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热的年代(校对)第546部分在线阅读

　　遵循着牧野男爵的命令，吉田茂很快就和王葆真联系上了，事实上在中国代表团抵达巴黎时他就和王葆真联系过了，虽然两人并不是一个学校毕业的，但是王葆真好歹也是日本留学生，因此吉田茂很容易就通过了王葆真的老师和同学，和这位共和党的外交代表建立了联系。
　　只不过，因为朝鲜王国代表出现在巴黎和会上的原因，中国代表对于朝鲜代表的同情和支持，使得日中代表团之间的联系暂时中断了。对于吉田茂的到访，王葆真表现的既不冷淡，也不过于热情，他的态度更类似于一种场面上的客套。
　　吉田茂和王葆真闲谈了几句，就知道如果自己如果不展现更多东西的话，今晚算是白来了。于是他突然就切入了正题向王葆真说道：“之前贵代表团在最高理事会上的表态，我个人是极为支持的，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英国和法国、美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想要继续和战前一样统治这个世界，显然是有损其他地区独立国家的利益的。
　　日本和中国一样，同样关注着亚洲各民族的独立自主权力，我们也不赞成英法在亚洲地区无视亚洲民族的殖民地分割方案，这已经触犯到了日中两国的利益。因此日本很愿意同贵国携手，为亚洲民族的独立自主事业尽上一份力气。”
　　王葆真比吉田茂小了2岁，但是他外交方面的经验却要比吉田茂强的多，毕竟从辛亥革命以来，他几乎都在独挡一面，而吉田茂则是按部就班上升的日本外务省精英。因此他略过了朝鲜和台湾问题，直接考虑了日中两国在亚洲地区的外交冲突。
　　沉吟了数秒之后，他对着吉田茂说道：“吉田先生的观点，我很欣赏。只可惜贵国外务省现行的外交方针，并不符合吉田先生的观点。而且我国也无意和英法对抗，我国所追求的不过是建立一个符合世界人民期望的和平秩序而已。”
　　吉田茂不以为然的回道：“我国外务省现行的外交方针确实已经落伍于世界形势的发展了，我认为外务省官员们意识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多久。鄙人虽然尚不能左右外务省的外交方针，但业已决定归国之后推动外务省内部的变革，从而使得外务省的外交方针变更为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
　　听到这里，王葆真微微颔首说道：“我国当然乐于见到贵国这样的变化，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吉田茂点头向王葆真回礼，接着又说道：“贵国想要建立亚洲的新秩序，必然会触动到英法美荷等国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就是中国最适合的盟友，因为我国也不希望欧美各国继续在亚洲耀武扬威下去，这对于日中及亚洲各民族的利益，都是一种侵犯。和平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抵抗欧美各国对于亚洲的入侵，贵国所追求的和平，恐怕只是一种奢望。”
　　王葆真注视了吉田茂许久，方才意味深长的说道：“可是，贵国和英国的同盟条约，恐怕并不是为了维护亚洲各民族的利益的，这让亚洲各民族怎么相信日本呢？”
　　吉田茂自然知道，光凭几句空口白话是无法说服王葆真信任自己的，毕竟现在的共和党并未对日本期待太多，否则的话中国代表团也就不会在和会上公然支持朝鲜国王派出的独立代表了。他能给出的，不过是一个远期的计划，和向中国人表明日本内部还有一群试图和中国交好的势力罢了。
　　就在巴黎和会的结局越来越扑朔迷离的时候，德军总司令兴登堡、总参谋长格勒纳也和威廉二世进行了会面，之前他们都忙于把德军从法国境内撤回国内，加上为了让德军逃脱战争罪责，因此在卢森堡内阁组成后就一直没来晋见过皇帝陛下了。
　　现在随着德国国内外形势的好转，两人终于又不得不跑来和皇帝见面了，因为卢森堡总理要求解除兴登堡德军总司令的职位，并解散德军总参谋部。面对兴登堡和格勒纳请求自己出面驳回卢森堡的命令，威廉皇帝却开始犹豫不决了，他思考了许久后向着两位将军为难的说道：“可我没有这样的权力，按照新宪法，在和平时期卢森堡总理有权发布这样的命令。如果我驳回政府的命令，也就意味着现在的德国依旧在战争中，那么停战协议就成为了一纸空文，协约国就会以此为借口向我们进攻。”
　　兴登堡不得不向皇帝提醒道：“可是政府现在已经下令退出巴黎和会了，协约国打过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威廉二世这个时候倒是聪明的很，他迅速的回道：“那样的话，这场战争就和我无关了。按照卢森堡总理的说法，这是英法对于德国的入侵，这是另外一场战争。”
　　总参谋长格勒纳马上说道：“可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我们又怎么指挥军队抵挡协约国军队的进攻？卢森堡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军队的偏见，下达的是乱命。”
