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49部分在线阅读

重振国民党
鲍罗廷经常与孙逸仙会晤，讨论国民党的各种问题，并就即将来临的革命提出建议。鲍罗廷还会见当地的共产党员，重新作出保证，归根结底，其长远意图是在使共产党能发展壮大。[6]1923年10月25日，孙博士指定了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7]起草党纲和党章，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做好准备，并任命鲍罗廷为临时执行委员会[8]顾问；广州咸以鲍顾问称之，而不及其名。鲍罗廷以联共（布）党章结构为模式，为国民党起草了新的党章。其党章草案与以后正式通过之党章极相似，将党分为五级组织——全国级、省级、县级、区级和区级以下的组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持党务工作，任命党的主要官员，管理财务，指导中央所属机构的工作以及所有下级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国民党员都受严格的党的纪律约束，凡参加工会、商会、省议会或国会的党员，应组成党团，并且党团成员在其团体内始终保持一致的立场，以便掌握在团体中的方向。
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共开过28次会议，起草了一个措辞激昂的宣言和一部新党纲，监督党员重新登记，创办了一个刊物，来宣传党改组的意义，解释党的革命意识形态；创办了一所党校，训练区和区以下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确定全国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监督从各省和大城市以及海外机构选举代表的工作。[9]
随着陈炯明率领的部队威胁广州，到1923年11月，孙逸仙对广州的控制变得不稳固了。人们担心孙大元帅可能被迫出逃。在这情势十分危急之时，鲍罗廷力主采纳动员群众支持的激进计划，敦促孙逸仙及国民党领导人颁布法令，没收和分配地主的产业，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保证一天劳动八小时、最低工资以及其他权利。鲍顾问争辩说，这些许诺将使与陈炯明作战的部队受到鼓舞。因为孙逸仙左右追随者的反对，孙博士拒绝颁布土地法令，经过多次磋商之后，孙逸仙同意——根据鲍罗廷的回忆——颁布一项减地租25％的法令，另一项规定是建立农会的法令。[10]对国民党人来说，幸运的是支持孙逸仙的部队赶走了敌人；但军事危机过去之后，孙逸仙并没有颁布减租法令。
另一个使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感到心神不安的问题，是鲍罗廷与坚决主张孙博士倒向苏联一边的廖仲恺，于11月底前往上海，向国民党几个领导人解释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11名在广东有威望的国民党员（都是老资格的党员）[11]上书孙博士，在党的新体制和起草文献过程中，就共产党在其中的影响提出警告，指控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是幕后人物；指责国共两党合作是共产国际阴谋的一部分，是为了在资本主义国家煽动起阶级斗争，以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煽起阶级斗争，以联合劳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掀起全国革命。这些上书者断言，陈独秀已使其信徒进入国民党，准备进行接管国民党；并警告孙博士说，不出5年，陈独秀就可能被选为国民党领袖。这次11人上书是一个早期的证据，证明在保守的老资格党员中，不断有反对倒向苏联和让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的事。
孙逸仙拒绝11人上书的意见与批评，在作出书面答复中称，鲍罗廷是新党章的拟订者，陈独秀根本没有参与此事；与国民党亲近是俄国人的主意，建议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工作的人也是俄国人。孙博士断言，俄国必定是同国民党合作，而不是同陈独秀合作。“如果陈独秀不服从我们党，将会被驱逐出党”。孙逸仙提出警告说，“不要因为怀疑陈独秀，而怀疑起俄国”[12]。尽管孙逸仙有这样的信心，但新党章的草案还是被修正了，取消了选举党领袖的内容；取而代之定孙逸仙为领袖，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总理，并授予对两会各项决定以最后否决权。
