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51部分在线阅读

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化和共产党的渗透
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被有意识的政治化，使其成为有效的革命工具。这支武装力量在国民党的文职官员控制之下，官兵们被灌输以党的思想意识。控制军队的主要机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接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88]的指导），由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政治训练部以及较大部队的党代表。政治训练部模仿苏联中央政治管理局的模式，党代表相当于苏联红军中的政治委员。这套实施控制和思想灌输体系，是逐步建立起来的，最先始于1924年春天在黄埔军校建立之时；到1926年3月北伐开始前夕，在国民革命军大多数较大编制的部队中，都建立起政治工作系统。政治化部分代替了技术的现代化，同时也被视为控制一些对国民党忠诚有问题军官的有效手段。[89]
政治训练部是既用于控制，又用于教导灌输的工具，约在1925年6月成立，到10月份开始行使其职能。军事委员会经国民党政治会议[90]批准，任命部的领导。陈公博在1926年3月担任此职，不久就被替换。[91]当时一张组织表表明，约有29名军官在三个部门——总务、宣传和党务工作。军队中的实际工作，是通过党代表和政治部门进行的。政治训练部至少在理论上控制陆军中的军和独立师、海军局和空军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92]、总参谋部和军需处的党代表。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文化工作，都是在政治训练部指示下进行；发给高级党代表的指示，必须有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政治训练部领导签名。但是在政治训练部与高级党代表（大部分为老资格党员）之间，却存在着摩擦和冲突。中共党员周恩来是该部副主任，常常代理主任的工作。[93]
到1926年3月中旬，政治训练部为官兵制定了一个3个月的政治训练计划；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不识字的士兵编写读本，编写政治训练教科书[94]，发行了一份日刊《政治工作》简报，共发行1.8万份，发给大部分军官和政工人员；《政治工作》的编者是一名共产党员。中共的广州区委为该刊撰写一些富有特色的文章，以教育所有的政工人员，并由其教育全军官兵。为了协调各军、师政治部的出版工作，由这些部队的党代表组织委员会，计划出版16种小册子，其中有《教士兵什么，怎么教？》、《什么是“不平等条约”？》和《国民党总史》等5种已经付印。此外，其他的小册子、传单、书籍、杂志、情报、漫画、招贴等，也由不同机关大量发行。
党代表是国民革命军中的国民党政治监察人员和官方宣传员；到1926年3月，这个制度在所有陆军的军队、海军的舰只、中央的军事行政机关，都全部实行。《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第一条，规定党代表的职责，为进行革命精神教育，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严肃纪律性，开展三民主义教育。[95]党代表须对其部队的政治与士气的状况负责，并监督执行国民党的指示，指导党的核心组织工作以及开展所有的政治和文化工作。政工人员必须熟悉其部队的官兵，研究官兵的情况，努力纠正一切缺陷。党代表是有指挥权的军官，对党代表的命令也要像对部队指挥官的命令同样服从。在战斗中，各级党代表是英勇善战的模范；在战斗进行时，保护平民不受军队的骚扰，并与部队驻地的农会和工会建立联系。
党代表是独立指挥系统的一部分，与军事指挥系统是平行的，并不隶属于军事指挥系统。党代表要考察军官的忠诚；高级的党代表，由军事委员会向军部、师部、海军局、总参谋部以及其高层机关指派，并与军事指挥系统的同级军官共同行动。军事指挥官发布的命令，如无同级党代表的签署，则不能生效。一旦指挥官和党代表发生分歧时，党代表应签署向上级报告情况；如指挥官犯有某种不法行为，党代表应加以阻止，并立即向其上级及军事委员会主席报告。[96]党代表即“政委”，与军事指挥官同为一体，不可分割，不论在何时何处，都应共同工作，以求达到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统一中国的共同目标。
根据我们利用的基本材料（约至1926年3月）的苏联作者所掌握的情况，在国民革命军中共有876名政工人员，其中75％是中共党员或国民党左派。其附件之一，提到在国民革命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有241人，即超过已知的政工人员人数的1/4。已知有887名共产党员在陆军中任职，其中一半以上在第一军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当时6.5万名战斗士兵中也有一小部分。苏联军事顾问V.A.萨卡诺夫斯基（尼洛夫）在探讨3月20日的政变时指出，共产党政工人员担任了军队中大部分重要职务，指派其自己的人到不同的岗位，并且秘密执行各指挥所不知道的任务，这就引起了各级指挥官及非共产党政工人员的猜忌和愤怒。萨卡诺夫斯基报道，第一军的政治部主任[97]，该军各师的5名党代表中的4名[98]以及16名团的党代表中的5名，都是共产党员。[99]
