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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夫也不是完全不对外透露想法,在1月份的苏共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说打算批判斯大林过去的一些政策和理念,主席团成员大惊,纷纷反对。赫鲁晓夫拿出各人的小把柄来要挟,让自己的想法在几个人的小会议上强行通过。
  但是,这会儿赫鲁晓夫向外界透露的范围,也仅限于苏共主席团这八个人了。
  不对唐华透露任何信息或者展露任何迹象,而且,他会在总司令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列席苏共二十大的时候,也不对总司令和聂帅说半句话。
  那这样就根本没法交流了,只能任事情向原定的方向发展。无论唐华自己还是唐华告诉总司令、让总司令会谈时提醒都不可行,赫鲁晓夫会说“这是无凭无据的事,不要瞎猜”。
  赫鲁晓夫这个人……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可以用“莽”来形容,但是他可不是蠢人,他的政治手段很高。虽然大方针政策经常瞎搞一气,但是高超的政治手腕又总是让他能把瞎搞给搞成,至少在苏联国内他总能搞成。
  ……
  苏联国家计委的研讨会继续进行。
  国民经济数据/商品数据的核算,苏联国家计委制定了几步走的计划:
  全苏六万种商品,被分成了3300种对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核心商品、9000种较重要的常用商品、以及苏联现在可生产的所有62562种商品。
  目前实现了对3300种核心商品成本进行了数字化计算,第二期工程的目标是提高核心商品的计算精度,试着估算9000种常用商品的成本。
  第三期工程是试着对全苏生产的62564种商品进行估算,3300种核心商品则达到高精度数值计算。
  第四期工程,打算对9000种常用商品也进行高精度数值计算……
  “计划经济,或者说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运行的目标,是消除剥削。”
  计委主席萨布罗夫对整个系统的最终目标做概括:
  “通过革命战争和肃反,我们消除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而国家计委工作的目的,是消除一部分无产阶级对另一部分无产阶级的剥削。当然这种剥削是无意中产生的,与无产阶级个体本身没有关系。”
  “一种商品如果被标定了过高的价格,明显超出了它所包含的社会劳动成本,那么购买这种商品的人多花了钱,而生产这种商品的工厂增加了不应该的收益和利润,这个工厂的工人就误以为自己多创造了价值。从数学模型的角度就可以认为,生产这种商品的工人剥削了购买这种商品的工人。”
  “这就是计划经济委员会一直在进行的工作:获知每一种商品的准确成本,让无产阶级之间的剥削、不平等交易降低到最小,直至完全消除这种不平等。”
  “至于对国家建设的规划、协调国民经济各产业的发展,其实反倒是一项容易的工作,甚至不需要获取商品成本的高精度计算数值,就可以通过指令来做到。”
  “我相信,中国的同志很快就能学会通过指令进行国家规划与产业协调。但我更希望看到中国的同志在不远的未来,也能在国内通过强有力的国家计划部门,消除国内的剥削,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完全平等的高级的社会主义国家。”
  ……
  好吧,苏联国家计委是甲方,甲方说啥就是啥。
  苏方提出的需求,对计算和存储的需求远远大于通信,这也是苏联国家计委最大的特点。
  在中国这边,国家计委对通信看得更加重要,要求与五个地方中心保持快速的信息响应,建立双向的数据交互、文件传送。这不仅是唐华提出的要求,国务院和国家计委也一致认为,准确获取地方的信息反馈很有必要。
  与信息论不同,现代控制论现在在苏联学术界一直受到冷遇,因为苏联高层认为这不是什么好玩意。后来有段时间还上纲上线批判控制论。这唐华就没法与苏联同志正常交流了。
  控制理论的主概念——反馈。一个闭环控制系统能利用误差来自动地减少误差。
  另一个重要概念——优化。在数学上叫做在有约束条件或无约束条件下求目标函数极值,在宏观经济学中则有一个庞德里亚金极大值原理。
  等一下……庞德里亚金极大值原理已经被唐华先发明出来了。
  ……
  “干杯,达瓦里希。”
  苏联国家计委的工作习惯:白天,开会,晚上,喝酒。
  李复春、薛木桥、唐华举起杯子,先咕噜了一口白兰地。
  虽然比伏特加口感舒适一点,但也是四十多度的蒸馏酒。看看萨布罗夫,再看看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端起玻璃敞口杯碰一下,一大口酒下肚,咂咂嘴,然后精神就好了起来。
  “中国和苏联之间的贸易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最优秀的,”苏联计委副主席康斯坦丁诺维奇说,“东欧的那些国家,无论是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甚至德国,每年都需要苏联支援很多,每年几亿甚至十几亿卢布。只有中国,苏联与中国的贸易互惠互利,而且切切实实地对苏联的国家运转有好处。”
  薛木桥:“正是这样,中国与苏联的贸易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典范。三天之后,陈副总理会抵达莫斯科,为中国是否成为经互会的观察员国与经互会秘书团磋商。”
  萨布罗夫:“经互会其实并不适合中国,我坦率地说。”
  哇哦?