广州的海关危机在1923年12月中旬，已发展到了顶点，更加深了孙逸仙的反帝情绪。虽然鲍罗廷在此之前的建议——危机时，鲍顾问不在广州，但一定也起了作用。孙大元帅及政府要求分享由外国人控制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在广州征收的关税，因为过去有过一个先例。当北京的外交使团没有按照大元帅府外交部长的要求[13]，指示海关总税务司拒绝海关收入拨给大元帅大本营时，孙大元帅立即宣布夺取广州海关，并另行任命海关官员。这危及列强所承认的海关——北京政府的一个机构的统一，并且可能最终影响到两项主要赔款和外国贷款的财政保证。与此有关的列强派炮舰驶来广州，阻止夺取海关，以此对付孙逸仙的挑战。但国民党势力太弱，无力进行战斗，只得转而求助于群众示威，来进行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宣传。危机过去之后，孙逸仙由于这次向外国统治的挑战，在中国赢得巨大的政治资本。国民党更明显地趋向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成为其重要的主题，完全如共产国际所指出的那样。[14]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共有196名被任命或当选的代表[15]，大会开幕时，只有165名代表出席。大部分是老资格的党员，约有40名代表海外支部；约有20名代表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大会为期10天，孙逸仙共作了7次演说，大会听取了国内各地区和海外党的活动报告。大会进行了辩论，通过了宣言以及党章党纲，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份关于党员的报告称，经过大力吸收党员以后，在国内登记的党员人数超过了23360人，国外党员人数约4600人。大会中途休会3天，以哀悼列宁的逝世。[16]
在大会开幕词中，孙逸仙号召全党团结一致和要有牺牲精神。大会宣言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同时强调群众——特别是贫农和工人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但在幕后起重要作用的鲍罗廷，却未能说服孙逸仙，把与苏联结成在运动中统一战线包括在宣言之中。孙博士也未能把剥夺大地主和不在乡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佃农，包括在宣言之中。[17]党的政纲，是一个能为各种社会成分所接受的改良主义的纲领，并保证通过合法手段解决中国的问题。
当一些代表试图禁止国民党员参加其他党派的修正案列入党章时，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的问题再次出现。李大钊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意图进行了辩护，说这样是为了对老大哥政党的革命工作作出贡献，而不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去推行共产主义；并向代表们保证，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行动是光明正大的，不会有秘密阴谋，要求代表们不要对此抱有戒心。经过辩论，修正案被拒绝了。孙博士通过任命10名共产党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约占总人数的1/4），明确表示孙逸仙同意共产党参加国民党。[18]
在大会闭幕之后，新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并组成中央党部（此时设在广州），决定成立秘书处处理党务的组织部，以及8个职能部，即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后撤销）、海外、军人8个部。老资格的党员担任各部的领导，其中两个部的领导，由以前加入国民党后又加入共产党的两人，即谭平山领导组织部，林祖涵领导农民部。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即中常委）处理日常事务，由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三人组成，是一个左派集团。住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每周至少开会一次；大多数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都回到北方的城市，在北京、四川、上海、汉口、哈尔滨设执行部，以推动党的发展。中央各部逐渐有了少量工作人员，地方党部开始发挥作用。党的领导集团主要力量用于进行全国范围的宣传工作，在全国吸收新党员；在广东，组织劳工、贫农和学生，建立一支忠于党的军队。进行这些工作只有少量经费，鲍罗廷开始时每月拿出约3万元。[19]于是，国民党开始成为一个具有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和革命意识形态的政党，并最终在中国计划夺取政权的大党。
创建一支革命的军队
与鲍罗廷一起来到广州，或后来在广州参加工作的，还有苏俄的军事顾问。在1923年到1924年冬，苏联军事顾问们对孙逸仙麾下军队的状况感到吃惊：军队大部分训练不足，装备很差，统兵的军官也不够格。俄顾问[20]认为，只有孙逸仙的150—200名卫兵完全忠诚可靠，其他的部队都是其指挥官的私人军队。如果国民党人要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并想在军事上取得成就，这种状况必须进行彻底改变：要集中税收，采购武器和支付军饷；要进行标准的军事训练，要向官兵灌输共同的革命思想，要建立统一有效的指挥系统。而要达到此目标，洵非易事。因政府的财力物力不足，加之统一财政和统一军事指挥，正与一些高级将领的特殊利益背道而驰，而政府所在的根据地又需要这些高级将领率兵来保卫。所以这些实在是难以实行的措施。地方的兵工厂开工，每年只能生产装备一个（最多是两个）满员师的步枪和机关枪。但兵工厂的经营是商业企业，任何将军只要付钱，就可买到武器。由于海关打算执行国际武器禁运，武器进口虽不是不可能，但也有不少困难。
