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18部分在线阅读

军阀派系
主要的军阀通常因利益一致而结合成为一体的各派、各系、各集团，和结合成为一体的政治派系（见第五章），几乎如出一辙。但是各军阀集团之内的团结，从松散的结合，到组织成为紧密的统一体，则各不相同。最松散的派系，主要是为参加者各自图谋的利益而结成联盟；但私人的交往和恩义的纽带往往也起作用，特别是在一些势力较强的派系之中。派系之间的结盟，主要为成员与其领袖之间的关系；各派系成员之间的横向私人联系，可能很少，或根本不存在。各派系成员与其领袖之间的私人纽带，如前所述，即用以增加军阀军队内部凝聚力的纽带，为亲族、师生、保护人和被保护人的关系，同省或同乡、友谊、同学的关系。
齐锡生曾将这些从最强（父子）到最弱（同学）的私人联系加以分类，分析研究了皖系、直系、奉系三个主要集团。[19]奉系的内部组织是最简单，也最严密；每个成员实际上如齐锡生所断定的，与其领袖都是这种纽带联系。相反，直系的结构非常复杂，包括一大批多种多样关系的军阀，但大多是齐锡生列在松散的一类。然而齐锡生又暗示，各种关系的交叉重叠可以强化这样复杂的关系，而有利于巩固结合。但直系中地位相近的人结成联盟，显然比奉系为佳。皖系的联系，比直、奉两系要松散一些，因为该系拥有大部兵力的司令官，是以最弱的纽带与其领袖相联系。齐锡生没有分析桂系和直、奉、皖三系的不同，因桂系大部分活动时间限于在一省之内，基本上是广西一省的政治—军事组织。它的三个领袖，非正式地承担不同的领导任务，并且令人惊奇地保持极高程度的团结。对各系的简要研究，可以说明在其间所表现出的差别。
直系和皖系的基础，是以袁世凯北洋军的军官关系建立起来的。袁氏在其部下中培植各种私人恩义，以保证其军队的忠诚和团结，而袁氏党羽也以同样办法对待其部下。在袁世凯活着时，北洋军中的这些关系网，是从属于对袁氏忠诚的格局；而在其死后，北洋的将领不得不适应新的局面。在谋求适应的数年时间内，每个将领都要从对下述诸方面作出抉择：到底何去何从，是听从谁的领导，地理环境和军事形势容许自己怎么办，个人的倾向与愿望，如何使个人利益能得到最大的满足，以及国家的政治形势如何。
我们已经谈到（见第五章）段祺瑞如何逐步建立皖系（段氏是安徽人）和有一个政治俱乐部（安福俱乐部），以增强其个人的实力。不在段氏党羽之列的将领，预见到有朝一日将会成为段氏统一政策所针对的对象，自然对段氏怀有敌意。此外，段氏把自己手下的人安插到最高的位置上，以致使被冷落的人非常不满。从对段氏的畏惧和怨恨的背景出发，遂出现了一个与之相对立的集团。这个集团寻求一位具有与段氏才干相当，在政府中又身居高位的北洋将领来领导，此人就是冯国璋。
冯国璋做过北洋军最高一级的指挥官，又身任直隶都督，后又当过江苏都督；1916年，又成为民国的副总统，1917年，并成为代总统。对于这些职位，冯氏确认，只有在其党羽对于长江流域的三个省份得到确保控制之时，才可以赴任。对于冯氏为什么要领导一个对段祺瑞怀有敌意的集团，现在还不够清楚。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孙逸仙此时已在南方建立了独立政权。冯、段二人对消灭南方政权和重新统一国家的方针不能一致，冯氏主张谈判，段氏要使用武力。
冯国璋于1918年辞去总统职务，但反对段祺瑞的人仍尊其为领袖。冯氏为直隶人，在发展中的军阀和政客集团就被称为直系，因此，他们尊冯氏为领袖。由于段祺瑞比以前更加着力于图谋建立军事与政治优势，期以由此来统一国家；直隶督军曹锟愈加感受皖系集团的威胁。冯国璋与段祺瑞之间也渐渐冷淡起来，曹锟终于迫使段氏下野。由于曹锟在1920年直皖战争中起着领导作用，终于成了公认的直系领袖。[20]
奉系的创始人是张作霖，也是出身寒微的军阀之一，生于满洲一个农民家庭，最初应募当兵，后来组织一支地方防卫队，并编成为满洲正规部队的一部分。张氏率领与其有亲密私人关系的下级及同伙，循军队升迁的阶梯逐渐上升。辛亥革命时，张氏支持清政府当局；动乱平定时，遂成为奉军中第二位的职务。1915年奉天将军去职时，张氏以其与地方的关系并率其部属，迫使新到任的将军难以立足；1916年4月，终于被承认其为奉天的将军。[21]
