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018部分在线阅读

当孙中山于12月21日到达香港时，他与其他同盟会领袖们讨论了策略。胡汉民坚持，清政府早已失去了统治权，革命派此时的主要问题是打败袁世凯的军队。因此，孙中山的上策是不去南京（如果他在那里会发现自己缺乏向袁世凯挑战的军事实力），而是留在广州建设他的军队。但孙中山需要满人正式退位，因此，他认为袁世凯可能有用。他还宁愿取政治解决，而不取军事解决。他急于要防止外来干涉，同时他还要使国内外的观察家们得到这样的印象，即权力的转移是和平的和明确无误的。孙中山还相信，他进行干预和行使个人领导的时机已经来临。他要利用袁世凯推翻清王朝，但他向胡汉民重申，他仍不信任袁世凯。他对胡汉民的这一席谈话似乎意味着，他打算向袁世凯挑战，以争取政治领导权。
根据孙中山以后的行动来看，这一说法有了说服力。他随即前往上海，在那里与革命领袖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他坚决主张实行总统制，反对那些赞成内阁成议会制的人。孙中山认为，议会制不适合中国当前的非常情况，因为它将过分限制领袖的权力。“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72]两天以后，孙中山让自己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大总统。
共和派人士决定组织临时政府和选择一位总统不过是为了对袁世凯增加压力，这是完全可能的。但选举的时间选择在12月20日协定以后的九天和袁世凯取得朝廷同意召开资政院以后的一天，内中还有更多意义。总之，袁有一定的根据把孙中山12月29日的当选看成是“对诺言的一个背叛，也是使国家走向长期分裂的一种倾向”[73]。如果袁世凯有错误，他的错误可能是低估了共和派。在1月，共和派迅速行动，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组织政府，与外国列强联系，暂定国旗（最后决定需待民选议会作出），甚至在袁世凯的后院进行打击。
上面最后的一手需要再谈一下。有一些被打败的满族革命者已经聚集在山东，正准备进行反攻。孙中山赞扬这一行动，任命一个领袖（蓝天蔚）为满洲都督，并协助他装备一支力量可观的部队，其中包括四艘兵船。1月末，蓝天蔚奉命北上在满洲重新展开斗争。2月初他取得了一些小胜利，然后就处于僵持状态。当清朝在2月12日宣布退位时即行停火。[74]
所以孙中山在他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的短暂时期中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共和派虽然继续坚持与袁世凯谈判，而且从未全力对他进行军事行动，但也不会甘心让自己上当受骗。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从一开始就需要袁世凯，如果他们后来确实情不自禁地去考验自己对付袁世凯的实力，他们也不容许把这种考验做得太过分。当袁世凯在快到1月底时接受了他们的条件，并在三个星期后满洲人终于退位时，共和派就满意地接受了他。
似乎可以这样合理地作出结论：革命派已在推行各方面的事务，直到他们发现自己的力量有限为止。他们取得了过渡政府的领导权，进行了使袁世凯统治的国家和新共和国重新统一的谈判。他们试图谋求更大的权力，但暴露出他们缺少本钱。这时他们别无其他选择，只有在这一方面碰碰运气，即他们一直坚持创立的新共和制度也许会使他们在政治事务中起一定的作用。在1912年和1913年，他们凭借技能和勇气争取使民国能够运转。西式的民主制度马上证明太洋化、太新型和太软弱，难以负担革命派托付的重任。当袁世凯这样一个野心勃勃和无情的总统打算颠覆民国时，民国的捍卫者除了战斗外别无其他选择。“二次革命”（这个时期是反袁）爆发于1913年。但它不费劲地被镇压了，从而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
（张书生　杨品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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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中国学者对辛亥革命的这些争论，见谢文孙《关于辛亥革命的中国史学：评论与书目选》。关于1961年10月武昌学术讨论会的一篇报道及其论文集，见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
[2]陈志让：《袁世凯》，第92页。
[3]市古宙三：《试论绅士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的中国》，第297—313页。
[4]关于这些观点及近年的争论，可看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的《导言：新兴的变革潮流》。黄宗智的有关论点，载《现代中国》第2卷第2期（1976年4月），第139—226页。
[5]《革命中的中国》，特别是第1—3、24—44页。
[6]《革命中的中国》，第45—48页。
[7]同上书，第53页。
[8]关于这一辩论的情况，请看希夫林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第26—35页和42—44页的讨论。关于兴中会建立日期及其他情况的研究，具载于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152—165页；关于会员情况的详尽分析，见第180—205页。又见鲍罗克《略论秘密会社在孙中山共和国运动中的早期作用》，载谢诺《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138—139页。
[9]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26页。
