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19部分在线阅读

日本并不想直接向张作霖提供武器，去违反武器禁运条例，而是帮助张氏建立一个兵工厂，由中国人自己来制造武器。日本人以下述暗示性语言，表达其对于向张作霖提供财政援助的态度：
虽然帝国政府并非不愿据情对财政援助给予友好之考虑，但其重要者，在于所用经济贷款之方式，尤以采取于联合企业投资之形式，得以避免列强之怀疑与中央政府之猜忌。如张作霖氏亦有意于更加推进中日合作之实体，均将尽力关于土地之租借，矿山及森林之经营，以及其他此类有望发展之事业。如张氏愿尽一切努力，贯彻共存共荣之原则，并制定已存与将建立之中日合资经营公司，共同管理之方法。如是，则东三省之财源，即可遽然而兴盛之矣。[33]
但日本与张作霖的关系并不稳定。张氏继续卷入逐鹿中原的事务，置日本望其驻留满洲于不顾，三次投入在华北的战争。张氏不甘于为日本的傀儡，而坚持其独立自主自卫的精神。然而日本仍认为张氏之在满洲，为其所利用之最好选择，尽力维护张氏在满洲之地位。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日本只在边缘非重要方面对吴佩孚进行了干预，显然用金钱买通了冯玉祥在战争中倒戈。当1925年张氏的一个部将反叛，试图夺取沈阳时，日本人进行了干预，把张作霖从不可避免的失败中挽救了出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人还是把张作霖害死了。1928年，日军中的极端分子终于杀害了张氏，原是希望以此引起东北的混乱，日本得以从中谋取利益。
苏联则积极帮助冯玉祥。当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冯玉祥转而反对吴佩孚，急切地寻求援助。因为冯氏知道，不久将被迫要得到日本支持，并与受日本训练的庞大奉军作战。依据苏联的观点，冯玉祥的改革意向和革命言辞来看，认定其是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整个1925年，苏联人向冯氏提供武器、金钱、顾问和军事教官。作为回报，冯氏同意在其部队中进行国民党的政治教育，并广泛与国民党合作。冯玉祥接受了苏联的援助，但却尽可能阻止苏联人或国民党的代表使其部队政治化。因为冯氏知道，其部队的政治化后，即将丧失其个人对部队的控制。
和张作霖的争战终于在1925年末到来，冯玉祥很快在战争中失利，于1926年初通电下野，到苏联去停留有五个月时间。冯氏想着其离国而去，会减少张作霖消灭其部队的决心，也想从苏联领导人那里开阔开阔自己的眼界，了解了解该国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冯氏偕同一位苏联顾问一道旅行，接受进修性教育，就便向顾问求教关于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世界各地的政治形势、党的体制等问题；并对中国的国、共两党合作以现实国家的统一，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冯氏似乎真正为苏联的社会和苏联共产党的纪律与效力所信服，同时也与其在国内遭受重大失败的部队保持联系。当1926年初秋，在商定450万卢布的附加军事援助后，冯玉祥回到其被击溃的士气低落的部队中。
当冯氏返抵故国时，国、共两党为消灭军阀与统一国家的军事行动——北伐战争已经进行。冯氏对部队进行了一番整编，并在占领河南宣布参加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在1927年蒋介石攻击共产党人时，苏联领导人曾短时期寄希望于冯玉祥，望其能继续支持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以其所统率的军事力量与蒋介石相抗衡。但冯氏迅即与蒋氏达成协议，奉劝苏联人返国。这样，苏联人卷入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也就随之而结束。[34]
