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民国当小编(校对)第397部分在线阅读

　　高炉班的工人在班长的带领下，喊着号子，进行高炉点火的第一项准备工作——架引火柴。
　　堆在那里的足有上百立方米的废枕木，就是这个1386立方米高炉的引火柴。
　　尽管烘炉工作是五天前完成的，但这个巨型高炉的散热速度很慢——实际上它的外壁特意做成了良好的保温结构，鼓风机吹了五天，高炉内的空气温度仍然在四十度以上。高炉班的工人们两人抬一根“引火柴”，进进出出在高炉里外忙碌。
　　枕木一层撂一层，中间留下过火的缝隙，但也要砌得足够结实——一会儿上面要哗啦哗啦倒焦炭和铁矿石呢。
　　两小时之后，引火柴就绪。焦炭先倒入，引火柴上面是一层净焦，然后堆空料，最上层是焦炭、铁矿石、石灰石混合的正常料。
　　班长老吕用烧红的铁钎点燃吸油至饱和的油棉，伸入高炉内点燃枕木，鼓风。高炉的火越来越旺，在高炉四周的工人脸上通红，刚才上焦的工人则是黑乎乎的脸反射着高炉的红光，所有人前胸后背淌汗，在自己的岗位忙碌不停。
　　点火后10到14小时，高炉可以出渣。15到20小时，出第一次铁。
　　新中国第一座新建的现代化大型钢铁企业——武钢，经过三年的建设，投入使用。仅此一个高炉，每年新增的钢铁产量达到75万吨，而这仅仅是武钢一期规划建设的两座高炉之一。
　　……
　　动起来的不仅是武汉青山区的高炉。
　　早几个月前，大冶铁矿就已投入生产，一车车的铁矿石从矿坑中挖掘出来，在选矿厂去除部分石块提高品位，再装上车皮，从矿山运到长江码头，由驳船运到武汉。在武汉，铁矿又先在武钢被烧炼成烧结矿，为送入高炉做第二道准备工序。
　　在湖北恩施的石家湾煤矿，采掘出来的煤炭经过选煤工序，上车运往武汉。在武钢，这些煤炭在用于炼铁之前，先被加工成焦炭。
　　在武昌南边的乌龙山，这里有采石场和石灰厂，烧出来的生石灰一车车地运往武钢，作为炼铁时的脱磷硫剂。
　　在长江还行进着大大小小的驳船，有的装载着从苏联进口的铬锭，有的从上海向武汉运输锰矿，湖北宜化的镍矿也在小规模开采和冶炼。
　　在武汉市武昌区，武钢的开工是一件大事。有的老市民还记得二十多年前汉阳铁厂的烟囱还冒着烟时是什么场景，但今天武钢的烟囱更大、更高，显然武钢比汉阳铁厂厉害多了。
　　武钢的职工小区也是按照苏联钢铁厂职工的标准建设的。一栋一栋红砖砌成的住宅楼连片，小区一年前就陆续落成，住进了工人，单身工人在多人宿舍搭伙住，结婚有家室的工人能有一个或两个房，还配了厨房。
　　当然，武钢也有与苏联钢铁厂不太一样的地方。作为上海和重庆之后第三座重工业厂区试点建设，原先基本封闭的“城中城”，现在处于半开放状态。职工家属（现在很少，大部分工人是光棍青年）的就业、工人日常消费、幼儿园、小学、医院……都尝试这与武汉市政府协调建设。
　　工厂会有一些保底的后勤设施，比如食堂还是自己办。
　　国有重点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协调协商虽然繁琐，但还是能往前推进的。这个时期要说本位主义和地方主义，可能某些干部脑子里是存在，但双方的协商并不是单方面要求地方政府做出更大的牺牲，而是互有好处——地方政府可以提出意见，某个排水管污染市区江面了，能不能再接5公里的管子往下游一点排放，或者一些设施干扰城市运行了；工厂也同样可以说说自己的意见。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借落在本地的大型央企的需求，发展地方企业——小国企或集体企业。就算没有需求，那城市周边农民开辟部分耕地为菜地，种菜卖钱其实是比种粮食挣得多的。
　　……
　　龟山-蛇山之间的江面，一条1670米长的钢铁长龙已横卧在江面。
　　1955年6月，武汉长江大桥的主梁吊装完毕，大桥主体成型后，这附近就成了市民们经常聚集围观的地方。历时3年多的建设，原计划预算7200亿（新币7200万），实际耗资6880万人民币，横跨长江干流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到了通车前最后的测试阶段。
　　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在桥头的第二层，注视着一列测试的列车缓缓通过铁路桥层。
　　“七号墩正常。八号墩正常。九号墩正常。……顺利通过！”