　　威廉二世摸了摸自己的胡子，过了好一会才反问道：“如果我们能够挡得住协约国军队的进攻，那么还签署什么停战协议？更何况，我驳回了政府的命令后，你们就能在没有柏林的支持下抵挡住协约国军队的进攻了？或者说，你们打算让我去巴黎签署投降条约吗？”
　　兴登堡、格勒纳和威廉二世的会谈最后不欢而散，从威廉这边离开后，兴登堡和格勒纳讨论了许久，两人都不愿意担负起向协约国军投降的责任。于是在6月7日，兴登堡宣布辞去德军总司令一职，而格勒纳则要求在柏林的总参谋部代表和政府进行协商，他表示自己可以辞职，但是总参谋部不可以轻易解散。
第一千一百五十三章
　　在莫斯科的一整个五月，吴川除了和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进行交流外，就是在推动共产国际的运行和莫斯科和会的召开事宜，但他还是把不少精力放在了观察人民委员会和整个苏维埃俄国行政体系的运行上。
　　虽然他曾经向德皇威廉提出利用中国试验总体战的理论，以对抗日本人。但实际上革命委员会一直都没有被逼迫到要打总体战的程度，一方面是他同日本开战之前储备了足够的物资，并主要利用了从俄国被驱逐回国的华工和闯关东的关内农民，还没来得及把革命军的力量扩张到东北每个乡村；另一方面则是日本真的是穷鬼，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根本就没想过再打一场日俄或甲午大战。
　　因此在革命军时代也好，还是革命委员会时期也好，共和党都没有用到自己的钱，战争就已经结束了。因此总体战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始终都是一个纸上的计划，并没有完全的落到实处。甚至有些委员单纯的以为，总体战就是统计居民的日常消费，然后按照计划供应。
　　但是在莫斯科，吴川算是真正见识到了，一个正在进行总体战的政权是如何运行的。战时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总体战的最严酷版本了。在这个体制下，个人的需求是不被考虑的，所有的资源都是按照社会运营的最低需要进行分配的。也就是说，战时共产主义追求的不是让普通人活下去，而是让社会组织所需要的部门保持存在。
　　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社会上所有的资源都被收集在了公共仓库，然后按照社会运营的需要再分配出去。以确保以最少的资源，让整个社会运转起来，而不至于崩溃。一般来说，一个崩溃的社会，大量的资源都会被浪费在无意义的活动中，从而带来更多的死亡。
　　对于俄共布来说，战时共产主义其实满契合党的理念的，无非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是在极大的生产力下进行分配，现在则是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进行分配，但分配的方式还是比较相似的，都是按需要分配，只不过一个是按照个人需要，一个则是按照组织的需要。
　　弄明白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理念，吴川也就搞明白了为什么人民委员会能获得最终的胜利，这是一个政权才能够组织起来的社会体系，只要政权没有被消灭，那么这个体系就能持续的运转下去。但是俄国境内的那些白卫军和地方分裂势力，他们就不是一个政权，而只是一股势力，只要失败一次就垮台了。
　　因此，只要人民委员会不垮台，那么人民委员会所领导的政权就不可能失败。革命委员会运来的物资，充其量是雪中送炭，但并不是决定人民委员会取得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当然，大多数人是很难意识到这一点的，他们就是觉得是革命委员会拯救了人民委员会。
　　吴川不会在人民委员会面前居功自傲，但也不会去纠正广大俄国工人阶级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好感。更何况，向俄国人示好的并不仅仅只有革命委员会，胡佛所领导的美国救济委员会在向比利时和法国民众进行救济的同时，也正为俄国儿童发起救济，这使得俄国人对于美国产生了普遍的好感。
　　只是战时共产主义虽然能够让苏维埃俄国在内外敌人的围攻下活下来，但这一制度并不适合于经济恢复，因为它的运转太过低效了。因为要确保每一份物资都发放给组织所需要的人员手中，以保证这些人员能够完成组织所交给的任务，因此哪怕是对一家小小的童装工厂的工人发放奖励，都需要得到人民委员会的批准。
　　粮食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利用委员会，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核对某个部门应当获得几份口粮，口粮的标准是什么等琐碎的问题上，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如何发展生产，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