张作霖稳固地控制了奉天之后，便使用军事威胁和政治影响在吉林、黑龙江两省建立威信。1917年，北京以黑龙江督军支持清帝复辟，将其免职；张作霖已经做好军事准备，保证了这一免职令的执行，并提出其信得过的人为黑省督军。[22]从这时起，黑龙江即由张氏所认可的人治理。在吉林省，也发生如黑龙江相类似的情况；直到1919年，张作霖才将该省完全置于其部属控制之下。由于张氏对奉、吉、黑三省牢固的控制，三省的丰富物产与地理位置，遂一直成为奉系的基地。后来，张作霖的势力扩展到了华北，另外一些军阀也加入了奉系[23]，但其与张氏的关系从没有像满洲将领之间那样牢固。[24]
在此大部分时间里，桂系只在广西一省里活动。李宗仁是桂系首领，但以其为桂系三巨头中居于首位更为恰当。白崇禧和黄绍竑是桂系初期的两个成员，直至黄旭初取代黄绍竑为止。桂系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建立的一个松散的联盟，其目的是在统一极度分裂的广西省。到了1924年，李氏等三人消灭了许多省内的小军阀，但三人之间又面临互相交战或进行合作的抉择；因为三人的出身相似，又发展了互相牢固的关系，所以决定其合作共事。[25]
各军阀内部又产生了派系。直系分裂成了两派，一派以吴佩孚为首，一派以曹锟为首。曹锟的一派，又分裂为二。这些派别为了担任的职务，为了控制的地区和财源而争吵不休。奉系内部也存在派别。尤其在1922年受到一连串挫折时，张作霖随即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提拔一批受过近代军事训练的年轻军官，同时又想继续得到旧部属的支持，遂使奉系中产生了“新派”与“老派”的分化。[26]
军阀混战
在民国期间，举凡地方性和地区性，以至全国规模的长期和短期的武装冲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数十百次之多。许多次战争，军阀间是为了争夺对一个行政区或一个地区的控制，如一省或一县而以兵戎相见；其他则是为了争夺跨行政区的地方，或为区域性经济流通网络而战。例如，来自云南、贵州的鸦片，需通过一条可靠的商路运到湘西，然后从这里向北可以运到长江流域，向南可以运到珠江三角洲。而控制湘西军阀的归属与倾向，则决定选择哪一条路线，是使长江流域的军阀赚钱，还是使广东的军阀得利。湘西正处在这条商路的位置，因此，这里成为军阀争夺的目标；对长江流域和广东两方面军阀来说，这里都成为必争之地。类似于此的商业网络遍及全国，无疑要引起战争。谢文荪已经开始对这个课题进行研究。[27]
各主要派系之间具有相当规模的战争之所以引起注意，因为这将决定对北京政府的控制；而北京政府是正统的象征。当某一派系扬言强大到足以制服其他派系的军阀时，便图谋以其为中心，建立真正中央集权制的政权，而其他的军阀便合力对其共击之。因此，直、奉两系于1920年协力赶走北京政府中皖系的权力人物，使皖系控制的大部分省份转移到胜利者手中。1922年，奉系又联合皖系的残余和华南的势力，图谋推翻直系。奉系虽然失败了，但没有被消灭，因其有一个远离华北战场广大富饶的满洲基地。直系没有做好侵入满洲的准备，因而奉军能够出关返回基地，重整旗鼓，卷土重来。1924年，奉系再次与华北的皖系支持者以及南方的势力结盟，第二次与直系交锋，并成功地策动了直系将领冯玉祥的倒戈。但直系军阀仍控制华中的数省，于1926年与奉系联合攻打冯玉祥，把冯氏的军队赶到遥远的西北。[28]这样，张作霖就成了北京的主要人物。这时，一支新式的国民革命军兴起了，开始进行消灭军阀的北伐战争，结束了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所附的地图，表示上述历次战争结束后，派系势力分布的大致变化。[29]
学者们从各派系力量的均势上分析了这些战争，有时是国际关系的模式。[30]的确，军阀们为反对可能的统一，而一再联合的实例证明，力量均衡思想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但在中国，均势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规律。各派军阀并不寻求作为终极目标的平衡，而是每个派系都在谋求霸权，直至在未来成功的把其他派系都推到对立面为止。此外，人所共庆知，均势是结局的一种方式，即军阀主义有朝一日总会结束，而国家终将统一，这一点也是每个军阀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每个军阀也都承认，国家的重新统一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人所共贺的，但却希望国家重新统一而不限制其个人权力。这是一个矛盾。每个大军阀都期待由其个人来解决国家的重新统一。不可能领导国家统一的军阀，则希望延缓统一，同时制造混乱。军阀们都是只看眼前的事物，作极短期的打算，很少考虑到5年或10年之内会是怎样的形势，而努力在今年征收明年的税收。