按照《国民革命的政治工作》一文的苏联作者的说法，所有共产党员接到指示，向国民党组织渗透，并在其内部取得影响。当时流行这样的口号，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核心组的优秀成员。中共党员的这种渗透，特别是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关键领域的渗透，引起有些国民党领袖强烈的担心。而且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还在广州专门设立了军事部，指导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工作。军事部是一个秘密的小组织，指导军队中共产党核心小组的秘密工作，其成员均不为党员所知悉。人们甚至还揣测，军事部组织工农武装小分队，在秘密会社、地主武装以及其他武装集团建立核心小组，在铁路干线和重要水道组织核心小组，以破坏敌人的后方和平息反革命暴乱。那些以国民党身份为伪装而渗透到军队的俱乐部和学会——如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100]的共产党员，向共产党的上级组织报告任何与之有不利的活动。总之，共产党的用意，虽然现在还不能指挥国民革命军，但却要尽一切可能去影响其政治化。
这个秘密系统，究竟如何巧妙地瞒过了国民党领导集团，还不得而知。可是共产党在军队里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是不能完全隐瞒得住的。
北伐前共产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组织中国民众——工人、农民、士兵以及学生，并使这些群体激进化，为将来革命发展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共产党领导集团的意图，是既想控制民众组织，又要在党的队伍中输入无产阶级成员，使之自己成为一个大党。1925年10月，中共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通过一系列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就表明了这些意图。其中第二个决议案告诫说：
一方面是要集中和组织无产阶级，另一方面还要给他们以政治上的训练和教育，寻找着和农民结合的方法，及与一切民权主义分子联盟的正当道路。中国共产党为着要执行这种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职任，第一便要扩大自己的党——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知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101]
随后一年的突出标志，是扩大党及青年团的组织，在改变成员的社会成分上取得了巨大成就。1925年2月，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名为社会主义青年团。该年之初，团员还不到2500人；到1926年11月，已发展到12500人。在1925年5月30日以前，90％的团员为学生；但到当年9月份，学生团员只占49％；到1926年11月，学生团员只占35％，工人团员占40％，农民团员占5％。[102]由于1925年中期的革命高涨，共产党的组织也迅速得到发展；快到1926年年底时，原来几乎全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到此时已经改变了组成成分。据报道，其中60％被划为无产者，22％为知识分子，5％为农民，2％为士兵。[103]但是，这些比率可能把党和青年团都包括在内。
共产党员们都勤奋地工作，试图扩大其1925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大会由中共所控制，并组成了全国总工会。[104]到1926年5月，召开下一次大会时，在组成的一些工会会员人数，据说已由54万人发展到124.1万人。[105]但是由于遭受到镇压，许多工会已转入到地下。上海总工会在1925年7月28日宣布，在117个工厂中有21.8万名工会会员。这种工会会员的迅速发展，是6月爱国大罢工的结果；工人们由此知道只有通过工会才能得到罢工补贴。但也有工会纠察队胁迫和恫吓的情况。一年以后，上海总工会宣布，工会总部被强行关闭，有战斗经验的工人领袖刘少奇、李立三已在上一年9月被赶出上海；此后，只有4.3万名会员（另一报道说，1926年5月有8.1万名会员）。[106]尽管遭受这样的挫折，又有非共产党的工会和联合会的对立和反对，在五年工作以后，共产党内仍有许多有经验的劳工组织者，其中不少人是真正的无产者。[107]此外，广州的共产党员还在左右着指挥省港大罢工的罢工委员会，控制着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并且行使了司法和治安的某些权力。