　　而吴川也希望人民委员会能够早日结束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化。因为在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下，苏维埃俄国根本不能同革命委员会和德国进行经济对接，这就使得中苏德三国的经济合作难以从纸上变为现实。
　　吴川和人民委员会各位委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主要是和列宁同志进行沟通，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带领德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就变成了中德双方对于人民委员会的共同劝说，终于使得俄共布在六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废除余粮收集制，改行粮食税的政策，这也意味着人民委员会将从绝对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后退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开始，也就是新经济政策。
　　但是俄共布党内对于新经济政策的阻力是相当大的，不仅仅一部分党的基层干部不理解，就连党内的高层领导也同样不理解，特别是听说推动新经济政策背后的是中国同志后，更是激发一部分俄共布党员的不满，认为中国党正试图插手俄国党的内部事务。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对新经济政策予以指责。虽然他们批评的用词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认为新经济政策同社会主义理论是根本对立的，新经济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倾向和富农倾向。
　　面对党内对于新经济政策的强烈反对声音，一度让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踌躇不前，打算居中观望先。列宁不得不出面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为代表们解释为什么苏维埃要退后实施新经济政策，此外列宁分别把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叫去进行了单独谈话，使得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最后，列宁要求吴川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就新经济政策做一次简短的发言，以表明中国同志是从革命的实际需要，而不是出于其他想法支持的俄国新经济政策。
　　6月22日，吴川在克林姆林宫的俄共布党代表大会上做了发言，他就俄国实施新经济政策表态道：“首先：战时共产主义不是共产主义，这是在物资短缺下使用行政权力实施的资源分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它和利用货币来分配资源的市场经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因为不管是货币还是行政权力，通常都是为少数人所掌握。是的，如果实施商品经济的话，必然会在群众中出现资本主义倾向和富农倾向。但是在生产力不足的情况下，采用行政权力来分配社会财富，难道不会造就一个庞大的官僚利益集团吗？
　　相比起资本家和富农，难道不是一整个官僚利益集团对我们的事业有着更大的危害性吗？没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就不能战胜代表资本家和富农的沙皇政府。那么当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堕落成官僚利益集团的时候，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去打倒它？
　　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实施新经济政策是在后退。但是我要说，对于官僚主义来说，实施新经济政策至少是一种进步。至少在社会生产力获得进步之前，在无产阶级获得真正的觉醒之前，我认为市场经济带来的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破坏性，至少要比官僚利益集团对于无产阶级政权的破坏性要小的多。
　　我建议俄国同志暂时的恢复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两个有害的措施中选择一个对社会主义危害较轻的，而不是认为新经济政策对于社会主义是无害的……”
　　吴川的发言给俄共布党员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不是吴川提到了官僚主义，他们才发觉自己身边存在官僚主义，而是他们一直都知道自己身边存在着各种官僚主义。