  唐华:“萨布罗夫主席,我确实也感觉到经互会更像是一个……苏联的对外援助组织,而不是外贸组织。”
  萨布罗夫:“那是在1948年,二战带来的破坏还未消除,美国人提出了马歇尔计划,斯大林同志授命莫洛托夫也建立一个相对应的方案,对东欧各国的经济进行扶持。所以,它一开始就不是国际贸易组织。”
  “不容否认,当时的苏联拿不出美国那么多钱来对东欧各国进行无偿援助,只能以实物,主要是向那几个国家输送恢复经济有关的产品,有的国家是工业设备、原材料,有的国家是粮食,有的国家是石油。”
  “甚至这些物资,当时的苏联也不能无偿输送出去,我们送不起。莫洛托夫找过我们计委,计委提出了一个方案,让这些国家也象征性地向苏联提供一些产品。”
  “之后就成立了经互会。经互会看上去是苏联与东欧进行商品交换的协调组织,其实本质上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商品交换并不是必须的,至少不是双向都必须的。只是出于苏联的国家政策而这么做,并且一直坚持下去。”
  李复春:“但是,成为经互会的观察员国,有助于中国与这几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交往,相互贸易更方便了。”
  萨布罗夫:“观察员国是最好的。”
  唐华:“现在还有一个组织,经互会与《华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国形成的组织,在某些性质和功能上是重合的。”
  康斯坦丁诺维奇:“华沙公约签署已经8个月了,它的签约国组织最终会向军事合作和政治协商方面发展。同经互会一样,我也不认为中国有什么加入《华沙公约》的必要。”1
  唐华看看小桌台,一大盘酸黄瓜还没下去多少啊,怎么醉成这样,大实话一串接一串往外冒。
  ……
  1955年5月14日,苏联+东欧在波兰首都华沙签署《华沙公约》,华约组织成立。1991年3月31日,苏联宣布华约组织停止所有活动。
  “如果在欧洲发生了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一个或几个缔约国的进攻,每一缔约国应根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其他缔约国也以一切它认为必要的方式,包括使用武装部队,立即对遭受这种进攻的某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给予援助。”
  《华沙公约》的这一条基本上就给整个组织定了基调:实质上的军事同盟条约。
  中国对华约组织其实没有什么好印象,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华约组织也被带起来和中国对峙,甚至进行过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演习。
  华约组织的总部——政治协商委员会在华沙,但联合武装部队司令部(军事总部)在莫斯科。与司令部平行的机构有国防部长委员会和外交部长委员会,司令部下辖的总参谋部则是华约组织的核心:它有权力指挥华约的联合武装部队。
  不过现在华约组织还没形成什么统一力量,八国的军队还没举行过军以上的联合演习。
  现在唐华对华约组织有兴趣,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华约规定的这个“联合武装部队”。华约国家的军力主体当然是苏军,但是华约其他七个国家总兵力加起来大概也有一百万,它们使用什么装备、未来准备怎么发展装备,这非常重要。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华沙公约签署是为了应对北约,尤其是重新武装的西德,和中国不在一个战略方向上,”唐华说,“噢,我只是从装备体系的角度,对现在的科涅夫元帅所统率的联合武装部队司令有兴趣,不知道联合武装部队是否有在未来对几个国家的军事力量进行统一换装的想法。”
