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热的年代(校对)第514部分在线阅读

　　吴川看着他确定的回答道：“会的，因为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帝国主义之间不可能有和平可言，在德帝国主义衰落的时候，协约国内的其他帝国主义只会迫不及待的把德国分成一块块美味的肉排，然后将之吞咽下去。协约国内部的帝国主义必然会把德国推向到我们的怀抱，哪怕德国的资本家再怎么痛恨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也要为自己的生存让步的。”
　　梁廷栋终于也忍不住出声问道：“可要是德国革命成功了呢？”
　　吴川对着他微微颔首后回道：“这对于我们的计划并没什么损害，无非就是让苏维埃俄国在三国经济联盟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而已，但是我们没必要争这个，因为我们距离欧洲太远了。
　　不过按照我的思考判断，我认为德国革命成功的机会不大。因为在美国下场之后，协约国这边的帝国主义力量已经完全压倒了德国人。革命前的德国人无法击败协约国军队获得胜利，那么革命后的德国人同样也做不到击退协约国军队建立苏维埃政权。
　　而在另一边，苏维埃俄国连本国的反动力量都没有镇压下去，根本支援不了德国的无产阶级，至于我们替欧洲无产阶级看住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是极限，想要牵制美帝国主义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所以德国的无产阶级只能依赖自己的力量击败协约国的干涉军，这显然需要奇迹才能办得到。
　　总之，不管德国革命成功不成功，战后中苏德经济圈是一定会建成的，当然我们主要考虑战后的德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以此为前提来构建三国的经贸联系。”
　　孟继周看了看同僚后首先出声赞同道，“那么我没有其他问题了，我支持主席这个建立中苏德经济圈子的主张，我建议就这一问题进行投票表决。”
　　孟继周的提议很快就获得了其他委员们的支持，吴川数了一下，所有委员都选择了支持自己。他于是提议道：“既然如此，我建议让计划委员会来负责筹建中苏德经贸联系的规划方案，并对国内的工业体系和银行相关业务、进出口贸易进行管理，以使我们的工业体系建设、金融机构和对外贸易政策能够符合三国经贸往来的规划。”
　　孟继周迟疑了一下说道：“我不是对杨铨同志有什么意见，不过他回国才没多久，计划委员会又是一个新建立的部门，这么重的担子他们挑的起来吗？”
　　吴川思考了片刻，点了点头说道：“这件事关系到战后的国家建设道路前进方向，确实马虎不得。我看这样，计划委员会改组一下，改成计划发展委员会，原来的计划委员会和统计局都纳入计划发展委员会。我牵头负责，宋云桐、梁廷栋、杨铨、宾步程、李达五位同志作为我的副手，向我负责。大家有没有意见？”
　　意见当然是没有的，毕竟在座的委员们在经济这块上并不专业，对于经济方面最为了解的宋云桐又不在，大家自然是提不出什么问题来的。不过这样一来，计划委员会就几乎从劳动和经济委员会独立了出去，成为了吴川直接指挥的一个部门，在经济问题上拥有了最高决定的权力。
　　孟继周虽然有些失落，不过他还是很快调整了心态提到了另一个问题，“既然经济方面的事情已经谈完了，那么我们是不是顺便讨论一下关于北京总统府那边传来的一些要求。国民党以总统府的名义向我们征求军队国家化政策的意见，我看这不是什么询问，而是对我们逼宫啊。
　　据说国民党向外界透露这个提议时还得到了不少民主人士的支持，就连关外的一些民主人士也为这一提案唱赞歌。好像只要完成了军队国家化和裁军后，国家就能安享太平了，我认为这种想法是非常糊涂的，我们应当给予驳斥……”
第一千零九十九章
　　吴川一边思考着一边倾听着各位委员们对国民党提出的军队国家化方案的不满，当然他能够听得出来，大多数委员并不是从阶级利益上去做出的判断，而是从个人情感或是共和党的立场上出发，对这一提案产生的反感。如果现在是共和党执掌北京政府的话，那么那些倾向于欧美民主政治的委员们其实并不反对这一提案的。
　　他心里感慨着，和那些党外的反动派进行斗争现在倒是一间简单的事了，因为共和党现在已经足够强大了，不管是从政治、经济、宣传还是军事力量都能完全碾压那些一团散沙的党外反动势力了。
　　但是想要改造党内这些持有信仰的党员们，却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满清毕竟只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现代工业，哪怕是洋务派搞的那些官办企业和私人企业，几乎都没有脱离传统的官商勾结，这些企业并不是依赖于资本主义的方式生产盈利，而是依赖于权力的垄断对工人的无底线压榨来赢得利润。