1925年5月和1926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广东农民协会第一次和第二次大会期间，农民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1925年4月相当可靠的数字表明，广东省的94个县中，仅在22个县的557个村或乡，就有农会会员172185人。[108]一份关于1926年5月的详细报告表明，在66个县的4216个乡协会中，有会员626457人[109]，这仍占该省数百万农户很小的比率。始终由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生的积极组织，农民会员人数增加了将近四倍。从1924年7月到1925年12月，讲习所共办了五期，培养了478名农运骨干。[110]如果逐县把农民协会标在广东省地图上，似乎都集中在该省的东南（彭湃为领袖的海丰、陆丰、五华三县）、位于珠江三角洲广州附近的几个县（特别是顺德、东莞和香山三县），以及西北的广宁县（运动最初在该县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国民革命军未控制的地区，如东北地区，或最近新攻占的地区，西南地区，农民协会很少，会员也不多。理由很清楚，农民协会是社会革命的推动者，也是国民革命的工具。在国民革命军尚未到达的地区，农民协会是难以组织和维持的。
地方农民协会一再进行消除社会—经济不公的斗争，遂即与豪绅、地主和税收机关等地方的有权势者对立起来，这些权势者和机关往往拥有民团。组织得比较好的农民协会，有自己受过训练的武装自卫队。在农民与地主的斗争中，双方人员大量流血，而且互相进行恐吓和威胁。关于1926年前三个半月的164件冲突事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反对民团和“土豪劣绅”压迫的斗争；土匪的抢掠和杀戮；军队的骚扰和官吏的压迫；另有一些事件产生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原因。[111]共产党领导的声明强调，农民协会对国民革命军在广东的讨伐，对省港大罢工的封锁与抵制，都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总之，农民协会在进行阶级斗争，支持着革命。
1926年初期俄国人的作用
苏联和共产国际派人充当中国革命运动的顾问，并提供资金上的援助，试图驾驭中国革命，使之能够成功地打败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军阀（对此问题详细的论述，不属于本章范围，但对1926年初的概括报道，可能有助于说明事态的发展）。
苏联对中国革命活动给予资金援助的数量，至今仍秘不可知，在此只能提供一些似乎较可靠的证据为例。1923年3月，苏俄领导集团决定援助孙逸仙，投票决定提供200万中国元的财政援助。[112]鲍罗廷提供了黄埔军校创办经费的一部分，后来又告诉路易斯·费希尔，苏联政府拨出300万卢布（约合270万中国元），作为学校组建和开办费之用。[113]布留赫尔日记中的几段记载表明，1924年11月的按月资助为10万中国元。[114]1924年10月，伏罗夫斯基号运到广州的武器是赠送的，但1927年4月从北京苏联武官处查到的文件表明[115]，以后广州政府应该支付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运来武器和弹药费用。武官叶戈罗夫于1926年7月起草一份致加伦（布留赫尔）的电报，通知加伦，到（1925年）12月1日，提供给广州的军事给养已达250万卢布，必须立刻付款；以后广州的订单，只有在付给现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予以履行。[116]1924年8月，孙博士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苏联答应援助1000万元（粤币），不过当时只汇去3万元。[117]根据10月份来广州访问的孙博士密友马素报道，苏联还通过鲍罗廷在1924年每年资助国民党3.5万中国元。布留赫尔12月1日的日记指出，鲍罗廷还一直支付国民党军官的薪水，并资助党报和党刊。[118]
在1925年2月，中国工人在上海日本纱厂进行罢工时，《消息报》在3月3日报道说，“赤色职工国际”正支援工人3万卢布，并刊登了罢工委员会对援助感谢信的译文。[119]按照莫斯科报刊的报道，在爆炸性的五卅惨案以后，苏联一些工会迅速汇来14.8万卢布支援上海的中国罢工工人。[120]也许需要查看一下鲍罗廷的账本，究竟在1925—1926年持久罢工和抵制期间，为了支持住在广州的香港工人提供了多少钱款。因为在北京的突然搜查中发现了一份文件（提到1926年3月的罢工过程），说资金“部分由中国国内外的中国人和无产阶级捐助”[121]。在北方，苏联顾问训练和装备了冯玉祥将军的军队。根据冯玉祥签名的收据，1925年4月至1926年3月，苏联为其提供价值600多万卢布的武器和弹药。[122]现在还没有见到共产国际给予中国共产党可以核实的财政援助估计数。