　　哪怕是一个管理莫斯科某条街道房产的管理人，如果不能给他送上一点礼物，他也不会给你安排一间能够住人的房间。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笑话，某个从彼得格勒调来莫斯科的党员，组织上分配给了他一间单间，但是那间单间却已经被管理人私下出租了。
　　因此管理人把他带到了一幢废墟前告诉他：“同志，这是分配给您的……21号房间。”
　　这位可怜人看着废墟不得不告诉管理人：“同志，这里没有楼房，只有一堆砖块。”
　　管理人却告诉他：“不，同志，你的房卡上有，那么21号房间就应该在这里。至于其他事，可不归我管。”
　　最终，这位可怜人在热心的邻居那里住了一晚，革命时期的莫斯科可没有对内的旅社，只有分配的住房。如果没有这位好心的邻居，他就只能露宿街头了。从这件小事就能看的出来，现在的莫斯科有多官僚主义。
　　只不过俄共布面临的头号、次号难题是如何应对白卫军的进攻和怎么让人民活下去，所以对于身边盛行的官僚主义也只能采取忍耐和期待内战结束后好转。但是随着俄国国内形势的不断好转，人民对于官僚主义的作风已经有些忍耐不下去了。
　　吴川的发言等于挑破了俄共布的一个脓包，瞬间让一部分党员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反对官僚主义的立场上，相比起新经济政策带来的未来危害，他们现在更加难以忍受的还是身边的官僚主义作风。
　　于是，在列宁的巨大威望号召下，和广大党员群众对于官僚主义的不满，支持新经济政策的党员终于还是压倒了反对者的意见。
　　在俄共布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同时，跟随李卜克内西而来的德国银行界代表沙赫特，革命委员会国家银行代表张廷阁，人民委员会代表布哈林，就中苏德之间的货币政策进行了数场讨论。为了确保中苏德三国的经济合作能够落实，那么确保三国的货币不能过于激烈的变动就成为了三国的首要目标。
　　此时德国马克和俄国卢布虽然开始稳定下来，但是和战时相比都有着大幅的贬值，德国的情况要比俄国好一些，毕竟德国的生产能力还在，且德国的国家银行从民间集中的黄金和白银，还剩下了将近1.25亿英镑。随着英镑的不断下跌，这笔硬通货的价值还在上涨。
　　至于俄国，虽然保住了喀山的藏金，但是却拿出了大部分的黄金向革命委员会作了抵押贷款，和用来向国外购买粮食及物资，再加上战争和国内内战导致失去力量波兰和乌克兰等地的工业破坏，使得卢布的前景是最不乐观的。
　　三国中情况最好的还是中国，不仅在于战争中获得的红利，还在于白银的快速升值。战争因素加上对于英镑、法郎的做空，白银的价格差不多恢复到了1842年的水平，按照战前的英镑换算，就是一英镑换三两白银。跟随着英镑贬值的共和元，现在兑换美元也还有1比1.7的价位。
　　因此在经过了几轮讨论之后，中苏德决定成立国际合作银行，中国出资1亿美元，德国出资5500万美元，俄国出资4500万美元。该银行主要负责欧亚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结算，并稳定中苏德等主要贸易协定国的货币价值，及对一些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进行放贷。三国约定，三国货币以1共和元等于5卢布等于7马克为基准，进行固定联系。
　　而中德之间也就一些战前债务问题进行了清理，战前德国政府、民间向革命委员会放贷约25.2亿马克，扣除掉战前已经用物资支付的部分，和德国政府的余下贷款、英法国投资者购买的部分债券，革命委员会还欠德国商业银行及民间债务17亿马克左右。
　　战前这笔债务大约价值4亿美元，但是现在只值8千多万美元，中国方面提出用白银偿还这笔债务，沙赫特决定接受。按照白银结算，中国大约只支付了战前4000多万美元的白银，但是现在白银确实是德国最需要的硬通货，因为德国需要的各种原物料都出自亚洲，几乎都可以用白银结算，用黄金去购买反而要亏损了。
　　当三国的货币协定达成，沙赫特已经开始完全反对向协约国赔款了，因为德国如果答应向协约国支付巨额赔偿的话，那么德国经济就会受到双重打击了。中苏一旦抛弃德国马克，马克就会暴跌，到时中苏就能够以白菜价在德国采购各种机器，这显然是对德国经济不利的。
　　反之，德国不向协约国支付巨额赔偿，凭借着中苏德三国经济协定，和将三国周边地区纳入互助贸易圈子，德国实质上就达到了战前想要通过战争达到的经济目标。沙赫特甚至可以断定，不用两年德国经济就能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之后将会迎来一个高速发展期。
　　因为三国签署的经济贸易协定对于德国的经济实在是太有利了，德国所需要的各种原物料中俄都能提供，而中俄所需要的各种机器德国都能生产。光是为俄国提供钢轨和机车，就能让德国的钢铁厂保持住战时的产能。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协约国什么时候肯放开对于德国的海上封锁，这样德国就能全面的恢复了。