地图9　直皖战争前夕军阀势力分布图（1920年）
地图10　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军阀势力分布图（1922年）
地图11　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军阀势力分布图（1924年）
地图12　1926年初军阀势力分布图
地图9、10、11、12的注
这几张地图，依据传记、政府文件和布告、年表、外国目击者的报道和研究军阀的著作。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第210、212页，有类似的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前的形势图。
这几张地图试图表示20年代初期中国的分裂状况，以及分裂的格局是如何变化的，但它们却给人一种完全精确和确定的错觉。它们在几个方面是不准确的：（1）派系的隶属关系主要依照省的督军的归属，没有顾及存在一些往往控制了重要地区的次要军阀。（2）这几张地图没有表示出争夺的地区或权力机构不存在或不清楚的地区。例如图9和图10表示福建在皖系控制之下；在这些年份里，李厚基是福建督军，他和段祺瑞的联系很稳固。但这个省的南部有时是在广东军阀们的控制之下，有时是在敌对的北方指挥官的控制之下，李厚基的权力在最盛时也是有限的。陕西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夕，按地图所示是在直系阵营，但事实上这个省争夺权力的小军阀非常多，以致也同样可以标明是“分裂的”。（3）几张地图没有区别强的和弱的派系隶属关系，可疑或变化着的派系隶属关系。例如图9表示河南在直系阵营内；可是从军阀时期一开始就任河南督军的赵倜，只是在他认为段祺瑞正打算替换他时，才在某种程度上靠拢直系军阀。图11表示山东在皖系势力之下，尽管直系势力这时在华北正处于鼎盛时期。理由是1919年起，已是督军的直系拥护者田中玉，在1923年被解除职务而由郑士琦接替，所有资料都同意郑倾向皖系；在1923年时还不对吴佩孚和曹锟怀有敌意。（4）地图所示的派系的地区的大小和其实际力量之间没有相互关系。例如对绥远、察哈尔和热河的控制，给人以地区广阔的深刻印象，但在军事上并不特别重要，因为这些地方贫瘠，人口稀少，远离主要交通线。（5）这几幅连续的地图上的变化，并不都由于这系或那系在地图涉及的主要战争中战败或战胜。例如李厚基于1922年夏季晚期被赶出福建，而地图排列的顺序，不可避免地含有这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结果的意思。但事实上他是被广东的国民党部队赶走的；这一事实在几幅地图甚至没有表示出来，因为国民党部队在几个月之内便已离开，而孙传芳成了这个省的首领。
虽然每次战争的结果都有一个明显的胜利者，但从长远的意义上来讲，这是不确定的。因为没有一个派系所树立的政府，其政治权力是长期计划的。每个军阀的主要目的都是个人的，或以一己为主要目的，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其个人权势。派系中的每一人，其目的并不是为该集团的目的而去作出贡献，都是在为其个人利益而打开局面。一个派系的领袖可能希望统一国家，但他是孤立的，站在流沙之上的。每个派系的领袖只不过有个统一的简单想法，而且其目标的实现将会威胁其敌对者，也同样会威胁到其支持者。因为领袖一旦实现其权力的梦想，将导致对其支持者丧失独立，而独立是作为取得军阀地位的要素。派系目标的暂时性和短期性，是军阀时期高度不稳定性的原因。