金钱给苏联带来了影响力，但没带来绝对的权威。在华的苏联顾问，也遇到不少挫折和失意的事。在1925年下半年，中共党员人数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人数都有很大的增加，在组织从香港来的罢工工人和广东的农民运动方面都获得卓著的成绩。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在国民党内工作的约束，却有些不耐烦了。共产国际的领袖们不得不阻止共产党试图退出党内联盟。（[123]1926年3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坚持“国民党与共产党人的战斗联盟”；谴责中共在吸收工人时的“狭隘宗派主义观点”，而使组织发展缓慢；并对两种偏向提出警告：一种是“右倾主义”，即无原则的与一般民主民族运动合流；一种是“左的情绪”，即试图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而忘记了农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像1923年以来一样，坚持“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号召中共同志，“把农村中现有的一切农民组织，联合成为共同的革命中心……这些中心便能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反对军阀以及支持农村中半封建秩序的官僚、中介人和绅士”[124]。莫斯科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定这项任务，但在中国执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在中国，晚至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一次全会上承认，仅有120人负责党的工作，而当时中共至少需要355名领导人员。[125]
苏联当时在华北已大量投资，以期加强并争取国民军。国民军是由冯玉祥及其他一些将领，在1924年10月对吴佩孚发动政变后组成的。从1925年4月下旬开始，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开始与冯玉祥将军的国民第一军一起工作，到11月份，已有42名苏联人在冯将军的张家口根据地工作。这些苏联顾问虽未能接近冯将军（更谈不到控制冯玉祥来为苏联利益服务了），但均勤奋工作，通过建立各种技术学校来提高下级军官的素质；但终未取得如其同事在广州所取得的成就。1925年6月，43名苏联人抵达河南开封，与岳维峻指挥的国民第二军一起工作，但在各方面都遇到挫折，只有几个人留下来，看着岳军于1926年3月初在农村红枪会的攻击下而土崩瓦解。苏联顾问试图与国民第三军建立联系，但也没有成功，国民军第三军于1926年2月也崩溃了。
到1925年末，郭松龄推翻张作霖——苏联的敌人的失败，部分由于国民军支持不力（虽然在张家口的苏联顾问团18人协助冯玉祥进攻），部分由于满洲日军为保护张作霖而进行干预。于是冯玉祥下野，国民第一军将领撤到长城以北，避免和张作霖与东山再起的吴佩孚的联军交战。吴佩孚对于苏联，并不比张作霖更为友好。[126]在郭松龄叛离奉系时，张作霖从黑龙江调来援军，但中东铁路的苏联经理A.V.伊凡诺夫拒绝让军队不付费用而乘车通过。黑龙江的军队只有从另一条铁路南下，但在叛乱平息后，要强征几列火车返回哈尔滨。伊凡诺夫进行报复，关闭了长春至哈尔滨的一段铁路。伊凡诺夫于1926年1月22日被奉军逮捕，苏驻华大使加拉罕发出一份最后通牒，通过在奉天的谈判，问题才得到解决。张作霖此时完全了解在其盘踞的东北三省之北的苏联的力量，也了解苏联对其在国内敌人的援助。[127]
当年2月，在事件发生后不久，来自莫斯科以A.S.布勃诺夫为首的委员会，在北京研究华北和华南的苏联顾问的工作，同时调查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系列问题。委员会会见了加拉罕大使和武官叶戈罗夫，也会见了协助冯玉祥和在广州工作的顾问。虽是对冯玉祥是否会真正献身于革命感到不放心，但布勃诺夫和加拉罕仍决定继续对冯玉祥表示友好。[128]
当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129]，遂使国民第一军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紧张起来，并可能与苏联大使馆更加难处。这个事件，是由8个《辛丑条约》缔约国于3月16日递交段祺瑞执政府的一份最后通牒引起的。最后通牒要求清除其北京至上海的一切通讯障碍，以信守1901年的《辛丑条约》。次日，北京的民间组织及政治组织的代表，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拒绝最后通牒，但遭到驱逐，许多请愿者受了伤。3月18日上午，一次群众集会，通过了取消《辛丑条约》和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决议。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组织了重申两党基本目标的示威游行，约2000名示威者（其中有许多学生）浩浩荡荡地向执政府前进，但遭到政府卫兵的开枪射击，47名示威者中弹毙命，几乎与沙基惨案中被击毙的华人一样多。政府发出了缉拿5名著名国民党人的通缉令，其中之一是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几位被通缉的人，都隐藏起来，李大钊到苏联使馆避难。段祺瑞执政府是由冯玉祥的支持而幸存下来的。一名国民军将军是北京的卫戍司令和警察首领，但其人并未采取行动阻止这次屠杀。因此，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把这次事件归咎于国民军领导，并且发表一项决议，声明如不逮捕和惩办段祺瑞及其他高级官员，国民党断绝与国民军的友好关系。但这事并没有发生。[130]