　　随着中苏德在经济上达成的一致，吴川突然发觉自己在莫斯科的地位再度上升了。一个是共产国际的运营，在他的提议下，共产国际已经成为了一个囊括政治和经济合作的复合组织，本年度的预算就达到了200万美元，在中国共和党的建议下，共和党承担80%的预算，俄共布承担20%的预算，并接受各国无产阶级同情者的捐款。
　　不管是太空旅行计划还是共产国际的经费支出，中国共和党都起了主要作用，因此共和党很快就和俄共布获得了一样的地位，共产国际并决定在长春设立共产国际的东方分部，以处理东方的革命问题。德共虽然在名义上视为和俄中两党相当的大党，但是在实际的职权中却屈居于俄共布和中国共和党之下了。
　　另一个就是莫斯科和会的召开，随着德国和东欧、亚洲各国代表的到来，莫斯科和会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上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国际政治会议了。在这些与会的国家中，除了中国之外，德国和俄国同其他国家都有着历史恩怨及矛盾，这就使得许多小国都倾向于和中国靠拢，以牵制德国和俄国。
第一千一百五十四章
　　在德国宣布退出巴黎和会加入莫斯科和会之后，原本还在犹豫的东欧各国就不得不派出代表参加莫斯科和会，夹在俄国和德国之间的这些东欧国家，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之前他们指望巴黎和会给自己的国境进行保护，那是看在德国已经向协约国缴械投降的分上。当德国向协约国投降之后，也就意味着英法的力量将能直接达到东欧，而不再会遇到德、奥及奥斯曼帝国的阻挡了。但是在德国宣布退出巴黎和会后，英法和东欧之间的通道就再次被关上了。
　　这个时候再去指望英法给自己主持公道，无疑就是在向德国挑衅了，更别提在他们的身后还有一个已经公开和资本主义对抗的苏俄了。因此，在德国彻底转向莫斯科后，东欧各国也纷纷派出了代表前往莫斯科，以确保本国不会成为俄国和德国共同打击的对象。
　　眼下东南欧没有派人前往莫斯科的也就两个国家，塞尔维亚王国和希腊王国，这两个国家背靠亚得里亚海，算是能够直接获得协约国的支援，因此才能拒绝参加莫斯科和会。但即便如此，塞尔维亚王国对于莫斯科和会也没有报以恶意，因为这个王国和意大利王国正在争夺奥地利的旧领土，哪怕不念着战前的俄塞关系，他们也不愿意过于得罪俄国人。
　　随着东欧各国代表的到来，莫斯科和会也正式进入了议事程序。为了和巴黎和会有所区别，在俄共布大肆批评和揭露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秘密外交后，人民委员会也难以容忍莫斯科和会变为另一个巴黎和会。因此列宁提出了参加和会的国家或民族，不分大小都应当拥有平等的一票的主张，且和会的一切协议都应当交给大会讨论，禁止几个国家之间秘密外交，然后把自己的决定强加给其他国家或民族。
　　列宁的提议获得了与会国家代表的热烈欢迎，不过吴川也提出了一个补充条款，他认为大国不能把自己的决定加诸于小国身上，但也不能让小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大国，因此他主张和会应当赋予大国以一票否决权和主要议案的大国一致原则。
　　对于吴川的建议，列宁其实是反对的，但是托洛茨基、李卜克内西、波兰、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国的代表选择了支持。
　　托洛茨基和李卜克内西的支持不难理解，德国和俄国必然是大国之一，他们显然不愿意被某些小国的投票所左右，且这些国家大多不是共产党执政。至于后面这些国家的代表支持，是因为他们觉得本国应当也能算大国之一，自然就支持大国的特殊地位了。
　　但是这些国家的代表很快就发现，他们想要成为大国之一，其实存在着重重困难。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波兰都反对匈牙利获得大国地位；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互相反对给予对方以大国地位，还同时受到了周边邻国的反对；奥地利的机会原本挺大的，但是德国代表不愿意奥地利在和会上获得过高的地位；德国还反对波兰获得大国地位……
　　这样一圈下来，最终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大国就剩下了中苏德，奥斯曼青年党甚至都没有进入各国的讨论阶段。虽然列宁认为，莫斯科和会应当是一个各国代表平等的讨论和平的国际会议，但事实上是没办法做到真正的平等的。因为各国之间的历史和现实矛盾是客观存在的。
　　不要说新复国的波兰同相邻的各国都有着领土纠纷，他们还试图把立陶宛重新纳入波兰境内，而即便是苏维埃俄国自己，不仅存在着和相邻各国的领土纠纷，还要安抚住旧俄罗斯帝国境内的各自治共和国及少数民族，以避免他们采取脱离俄国完全独立的行动。
　　因此，在莫斯科和会中地位最超然的反而就只有中国了。虽然和中国相邻的朝鲜及中亚几个自治共和国都参加了莫斯科和会，但是他们需要的不是和会调解自己和中国的领土纠纷，而是希望能够获得和会承认他们的独立地位，特别是中亚地区的几个自治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