长时间以来，英国在中国有很大的商业和金融利益，因此也特别关心中国政府的稳定。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努力恢复其在中国贸易中的突出地位。中国政府的稳定显得更为重要，甚至在混乱预示整个中央政权行将崩溃之时，英国人仍在支持北京政府。因为段祺瑞政府带有明显的亲日倾向，所以英国人对其并不表示热心。1920年，皖系为直系打败后，英国人欢迎段氏下台；因直系领袖曾声称其反对再举外债，使之英国人相信直系有能力统一中国。许多作者曾断言或暗示，英国人和美国人曾向直系领袖吴佩孚提供过各种各样的大量援助。但新近的详细研究断定，当时吴氏确曾悉心照顾英美人士，以期得到英美的财政和军事的援助时，英、美两国坚持严守中立，拒绝给予吴氏援助。尽管在华的外国人普遍赞扬吴氏，而吴氏也确从外国人在中国的公司——特别是英美烟草公司和亚细亚石油公司得到大批款项。这只是两公司对吴氏的回报，感谢在吴氏控制的地区，两公司的商品未曾受到抵制之故。[35]
武人的专横与政局的动荡
在军阀时期的12年，北京的中央政府始终动荡不定，变动无常；前后共有7人任国家总统或临时执政，其中1人是两次出任，实际是8位国家首脑。除此之外，有4个摄政内阁，在短暂的过渡期管理政务，还有一次满族皇帝短命12日的复辟。学者们共列举出24届内阁，5届议会或国会，至少有4部宪法或基本法（参看第五章）。在此时期内，人物、机关，以及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变化，更是数不胜数，令人眼花缭乱。因此，要用清晰简明的方式来论述此时北京复杂繁乱的政情，是非常困难的。前面第五章已扼要简述立宪政府的工作。兹就前述之事件加以考察，以表明武人跋扈产生之经过，并终于抹去宪政痕迹。
在袁世凯政权后期，段祺瑞担任了国务总理，并在黎元洪任总统时，继续任此一职务。从黎元洪一上台，段祺瑞就一手把持政务，形成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府院矛盾”。这时段祺瑞领导的国务院，可能认为是责任内阁，这正是议员们在袁世凯任总统时所希望的。但很多政治家对段祺瑞不给予支持；段氏不得已，指望军队的高级将领和各省的督军成为其权力的基础。因此几乎从一开始，依靠军队力量的段祺瑞，和谋求对其加以抑制的国会之间，就存在着紧张的关系。
这种段祺瑞与国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917年春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达到了顶点。梁启超和段祺瑞认为中国应当加入协约国一方，梁氏希望利用参战和战后和议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段氏于当年4月在北京召集了一次督军会议，对总统、内阁，尤其是对国会形成了压力，近似迫使国会批准参战政策。于是在关于对德宣战问题上，展开了矛盾。督军们支持段氏的参战政策；国会在军人的压力下，则畏缩不前，拒绝段祺瑞在总理任上讨论参战问题。于是各省督军极力主张，由总统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相反，黎氏在稍事犹豫之后，竟免除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这一下黎元洪捅了马蜂窝了。段祺瑞要求督军们给予支持，北方八省的督军宣布脱离黎元洪政府独立。在此期间，面对督军们的反对，黎元洪竟找不到一个人愿出任国务总理。
在这种僵局下，张勋提出愿在总统和督军之间进行调解。此人原是死心塌地忠于满族皇室的“辫帅”。因为“辫帅”曾在一年前促成许多督军们组成督军团，并充当督军团的首脑，似乎此人确实具备影响督军的条件。但是“辫帅”的居间调停，既不是为了保全黎总统，也不是为保卫共和政体，而是梦想实现其复辟清帝的计划。首先，“辫帅”要求总统解散国会，而这正是督军们早就希望的。黎氏此时已别无选择，终于同意解散国会，于当年6月中旬发布解散令。张勋于是率军进入北京，于7月1日宣布复辟满族皇帝重登皇位。
其实，张勋议论复辟的事已有数月，其他许多督军也赞成或默许；但是，这些复辟的假想同盟者，在复辟发生后却兴兵讨伐。有些研究者认为，督军们所以改变主意，因为张勋在复辟朝中占了权势太大的职位，还因为督军们态度的不同，已预示支持复辟者比反对者为少。但主要原因，似乎是督军们并不真心想要皇帝复辟，只是想利用张勋对皇权的信奉，作为反对黎元洪政府的一个手段。[36]段祺瑞立即组织讨伐张勋的军事行动，同时宣布黎总统已重任其为国务总理。这次讨逆战争是短暂的，复辟只在两周之内结束了，张勋避居到一个外国公使馆。段祺瑞以“再造共和”者重入北京。黎元洪可能在段氏的压力下辞去了总统，副总统冯国璋遂继任总统，任满从袁世凯开始的五年总统任期余下的一年。[37]
军事一政治派系的出现，1917—1920年