军阀间重要冲突的战争，是很短暂的；但在整个军阀时期的趋势，军阀军队的从事战争，是次数更多，规模更大，也更为残酷。1920年的直皖战争，10天之内就结束了，因为吴佩孚所率的一师兵力控制了局势，所以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和巨大的伤亡。1922年的直奉战争，甚至为期更短——只持续了7天，但双方投入的军队数量却更多，伤亡也更大。在这次战争以后，从事战争的双方军阀都扩编了军队。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从华北到江苏和浙江之间以及满洲边界的数处，都被战火波及，以致战斗持续达两个月之久。1926年，冯玉祥与张作霖交战，两军激烈鏖战达8个月之久，伤亡巨大。
军阀与列强
军阀的混战，导致北京政府的软弱不堪，使中国更易于遭受外国的政治压迫与军事侵略。但与此同时，国内普遍的骚乱不安，也限制了外国的活动，妨碍了外国企业来中国开发投资。军阀们有时任意对外国商号增加税收；士兵和土匪使外国人的财产和生命遭到损害。例如，在1917—1924年间，单在一个领事区内，就有153个美国人或其商号遭到抢劫，约损失40万元。[31]盗匪活动和战争，阻碍了正常贸易和商业活动。军阀也压制了外国人在华的贸易伙伴，造成通货贬值和无担保纸币进入流通。军队对铁路设施的破坏，有时竟占用，使之铁路的管理趋于恶化。
外国人以严厉的谴责和停止贸易，来对待此种混乱与破坏的局面。外国政府的代表不断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但软弱的北京政府对此也无能为力。列强于是就具体的问题，与地方的军事首领进行交涉。例如，在1924年，苏俄就中东路的地位与管理，与北京政府达成协议后，而苏俄不得不与张作霖进行四个月的单独谈判，因为中东路是在张作霖的势力范围之内。[32]至少有一个例子，外国人为了取得保护和与地方当局合作，向地方当局付了钱，这种做法，很可能还有更多。
外国对中国所抱怨的混乱，实际自己也起了促成的作用。外国的兵痞在中国内战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个英国人在管理张作霖的兵工厂，三个美国飞行员有数月为陈炯明驾驶轰炸机。类似于此的外国冒险者，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和其他的军队中发现。而更为重要的，1919年多数列强曾签订协议，对中国禁运武器。外国人不顾这个协议，竟输入军火武器，以满足军阀们对枪械无穷无尽的需要。外国军火商不考虑政治后果，以为这是完全公正的交易，向任何能照价付款的人售给军火武器。有些外国政府实际上是在幕后，有选择地支持某一军阀；在整个军阀时期，日本明显的与中国一些军阀有牵连。
1916年，日本政府实行全力支持皖系首领段祺瑞的政策，建立中日之间政治和经济的合作，签订财政债务协议。日本在随后的两年中供给段氏1.5亿元，表面上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实际上被段氏主要用于政治和军事的目的。段祺瑞政府还和日本政府缔结军事协定，由日本政府提供援助、顾问和教官，帮助中国编练参战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军作战。但是这支军队从没有开到欧洲，只是用于扩展段氏的军事力量。在日本政府给予段祺瑞以财政和军事援助的同时，日本商人也着手进行许多冒险事业，以与中国企业家联合的形式开发中国的资源。
长期以来，日本对满洲的事务表示出极大的关注，从日俄战争起，即在该地区据有得势的地位。日本人密切注意张作霖的兴起，并在必要时采取积极的干预，想着务必使满洲的人事任命和政策的决定，不得忽视日本的利益。由于皖系在1920年直皖战争中的失败，而张作霖作为直系的同盟者，在这次打败皖系中作出了贡献，遂使之张氏成了全国闻名的大人物，得以控制着满洲和战后分赃得到的内蒙。日本政府的一项政策决定，使之成为此后张作霖生涯中日张关系的指导方针，即在满洲的发展和建设中，日本将牢固地对该地区的控制，直接和间接地帮助张作霖。但日本对张氏谋求问鼎中央政府的野心，则不予帮助；意在张氏即在满洲，致力于维护当地的治安和社会秩序，不要卷进可能导致的战争和混乱中去，以致威胁日本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