　　在吴川看来，资本主义和封建经济之间差别最大的一点就是，资本主义虽然同样在残酷的剥削工人，但是资本主义至少还是愿意在技术上增加一些投资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而封建领主们则完全依赖于对工人的人身控制来获取利润，他们宁可用利润多买几块地或娶几个小妾，也不愿意在技术上投入一毛钱。
　　于是国内对于地主阶级的恶几乎无人不知，哪怕生活在城市中没有下过乡的城市青年，也能够看到那些背井离乡逃到城市中的难民，因为不管是码头上的力工，还是下等窑子里的娼妓，几乎都是来自农村的破产农民家庭，这就是清末知识分子强烈支持社会变革的社会现实。
　　但是对于资本的恶，整个中国直接和资本家打交道的工人阶级，在满清覆亡之前都不到30万，国民对于资本的恶几乎不曾听说，也不曾经历。倒是那些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们，从国外传回了民主、科学、自由、博爱等充满了人文关怀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无不同资本主义相关。
　　再加上满清洋务运动时向西方学习的宣传，哪怕他们再怎么鼓吹“西学为用，中学为体”，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过去一直把自己视为文明发源地的天朝上国，终于亲口承认天朝也还是有地方不如外国的。洋务运动虽然未能实现富国强兵，但是却打破了数千年来“中国之外都是蛮夷”的观念。
　　对于那些能够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来说，除了留法勤工俭学的那些留学生外，几乎只看到了资本主义带来的繁荣和国家的进步，但是对于资本之恶几乎都没有了解，因此他们回国之后自然都成为了资本主义的推崇者，事实上有些人都不了解自己推崇的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他们就是觉得外国人就是先进，我们也应当这么干。
　　这种思潮反映到现实政治上就是，反对君主独裁，鼓吹议会民主。这种思潮对于清末的社会来说自然是进步的，面对袁世凯试图恢复封建纲常的社会时，这些带有民主共和思想的知识分子就成为了反儒教的文化先锋，也正是在这些充满了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才正式打开了局面，在全国流行了起来。
　　但是当吴川试图从打倒封建主义的地方继续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前进时，这些推崇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却又成为了阻力。并不是说他们有多么热爱资本主义，而是他们并不甘心失去自己的舞台，他们在国外所学到的东西都是资本主义的那一套，继续往前去的话，他们无疑也将成为那些被时代抛弃了的旧文人了，更何况现在资本主义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的坏。
　　当然，也有那么一部分人因为欧洲战争的关系开始对西方文明有所反思，但是他们反思的结果不是推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而是试图返回到故纸堆中去寻找中国的传统。
　　在这个时代待的越久，吴川发觉自己就越来越理解历史上那些半途而废的变革了，像他这种全部推翻重来的革命走下去都觉得矛盾重重，那些试图在老房子里重新进行装修的变革，遇到的应当不是什么阻力，而是一堵堵的坚实墙壁了。
　　心里想归这么想，等到各位委员们意见发表了差不多，会议室内开始安静下来时，吴川清了清嗓子看着白炽灯下一张张明晃晃的人脸说道：“继周同志说的还是不错的，军队国家化的提议确实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梦话。
　　为什么说这是看上去很美的梦话，因为只要学过政治经济学的同志们就应该了解，国家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军队就是国家用以实施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换句话说，在国家机器没有被无产阶级掌握之前，无产阶级交出自己的武装力量，就要等待着被统治阶级暴力镇压的后果。因为从历史上看，没有那个朝代的统治阶级是自愿下台而不肯动用国家机器镇压反抗自己的阶级的。
　　其次，我党的政治理念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工人阶级占据领导地位，农民阶级作为盟友的联合统治国家。在社会主义之中，必然是要完全的消灭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官僚资本的。但是在现在的中国，这三种力量依然还占据着社会的大量资源，我们如果把军队交给国家，岂不是就是把军队交给了工农的敌人，让他们奴役我们，屠杀我们吗？”
