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50部分在线阅读

1925年高涨的革命声势
孙逸仙博士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给其追随者留下一份遗嘱[47]；这份遗嘱是由汪精卫起草，领袖在辞世前一日病势垂危时签名的。在4月份，在中国所有的大城市，都举行悼念孙逸仙博士的纪念大会；纪念大会突出强调孙逸仙的革命目标。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办的上海大学[48]，积极地进行革命宣传，并鼓励学生投身于组织劳工工作。共产党领袖恢复强烈的反帝色彩，工人运动矛头指向上海的日资纺织厂。1925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全国约280名工会代表齐集广州，召开大会，并组成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总工会，目的是把所有工会组织起来，参加富有战斗精神的单一组织领导的国民革命，不过有许多反对共产党的工会拒不参加。总工会的26人执行委员会由共产党所控制，其主要工作人员也都是共产党员。[49]于是在上海的一家日本工厂的罢工，点燃了导致五卅惨案的导火线。
1925年5月15日，一群中国工人闯入暂时关闭的日本工厂，要求工作并捣毁了机器，日本的工厂卫兵向中国工人开了枪。工人领袖之一（是共产党员）中弹死亡。其他的工人领袖和上海大学的学生，立刻掀起了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宣传鼓动，定被枪杀的共产党员为烈士[50]，并要求释放在公共租界游行示威被捕的学生。新近成立而活动于该市非租界安全地带的工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人，用一切办法劝说那个工厂的工人坚持罢工。后来，示威者又提出另外一个问题。6月2日，外国纳税人将表决公共租界的四个章程，示威者反对租界内外国人为中国人制订规定；中国人不允许此规定对外国人特权加以扩大，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51]。
当5月30日星期六，上海地区八所大学和学院的学生在公共租界集合，进行反对不平等条约和反对中国军阀的宣传，要求租界当局释放被捕的6名学生时，看来并没有策划一场骚乱，也没有预料租界当局竟会开枪。公共租界的巡捕在其上级的命令下，企图阻止街上的学生示威，竟逮捕了拒绝停止游行的学生，于是立即发生了学生和参加游行示威的观众与租界警察的流血冲突。大批愤怒的群众涌向拘押学生的老闸巡捕房，原来该巡捕房储有军火武器。据后来对当时该巡捕房负责的巡官埃弗森调查和听审时的证词，埃弗森称其担心群众会冲进巡捕房。埃弗森为了阻止群众的行动，下令中国巡捕和锡克族巡捕，向愤怒的示威群众开枪。下午3时37分，巡捕开枪击毙4名在人行道上的中国人，还有多人受伤。后来查明，有8人中弹重伤死亡，其中有5人或6人为学生。这样一来，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关系，再也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
五卅惨案给了国民革命以巨大的推动力。沪上的社会名流和在沪的政治活动家，立即组织全市规模的抗议活动。到6月1日的星期一早上，抗议进而发展成为全市总罢工。进一步的骚乱又持续了数日，遭到租界巡捕的镇压后，又有10名中国人被击毙。随后，上海的万国商团和1300名来自五个列强[52]的海军陆战队员上街巡逻，公共租界简直成了一座兵营。中国的新闻界对惨案也作了详细报道，学生团体印发了无数的传单和漫画，并向其他城市发去电报和信函，号召各地支持罢工和反对帝国主义。至少有28个城市发生了群众性的游行示威。反对外国人的行动在镇江英租界爆发；在汉口的骚乱中，有更多的中国人被杀和受伤；在九江的骚乱中，日本和美国的领事馆被捣毁。捐款从全国各地汇往上海，华侨和苏联也不断地汇款到上海，来支持工人的罢工。在6月23日的广州惨案[53]中，数十名列队前进的中国人，遭到沙面租界的机枪扫射，更为增加中国人对列强在华特权的仇恨。由于旷日持久的罢工和抵制封锁，英国和其列强的政策因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五卅运动是一次全国性对列强的抗议运动，在全世界激起了反对旧的不平等条约的舆论谴责。
巩固南方革命根据地
广州对五卅惨案的反应是迟缓的，原因是在该地领导人处境危险。因为大部分党军[54]在东征取得成功后，正在广东东部重新部署，所以，广州市为杨希闵的滇军和刘震寰的桂军所控制。东征军虽计划回师广州，降服滇军和桂军。但一旦对滇、桂两军的战斗打响，革命军就不可能再去发动反对外国人的游行示威，因为杨、刘二人正在寻求外国的支持。
争夺广州的战斗从6月6日一直打到12日。东征部队回师，在6月8日占领了位于九龙通往广州的铁路沿线东南通道上的石龙。其他的国民革命军在西面和北面完成了对广州城的包围。6月12日，革命军主力攻打广州以北的炮台。同时一支由黄埔军校系着红领带学生率领的混合部队，从长岛渡江，在广州东面的东山登陆，投入战斗。两方的战斗，从东山到城西北的白云山一带展开，到了中午时分，粤军从河南岛渡江，对城区的敌军发动了进攻。到了下午3时，革命军获得全胜。刘震寰弃军逃到沙面的英租界，乘轮到了香港；过了两天，杨希闵也到了香港。[55]以加伦将军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在制定战略和监督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6]在这次战役中起领导作用的蒋介石，被任命为广州卫戍司令，很快控制了城市的混乱。此时，国民党已有可能建立控制广州财政的新政府，也有可能参加到鼓动席卷全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之中。