孙博士让将领们担任国民党内的重要职务，以便加强个人的权力；挑选在广东的湘军挂名的司令官谭延闿，在广东的滇军司令官杨希闵，使二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当选为委员，又在中央监察委员会选举中，选粤军的司令官许崇智、桂军的司令官刘震寰、豫军的司令官樊钟秀为候补监察委员。1924年3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委托刘、樊等人与滇军的朱培德和杂牌川人卢师谛将军，在军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孙大元帅劝说各地将领接受其派往的税务人员征收税款，并发给各将领军饷，但成效不大。事实上，孙逸仙似乎不得不同意，各将领在其控制区内发给赌场执照或设置“禁烟”机构，以为生财之道。
鲍罗廷和孙逸仙所拟定最重要的措施，是建立一个训练下级军官的学校，对入学受训的学生充分灌输忠于国民党的思想，使其民族主义意识日益强烈。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一结束，就开始执行这项计划。到1924年5月，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南面珠江中的黄埔岛上筹备就绪，准备向全国各中学和高等学校招收第一期约500名学生入学。孙博士任命蒋介石为校长，主要的教官是日本士官学校或保定和云南的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这些教官，得到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苏联军官的帮助。这些苏联军官都在俄国的内战中经受过锻炼。蒋介石将军、军官学校的国民党代表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等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均到校教授政治课。黄埔军校的经费，从一开始就得到苏联的资助，广州革命政府由地方税收加以补充。
1924年6月，苏联派来精通军事的指挥官P.A.巴甫洛夫将军为孙博士的军事顾问，巴将军提议成立军事委员会。同年7月11日，军事委员会组成[21]，其成员为支持革命政府的主要军事指挥官和几名老资格的国民党员。成立军事委员会，是在军中建立统一的司令部和政治机构的第一步。黄埔军校的工作应当改进；为了对军队进行再训练，在每支部队中还要为再培训而组织精英部队。[22]巴甫洛夫抵达广州后一个月，在东江前线的一次侦察中，不幸溺水而死。继任的俄军事顾问，为瓦西利·K.布留赫尔将军（在中国化名为加伦），于1924年10月才到达。此时，黄埔军校已招收第二期学生，并且由第一期毕业生中正组建教导团。这个教导团即“党军”，后来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批大量的苏联军火武器，于1924年10月由苏联海军“沃罗夫斯基”号运抵广州。此前，该舰从敖德萨运送了第三批苏联军事顾问；以后的军火，由符拉迪沃斯托克启运。[23]
组织一次群众运动的努力
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反复劝说孙逸仙发动民众投入国民革命，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着手进行的工作。中共正打算指导组织无产阶级，使之与贫农联合。在民众运动中，国共两党成了竞争的对手。1924年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工人、青年和妇女三个部，但工人和青年两部，很快处于朝气蓬勃的年轻共产党员势力范围内。共产党的助手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受教育的青年中产生着广泛的影响。
工人部的领导人廖仲恺，打算在其领导下，把广州所有的工会组成单一的联合会，但未获成功。因为许多有根基的工会，怀疑在工会部门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将渗入到这些工会之中，并控制工人。共产党希望把铁路工人、海员、报务员和接线员、邮务人员和电力工人，组成一个由其控制的单一工会，因为这些都是革命成功所不可缺少的产业部门。尽管虽有对抗，但广州的劳工确实团结起来了，共同支持沙面岛上英、法租界的中国雇员，抗议租界当局企图推行的通行制度[24]——该项制度是越南革命者[25]于6月19日企图暗杀正在该处访问的法属印度支那总督[26]未遂以后制定的——而进行了罢工。共产党的劳工领袖刘尔崧是这次沙面罢工的组织者，罢工持续了一个多月，对租界实行封锁。这次罢工行动具有强烈的反帝色彩，从中也取得了经验，为一年以后的省港大罢工所充分利用。