　　在欧战爆发前，社会主义就已经成为了欧洲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焦点了，各国的社会民主党虽然没有在议会斗争中获得独立组阁的突破，但是却成功的让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充满了向往。欧洲打了四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激励下，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更是走向了一个高潮。
　　在反对战争、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下，欧洲各国的工人阶级都站在了革命的边缘，在这样的局势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温和的社会民主党进行政治招安，试图通过政治上的妥协消除国内革命的风险。其中英国是走的最远的，英国工党不仅在战争期间加入了自由党的联合内阁，本年6月，工党还通过了由韦伯等起草的纲领性声明《工党与新社会秩序》，首次提出要埋葬私有制。
　　在这样的国际局势下，共和党原本还有些遮遮掩掩的政治纲领，现在倒也可以明目张胆的打出来了。当然，英美法并没有就此把共和党等同于俄国共产党，他们对于共和党的评价大致就是欧洲的社民党。至于日本虽然对共和党的社会主义倾向忧心忡忡，但是在经历了几次军事上的失败后，日本人干脆对国内封锁了共和党的政治纲领，从而避免了国民在思想上的混乱。
　　不管是山县的长州派，还是原敬、加藤高明领导的政党，出于维持天皇体制的必要，对于社会主义理论一直都是持打击和批评的立场的。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理论批评的首要一点，就是社会主义除了制造暴徒和破坏社会秩序外不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
　　明治维新以来，富国强兵这四个字已经完全印入了日本人的脑子里，对于日本人来说，评价一种社会体制的好坏，就是能否富国强兵。天皇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不仅仅在于万世不移的神皇血脉，更在于在天皇的统治下日本打败了过去亚洲的霸主中国和当今世上最强的白种人俄国。
　　败给了一个正在恢复中的中国，只会让日本人感到不服气；但是败给了一个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就要动摇天皇体制的神圣性了。在没办法击败共和党的情况下，日本人也只好采取掩耳盗铃的方式了，反正这对于日本来说也是驾轻就熟的传统技能了。当然这也算不得是日本的独家技能，从历史上来看，儒家统治的东亚三国都有这样的传统。
　　面对吴川的反问，各位中央委员们自然是连连点头的，从辛亥革命坚持到现在，能够留在这间办公室内的中央委员们又怎么会不了解，党如果不掌握军队会是什么下场。
　　就在委员们纷纷点头的时候，吴川继续说道：“这个道理不能只有我们明白，我们也要宣传出去，让全国民众都了解这一点。在无产阶级没有掌握国家政权之前，支持军队国家化就是党对于工农阶级的背叛，共和党绝不做工农阶级的叛徒。”
　　李大钊立刻出声支持道：“我支持主席的主张，无产阶级不能交出自己的军队。看看现在的俄国就知道，那些地主和反动派、帝国主义联合了起来，不就是想要消灭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权吗？如果我们把军队交出去，那么等到帝国主义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该拿什么来保卫东北，保卫中国？”
　　虽然委员们都支持不应当交出军队，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委员对于政治上明确的表明态度感到有所迟疑，他们向吴川提议道，“反对交出军队的答复已经足够了，是否还有必要向全国声明我们不交出军队的理由？如果我们明确表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地主、买办和官僚资本的位置，恐怕会让一些中间派也彻底的走向党的对立面，最终让我们花费更大的力气对付他们。能否不公开说明理由，从而稳住一部分人？”
　　对于这部分委员的要求，吴川思考了一会后答复道：“现在的局势和过往不一样，过去我们弱小而反动派强大，外界关注我们的目光并不多，因此我们采取一些话术隐藏自己的理念，这是一种斗争上的策略，并不会付出太多的代价。
　　但是现在，共和党已经成为了国内毫无质疑的政治主导力量，我们接管全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国内外注视我们的目光已经几乎把我们放在了一盏白炽灯下观察，我们现在的一言一行都将会影响到日后执掌政权的内政外交。
