保持着从容不迫的施政，并没有对外部的这些风风雨雨感到什么困扰。
　　7月在长春结束的首届东亚运动会，不仅给共和党带来了巨大的声望，还极大的促进了长春城市的建设发展，按照宋云桐对于这届运动会的经济评价，“长春市为召开运动会投入的市政建设，至少在这场运动会中收回了一半的投资，这还不包括运动会附带的社会效益。”
　　确实，在这场运动会之前，长春这座城市并不怎么出名。但是现在，不仅有人开始慕名前来游玩，还引来了许多投资，长春城市建设债务的压力，在这场运动会之后陡然减少了许多。
　　对于现在的共和党中央委员们来说，对于北京新政府的不满、同日本的冲突、对俄国革命前景的担忧，现在都让位给了革命委员会的内政改革。
　　虽然共和党没有选择在袁世凯之后入主北京，但是共和党的力量却并没有因此停留在关外，而是随着灾害治理、土地改革和工业建设进入到了华北乃至西北地区。
　　比如带着不安心情进入陕西的张绍曾，按照他在满清时代对官场留下的印象，在朝廷力所不及的边疆区域，朝廷任命的地方大员基本很难获得地方势力的认同，政令不出官署基本就是正常操作了，那些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能够在表面上维持对中央的服从就已经算得上是温良了。
　　只是当他在8月3日在西安火车站下车的时候，却感受到了三秦父老的热情迎接，丝毫没把他当成是外人。在火车站迎接他的李仪祉解开了他的疑惑，“洛阳到西安的铁路修通之后，西安运输棉花到南通的运费就从每担10元降低到了每担1.04元。
　　去年棉价甚高，今年省内大量耕地改种棉花，眼看着新花长势良好，供销社和外地棉商纷纷入陕收购，一担皮棉已经从去年的24元涨到了25、6元，陕西父老怎么能够不欢迎共和党呢？
　　再加上，大家都听说了，共和党不仅要修通西安到兰州的铁路，还要修建西安经汉中到成都，西安到榆林、山西的铁路，和投资兴建关中水利。大家现在都把张委员你当成了陕人的再生父母，哪里还有人敢站出来反对你呢？”
　　张绍曾于是给长春发电报说，“陕人并不难治，只要我们多修路，多修水利即可。而只要农业有利可图，则关中的鸦片种植也可尽快铲除了。”
　　关中八百里秦川，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不仅适合于农业，同样也适合于鸦片种植。陕西的鸦片种植从晚清开始就相当的猖獗，几乎没有一个县不种的，晚清时陕西一省的鸦片产量就占到了全国的六分之一，当地有“十个陕西人，十一个大烟鬼”的谚语。
　　镇嵩军在河南靠鸦片种植养活军队，陈树藩等陕西军阀同样是不甘落后的。陆建章能够在短短几年内在陕西搜刮到上千万元家私，大多是靠着从鸦片种植及贩卖中抽税得来的。对于共和党来说，消灭鸦片经济不仅仅在于改善地方上的农业经济，同样也有切断军阀财源的意图。
　　因此吴川和张绍曾就陕西事务交换意见时，就着重强调了对于陕西鸦片经济的打击，要从地方军阀手中夺取对于乡村的控制权，就不能让陕西继续成为鸦片王国。
　　于是同时，共和党对于革命委员会在地方上的行政单位也开始了调整。随着共和党势力向华北地区的拓展，原先在关外的行政管理方式就有些不大适合了。
　　在关外，共和党是先通过建立国营农场和大工业来控制乡村和城市经济，从而再控制地方上的行政管理，革命委员会虽然吸纳了不少民主人士，但是因为共和党控制的公有及集体经济成分完全压倒了私有经济，因此革命委员会中完全是共和党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
　　因为分散的私有经济根本没有能力阻止共和党集中公有及集体经济的资源投入到既定目标上，失去了经济上牵制共和党的能力，军事上又被共和党完全垄断，那么在政治上他们就只能从属于共和党了。
　　但是关外的模式却不能简单的在关内地区进行复制，就如同宋云桐所说的：“河北地区一般要5亩地才能养活一个人，但是河北的人均耕地也就4亩。山东、河南地区大概4亩地可以养活一个人，但是这两省的人均耕地都在3亩上下。
　　因此我们不管如何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都没有办法在关内建立起以国营农场为主体的农业。而关外的集体合作社即便建成了也远远不及关外的集体合作社，因为关外的集体合作社人均土地至少是关内集体合作社的5倍以上。也就是说，关内的集体合作社在短期内不会提供过多的富余农产品给我们，因为他们会把大部分农产品用于改善自己的生活。