1922年11—12月，共产国际在召开第四次大会时，充分讨论了东方国家组织农民问题。在《关于东方问题的一般提纲》中阐述道，为了调动农民大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革命政党必须迫使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接受剥夺地主土地，并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的革命土地纲领。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大众并加紧土地革命的准备工作，把革命推向前进。[27]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袖之一彭湃的活动，已赢得一些声誉。1922年和1923年，彭湃在广州以东的海丰故乡，在其他青年团员的帮助下，已把佃农组织起来。这一场大规模的抗租斗争，因许多青年团员的被捕而告终。但彭湃却得以逃脱，于1924年春来到广州，不久成了国民党农民部的领导人。[28]
农民部的工作开始部署得较慢。到1924年6月，国民党宣布一项关于农民协会的简单方案，规定农协会是自治团体，只容许从吸收的会员中组织农民自卫队。地方农民协会由拥有土地不足100亩（16英亩）的农民组成，必须排除不良分子参与其中。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了20名特别代表，实地调查农村的状况，开展宣传并组织农民协会。7月，农民部成立培训农民运动工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指导了第一期学员。学员接受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教育，包括军事训练；其他的共产党员为每个班讲课，直至第六期。1926年5—10月，毛泽东为第六期讲习班的所长。到1924年10月，约有175名学员从经过短期培训的讲习所毕业，其中大部分人都回到本县去组织农民协会。这项计划，是要按县级、省级的农民协会统一起来，最终组成一个既不归国民党领导，也不归政府控制的全国性组织。这样的自治组织有何必要，成了理论上争论的主题。[29]
中国共产党想控制农民运动。一位共产党的作者，可能是罗绮园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期的主任，是在农民运动中有影响的人物，在1926年的一份报告中透露，中国共产党在1924年组织了一个农民委员会以“指导国民党的农民部”；断言当农民委员会在1925年5月组成时，指导省的农民协会以及地方的农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派出的特别代表。报告还自豪地说，99％的特别代表是“同志”[30]。在苏联军事顾问就国民党敌视中共党员的原因进行讨论时，“尼洛夫”（萨卡诺夫斯基）引用了一个事实，共产党员企图垄断工农运动，所以成立一个全国农民大会（将在1926年5月召开）的预备委员会；“为了门面”，共产党员试图在委员会中安置几名国民党员。“尼洛夫”说，中共没有成功，“因为没有在农民中活动的国民党员”。中国共产党在1926年7月一份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中，宣称农民协会必须在组织上独立于国民党之外，而不要成为其附属物。但是，“我党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在所有的农民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31]。成为广东省农民“运动的灵魂和精神支柱”的，是罗绮园、彭湃和阮啸仙。[32]此三人都是广东省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团员，然后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
农民协会的组织工作，在广州郊区及附近的县开始；到1925年4月，大约有160个农民协会，报道的会员人数为20390人——占革命的广州政府控制地区农村人口的一小部分。[33]共产党组织者在毗邻广西省的广宁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该讲习所的毕业生，在彭湃的领导下，把该地佃农组织起来，并得到广州的军事援助，经过持久减租减息的斗争，成功地打败了地主。从此，佃农能够在县内组织更多的协会。到1925年4月，据报道有294个协会，会员近5.5万人。[34]彭湃紧随东征军之后，于1925年2月底回到海丰县，在该县重新发动遭受破坏的农民运动。据报道，会员人数迅速增至7万人，而邻近的陆丰县又有会员1.2万人。但是陈炯明的军队在夏季又夺回了这两县，农民运动被迫转入地下。[35]
农民运动遭到了镇压。农民协会力图保护其会员免受迫害，动员会员反抗沉重的捐税，发动会员在减租减息中与地主斗争。有产业的人常常雇用打手、盗匪或民团，去强行征收款项。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常遭杀害，有的村庄被焚毁。农民们进行反击，有时得到国民党军队的支持，在农民运动最有成就的两个地区就是如此。[36]农民革命不可能被扼杀，但却威胁着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国民党与富有战斗精神的共产党之间的联盟。
革命阵营内部和国民党根据地中的冲突