第1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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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盘山县。
  1956年1月上旬,黄汲清带着大队人马走京沈线,在沟帮子站下车,沿着公路开20公里就看见了辽河,一行人在七水井子安顿下来。
  盘山县素有“九河下梢”之称,县域内共有大中小河流21条,其中辽河、大辽河、绕阳河和大凌河都是大河。
  除了河流多而且水清,盘山县和黄河口也有相似的地形:湿地。现在冬天,栖息在这里的丹顶鹤已南飞,但时不时可见一只胖胖的辽东湾斑海豹爬过。3
  但黄汲清来这里可不是看风景打猎的。发现七水井子一带有大面积的湿地,他马上警惕起来,招呼勘探队的队员考察道路。
  村与村之间的土路都要勘测一遍,看是不是适合汽车行驶;拖运钻井机械的载重卡车可走的道路标记在地图上;已发现的湿地尽量在地图上勾画出来;农田和原野找出地面坚硬可行走汽车的线路,仔细地用小旗子在原野插出几条汽车道路。
  “李四光这老小子54年去黄河口,当年就折了一辆座车,”黄汲清说,“我可没他那么冒失。各位,车队的车辆无论大小,一定要沿着画出来的大路,安全行驶,绝对不可以抄近路走野地,哪怕是吉普车也要走大路!”
  “黄教授,”队长问黄汲清,“什么时候规划试钻井的位置呢?”
  黄汲清:“不急。不急。我要派三到四队轻装勘察队,用一到两周的时间,先对这一片地区再做一次表层物探。”
  辽河这片区域,上一次地质勘探队来这里是1951~1952年,不是黄汲清带队来的,而是地质部的另一个勘探队。那时候黄汲清在四川找天然气呢。
  1951~1952年的勘探队表层物探报告黄汲清也带了一份来,但是他觉得有些探测点不合理,探测方式也不是全都满意,所以,他要亲自带几队人在这里再做一次地表动植物和土壤的勘探。
  油田虽然深埋在地下,但石油经过漫长的时间,还是会有微量渗出到地面,这就会让地表的植物和生物生长情况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石油埋藏得浅这种变化就较明显,埋藏得深就比较难发现一点。在50年代,这种方式也是寻找石油常用的辅助确定方法。
  ……
  1956年初,中国石油人主要集中在四大战场:玉门油田在努力扩展勘探,但挖油矿(油页岩)制油的产业规模在慢慢回缩;克拉玛依发现了一个中小型油田,逐步开始试采;黄河口的胜利油田正在疯狂建设;辽河盘山县(今盘锦市)一带,黄汲清带着石油总局的勘探队在这里准备新一轮会战。
  在山东,淄博炼油厂流出了第一炉成品油——两种标号的汽油、轻柴油、重油和沥青,虽然汽油和轻柴油的品质一般,重油没有全部用热裂解转化为轻柴油或汽油,能源部副部长、石油总局余秋里局长还是亲临现场剪彩庆贺。放鞭炮庆祝就免了,庆祝现场离分馏塔太近。
  炼制出的第一批油品,用油罐列车从淄博运出,沿着胶济铁路分送到华北和华东的各个城市。
  玉门油田,王进喜和其他三名石油工人在党旗下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承认党纲党章”“承认党纲党章”
  “执行党的决议”“执行党的决议”
  ……
  三天前,王进喜刚刚担任贝乌五队队长。在去年,胜利油田发现并勘定油区后,大批玉门油田职工抽调到山东黄河口参加石油开发会战。王进喜也打报告申请参加胜利油田会战,玉门油田领导经过考虑,把王进喜的小组留了下来,因为玉门油田也在勘探新的油区,需要几支拳头小组打头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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