　　在这样的情况下，关内乡村的富农才是最有可能在短期内增加提供农产品的人群，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过大的扩展在乡村中的打击对象。至少在关内的工业基础完成以前，我们还需要乡村提供更多的粮食和经济作物以供应市场，否则我们就不得不从关外调拨粮食入关了。
　　根据东北这些年的发展经验，华北的工业化一旦进入提速阶段，东北的粮食产能未必能够满足快速扩大的城市人口需求。特别是在当前这样的局势下，粮食储备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宋云桐的主张还是获得了不少党内同志的支持的，特别是他们也担心被苏俄拖入到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去。日本人的咄咄逼人之势，令不少党内同志感受到了战争迫近的威胁。虽然梁廷栋、李大钊等人并不认同宋云桐对于乡村改造的妥协立场，但是面对苏俄政权岌岌可危，日本又协同英法试图出兵西伯利亚的势态，他们也只能认同了对于关内革命委员会各级编制的改革。
　　到了八月中旬，共和党的外部环境终于有所改善的时候，对于革命委员会体制的改革方案也形成了一个初步的草案。虽然是宋云桐提出的主张，但是草案的拟定却主要是梁廷栋和计划委员会负责。这一草案的重点，其实是对于县以下行政单位的调整和建设。
　　革命委员会在关外依赖于大工业和国营农场，能够快速的对地方行政事务进行管理，是依赖于党在大工业和国营农场内的健全组织。但是在关内就行不大通了，因为关内的大工业还没有建立起来，而国营农场又缺乏条件，至于各类集体合作社，在形式上又过于分散了，很难进行有效的管理。
　　对于这一点，梁廷栋和李大钊也是深有感触的，他们认为，“虽然关外地广人稀，看起来要比关内的行政管理更为麻烦。但是关外的铁路网、公路网、邮政系统、通讯广播系统极大的改善了管理环境，使得关内需要三五个人数日才能完成的对乡村的宣传通讯工作，在关外只需要一个播音员广播上十多分钟就完成了，效果还要更好一些。
　　为了能够提高关内革命委员会的行政效率，让党的政策和指令更快速、更有效的深入到基层去，梁廷栋和计划委的同志也是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先是收集关内各省各县的资料，然后再根据国外及地方上的经验，完成了这一版的草案。”
第一千零八十六章
　　“……1912年北洋政府颁发《中央行政官官等法》，废除了历代以来的9品18级文官制度，但依然保留了文官等级品位分类制。该法将行政官员分为了特任官、简任官、荐任官和委任官4级，除了委任官由主管长官直接任命外，其他三类都必须经过大总统任命。
　　1914年12月15日，北洋政府又公布《文官任职令》，将所有文官（包括司法官）一起列入4级序列，算是彻底废除了历代官吏之间泾渭分明的局面。
　　虽说袁世凯对于官制的修改，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其大总统的职权，但是在客观上却也废除了历代封建官制遗留下来的恶政。
　　比如，满清时期在地方上的衙前小吏，这些人正经登录胥吏名录的其实不多，大多数是无有俸禄的白手，但是他们在乡民面前却代表着官府，因此常常依仗着胥吏的身份敲诈百姓。
　　光绪朝的游百川就说过：或贴写或挂名，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不下四五百人。因此郭嵩焘曾说过：本朝实与胥吏共天下耳。
　　其次则是幕宾，也就是俗称的师爷，清代凡官员必有幕宾替其掌管钱粮、刑名和公文诸事，没有幕宾的官员，在官场上是没法干下去的。
　　因此，满清时虽然号称911名国人养一名官吏，但实际上是远远超过的。袁世凯颁发官制废除了这些恶政，也算是表面上极大的减轻了民众的负担。
　　比如民国建立之后，县衙六班公房改为县公署二科、三科或四科，二科者：总务、财政；三科者：总务、内务、财政；四科者：总务、教育、财政、实业。县公署内再无白手和幕宾，皆为国家财政给养之官员或公职人员。
