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美国当大师(精校)第778部分在线阅读

　　由于对艺术的痴迷，袁英说服了兄长袁大师的“朋友”黄逸梵女士赞助她与几位朋友合资开了一个小画廊，这里挂上了他们不同风格的作品，也举办过几次不同风格的画展，并结识了毕加索、马蒂斯、达利、斯特拉文斯基等一批艺术家。
　　1926年她在黄女士的赞助下收购了巴黎和平大街404号的高级公寓，并在此开设了设计室和时装屋。因店内设计和装潢诙谐多彩，打破了所有的传统形式，她的时装屋与埃菲尔铁塔和“女神游乐厅”一同成为巴黎的又一个著名景观。
　　从此开始，袁英与其合作者一起开发的各种新奇产品进入人们的生活。后来，她又涉足了皮包、香水、珠宝、眼镜、腕表等几乎所有相关行业，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时尚帝国。
　　受袁大师和艺术之都巴黎云集的先锋派艺术家的影响，袁英的作品大多极富艺术性和娱乐性，有时候甚至过于前卫和花哨。但是从整体看，她的设计的面貌是简单和舒服的。
　　和香奈儿一样，她也以20年代极为盛行的杜威的“真理即效用”的实用主义哲学为思想依托，以沙利文的“形式服从功能”的功能主义的建筑设计思想为设计依据。在这个大前提下，她的服装总是包含有装饰、趣味的细节。
　　1928年，袁英应袁大师邀请赴美国好莱坞设计服装，在梦工厂的多部电影里，她的设计大获成功。袁英为丽莲·吉许（Lillian
Gish）设计的套装几乎成了美国职业女性的标准服饰，至今仍然是女性独立自信、自尊自强的象征。
　　当然这个时候裙子还要再长一点。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迎来了电影业的黄金时代，也迎来了时尚产业的黄金时代。从第一部有声电影《十二人》的拍摄成功至今，电影明星与时尚产业就在互为扶持。
　　比如人所熟知的50年代女影星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与纪梵希（Givenchy）时装品牌的通力合作——设计师帮助明星树立了完美的银幕形象，明星也成功的实现了时尚品牌的推广。
　　而一系列成功传奇就始于袁英和好莱坞女影星丽莲·吉许，当时外号“票房印钞机”的美国好莱坞梦工厂为了进一步实现票房突破，不惜以重金聘请当时名噪一时的新锐设计师袁英为新推出的电影设计服装。
　　随着票房的成功也引来了人们对时尚的追捧，一时间各种以电影明星命名的时装造型脱颖而出，比如盛行一时的“吉许样式”（Gish
Look）成为了热衷时尚的女性争相仿效的流行样式。
　　由于之前《战争瘾君子》的热映，袁大师顺利成为了“亚美尼亚人民的老朋友”。作为袁大师的妹妹，袁英也结识了不少亚美尼亚人，其中有一家人在巴黎经营着一家小针织厂。于是，她设计了一件胸部有黑白大蝴蝶图案的毛衣委托他们加工，作品完成后不论是柔软性还是弹性都非常出色，再加上其独特的设计立即引起了轰动，不久就收到了来自美国曼哈顿百货公司100件毛衣配套裙子的订单。
　　已成朋友的亚美尼亚人一家马上发动逃亡在纽约的亚美尼亚人和当地华人一起按期完成了这批活儿（1）。以此为契机袁英开启了华人与亚美尼亚人合作的关系，并成为她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袁女士曾为20世纪各位如雷贯耳的中外名人设计过服装，包括了“黑凤凰”陶紫薇、女沙皇安娜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罗曼诺娃、好莱坞女王丽莲·吉许等。这当中，自然还有被她视为缪斯的妹妹蒋落桐（袁淑贞）。
　　继黑白蝴蝶图案设计之后，袁英又推出了在颈部佩戴丝巾的设计，这一设计同样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丝巾的抽象桐花图案是她为赛里斯最著名的电影女明星蒋落桐女士专门设计的。
　　随着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袁大师音乐剧《歌剧魅影》改编的《夜半歌声》的热映，蒋女士的电影形象也风靡世界。
　　不久之后，就连巴黎丽兹酒店的西餐厅到处都是身着黑白毛衣、颈系丝巾的时髦女郎。据说那段时间香奈儿的心情十分不快，因为除了二战期间，直到1971年去世她一直都住在这儿。
　　除了戏服，蒋女士生活中的服装也是由袁英也打造。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蒋女士不会购买其他品牌。即便她真的那么做了，也会请求袁英女士的谅解。
　　1924年，袁英以蒋女士为灵感，为她特别调制了香水“Miss
Yuan”。这款体现出女性气质精髓的神奇香水在调制出的头3年，只有蒋女士一人在用。
　　关于“袁小姐”最出名的故事应该是蒋女士的那次采访，当时她被记者问到“你睡觉的时候穿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有点不合适，但是蒋女士回答了那句名言：“我只‘穿’袁小姐香水而已。”（因为我们袁三小姐有香水的股份）