到1924年7月，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领袖，已觉察到共产党的渗透策略和操纵党的活动情况，于是在上海和广州两地的国民党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共情绪。[37]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就各种危机向孙逸仙上书请愿，并用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中发现的文献证据，与鲍罗廷相对证。这些证据证明，共产党员打算利用国民党来为其革命目标服务；特别反对小批共产党员分散在国民党各级组织的制度，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李大钊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保证，即共产党并非“党内之党”。给孙逸仙上书的请愿者，为国民党的未来担心。在与国民党的两个坚定分子张继和谢持辩论中，鲍罗廷明确指出，苏联的援助取决于共产党继续参加国民党。[38]
1924年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了上述问题，并发表声明，敦促党员们之间不要互相怀疑。孙博士在鲍罗廷建议下，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政治会议，以处理重大的政策问题；政治委员会由几名可靠的国民党领导人组成，任命鲍罗廷为该会的顾问。鲍罗廷对国民党内日益反共的浪潮感到不安，担心国民党左派和右派正在联合反共；但由于其担心中共会因此孤立而失去外界的支持，所以还不敢采取断然行动。[39]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也不甘屈服。中央委员会的陈独秀、蔡和森和毛泽东主张和国民党决裂。中央委员会甚至发出一份告所有区党委会和基层组织的秘密信，指示其准备与国民党决裂。[40]但鲍罗廷和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吴廷康，则坚持要继续调整，以便有助于两党的合作。
1924年8月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批准了政治委员会的决议，两党决裂的问题就暂时平息了下来。国民党中执委全会发表了《关于容共问题的指示》，认为共产党对无产阶级有特殊的责任，有其保守秘密的必要，告诫两党同志要互相合作来完成国民革命。[41]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国民党中新形成的左派来说，这是一个胜利。
另一个冲突的起因，是孙逸仙的军政府和贪得无厌的“客军”所征赋税的繁重，也与日益增多激进主义者的做法与社会冲突有关。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商界领袖们建立了商团作为对抗力量。当大元帅于1924年8月发现商人从欧洲进口大批武器时，下令予以没收；没收行动，由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在广州的海军舰只帮助下完成了。经过两个月无结果的讨价还价和一次流血冲突，孙博士命令所指挥的军队对商团实行镇压。军队于10月15日开始行动，采用纵火和掠夺，摧毁了广州大部分商业区。军队的这次行动，在国内外严重损害了孙博士在广州商界的声誉。[42]但在11月13日，这位59岁高龄的领袖离开广州，前往北京。由于冯玉祥于1924年10月23日发动对其上级吴佩孚的政变，孙逸仙争取当总统的希望又重新出现。
当1925年3月12日孙逸仙因癌症病逝时，许崇智将军指挥下的粤军，会同由蒋介石指挥的黄埔军校师生组成的两个党军教导团，对陈炯明及其支持者发动了征讨，史称之为第一次东征。在1925年的2、3、4三个月，东征军在得到云南和广西“客军”牵制性的配合下，旗开得胜，一路打到广东省的东边境，攻占了几个主要城市，缴获了大批装备，但未能把陈炯明的军队完全消灭。6月，东征军还师广州时，又放弃了大部分攻占的地方。东征军所以如此做法，主要是为了要对付已牢牢控制广州的滇军和桂军。[43]
东征的若干特征，预示了日后北伐情形。一个特征，是党军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良好纪律与高昂的士气；这些军人已彻底被灌输了三民主义教义的新观念，并在蒋介石将军制定严厉的“连坐法”[44]控制下作战。另一个特征，是先行于革命或随同革命军的宣传队，分发传单，向民众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以取得民众对革命的支持。其获得的效果极佳，农民为军队提供给养，充当侦察或信使，为革命军担任向导和搬运军火弹药，运送粮秣。如同后来的北伐一样，苏联军官担任军事顾问，参与制定战略，帮助运输和补给军粮，指引大炮射击火力。19名苏联军官因在南方的作战实践，熟悉了中国战争的实际情况，从此生气勃勃地进行工作，使革命力量更为有效地做好战斗准备。最后一个特征，是敌对方面存在对立和不团结；革命阵营的将领之间也出现摩擦，甚至在下级军官之间，有共产党员组织起来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对立[45]；其他的国民党军官之间也存在冲突和隐患。[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