　　无锡县，公职人员不到300人，整个县的人口超过90万人，相当于一名公职人员管理着3200余人；河北盐山县公职人员38人，全县人口14.8万，相当于1名公职人员管理着近3900人……
　　通过以上这些县的数据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民国建立之后，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除了靠近通衢大道的大城市外，较为偏僻的地区，县公署只能依赖于地方乡绅对地方进行治理，若是当地乡绅势力较为强势，则县公署几乎无公可办。
　　我们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推动的土地改革运动，除了在经济上打击了地方豪绅大户之外，也取得了对于地方势力在政治上的打击。但是，在对地方豪绅大户的打击之后，乡村也出现了权力的真空，如果我们不能尽快的填补这一权力缺失，那么不是被地方政府窃取了我们的果实，就是有新的地方势力的崛起。
　　有鉴于此，我们经过了充分的调查和考量，认为应当在县一级建立革命委员会监督地方政府施政，并直接对乡村进行控制。对于乡村的控制，实质上就是建立新组织以取代过去地方豪绅大户在乡村扮演的角色。
　　那么这些地方豪绅大户过去在乡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类：协助政府征收赋税，调解村民之间的纠纷，对于地方公共事业的领头发起作用，代表政府向村民宣告政府颁发的法令政策和组织劳役、兵役等。
　　因此我们认为，在最基层的乡村应当建立以集体合作社为核心的行政村区域，然后在行政村和县一级革命委员会之间建立沟通上下的行政机关，比如乡、镇机关。
　　这些乡镇机关应当设立：生产合作、文教卫生、治安保卫、人民武装、民政、财粮、司法调解等工作委员会，考虑到财政上的压力，工作委员会最好不要超过7个，个别中小地区的乡镇可以采取兼职方式压缩部门。按照现在关外每名公职人员对应600名群众的比例，我们应当分阶段的增设编制，使关内的公职人员及群众比例接近这个比例。
　　另外，行政村的干部建议以不脱产为好，乡镇干部则视情况而定……”
　　听完了计划委员会委员杨铨的汇报后，吴川并没有立刻发表什么意见，而是转头向坐在另一边的梁廷栋问道：“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梁廷栋思考了一下之后说道：“就行政编制方面我没什么意见，但是对于干部的培养上我觉得，现在的方式存在着不小的毛病。我们现在过于注重对青年学生和军队干部的培养了，对于工人干部的培养完全不够，这恐怕很难体现无产阶级的先进性。
　　而城市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干部对于农民和工人出身的党员干部颇有居高临下的作风，认为这些党员干部缺乏知识和文化素养，完全不能胜任专业的工作，让他们负责一项事业，就是外行领导内行，错漏不断。而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则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干部完全是官老爷的作风，是在搞知识分子的小圈子。
　　我认为双方的分歧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恐怕会造成党的内部分裂。就比如说这次华北地区的土地改革，我们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同时也爆出了不少问题。
　　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干部在土地改革运动当中显得过于理想化和天真化，因此常常出现了被地主豪绅蒙蔽的现象；工农出身的干部虽然对土地改革运动充满了热情，但是基于朴素的阶级情感，又往往会不自觉的扩大打击目标，从而偏离了中央所制定的土地改革总路线。