以宪法为据作为冯国璋出任总统的唯一基础，冯氏是不愿接受总统职务的。在安排其一亲信者继任江苏督军，并使其他两位支持者分任沿江的湖北和江西督军之后[38]，冯氏才同意担任总统。这样，冯国璋与段祺瑞都有相等数量的督军支持者；段氏的支持者为安徽、浙江和福建三省的督军。[39]
当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时，因为以前的国会曾与其作对，遂决定不再恢复被黎元洪解散的国会；而于1918年操纵选举安福国会（见第五章）。为增强其军事力量计，段氏用武力压制不同意见的各省，将其亲信安插在有权势的位置上，以为用这种方式就可以达到全国的统一。其他的督军们担心，段祺瑞沿着这个方针继续下去，督军们将会被逐一消灭，于是集合起来反对皖系势力的控制。这样就形成了直系。
湖南战略地位的重要，使之成为段祺瑞的第一个目标；从北方可以由铁路进入湖南，而湖南与四个分离主义的南方省份相连接[40]。1917年8月，段氏任命其党羽为湖南督军[41]，遭湖南人反对，于是战争爆发。[42]湖南人迫使段祺瑞任命之人离开湖南。战争持续到1918年春季，吴佩孚终于打败了湖南军队，使湖南处于北方的控制之下。段祺瑞遂任命“自己的人”张敬尧为湖南督军[43]，使吴佩孚希望得到这一任命落了空。
在1918年吴佩孚率军占领湖南以前，其上司曹锟通常是支持段祺瑞的。但从此时起，曹锟与段祺瑞为各自的利益开始出现分歧；段、曹关系的恶化，部分起因于吴佩孚。吴氏在湖南取得胜利后，指望能被任为湖南督军。但段祺瑞无视于吴氏的愿望，而属意于自己的人。作为对段氏的回答，吴佩孚停止了对南方的军事行动，并从此时开始，对北京作出了尖锐的批评。同时，曹锟也担心段氏会免去其直隶督军的职务。对于怀有独立野心的军阀曹锟和吴佩孚来说，段祺瑞稳步积累财政、军事和政治力量，俨然对其是隐含着一种威胁。1917年8月，段祺瑞终于对德宣战。原来在1918年初，日本曾向段祺瑞提供了大宗借款，并缔结了陆军和海军协定，为段氏组织参战军提供了合法的基础。表面上这支参战军是为了在欧战中使用，实际上是为段氏在中国的目的效力；欧战停战后，这支军队改名为边防军。
面对段祺瑞正在增长的权势，不属于段氏集团的军阀，便奉冯国璋为其利益的主要代表。甚至更为重要的，曾经听从段氏指挥的军阀，此时也看出段氏的最终目的，是在消灭所有不服从北京皖系政权的军阀。无疑有这种考虑因素，加上段氏没有任命吴佩孚为湖南督军，遂导致曹锟背弃了段氏集团。冯国璋于1918年离开总统职位，并于一年后死去时，曹锟继冯国璋之后，遂成为段祺瑞反对派直系的首领。
满洲的张作霖，也关怀段祺瑞权势的扩张；因为段氏势力的扩张，隐含着对张氏独立自主的威胁。的确，段祺瑞已经把势力扩大到内蒙；张作霖一向认为，内蒙为其势力范围。这样，奉系与直系决定合作来对付皖系。
公众对一系列发生的事件深感不满，在严厉的集中批评段政府的亲日方针之后，使事态发展到危机的程度。1919年的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在山东胶州湾租借地移交给日本，并以日本和段祺瑞政府之间的协定为根据，以证明此决定的正当。巴黎和会的这一决定，立即在广大知识分子及其他人士之中，也在直系军阀——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吴佩孚，引起了激烈的反对。1920年，反段的军阀们要求改组北京政府，消除皖系势力在北京政府的垄断地位，并要求重开和南方的谈判以及减少段氏所掌握的兵力。段祺瑞拒绝了这些要求，战争于是在7月爆发。直奉联军迅速打败了皖系军阀，按照中国对下野官员宽大的惯例，段祺瑞通电下野，去研究佛学了。
直系政权的兴衰，1920—1924年
在军阀时期，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和政策，是以反映幕后的军阀愿望为准则。但政府不稳定的主要原因，还在于难于在职务安排和政策制定中，当众将领对其相互间实力不太清楚的时候，准确反映出军阀间权力分配的状况。在1920年的战争之后，直系和奉系分享政权，起初以双方可以接受的方案组织政府，接着便开始互相排挤，利用政府官员和政策作为双方斗争的棋子，直至最后双方以兵戎相见。
1886年中进士的年高的徐世昌继续在总统位置上。徐氏资格老，有威望，适合于这个职位，但其和直、奉两派的关系都不密切。徐总统继续任靳云鹏为国务总理。张作霖与靳氏为姻亲，所以能为张氏所接受；吴佩孚曾是靳氏的学生和被保护人，所以也能为吴氏所接受。靳云鹏在任总理的一年多时间里，如履薄冰，只有在和两个集团协商之后，才能作出重要决定。
