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民国当小编(校对)第803部分在线阅读

　　广州会议中心。
　　总理与葡萄牙第二共和国总统阿梅里科·托马斯相对而坐。
　　两人签署文本，换文，再签字。
　　“1968年4月14日，中国、葡萄牙两国政府首脑及外交部门经过3论谈判，正式发表《中葡联合公报》及《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中国政府与葡萄牙政府在以下方面达成了一致：”
　　“1、澳门地区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将于1969年9月30日中午12时0分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2、中国政府对澳门行驶主权后，澳门为直辖于中央政府的直辖市，直辖市在制度上考虑澳门土居葡人的人身及财产权益，并依法保护在澳门的文物；”
　　“3、两国政府声明：自联合声明生效之日起至1969年9月30日为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内，葡萄牙政府仍应对澳门地区的管理负起责任；”
　　“4、自联合声明生效之日起，中国与葡萄牙两国成立中葡联合联络小组，根据有关规定建立和履行职责；”
　　“5、关于澳门土地契约和其他有关事项，将根据本联合声明附件的有关规定处理。”
　　……
　　4月14日，葡萄牙终于放下身段，和中国签署声明，正式归还澳门。
　　在归还澳门之前，中国要求葡萄牙继续负起责任，不要撤个干干净净。但大概率葡萄牙是不肯认真管理的。因此中国也想好了后手，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澳门何家大概率是担当起“澳人治澳”的职责了。
　　1966年葡萄牙因内部财政和政治危机深重，再加上印尼战争打得吓死个人，他自己把澳门的驻军撤了，本来想就这么一笔糊涂账勾销。
　　但中国不依不饶，就是要葡萄牙承认自己以前曾非法侵占过中国领土，既然非法侵占过，那就要签署一个联合公报承认侵占的事实，最后在归还日办一个仪式，而且还要葡萄牙出一个大官来参加主权移交仪式。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和葡萄牙的谈判谈了一年半的缘故。
　　但这也是必须要谈的，《七子之歌》里就有澳门，这块地方不能不明不白就丢了，又不明不白就回来了。
　　《七子之歌》是闻一多写于1925年的一组诗词，把中国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岛、旅顺和大连等七个被割让、租借的地方，比做祖国母亲被夺走的七个孩子。
　　到现在……澳门回归之后，七子只剩香港&九龙没有拿回来了。
　　……
　　《中国政府将在明年建国20周年之际收回澳门》
　　《英国首次承认与中国在正式开展移交香港主权的谈判》
　　《英国消息人士透露中国与英国关于香港主权移交的谈判尚有3处未达成一致意见》
　　葡萄牙和中国发表联合声明，感受到压力的是英国。
　　这压力是从香港本地街头密密麻麻的人群感受到的……
　　又能怎么办呢，香港的殖民政府都快要躺平了，只能让游行群众一条街一条街地遛弯。
　　“中国与英国正在政府外长的层级展开关于中国恢复对香港地区行驶主权的谈判。”
　　随着澳门回归的确定，中国方面对香港问题的谈判进展也不讳言了，直接发表声明，摆明自己的态度和底线。
　　“中国的主张是：香港历来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包括香港、九龙、新界等地在内的整个香港，英国都必须交还。”
　　“中国主张，主权与治权不可分割，中国不会只拿回治权而不拿回主权，也不可能只拿回主权而不拿回治理权。”
　　“香港问题是英国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英国要想有诚意地解决香港问题，必须先抛弃在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殖民思想，以对历史负责、对香港负责、也是对英国自己负责的态度，看待香港的主权移交问题。”
　　“英国占据香港和统治香港都是殖民主义的遗迹，在未来，这些历史遗留的落后事务也必须全部被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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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苏联为捷克的事情纠葛的时候，在中国这边，捷克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头等大事，中国绝对没有挑起论战的想法，只是出于自己的看法，对捷克的改革纲领评价了几句，毕竟这个改革方案中国这边帮捷克讨论过。
　　莫斯科方面，秘书处刚写成的驳斥和批判捷克改革措施的文章又被回炉了，秘书们挠头了一天，改了一个稍微平和一点的版本重新给大佬们审阅。
　　然而就算这样，审阅的时候米高扬和柯西金还是觉得没啥必要对捷克的改革措施进行这么严厉的批判。
　　“对捷克改革，有些同志是过虑了，他们无论怎么改革，并不表示一定会蔓延到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
　　米高扬这样批示。
　　批阅之后，米高扬专门找了柯西金商议此事。
　　“柯西金同志，我们制造的N-3火箭正在中国的海南岛组装呢，6月份就要射向月球，您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柯西金：“我知道，这意味着苏联和中国联合的载人登月计划相对美国取得了绝对领先的地位，我们将会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国家。这简直是神奇的过程，神奇的联合。”
　　米高扬：“正是这样，苏联和中国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区区一个捷克斯洛伐克，把马列主义的理论从头到尾再辩论一次，这没有用。”