[10]谢文孙：《关于辛亥革命的中国史学：评论与书目选》，第16页。
[11]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31页。
[12]黄宗智：《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第26、28—30、60页。
[13]唐·普赖斯：《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第134页。
[14]李剑农：《1840—1928年中国政治史》英译本，第183页。对孙中山性格的种种描述，见K.S.刘《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24页。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35—36页。
[15]法国殖民部编：《印度支那的对外关系》，B—11（36）第33盒（1906—1909年），第2号文件，法国外交部长1900年7月28日给殖民部长的信，报道了1900年6月7日的一次谈话。
[16]法国殖民部编：《印度支那的对外关系》，B—11（36）第33盒（1906—1909年），第4号文件。印支总督致法国殖民部长的信，1903年2月26日。关于孙中山与法国人的关系，又见蒙荷兰德《法国与孙中山，1900—1908年》，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2第1期（1972年11月），第77—95页。
[17]《孙文自传》，载《国父全集》卷1，第36页。
[18]见德巴莱等编《中国传统资料集》，第757—759页。关于梁启超的影响的例子，见汪一驹《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年》，第223—224页；毛泽东给斯诺讲述的自传，见《西行漫记》，第137、139—140页；许芥煜：《周恩来》，第12页。
[19]上面所述，均引自波多野善大《论新军》，载《革命中的中国》，第366页。
[20]引自查尔顿·刘易斯《湖南的维新与革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65年），第165页。又见刘易斯《湖南省的思想与制度的变革，1891—1907年》。参照爱德华·罗兹《从广东看中国的共和运动》，第47—48页。
[21]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18页。关于这些团体的活动的概述，见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251—256页。关于这些活动和1905年以前其他革命活动的材料，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革命之倡导与发展》第1—3册。关于学生的刊物，见同上书，第2册，第499—763页。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集（1901—1904年）、第2集（1905—1907年）。《俄事警闻》的全宗（第75期，1903年12月15日至1904年2月25日）和《警钟日报》第338期的大部分（1904年2月29日至1905年1月30日），均存台湾国民党档案馆。
[22]玛丽·兰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29—30页。关于光复会的主要材料，见陶成章：《浙案纪略》，载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第3册，第3—111页。关于此事的分析，见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289—300、403—528页（其中有271名已知会员的名单）。
[23]周锡瑞：《湖南和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8页（陈天华：《警世钟》）。
[24]引自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62、68页。
[25]见邹容《革命军》，由约翰·勒斯特作序并翻译加注，英译本（第123页）。中文原文又载于《辛亥革命》，第331—364页。
[26]K.S.刘：《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48页。
[27]同盟会的英文公章是The
China
Federal
Association，见马里乌斯·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第119页插图。革命家们经过考虑并最后决定在组织名称上不用“排满”或“革命”字样；见冯自由《记中国同盟会》，载《革命文献》2（1953年），第148页。可是，詹森书中的文献表明，孙中山有时也用“革命”一词。
[28]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载《革命文献》2（1953年），第257页。
[29]引自K.S.刘《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43—44页。
[30]1905—1906年的同盟会会员名单，可见之于《革命文献》2（1953年），第158—217页。研究同盟会最彻底的著作是郑冼秀兰（音）的《1905—1912年同盟会的组织、领导和财政状况》（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62年）及张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团体》第301—462页。又可注意李大龄（音）的《辛亥革命的基础：同盟会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