当段祺瑞被赶下台时，安福国会也随之被解散。总统徐世昌下令，按照1912年《临时约法》选举新国会，但广州的护法政府对此拒不接受。按照广州的看法，新选举是多余的，因为原来的国会议员任期未满；而且徐世昌总统的命令也是不合法的，因为徐氏的总统是由非法的安福国会选举产生的。南方此时已从分立中获得利益，分立使南方几省有理由保持独立，并为许多国会议员提供职业。因为只有少数议员到了南方；1919年，南方就补选了数百名议员。当北京不顾南方的抗议下令重新选举时，只有11个省进行选举。这样，新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因此，新国会从未召开。
直皖战争后，新组成的北京政府，授予胜利者各种适于其新权势的官职，使其掠夺得以合法化。曹锟被任命为直鲁豫巡阅使，管辖数省的巡阅使——有时称之为“总督”，实际上有权任命所辖各省的督军。张作霖已经是东三省巡阅使，又兼任蒙疆经略使，使张氏在内蒙的活动合法化了。
吴佩孚被任为直鲁豫巡阅副使，充当曹锟的下级是适当的，但却不能使这位独立的军阀得到满足。吴氏把其司令部设在河南，似乎已完全控制了该省，又于1921年取得湖北省。其所用的方式，充分说明同一集团军阀之间的矛盾。依附直系已有数年的湖北督军王占元，当1921年联省自治运动接近高潮时，湖北的政治家要求该省制订省宪，并建民选政府。联省自治运动领先的湖南督军，自称是一支军队的总司令[44]，要把湖北从非联省分子控制下解救出来。王占元请求吴佩孚率兵前来援助，但在王占元被湘军打败之前，吴氏并不派兵相助。等到湘军将王占元打败后，据有了湖北，吴佩孚这时才率兵把湘军赶走，自己得到了湖北。于是吴佩孚渐成了直系实际的军事领袖。
吴佩孚于是组织沿江五省的联盟[45]，以防止外部的入侵和内部的纷扰。满洲的张作霖和广东的孙逸仙，都感到来自直系势力扩张的威胁，于是就联合起来反对吴佩孚。1921年末，张作霖利用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挑选梁士诒代替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吴佩孚则以梁士诒的亲日政策为口实加以攻击，实际是间接攻击张作霖。
绝大多数军阀冲突的最初阶段，都是一场“电报战”，双方都在电报中指责对方政策的误谬和爱国心的虚伪，同时也宣扬自己一方动机的纯正。直系和奉系的领袖在1922年的前数月中，互相发出此类通电不计其数，在春季遂发展成为以枪炮相对的真正战争。直系军队以惊人的速度——奉军在人数上和武器装备上都占有明显的优势，但为直系的速战所击败。张作霖只有退回到长城以外，直系也没有准备向关外进军。北京政府随即由直系军阀所控制，所有张作霖任命的官员一律被免除。张作霖干脆宣布满洲脱离中央政府，自行独立，仍如往日一样，以完全分离的形式进行在满洲的统治。
张作霖的同盟者孙逸仙也没有获得成功。孙氏派出一支北伐军后，名义上属于孙氏部下的陈炯明，却炮轰孙氏的总统府。孙氏虽得以脱身，但政府已被颠覆，北伐也只得停止。尽管陈炯明想当广东督军的野心得到满足；很明显，这是陈炯明和吴佩孚协议的结果，也是军阀联盟制造混乱状态的一个显著的事例。
尽管这时只有一个集团控制北京政府，但卷入北京政治斗争的却有两个派别。[46]吴佩孚的军人职责与其忠君的儒家原则，使之其不可能公开背离曹锟，但对于政府却有其不同的主张。此外，每个军阀都有一批党羽，都想在政治策划中提高其首领的地位，并由此求得其个人的升迁。两个派别斗争胜利和失败的主要手段，就表现在内阁的任命和政府的政策。
在战争之后，北京的新统治者立即迫使总统下野。吴佩孚请黎元洪出山，重任总统。同时，吴氏又恢复旧国会。这是1914年第一次被解散，1917年又被黎元洪第二次解散的国会，留下的议员一直在南方，主要在广州。
黎元洪第二次总统的任期只有一年，1923年6月到期，这比其第一次任总统更为失败。直系军阀不给黎氏实权；只有经过军阀们同意，黎氏的任命和决定才能生效，而且也很难得到经费来维持总统府的公务用费。在黎元洪第二次总统任期的前一段时间，吴佩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政府；曹锟也无法实现其垂涎已久对总统的渴望。但在1923年初，曹锟的党羽用贿赂收买，成功地把吴佩孚支持的内阁赶下了台[47]，并任命提名的人组织政府。曹锟一伙掌握了主动权，千方百计要使曹锟当上总统。但是，要曹锟当上总统，必须使黎元洪离职；而要做到这一步，必须把黎元洪赶出北京。曹锟以付给投票选其为总统的议员，每人5000元至7000元代价，果然于1923年10月当选为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