　　柯西金：“这方面我和你在同一战线，米高扬主席。实际上，我不但认为苏联和中国不应该辩论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而且，苏联本身还有一些经济制度也需要改革，尽管不是按捷克的道路，但总的来说得改革，赫鲁晓夫时代开启的变革，有开始却没有结束，这不是正常现象。”
第71章
超级工程与论战
　　广交会结束10多天了，还有不少外商聚集在广州没走。
　　这些外商是等着接标的。
　　在23届广交会上，中国发布了正在规划的几个重点工程的宣传片，意味很明显：西方国家的厂商，手里有技术的话就尽管上来吧。
　　宣传片的重头是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在长江宜昌段把长江截留，修一个装机容量270万千瓦的水电站。既能发电，又能拦水防洪。此外，葛洲坝算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技术前导工程。
　　和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配套的，是武汉到宜昌的汉宜铁路。
　　武汉到重庆的渝汉铁路太特么难修了，咱先修武汉到宜昌的路段，稍微容易点？……也不容易。
　　武汉-荆州-宜昌这一条线虽然山不多，但是地很烂，毕竟武汉、荆州这片地方古时候叫做云梦大泽，春秋早期武汉还泡在沼泽里，后来才慢慢干涸的。所以汉宜铁路最大的技术隐患就是通车之后地面逐渐沉降。
　　总之，葛洲坝和汉宜铁路算是一对组合。葛洲坝工程的建设如果有铁路运输物资和人员那就方便多了，而汉宜铁路与改善后的长江水道又各司其职，长江航运险负责大宗货物的低成本慢速运输，铁路负责速度要求较高的货物运输和人员运输（客运）。
　　第二个大工程也分为两个项目：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2期）和南水北调工程。
　　南水北调的构想最早是1952年提出的，当时主席视察河南，发现河南虽然有一条黄河流过，但却非常缺水。再往北，河北天津北京也有类似的问题。而从河南到了湖北，长江流域的湖北水量又非常充沛。于是主席说“南方水多，应该从南方借点水来北方。”
　　南水北调的本意并不是给北京补水，而是给河南河北两省的大型工业城市提供用水保障。
　　南水北调东线从江苏补水给山东，是个相对规模较小的工程。中线最重要，它负责从长江流域引水给河南、河北。
　　丹江口水库既属于长江流域、水库海拔还特别高，水质也好，而且比较靠近北方，是南水北调工程中线的最佳水源地。南水北调之前，先把丹江口水库的大坝再加高点儿，这就是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2期）。构成足够的落差之后，就可以建输水通道往北运水了。
　　第三个大工程是青藏铁路。
　　青藏铁路老早就想修了，但权衡几次，把铁路建设的资源投入到中西部人口稠密的省份，升级交通系统之后带来的经济效益更高，所以前几年把青藏铁路暂时搁置了下来。到现在，按照先后顺序，也该轮到青藏铁路了。
　　第四个工程是滇黔桂公路网。
　　第五个工程是西气东输工程。
　　这就是本届广交会中国拿出来可以进行国际招标的五个特大项目。
　　其实类似量级的超级工程还有七八个，不过那些工程不适合搞国际招标。
　　……
　　“在第23届广交会上，中国开出了5张超级采购单，分别对应中国即将开始的5项超级工程建设。”
　　“截留长江的大型水电站、从武汉通往宜昌的铁路这两项工程意味着中国正式开始实施打通湖北与四川陆上交通的工程，其核心是修通从武汉到重庆的渝汉铁路。”
　　“在二战时期，武汉到重庆除长江航线外没有铁路，也几无任何现代化的公路，这被认为是重庆国民政府能在抗战中延续6年的主要原因。渝汉铁路当然会打破四川盆地的封闭性，使其‘第二心脏’的战略保险区地位不复存在。不过，现在假设‘华北沦陷时中国政府应安全撤退到哪里’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事情。”
　　“除葛洲坝-汉宜铁路外，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等，也都是深刻改变中国经济格局甚至天然地理格局的巨大的工程，因而将其称为超级工程是相当恰当的。”
　　“在广交会上，中方透露，四五期间中国每年将动用10亿美元以上的大型工程专项资金，用于材料、设备或技术采购。据估计，中国政府每年还会另拨款50亿人民币以上，用于上述超级工程的建设。”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中国从国外引进机器、设备、技术所动用的外汇额，已超过了30年代初期苏联从西方引进机器设备的最高峰值。”
　　“‘超级工程’只是中国每年基础建设投资项目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大量规模稍小的建设项目在并行开展。”
　　“中国的超级工程项目拟引进的设备和技术，其中一些已经触碰了巴统所规定的工业技术转让的底线，如水电站的大型水电轮机组、大直径天然气输送管道系统等。对于此情况，中方发言人仅用一句‘我们已了解’作为评价，而在招标公告中并未移除这些敏感工业设备和工业技术的采购。”
　　《朝日新闻》的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以《中国の超级工程》为题，在日本内部各阶层人群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企业家看见的是“每年10亿美元以上”，而且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日共看见的是“超级工程”，商业中介看见的是“巴统”和“禁运”，军事专家看见的是“四川盆地”——不是防卫厅队的军事专家，是二战史研究家。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就要开始分头动笔，长尾桑，你研究一号会战最有心得，河南、湖南的战斗一定是由你来写了。”
　　近藤科长交待任务，长尾正夫应了一声，但却有点无精打采：
　　“近藤君，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一个早已死亡的中国政权的战法战略，我们难道不应该把更多的精力花在研究八路上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