　　西林以及身边参与大桥设计建设的工人和干部一齐鼓掌。
　　“谢谢，谢谢同志们。”来武汉两年，西林已经学会了几句武汉味儿的普通话。
　　“西林同志，您是武汉长江大桥的首席设计师，没有您，大桥的通车可能要延迟很多年。”滕代远与西林握手，真诚地说。
　　“首先是您以及工业和建设部门的领导对我完全信任、对我的设计完全信任；其次工程规划速度、实施效率超出了预期；千万建设工人以极大的热情，不畏艰险和疲惫，为大桥的落成贡献了所有的力量。这座大桥是我们两国人民共同建造的奇迹。”
　　滕代远：“两星期之后，大桥的正式通车典礼，主席会亲临武汉。”
　　“主席同志看见这一座雄伟壮观的工程奇迹，一定会感到高兴。”
　　10月24日是武汉长江大桥的正式通车日。随着今天的测试通过，武汉长江大桥的铁路部分完全竣工，在铁路的上一层，公路桥的大结构、路基也早已完工，正在做最后的路面检查、安装路灯栏杆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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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林同志注视着长江大桥时，在他视线的左侧两公里外，一艘M级小型潜艇以水面航行状态，从长江下游缓缓驶入武汉，再泊入武昌造船厂的潜艇码头。
　　以武汉江段的宽度和深度，不要说M级小型潜艇了，R级中型潜艇甚至F级大型潜艇都可以在上浮状态轻松驶入武汉，M级小型潜艇甚至能在江面上来几个S形扭弯。
　　但现在这艘M级潜艇老老实实地直线行驶然后停泊。系上缆绳，舱盖打开，一名潜艇兵先钻了出来，再然后是几名不穿军装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手脚并用爬出潜艇，颤颤巍巍地扶着栏杆走到地面上。
　　彭士禄走到地面，立刻两手叉腰，走到旁边草丛干呕了几下，但过去两天反复吐了吃吃了吐，现在胃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可吐的。
　　“老彭，你在苏联不是坐过潜艇的吗？怎么也晕得不行？”在彭士禄后面，黄旭华问道。
　　“我在苏联实习是上过潜艇，可我上的那是什么潜艇，少说一千多吨，大的有三千吨的大型远洋潜艇。出到海上有风浪也不太颠。咱们这个M级小型潜艇，苏联海军自己都不用了！”
　　“我吐是没吐，但也憋得不行，而且全身上下都是臭味，”黄旭华抖抖衣服，“按来时的经验，这股子味道没有两三天是散不掉了。”
　　彭士禄：“真不明白这种又小又不好用的潜艇，唐部长为什么让船舶工业局研究图纸，准备改进和建造。我们要这东西干嘛呀。”
　　“不是建造，是设计一种小型潜艇方案，以备以后需要。”黄旭华说。
　　1955年7月，彭士禄从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毕业，9月从喀山回到大连就接到通知，说船舶工业局的设计组就在大连，要他马上加入设计小组，然后——乘坐北海舰队用于训练艇员的M级小型潜艇，从大连直接开到武汉。
　　说起来彭士禄只遭了半趟罪，设计小组的其他成员，可是坐着潜艇从武汉到上海，再到大连，再从大连回的武汉。
　　“欢迎，欢迎，我们武船设计所又增添了一位人才。”
　　武船的厂长萨本祁在厂里欢迎这个新加入的留苏学生。
　　彭士禄：“萨厂长，刚才跟我一起爬出来的那六个人就是潜艇设计所的全部设计人员？”
　　萨本祁笑道：“你以为呢。设计组上潜艇体验，跟潜艇兵一起航行、一起生活、一起操作机械，是唐部长和刘部长一起做的决定，不可能漏下一个两个在厂里不跟潜艇走的。”
　　彭士禄：“七个人设计不了新潜艇啊。”
　　“比两年前已经好多了，那时候我们全厂连临时工算上一共九十六人，设计人员零个。现在，你看看。”
　　萨本祁手指着的地方，是一座全新的船台，长度足有140米，轨道上已经有钢铁构件摆放，仔细分辨就能发现，这些构件是潜艇上的零件。
　　彭士禄：“苏联援建的633型潜艇船台？那是正在组装的第一艘633型潜艇？”
　　黄旭华：“我们从武汉出发的时候，这些潜艇组件才刚刚运到武船。一去一回，40天，他们已经开始动工组装了。”
　　萨本祁：“我们现在的任务，船厂工人和技师是学会保质保量地如何组装一艘633型潜艇；你们则参与到组装建造的过程中，把你们看到的633型潜艇图纸吃透了，而且结合潜艇组装建造时所实际采用的工艺，把整个潜艇从上到下都摸清楚。”