　　因此历经风潮转换与时代变迁，直到现在，袁小姐依然是全球最畅销的香水。1956年，还成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收藏。
　　作为设计师，袁英在性格方面具有两面性。正如袁大师在自传中写的那样：“……她（袁英）没有一点儿服装方面的常识，但对服装的认识上却有着自己明确的观点。”
　　可以说袁英的观点是对20年代抹杀女性身体自然曲线美的强烈批评和反弹，她提倡“强调女人的肩部，恢复胸部，将腰部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上”。正是在这一观念的引导下，她又创造出了“肩部加肩垫有棱角”的新式服装。
　　在服装设计方面，袁英另一个独到之处就是她要给每件服装都配上一个古怪，或者说是颇有异国情调的主题，花、鸟、蝴蝶、嘴唇、眼睛和手等超现实主义元素一直倍受她的青睐。
　　早期袁英把赛里斯元素、立体派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所创作的装饰图案组合在一起运用到手工编织短上衣之中，其作品一经推出即刻引起美国百货商店的关注。
　　后来，她又将立体派设计元素运用到毛衣、紧身运动装甚至是晚礼服上。袁英的服装之所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是因为她的每件作品都有打破20年代服装单调性的元素，比如致敬一下梵高等艺术家什么的。
　　她还开创性的将扣子视为新式时装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天空”这一作品之中，扣子被制成云朵、太阳、星星和月亮型，在“马戏”这一作品中，又被形象化为小丑、杂技舞蹈演员等等。另外，她还曾推出过具有讽刺“法币贬值”之意的民国硬币纽扣、金圆券纽扣。
　　袁英的身边除了著名艺术家袁燕倏先生之外，还云集了很多过去为波烈出谋划策的名人和著名画家。袁英还与袁大师签订了一个免费为他和夫人魏女士设计制作时装，但袁大师要提供创意的合同。
　　1930年，袁英与袁大师合作，为一位高贵而又传奇的女性设计了名噪一时的“龙虾裙”。洁白轻盈的蝉翼纱长裙与鲜艳的手绘龙虾图案相映成趣，为历史上著名的那一段“倾国倾城”的爱情传奇添上了优雅华美的一笔。
　　画师Eko
Bintang为《ELLE》绘制百年时装缩影组图时，就选取了龙虾裙作为上世纪30年代的风潮代表，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袁英非常喜欢跟袁大师或“朋友们”一起旅行，她还将很多在旅行中获得的灵感运用到服装设计之中。她把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粘贴画作为主题印在衬衣、头巾、沙滩服面料上，实际上她的这一创意就是来自哥本哈根鱼市上妇女所戴的报纸帽子。赛里斯、俄罗斯和秘鲁的刺绣也是她服装中的基本要素。
　　由于袁大师一直对新材料的研制工作很感兴趣，尤其是树脂、麦秆、玻璃纤维等新材料的研发，还与企业合作研制新型合成纤维材料。近水楼台先得月，袁英总是最先将其运用到服装制作之中。另外，她也是率先在“高定”中使用了拉链的设计师。
　　在“高定”界，袁英最尊敬的是繁复华丽的保罗·波烈，其次就是夏帕瑞丽、维奥奈和巴度，而对香奈儿始终是持一种批评态度的。她的评价是：“虽然香奈儿推出了针织水兵服和短裙，但我引进了她的针织设计并改变了造型，如此一来香奈儿就完蛋了。”而香奈儿则以讽刺的口吻对袁英评价道：“她只是一位了解这种艺术性服装制作方法的赛里斯女人。”
　　然而正如袁大师表弟顾毓琇的弟子所说，“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30年代的思潮最终还是将袁英推到了“高定”界的最前沿，香奈儿的存在感越来越淡薄。特别是她的一些顾客相继转到袁英设计室之后。
　　不过，这一切都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事了。随着1939年二战爆发，袁英的生意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只好再次移居美国，从此常驻纽约。
注释：
（1）笔者注：主要是当时纽约的华人太少了，当然亚美尼亚人更少XD。
第四十四章
袁燕倏与20世纪女装服饰研究（中）
　　三、袁大师与女装设计的繁荣（1950-1965）
　　由于袁大师的兴风作浪和那个众所周知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足足十二年，比“原本的”长了整整一倍。战争时期，男士们血战沙场，女性不得不更多的走上工作岗位。二战结束之后职业女性蓬勃兴起，因此需较实用的职场服装，袁英和香奈儿的服装正好都符合这个趋势，她们的事业也蓬勃发展。
　　战后袁大师认为手工定做服装已经不适合大众需要。出于对兄长的信任，虽然袁英手头上有包括她妹妹蒋落桐（袁淑贞）在内的，当时保持最佳穿着近三百位知名女性的订单，她还是决定投入成衣市场，这让袁英品牌成长壮大，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时尚奢侈品企业。