广州的局势一稳定下来，国民党领导人就开始着手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以代替曾为孙逸仙的中央机关大元帅大本营。在鲍罗廷的建议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于6月14日在广州开会，决定成立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属的九个部[57]，决定把所统属的军队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进行军事和财政管理的改革，使之武装和财政都归国民党所控制，所有机构都归国民党领导。国民政府委员会及与之平行的军事委员会，接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指导，实际上是受法令规定之外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指导。政治委员会由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伍朝枢和许崇智（在7月初进入政治委员会）组成。[58]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似乎在政治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实行很像古罗马时的“三执政官”[59]，三个委员会的主席都是汪精卫。广州市长伍朝枢。[60]谭延闿将军和许崇智将军也很突出；蒋介石虽然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校长和党军的指挥官，但在政治上还没有上升到重要地位。汪精卫地位的上升，显然是胡汉民地位的削弱。在孙逸仙逝世之后，胡汉民任代理大元帅，现在降为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又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61]国民政府在1925年7月1日宣布成立。
一个星期以前，6月23日悲剧性的“沙基惨案”，触发了长达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62]随着滇军和桂军的败走，广州的爱国者开始对上海的五州惨案，以及其他外国租界对游行示威的镇压，组织相应的抗议。劳工领袖前往香港，说服该地工会领袖参加预定在6月21日的罢工和封锁，并把广州作为香港罢工工人的避难所。由四个共产党员控制的香港工会，在此前已经罢工[63]，总工会指定时间，在广州沙面租界和香港同时罢工。香港的罢工工人涌进广州，总工会计划在6月23日进行一场大规模示威行动。忧惧交加的英、法租界当局担心租界会受到攻击，调集炮舰和海军陆战队来保卫租界。
6月23日中午，一次大规模反对不平等条约的集会后，秩序井然的中国人游行示威队伍穿过拥挤的广州街道，走近面对沙面岛的沿江大道。游行队伍由100多支队伍组成，包括工人、农民、商人、学童、童子军、大学生、黄埔军校学生的分队，以及党军、湘军和粤军。当游行队伍经过隔开中英双方小河上的一座桥时，英方派出守桥的重兵中却发出了枪声。究竟哪一方先开的枪，立即成了有争议的事。[64]在随之而来的密集对射中，沙面有一名外国人被击毙，有八九人受伤；但英、法一方的射击火力，至少击毙了52名中国人，有117人受伤，其中包括学生、各行业的平民百姓、军校学生和士兵。
广州人对英、法的屠杀行径怒不可遏，许多人叫嚷要进行战争，但军政当局极力平息群众的愤怒，以图阻止对租界的进攻。广州的政府当局对外国人采用经济战策略，再辅之以外交手段；支持香港中国工人的罢工（这对削弱这块殖民地只取得部分成功），支持停止与香港的一切贸易，抵制英国货物；在外交战线上，试图分化列强，集中力量对英国进行报复。这些措施持续实行了数月，直到1926年10月北伐进行时，经过中英双方多次谈判后，才得以结束。[65]广州推动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市民们团结起来作政府的后盾。各地的爱国学生涌向广州，许多人报考进入黄埔军校。广州城市充满了失业的罢工者。为了支持这些罢工者，虽有全国各地源源不断的捐款汇来，也有华侨和苏联的钱款寄来，但却耗尽了广州市的财政。由于强制停止中国商人与香港的广泛正常贸易，使之受到严重损失。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纠察队，严密地组织罢工工人，成为在革命运动中一支能左右一切的力量。因此，虽然罢工和封锁在一开始有助于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作用，但却分裂了领导集团。这些结果，导致了1927年4月在镇压广州“左”派组织时[66]，成为乱成一团的冲突的一部分。
内部的纷争与不和
流产的反革命