　　眼下模糊我们的政治理念固然会稳住一部分人，但却会让我们失去更多的国内外同志，而且还会让我们身上贴上不可信任的标签。因此从现在开始，我们在政治上一定要明确立场，在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上不妨圆滑一些，总之不可让工农阶级认为我们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我们不能自己断了党的生存根基啊……”
　　这一晚的会议决定很快就以简报的形式送到了北京的耿谨文手中，党中央及劳动和经济委员会的决议，让耿谨文面临的诸多问题很快就有了解答，他很快就把会议的内容在办事处内做了传达，并安排了人员落实下去。
　　整个九月对于北京的政坛来说，都不是令人愉快的时期，共和党掀起的司法风暴让那些满清遗老们心惊胆战之余，也极大的震动了一批从满清遗留下来为袁世凯所聘用的官吏。
　　如果说一开始北洋派还以为能够通过和共和党之前结下的善缘化解这件让他们束手无措的案子，正如戴季陶对孙中山所言，宣统的退位诏书正是北洋执政的法统，正是凭借着从满清借来的继承法统，北洋派才使唤的动蒙古的王公和效忠清室的旧臣。
　　共和党提出对于慈禧和宣统的告诉，刚好截断了北洋派和这些清室旧臣之间的联系。内外蒙古的王公在长春的运动会后已经重新完成了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效忠关系，因此对于共和党提出的告诉采取了沉默应对；至于前清旧臣则纷纷选择了告病回家，冷眼旁观北洋派对这间案子的处理。
　　北洋派内部对于这间案子也呈现了两极分化，上层如段祺瑞、徐世昌等人对于清室还是有着极大的好感的，或者说他们现在的位置不得不表现出这样的立场，因此极力的想要撤销这件案子。
　　但是对于北洋中下层将领来说，他们对于清室完全没有这样的感情，有这样感情的话他们也不用跟着袁世凯逼迫清室退位了。事实上这些将领对于袁世凯对于清室和满清遗老的优待一直都是不满的，他们觉得自己提着脑袋帮袁世凯造了满清的反，结果袁世凯却拿着大把的银元给养退位的小皇帝和那些不肯出仕民国的遗老，也不肯犒劳他们这些替袁世凯卖命的军人，这可真是见了鬼了。
　　因此在段、徐等北洋高层为小皇帝卖力奔走的时候，下面的北洋官兵则都一边倒的支持了共和党，一方面是希望能给未来的东家留个好印象，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袁世凯优待清室作为的逆反心理。随着国民党也发声支持共和党的提告后，北洋派和拥护清室的政治力量就更加势单力孤了。
　　大理院的正卿、少卿鉴于案情复杂，一个个不是陈病回家，就是干脆留下一封辞职信跑路了。随着共和党、国民党把持的社会舆论对这案子越来越关注，北洋派中愿意出来为清室说话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毕竟大家都不傻，国民党打着总统府的旗帜关心案子，共和党又有着压倒北洋的实力，除了京兆附近的20余县外，顺直地区已经完全被共和党控制。而且共和党还在保定成立了陆军大营，正对着顺直地区的军队进行整顿改造，北洋派在北京根本闹不起风浪。
　　于是这件案子大理院已经是非判不可了，但是这件案子现在又成为了总统府和北洋派之间的角力，段祺瑞、徐世昌现在也是左右为难，一旦让案子进入司法程序，那么北洋派顿时就要烟消云散了。既然北洋派护不住清室，自然也护不住那些满清旧臣，他们都不肯为满清殉葬，自然就更加不可能和北洋派同始终了。
　　徐世昌在9月底第五次为这件案子找上耿谨文，却依然没能得到对方的任何承诺，他终于忍不住有些激动的向对方质问道：“贵党究竟要的是什么，如果贵党只是想要让我们这些人交权让位，那么至少也给我一句准话啊。”
　　耿谨文看着他沉默了许久才摇着头说道：“徐总理想岔了，本党要的不是权力，而是要推动社会进步。有些东西不算清楚，社会是无法进步的……”
第一千一百章
　　对于北大的学生来说，他们早就不满于北洋政府久矣。一方面是北洋政府把北京大学当成了安置裙带私人的一个安乐窝了，把那些没有学问的亲朋好友安插在北大当教授讲师领取高额薪水，或是把那些亲朋子弟送来北大镀金，打算在这里捞一个文凭再安排到政府里去。
　　在蔡元培没有担任北大校长之前，在北大就读的执绔子弟和没有品德的北大教授在八大胡同为了妓女打架，曾经是京城出了名的笑话。
　　另一方面就是，辛亥革命之后国门大开，从海外传回的各种新思想和新科学已经打开了年轻人的头脑，可是北洋政府却依旧试图延续满清的愚民政策，在大学里教导四书五经，而不讲外国的科学和思想，这显然就是在把这些中国最有前途的年轻人当猪养了。
　　因此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之后推动的对于北大的改革是深受进步师生的欢迎的，而这一次共和党对已经退位的清室提出控告，则极大的鼓舞了北大的进步学生，让他们把本日里的不满都发泄了出来。