　　袁英用“一件服装可以从正午穿到午夜”的设计理念，彻底颠覆了这个不适应现代生活的传统，特别是解放了那些需要大量外出和旅行的职业女性。要知道，50年代之前的欧美，对上流社会有身份的女性而言，上午、下午和晚上都有不同的着装要求。
　　一个服饰讲究的贵族夫人或富家千金，既为“换装”的奢华排场感到骄傲，也被其繁琐和不便束缚住了手脚。因此几十年来，青睐袁英作品的人中，既包括宫廷权贵名门望族，也包括知识精英白领丽人，既有文体明星，更有普通百姓。
　　1952年，二战的余波刚刚平息，袁英就高调宣布复出。这一次，她把当时追求两性平等的时尚观念赋予了新一季的时装。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袁英的服饰、珠宝和皮饰都出现了6个“Y”组成类似雪花的LOGO。
　　这个LOGO的解释众说纷纭，一说是袁英的缩写“YY”的标志，又说是代表了她和两位伴侣矢志不渝的爱情，又或者是后来分道扬镳的袁氏六兄妹曾经亲密友爱的象征。但无论如何，在那之后这个LOGO就代表着一种彼此依赖又相互独立的平等关系，传达着袁英不曾改变的不羁情怀。
　　1952年她推出了被《世界报》主编艾玛·普利策女士命名为“新面貌”的著名式样，宣布了“像战争中的女军服一样耸肩的男性外形服装时代结束了”。这件“追回失去的女性美的伟大艺术作品”也使其再度成名。
　　此后，袁英每年都会发表极具震撼力和号召力的新作，如A型、Y型、H型、郁金香型等，这些作品完全领导了世界的高级时装潮流，使她的名字在当时几乎成为时尚的同义词。
　　“新面貌”的历史意义在于，一是在战后的国际服装界确立“纽约的优势”，使战后乃至整个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服装逐渐开始在纽约的指导下继续发展。即使这一切功劳未必全归功于“新面貌”，但不可否认它的确是主要的契机。
　　二是袁英准确地把握住当时的时代精神，用她的作品把被战争隔离的两个阶段连接起来，尤其是那些夸张庞大的裙子，仿佛是战前人们奢侈生活的延续。这些作品与战争遗留下来的军装式女服相比，确实充满了花朵一般的诗意和气质，这是好不容易开始具有稳定生活状态的人们必然的追求。
　　三是“新面貌”样式以挺胸、蜂腰的线形特征塑造了战后女性的新轮廓，与香奈儿平窄纤细的轮廓相比，提倡了另一种强调女性腰胸构造、强调女性身形曲线的服装典范。它为整个20世纪下半叶的服装轮廓线形奠定了基础，以至于20世纪下半叶的设计师们只能在袁英勾勒的廓形线中作一些填空。
　　事实上，由于二战的影响，不但老欧洲几乎化为焦土，北美新大陆同样百废待兴，以至于战后对欧洲的援助大为缩水，令欧洲重建计划捉襟见肘。由此一来，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纷纷涌入美国，纽约逐渐成为了新一代时尚之都。
　　过去800年以来一直担任欧洲，乃至世界时装枢纽的巴黎，其权威性在纽约为首的新兴时装中心的日渐兴起下，开始面临挑战。虽然巴黎在其长期的传统背景下，依然保有最重要的国际服装中心的地位，但她已不再是唯一的服装中心了，只能算是相对几个服装中心城市里的顶尖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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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袁大师与女装设计的裂变（1965-1980）
　　袁大师在文化领域辛苦耕耘50年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在文化上是“反文化的时代”，称为“摇晃的年代”。反叛权威、卓尔不群、特立独行，这十五年是20世纪中变化最大的一段时期。
　　传统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乃至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香奈儿的设计被年轻人抛弃，贵族式的典雅时装不再受到推崇，年轻人追求的是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的新设计。和袁燕倏先生一样，求新求变与时俱进的袁英女士可谓生逢其时。
　　战后美国初期是一个繁荣的年代，但丰盛的物质背后却是精神生活的极度贫困。这也是最保守的年代，女性又开始被传统桎梏束缚，社会被冷战下的恐共主义绑架。资本主义自凯恩斯主义续命40年后，又一次到了药丸的边缘……长达十年的滞胀，不但年轻人心生不满，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对前途绝望了。
　　动荡、反叛和革命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从袁大师领导的美国反文化运动（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到欧洲的各种激进政治思潮，再到“太阳殿下”发动的席卷东亚、苏联和整个旧大陆，甚至波及到北美的文化大革命莫不如此。