反革命分子在1925年8月20日暗杀了廖仲恺，表明其真实意图之所在。廖仲恺是孙逸仙联合苏联的热烈支持者，并主张革命要大力发动群众。在悲剧发生后，鲍罗廷立即提议组成一个全权处理这场危机的三人特别委员会。委员会由许崇智、汪精卫、蒋介石三人组成，鲍罗廷任顾问。调查揭露了一个阴谋，发现一批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和一些粤军将领，企图打倒广州政权中的激进分子。不到一个星期，许多嫌疑犯被逮捕，有的被处死，有的阴谋策划者已经逃走。蒋介石和鲍罗廷决定把胡汉民派到苏联去。在一个月内，蒋介石驱逐了粤军总司令兼国民政府军事部长的许崇智（许将军是蒋氏竞争的对手）。两名阻止苏联影响扩大的老资格国民党员林森和邹鲁，被派到北方去执行一项“外交使命”。这些人后来成为国民党内一个重要派别的领导人，一直反对当时仍留在广州的领导集团。[67]
这场危机还有另外的重要后果。汪精卫和蒋介石成了革命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在广州政府拥有最强的权势。支撑广州政府的军事力量，改组成国民革命军的5个军。[68]要把驻在广东根据地的粤军联合起来，确不是易事，因为这支部队分散驻在全省各地。但新组建的第四军，逐渐成为统一而具有战斗力的部队。另外，统一财政管理的工作，经过努力，也终于获得成功。[69]
从1925年10月到1926年1月底，改组后的国民革命军打了3次仗以后，才巩固了对广东的控制。到10月初，陈炯明重整旗鼓，率部由东面来威胁广州；同时熊克武率领的川军在西北方面，邓本殷和魏邦平率领的粤军在西南方面，威胁广州。由第一军和第四军的几个师，程潜率领的一支混合部队（即以后的第六军），参加了第二次东征，彻底击溃了陈炯明的联军。据在战场目击者切列帕诺夫的叙述，10月14日，第一军的第四团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和重大的牺牲，攻破了陈炯明号称坚不可摧的惠州要塞。切列帕诺夫并记述了共产党军官和党代表的英勇精神。[70]在以后的一系列战斗中，由蒋介石全面指挥的东征东军，攻占了前往汕头的沿途城镇。同时，程潜也率部切断了敌军往江西和福建的退路。[71]如同上一次的东征，政工人员动员民众支持，苏联的军事顾问为每支主力部队出谋划策。
地图13　20世纪20年代初的广东和
广西
也是在10月份，第二军和第三军把川军赶出广东北境。在东征结束前，第一军和第四军各派一部调往南线，在第二军和第三军帮助下，于12月下旬打败了魏邦平和邓本殷，并且往前推进，攻克了海南岛。因此，在北伐出师以前，国民革命军的大部分战斗人员都经受了战斗的考验，成为坚强的部队。
在国民党控制了广东以后，毗邻的广西省，该省的三位将军遂与广东相联合；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加入了国民党，允许国民党在广西区域进行工作。李宗仁等人统率的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在湘南指挥湘军一个师的唐生智，在1926年春就所部参加国民革命军事进行谈判成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这八个军在进行北伐时，是国民革命军的主力。总兵力约为15万人，不过其中只有10万人可以开到两广根据地以外去作战。[72]国民革命军虽仍是一支相当混杂的军队，但是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下，经过两年半的改组，在训练、装备、主义的灌输以及战斗经验方面，都得到了改进和提高。
国民党的两极分化
1925年夏季，戴季陶出版两本书[73]，对孙逸仙的哲学作保守性的解释，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74]戴季陶争辩说，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独有的学说，断言国民党是致力于国民革命唯一的政党；认为共产党员和其他不能无保留接受三民主义的人，应当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戴季陶实际上是要求结束容许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制度，指责共产党员是寄生的，挑起国民党领导人之间的冲突，说共产党正设法把非共产党员的人从国民党的岗位上拉下来，又吸收国民党员参加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戴季陶的朋友沈定一原来参加了共产党，此时转而反对共产党，于7月5日召开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会议，发表了响应戴季陶的学说，谴责阶级斗争的宣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将此文件印发其管辖下的党组织，并发出指示，禁止国民党员提倡阶级斗争。[75]
共产党迎击了这个挑战。共产党领袖陈独秀于8月30日发表了致戴季陶的公开信，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动机作了辩护，并警告说，戴季陶的著作正为反动派作宣传。[7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0月份在北京举行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关系的决议案。决议攻击戴季陶之流是主要的敌人，并再次强调联合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的策略。决议力图确定划分国民党员中左、右两派的标准，但又对左派的真正力量表示怀疑。[77]
