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019部分在线阅读
[31]例如，见马丁·伯纳尔《1907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第136—138、152—160页。伯纳尔关于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解释，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我们在这一章里的观点。
[32]参照伯纳尔对《民报》及其不同阶段的评价（见其前引著作，第68—73、107—197、217—223页）。关于《民报》的历史，包括它的目录和作者笔名在内，有一本无可估量的指南性文章，即曼华（汤增璧）的《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载《革命文献》2（1953年），第218—238页；此文也载于《辛亥革命》第2册，第438—459页。又见迈克尔·加斯特《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第3、4及第6章。
[33]引自希夫林《孙中山之谜》，载《革命中的中国》，第465页。
[34]最清楚不过的例子是同盟会的一个分会，即所谓的中部总会（详见本章下文），它明白地把它的目标限制在两个主义上，即推翻满清政府和建立民主立宪政治制度。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武昌首义》第2辑第1册，第5页。
[35]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298—299页。
[36]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载《民报》（1906年4月）8。
[37]蒋梦麟：《蒋梦麟自传》， 第53页。
[38]塞缪尔·库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密执安大学博士论文，1973年），第95—96页。
[39]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226页。
[40]兰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129页。
[41]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2—63页，书中还指出这个宣言是学生写的，“实际上抄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参阅刘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第185—196页；库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第78—93页。
[42]兰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192页。
[43]李文海：《辛亥革命与会党》，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70—171、180页。
[44]同上书，第171—177、182—184页。又见陈志让《〈彭公案〉中的秘密会社》，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2第4期（1976年8月），第807—822页；卢斯特：《秘密会社、民间运动与辛亥革命》，载《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166页；兰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134—139页。
[45]谢文孙：《1911年的惠州革命》，载《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145—164页；以及《1911年广州三角洲的农民起义和各级集市的关系》，载埃尔文和施坚雅合编《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第119—141页。
[46]鲍罗克：《略论秘密会社在孙中山共和运动中的早期作用》，第138—139页。
[47]兰金：《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231页。
[48]吴玉章：《辛亥革命》，第98页。关于共进会情况更详细的讨论，见冯兆基《清末的共进会》，载《东方研究杂志》卷11第2期（1973年），第193—206页；以及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529—540、617—656页。
[49]库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第99—100页。
[50]关于这方面的总的研究，有刘凤翰的《新建陆军》和《武卫军》两部著作；陈旭麓和劳绍华的《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47—165页；张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团体》，第110—119页，540—646页；冯兆基的《辛亥革命中的军事策反工作》，载《现代亚洲研究》卷9第1期（1975年），第103—123页。关于湖北的材料，见约瑟夫·法斯的《湖北省的革命活动和武昌首义》，载《东方文献》第28期（1960年），第127—149页；以及《辛亥革命中新军的作用》，同上著作，第30期（1962年），第183—191页；维第亚·杜特的《武昌首义第一周》，载《革命中的中国》，第383—416页；波多野善大的《新军》，载同上著作，第365—382页；周锡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43—153页及以后；冯兆基的《黎元洪和辛亥革命》，载《华裔学志》第31期（1974—1975年），第151—171页。关于其他省份的材料，见波多野善大的《新军》，第374—375、377—378页；麦科马克的《张作霖在东北》，第15—27页；C.H.赫德特克的《四川与清朝的覆亡》（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68年）；威廉·约翰逊的《辛亥革命在云贵》（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62年）；谢文孙的《辛亥革命在广东》（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69年）；唐纳德·萨顿的《1909—1925年滇军的兴衰》（剑桥大学博士论文，1970年）。
[51]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第1册，第20页。
[52]李培基：《同盟会与帮会的关系杂忆》，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册，第84页。
[53]梁敬錞：《辛亥革命》（第17页）引用了美国国务院的《美国外交文件》。其他材料如冯兆基的《辛亥革命中的军事策反工作》（第114页）提出，到1911年，约三分之一的湖北新军是革命派。
[54]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189—196页）中有详细的讨论。可与薛君度的《黄兴和中国革命》（第76—77页）和李恩涵的《中国革命的基础》（第189—192页）中较老和较正统的解释作比较。关于湖南的事件，见罗森鲍姆《绅士势力和1910年长沙米骚乱》，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4第3期（1975年5月），第689—715页；以及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3—138页。
[55]K.S.刘：《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111页。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分歧究竟关键到什么程度是特别难以确定的。虽然在克服分歧方面有了进展，但日知会曾被一个归国留日学生所出卖。刘认为，以后的组织“对海外留学生的可靠性有点不放心了”。同上书，第112页。
[56]张朋园：《立宪派》，载《革命中的中国》，第172—173页。
[57]欧内斯特·杨：《梁启超与辛亥革命》，载费维恺、罗兹、芮玛丽合编《中国近代史考察》，第248页。
[58]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11—113页。
[59]陈志让：《袁世凯》，第82页。
[60]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17页。这一节还取材于张玉法的严谨的研究（见此处注释）。关于社会精英参加革命主要是为了控制革命的论点，见汪荣祖《江苏省的民众骚乱与辛亥革命》，载《近代中国》卷3第3期（1977年7月），第321—344页。
[61]关于中部总会的章程、会员和宣言，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文献《武昌首义》第1册，第2—11页。又见冯兆基《同盟会华中局与武昌起义》，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所杂志》卷7第2期（1974年），第477—496页。
[62]这一事件与有关的大事在赫德特克的《四川与清朝的覆亡》（第193—227页）中有非常详细的讨论。
[63]同上书，第188页。
[64]同上书，第208页。
[65]同上书，第215—216页。
[66]《中国的宪法建议》，载《北华捷报》1910年9月9日，第598页。《北华捷报》在7月15日至9月23日期间，分十一部分对满人的宪法作了详尽的研究。9月9、16日和23日发表的最后三部分论述了地方—中央政府的关系和咨议局的问题。
[67]玛丽安·巴斯蒂：《20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100页。
[68]张朋园：《关于辛亥革命社会精英的一个类型学假设》，载《澳大利亚东方学会会刊》卷9第1、2期（1972—1973年），第32—38页。
[69]僚佐为蔡延幹，他对革命派年岁甚轻的印象甚深，甚至超过了对他们的不妥协的共和主义的印象。在与他会晤的40名代表中，黎元洪年龄最大，为48虚岁。见西里尔·珀尔《马礼逊在北京》，第230—231页。
[70]见陈志让的《袁世凯》以及下面几篇文章。麦金农：《梁士诒和交通系》，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9第3期（1970年5月），第581—602页；《北洋军、袁世凯和近代中国军阀割据的起因》，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2第2期（1973年5月），第405—423页；池井优：《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5第2期（1966年2月），第213—217页；欧内斯特·杨：《袁世凯升上总统宝座》，载《革命中的中国》，第419—4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