　　1971年9月，纽约的太阳粉和两千多华裔留学生为保卫钓鱼岛和庆祝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上街散步，还用国标汉语打出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还有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为少数族裔和工人阶级解放战斗的组织之一，黑豹党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
　　黑豹党的多位重要领导人都非常崇拜润之同志，据说他们更是人手一本润之语录，而且不少人都加入了美国共产党。这其中还包括一位曾经求学于袁大师门下的女哲学博士——安吉拉·戴维斯（1）。
　　安吉拉·戴维斯父母都是教师，她于1961-1967年在国内外学习，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由享誉世界的袁燕倏教授指导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在校期间，她加入了托洛茨基流亡美国建立的“北美共产主义学习小组”，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还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因此，尽管后来她在该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讲师时成绩突出、广受学生喜爱，但还是遭到解聘。
　　戴维斯说：“我参加共产党，是因为我相信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下黑人几个世纪以来的苦难是不能解除的。资本主义建立在巨大的经济机器归一小撮私人所有的制度之上。国家的财富掌握在不到500家的大公司手中，如；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美国钢铁公司、美孚石油公司、美洲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但它们的财富是哪里来的呢？他们的财富是由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构成的。”
　　“对黑人而言，此种剥削特别显著，特别厉害。黑人总是做最低下和工资最低的工作。资本家故意在白人工人间煽动种族主义以便他们可以更顺利地剥削黑人。”这也是美国黑豹党最初的理论基础。
　　美国黑豹党是六七十年代美国一个活跃的黑人左翼激进政党。由于黑豹党坚持武装自卫和社区自治（2）的原则，多位领导人被处死、暗杀、长期监禁。
　　70年代，加州的一些黑豹党党员，开着汽车从旧金山的中国书店里一捆捆地购买红宝书，每本二十美分。再开过金门大桥，在伯克利的加州大学校园里，流水一样卖给激进的学生，每本一美元。
　　书店老板的儿女恰好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他们干脆在校园里召集华裔学生和这些黑豹党党员合资开办了一家小型印刷厂，专门翻译印制从中国大使馆获得的书籍材料。
　　这些学生用典型的资本主义的方式，迅速赚取利润，然后开始购买枪支弹药。三十年后，想出这个主意的人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时表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一切都给世界各地带来剧烈的冲击。这个时代充满了各种社会动荡，直到80年代初期才又趋于新的稳定。
　　促成这些动荡和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战后婴儿在袁大师的“关怀”下已经长大成人，他们人数众多，精力旺盛。他们的父母正是当年听着袁版《哈莉·波特》长大、后来走上战场和工作岗位的男孩女孩，袁大师的第一批“果实”。
　　1970年，美利坚太阳粉举起赛里斯领袖肖像发动反战大游行，从规模上看，很难估计具体人数。因此，人们很能理解尼克松总统在北京那位中国老人的书房里为何那样局促谦卑。谈了一个小时，他连后背都没敢靠在沙发上。
　　同一时期，欧洲人民也不甘落后。
　　1968年5月2日，巴黎西郊的楠泰尔大学（Universitéde
Nanterre）的学生在“3月22日运动”（Le
Mouvement
du
22-Mars）的组织下展开了一场反战游行抗议，一些课程被迫停止，校方决定将学校关闭。
　　同一天，学运领袖达尼埃尔·科恩-本迪（DanielCohn-Bendit）被司法审查，这些事件促成了学运的蔓延。从3日起，抗议活动便一浪高过一浪。学生们多次和警察发生对抗。
　　10日白天，五万人在巴黎街头游行，其中有五千中学生加入，国营电视台报道示威的节目被禁播。晚上，警方在圣日耳曼大道和圣米歇尔广场封路，试图包围学生以便进攻。学生于是开始建造街垒，围起“自由区”——指示牌、栅栏、汽车、工地上的建材、水泥袋、脚手架等等，都被学生用来筑街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