在华南，苏联于1926年3月初增派使团，人数可能是50人或更多一些。6艘苏联船只定期往返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广州之间，运来汽油、武器和临时拆开的飞机。[131]军事代表团团长N.V.古比雪夫（“季山嘉”）接替了布留赫尔将军，但却与党军领袖和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关系很是紧张。
有些问题以及变化不定的局势，有助于解释苏联共产党关于中国与日本问题一项令人感兴趣的决议案。苏联共产党政治局一个专门委员会于1926年3月25日通过了这项决议案，一个星期后，政治局予以正式批准。[132]以利昂·托洛茨基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对中国国内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对1925年12月签订《洛迦诺公约》[133]后的帝国主义的各种力量得到巩固的危险，表示了严重的不安。委员会担心英国和日本可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革命和苏联。苏联需要一个持续的稳定时期，而中国革命也需要赢得时间。为了对付这些危险和保护苏联在满洲的利益，委员会决定，必须与日本和张作霖达成谅解，以保证日本和苏联在满洲的地位，必须“接受南满在近期仍由日本控制的事实”。这种妥协政策必须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认可。但鉴于中国对日本的仇恨，委员会认为要国、共两党接受这个方针是困难的。对于这种“与日本达成某种谅解”的方针，必须做谨慎的准备，使中国的各种革命力量，不会错误地解释成“为了解决苏日的政治关系，而牺牲中国的利益”。委员会认为，为了正确引导舆论，必须对中国报刊加强革命和反帝国主义影响。
如果让满洲成为自治区（委员会说，这是日本所希望的），苏联应使张作霖放弃“干涉中国其他地区的内部事务”；中东铁路应完全归苏联控制，虽然要用汉化的文化性措施作为掩饰。在与张作霖谈判时，苏联应鼓励张作霖保持良好而稳定的关系。苏联不会损害这种张、日关系；但明确指出，为了在对日关系中保持某种独立性，满洲政府与苏联也应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也是对满洲有利的。可以向张作霖指出，某些日本集团正准备用一位无能的将军取其而代之，“但是……当正常关系尚存在之时，我们认为没有理由让别人代替张作霖”。张作霖以后与日本达成协议的几个问题之一，是保护革命的蒙古不受张作霖的侵犯。
在与日本谈判之前，苏联应集中力量改善其与日本的关系，使之影响于日本的舆论。委员会酝酿一项可能的三边协议（苏联、日本和中国），但是，“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应该如此打好基础，使中国人不至于发现将中国被迫向日本作出的某些让步，解释成为我们参与对中国势力范围的划分”。应让左派人士知道，苏联对于容忍中国向日本帝国主义所作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换句话说，让步的容忍，是以中国革命运动免受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进攻为限度的。可能举行的联合谈判，将达到以下的目的：以某些让步为代价，在日本和英国之间打进一个楔子。
苏联公开宣布，完全同情中国群众为建立单一的独立政府而进行的斗争，但不考虑由苏联出兵进行干预的想法；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在实现统一的政府之前，苏联政府“试图与现存的所有中央和地方政府建立并保持信赖的关系”。因此，就南方而言，委员会认为如果人民军（国民军）不得不长期把地盘让给吴佩孚，那么，南方政府可以就势与吴佩孚达成一项协议，以便削弱吴佩孚对英国（中国独立的主要反对者和死敌）的依赖。这样做是有利的。应鼓励广州政府把地盘不仅看成是临时的革命滩头阵地，也应看成是一个需要稳定政府的国家。还应鼓励其集中全力于内部改革和防务。斯大林对批准的文字进行了补充，说广州政府应“断然放弃任何扩张性军事征战的思想，总的说，还应放弃会把帝国主义者推向军事干涉道路的任何活动”——反对蒋介石北伐计划的告诫。一张便笺指示驻巴黎的苏联大使，查明广州政府有无可能与法国妥协，是否会派代表去法国试探这种可能性。[134]
总之，一个研究这个时期中苏关系的专家，概括这份文件的主旨：苏联的策略“是要分裂帝国主义阵营，其手法是把英国作为排外行动主要目标加以孤立，并在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下收买日本”[135]。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广州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说明，苏联不能控制国民革命的方向。蒋介石3月20日突然行动的含意，莫斯科的领导集团到3月底显然还没有领会，或者至少没有影响其关心北方的基本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