　　而土地改革还只是阶段性的任务，我对于新的行政体系建立后，这一体系下是否能够真正的弥合内部党员干部的分歧，和确保我们的干部是否能够完成中央所要求的工作，我感到有所焦虑。”
　　吴川只是注视了一会梁廷栋，又看向杨铨问道：“杏佛，你怎么看廷栋同志所担忧的事？”
　　虽然在1910年就加入同盟会，也在东北独立后第一时间加入了革命委员会，不过杨铨对于社会主义并没有过多的了解，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倒是对于美国政府的行政系统颇感兴趣，花费了不少精力进行过研究。
　　因此对于吴川的提问，他第一反应并没有往政治上进行考虑，而是直接从行政组织上进行了思考，因此他不假思索的就回道：“外行领导内行，这在国外本就是一个普遍现象，比如美国的各行政部门几乎都是外行领导的，上一届的海军部长被任命前不过是一个记者而已。
　　更何况，我国的共和体制也好，革命委员会体制也好，过去从来没有在中国出现过，对于所有人来说这些体制都是新事物。哪怕有些人在国外研究过共和体制，他们也不过是盲人摸象，未必就真的对共和体制有多么深刻的了解。
　　因此，我认为外行领导内行这是一种极为正常的现象，我们应当考虑的不是消灭这种现象，而是如何规范外行领导内行的行为，使之不脱离组织的施政目标。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完全可以仿照美国政府的行政体系，对于组织的领导方式建立起一套行动规范。比如，我认为：第一部门领导不能越过下级发号施令，对于一个不了解部门业务的外行来说，这是制造一系列问题的开端；第二部门领导应当承担起和其权力相对应的责任，不能把自身的责任推给下级；第三……”
　　“第三是什么？”听到杨铨突然停顿了下来，吴川下意识的追问了一声。到底还是年轻气盛，杨铨终于还是没有管住自己的嘴说道：“个人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我以为这是组织能够正常运转的前提。”
　　一旁的梁廷栋瞄了一眼杨铨，但并没有说话。吴川只是沉默了数秒便点了点头说道：“杏佛说的这三条组织原则，我看确实可行。我的建议是这样，第一党校内要增加行政管理的相关课程，这一课程的教科书，杏佛你可以组织人编写一本，到时交给我审核；
　　第二党内现在存在的这种分歧，我看还是处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这样的矛盾要依赖于政治教育和风气整顿，廷栋，你和周泽春委员碰一碰，要求各党支部开展一场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先进的同志要帮助落后的同志解决思想问题。同志们的帮助还解决不了的，组织再考虑出面挽救，组织也挽救不了的，那么就只有劝退。”
　　梁廷栋和杨铨都是心头一惊，梁廷栋虽然是最先提出干部问题的人，但是对于吴川的果断作风也还是有些打鼓的，虽然他提出问题的意图就是希望能够让吴川拿个主意。
　　就在吴川办公室内的谈话告一段落的时候，张云荣敲门进来向吴川报告道：“马上就五点半了，您和周树人先生约定的晚宴时间快到了，要现在准备车子吗？”
　　吴川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便向着两人说道：“你们晚上要是没事，不如和我一起去吃饭。”
　　对于吴川的邀约，梁廷栋想了想才回道：“太炎先生在不在？他在我就不去了，他现在一见到我就想让我给他拨款修文学院的教学楼，我真吃不消他。”
　　吴川只能摇着头对杨铨问道：“那么你呢？”
　　杨铨也赶紧摇着头说道：“我得尽快回去把今天的讨论结果整理出来，然后编制正式报告提交中央委员会审核。”
　　吴川于是便放了两人离去，自己带着张云荣去厚德福饭店了。周树人来东北已经有10多天了，从沈阳开始他就一站接一站的对东北城乡各中小学校进行了考察，虽然只是走马观花，但是他也看出了不少东西。
　　抵达长春后，他除了拜会自己的老师章太炎之外，便是拜会了共和党及革命委员会的领袖吴川，应该来说同吴川的见面他还是感到比较舒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