　　彭士禄：“我们一共要组装多少艘633型潜艇？从哪一艘开始我们自行建造？”
第103章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633型（R级）潜艇的建造计划很简单：武船单船台生产线，一艘接一艘一直造下去，造到1960年，以后的事再另外打算。
　　第一艘组装的633型潜艇建造周期给船厂人员和设备留足了磨合的时间，船台周期18个月，舾装周期10个月。但是到1960年，船台建造期要缩短到12个月，舾装周期7个月。
　　也就是到1960年，武船建造潜艇的频率会达到1年1艘。建造速度说起来很吓人，但到1960年底，也就是第5艘潜艇开工、第3艘潜艇交付而已。
　　“这几年，你们设计部门反倒是最轻松的，”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蒋大静说，“有空就帮船厂工程组做点事吧。到1960年要实现所有关键设备国产化，你看看都有多少大家伙：柴油机、蓄电池组、耐压壳钢材和耐压壳焊接技术、主轴、螺旋桨、声呐、潜望镜……鱼雷这里没提。”
　　633型潜艇配8个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前6后2。第一艘633型潜艇1958年4月竣工，鱼雷厂表示躺平，不可能这么快造出国产鱼雷来。
　　导弹方面，沈阳112B厂表示58年4月保证给你用上潜射型鹰击-2，但是严重吐槽了633型潜艇的声呐：这货侦听全速行驶的往复蒸汽机货船，侦听距离也只有30公里。如果没有其他信息平台提供目标参数，那射程42公里的鹰击-2就被浪费了。
　　……
　　10月24日，武汉长江大桥。
　　主席的专列前一天抵达汉口。当然专列不是只坐主席一个人，唐华、刘鼐、李复春，还有交通部铁道部的同志们在后面挂着一节车厢一起到了武汉。
　　1953年，主席曾到过一次武汉视察。当时主席径直走到长江边上，看到江面有很多“小划子”——用桨拨水行驶的小船来来去去。主席20年代到过很多次武汉，看现在的场景和二十多年前没什么差别，这种小划子在长江里遇到急流很容易翻船。
　　主席问交通部中南局的同志，难道现在不能造一些好点儿的机动渡轮吗，交通部的同志说老百姓觉得这样方便，虽然危险一些但抬脚就能走。
　　主席听到这话说，看来解决问题还是得靠架桥。
　　24日的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是全武汉市的节日。现在所谓的武汉市，这个时候说是武汉行署下辖的三个市更为恰当：武昌、汉口、汉阳三个城市被长江和汉江隔开，从其中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办事，肯定无法当天返回——路上就要花一整天的时间。
　　中国铁路的南北大干线——京广线，以前也是不存在的。北边那一段叫做京汉铁路，南边从武汉到广州叫做粤汉铁路。也多亏没有长江大桥，要不然孙中山在广东造反的时候，可能就被北洋军阀直接过来踩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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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车典礼开始，长江大桥的公路桥面，三列汽车和一列人流缓缓并行，从桥的一头往另一头开。
　　第一排三辆卡车，第二排三辆大平头公交车，第三排是小汽车——这时候全武汉都凑不齐30辆同样型号的小轿车，所以这个三列30辆的轿车是杂牌而且杂色的。
　　主席在龟山上，一边鸟瞰武汉三镇的风景一边询问着有关大桥建设的情况。当杨在田简要汇报了大桥的规模后，主席问：
　　“有苏联专家在这里，可以修这样的桥，如果没有他们，可以修吗？”
　　杨在田：“可以。”
　　主席转向铁道部长縢岱远：“你也敢打包票么？”
　　“能修！我们在技术上有了很大的提高，设计人员积累了大桥设计的经验，工程师和技工学会了建造的技巧。而且，国内的钢铁产量在增加，能够冶炼加工的特种钢材品种越来越齐全，如果再建造一座这样的桥，我们可以少用甚至不用苏联进口的钢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