一批老资格的国民党员于1925年11月在北京附近的西山，自称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78]实际上，此时的国民党，由于在广州正遵循着激进路线，已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无论是北京集团或广州的领袖，都不可能召集一次符合法定人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然而，在西山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四中全会”，决定把共产党赶出国民党，并宣称国民革命和阶级革命不能同时并举；宣布中止鲍罗廷与国民党的关系，解散没有党章根据的政治委员会，停止汪精卫的党籍6个月。西山会议派的这些决议，当然在广州方面没有约束性效力。为了报复，广州的国民党领袖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了一篇宣言，谴责邹鲁和谢持及其所领导的西山会议派。在一封公开信中，蒋介石为汪精卫、鲍罗廷和中共党员辩护。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建立了总部，夺取了当地党员的花名册，接管了《民国日报》作为机关报，并计划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79]
但是，广州的国民党领袖成功地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于1926年1月4日至19日在广州举行，到会正式代表253人。大会听取了关于党务工作的报告，其中包括谭平山关于党籍的报告。党员其实仍不足20万人，但谭平山报告称国内外共有党员50万人——这是夸大的。谭平山提到11个有正式党组织省份的每个省党员的粗略统计数字、5个省正在建立党组织和3个特别市[80]党员的大致数字，共计为183700名党员。但谭平山在报告中不得不略去上海和汉口的党员数字（因为该两地没有上报），也没提到军队中的党员数字，因为海军和广州警察中吸收的党员人数，都另建有特别支部。[81]
第二次代表大会约90名国民党代表（超过1/3），也是共产党员[82]，作为核心小组在大会中发挥作用。大会讨论了对持不同意见的保守分子的处罚和处罚方式。对此，出现了尖锐的不同意见，但到最后汪精卫的从宽呼吁——为了不致进一步使党分裂——为举手表决的大多数代表所通过。谢持和邹鲁被开除出党，其他12名参加西山会议的党员受书面警告，戴季陶被责令作悔过检讨。[83]作为对被西山会议派驱逐的鲍罗廷直接反应，第二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给鲍氏一封感谢信，并赠送一件刻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银杯。[84]
由于西山会议派的主要要求之一，是在国民党内清除鲍罗廷和共产党员，这样，分歧就不可避免了。实际情况的确表明，存在一股指责共产党员秘密活动的暗流，并暗含对这些共产党员能否最终忠实于国民党表示怀疑。几名共产党员的发言，激烈地为其党辩护。于是，这个问题又被搁置起来，决定由两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起开会，制订出一个解决办法[85]，但这个会议从来没有举行过。
左派的另一个胜利，是选举国民党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北京持不同政见的西山会议派，无一人重新当选。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36个席位中，共产党员赢得了7个席位（也可能是8席），在24个候补中执委席位中，共产党员赢得了6个席位，其比率稍高于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席位。只有两名共产党员赢得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席位，但第一届却没有。身份不确定的左派，赢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9个正式席位，3个候补席位；在中央监察委员会赢得两个席位。蒋介石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新委员，与汪精卫、谭延闿和胡汉民一样，也是得票最高的。胡汉民显然是一个潜在的右派领袖，因为在暗杀廖仲恺的阴谋中所起的可疑作用，所以仍流亡在苏联。胡汉民的全票当选，一定是事先做好安排的。[86]
向左转的最明显证据，是新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九人常务委员会（真正的执行机构）一事。常务委员会包括3名左派——汪精卫、陈公博和甘乃光，3名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和杨匏庵，以及蒋介石、谭延闿和胡汉民。[87]然而，在广州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领导人，只享受了两个月的胜利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