　　从得知共和党的控告开始，北大的进步学生们就开始了在学校内不断的集会演讲，不仅在于批评满清的腐朽无能，还将之前日本侨民在上海制造的冲突事件也归罪于北洋政府的治国无能上了。北大学生不仅仅在自己的学校内进行演讲，还联络了北京各所大学的学生。
　　随着学生联合运动的不断扩大，到了9月29日，北京各所大学一千多学生和从天津赶来的学生代表终于从学校中走了出来，跑到了新华门外对总统进行请愿。
　　由于学生中有着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带头，因此这支游行队伍从北大绕过大半个紫禁城走到新华门外时，一路上不仅打出了标语，还在沿途向北京市民宣传了自己的主张。学生们的主张很是明确：“收回租界，废除治外法权；打倒慈禧，废除庚子赔款。”
　　对于学生们的慷慨激昂，北京市民中有些人是支持的，有些人则是感到好奇，也有市民觉得学生们是不务正业。但是根据传统，现在的大学生就相当于前清时期的举人，是国家的预备官员，国家的预备官员都开始上街了，那么一定是政府出了问题了，这是大多数普通百姓心中冒出的第一个判断。
　　对于国民党来说，虽然他们从前清时闹革命闹到了民国，但还是第一次遇到学生运动的对象指向了自己，因此一开始不免有些惊慌失措，胡汉民和汪精卫都劝说孙中山不要出去同学生碰面，因为年轻人血气方刚和孙中山当面争执起来就难看了。倒是戴季陶、朱执信和宋庆龄劝说孙中山应当出去见一见学生，不能冷落了年轻人的爱国心。
　　孙中山最终还是决定出去见一见学生们，不过等他走到新华门时，学生们已经在门外等待了将近40多分钟，原本对于孙中山有所期盼的学生，现在也生出了许多不满。
　　因此看到孙中山出现后，就有站在前排的学生不满的指责道：“我们素来敬佩孙先生，因为孙先生是平民领袖。但是没想到您当上总统后，居然也和袁大总统一样，高卧于深宅大院之内，不肯轻易同普通人接触了。”
　　孙中山若无其事的站在那里不置一词，场面一时冷淡了下来，就在戴季陶想要出声解围时，又有一位同学突然出声说道：“总统先生，现在国事混乱不堪，日本人无故在上海挑事，协约国各方又拿着和满清签订的条约欲制我中国为奴仆。敢问先生，您可有什么对策吗？”
　　孙中山瞧了一眼街道上乌压压一片的人头，他于是向第二名说话的学生反问道：“既然各位同学都来到了这里，想必你们心里一定是有了一些想法了，我愿意先听听你们的意见。不如就从这位同学开始说好了，这位同学怎么称呼？”
　　被反问的学生楞了一下，就稍稍有些紧张但还算口齿伶俐的回答道：“我是北大学生张国焘，我认为总统应当和共和党的吴主席联合起来，对内消除军阀割据，对外收回国家利权……”
　　青年学生虽然容易被理想所感动，但也很容易迷失方向，比如在孙中山的反问下，很快学生们就开始偏离了今次游行请愿的目的。有的人认为应当早定国会，使得民众的声音不能传递给政府上层；有的则认为国家应当加强军备，如果外国不肯放弃在华特权那么就应当动用武力；有的则认为国家应当早日完成军政上的统一，不能继续这样一团散沙的局面；有的则认为政府现在尽说空话，完全不顾及底层民众的想法等等。
　　不过孙中山对于学生们的坦率说话并不敷衍或示弱，他有时也直率的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大致意思是，学生们的拳拳爱国之心，他是能够感受到的，对于学生们表现出的改革国家的勇气他也是钦佩的。
　　但是他很快又指出，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是学生们能做到的极限，学生们能做到的最大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游行示威，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可是外国列强不仅有巨舰大炮，还有机关枪和飞机，只要他们愿意，杀死几万中国人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最后孙中山向学生们指出，如果他们真的想要收回国家利权，统一全国，那么不如去参军。如果他们愿意拿上枪在战场上干掉那些反动派，那么他们想要的才会变为现实。
　　在学生们感到愤愤不平的时候，孙中山又突然转换了话题道：“……至于同学们所需要的那些东西，政府现在也在努力。我也一直再同共和党的吴主席和徐总理进行沟通，希望能够和各国进行交涉，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收回各地的租界，从而让中华民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真正的共和国家……”
　　孙中山站在新华门的门口和学生们畅谈了约三个多小时，丝毫不见疲倦。虽然一开始双方见面时稍见火气，但随着交谈的深入下去，气氛也渐渐融洽了起来。孙中山除了劝说学生们好好读书，把政治上的事情交给政府去处理，顺便还想学生们宣传了一把三民主义，希望学生们信仰三民主义然后跟随自己一起把中国革命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