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78部分在线阅读

华盛顿公告发表以后，中国的舆论被发动起来了，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运动，各商会和金融团体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这种由公众直接进行的外交活动，宛似一个没有统一政府的国家，也是在其政府代表的合法性引起争议时的最后一着。正是如此，1921年10月12日至17日，教育界和商会代表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时，蒋梦麟和余日章两位代表奉命去华盛顿表示“民意”[154]。这些区别于政府代表团的“国民”代表，主要是教师，但这两位国民代表和商界都有密切关系。蒋梦麟是一位钱庄主人的孙子，家里是上海钱庄的股东，在1918年和孙逸仙合作出版《中国的国际开发》一书时，对经济事业就发生了兴趣。余日章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也和实业界的领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作为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议董（在工部局中代表中国居民利益），和银行家宋汉章、陈光甫以及纱厂主穆藕初都有联系，都是亲密的同事。[155]
在华盛顿会议中，国民代表们虽是间接的，但却起了积极的作用，捍卫了中国在山东的主权，要求恢复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而这是金融团体和商会所特别强调的。华盛顿会议，部分实现了中国民族主义者所寄予的希望。无疑，这也是由于世界列强外交战略的互相冲突，才使中国国民外交获得这一成功的结果。“如果一只瞎眼的猫抓住一只老鼠，那完全是由于运气！”一位英国记者这样评论说。[156]但是，毕竟还是需要那只瞎眼的猫把爪子伸出去。中国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组织，表现了其存在和决心；正是在这一点上，才导致英美将外交赌注押在其身上。
实际上，华盛顿会议以后，在华的外交官和企业家的呼声也有所提高。“代表中国经济生活的人们，有责任直接参加中国的政治改组”——新任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爵士到北京就任时就作如是说。[157]而汇丰银行总裁A.O.兰则认为，“正是中国商界舆论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主要部分……将证明其在不久的将来是主要力量。”[158]太古洋行老板兼上海英国侨民组织的中国协会主席E.F.麦凯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159]这些呼声提出的根据，是各埠“所有”商人的利益都是一致的。要使经济发展陷于瘫痪的动乱停止，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能从中同样得到好处。中国商人有责任保证外国人所企盼的政治改革得以进行；这种改革的动力应来自中国社会内部，但也可有从外部加以援助。因此，外国人向中国商人发出的这些敦促，充满了各式各样提供援助的建议。《字林西报》社论作者建议，“一名具备良好资格的顾问，在商界的支持下，能够代表一个诚实的政府很快改组财政工作”[160]。而E.F.麦凯则预言，在清除了腐败的官僚以后，“商界将接管权力，必要时可以由外国顾问协助”[161]。
外国人正在精心策划一场政治运动，急于利用其潜在力量，动力似乎来自汉口。1922年11月，在该地曾开了一次万国公民大会，并且和正在该地举行全国联席会年会的中国各商会的代表取得联系。[162]双方就遣散军队和建立立宪政权方案达成了协议。资产阶级热烈欢迎这一政治上的合作，但极力否认其有建立“一个附属于他们（外国人）的封建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意图——这是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对其所作的指控。[163]“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系自动的而非被动的……系暂时的而非永久的。”[164]孙逸仙本人在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和平统一宣言》中，似乎也支持“和平之要，首在裁兵”的主张，认为可以“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筹划裁兵方案及经费”[165]。
英美外交政策所设想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的建议，意在推动中国资产阶级逐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角色；但其这一意图显得异常的不够成熟，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在当时，尚无力承担其外国老师梦想赋予的政治使命。
行动中的自由主义
要了解资产阶级在20世纪20年代所进行的，但又是失败的政治游戏，必须对其发展的环境进行深入的考察。不掌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心理的形成，不可避免要受到既定政权性质的制约。在中国当时，传统的观念和名流阶层已经衰落，却又未能引入新的自由予以填充。在这个失去了已经验证的组织形式的社会中，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已渐趋成熟的中国资产阶级，形势要求承担起各种责任。专制主义已不再与帝制或袁世凯的军事独裁有紧密的联系，但其仍然存在，并以军阀割据的形式出现。其为数之多，使之反对军阀者虽付出巨大代价后，所取得的胜利也完全没有意义。如果说资产阶级的参与常常表现为模棱两可，毫无章法，而且收效甚微，部分则为其在形成过程中所处之政治环境性质所决定。
军阀时代是毫无安全感和争权夺利的时代，每个社会集团都受到影响。处身在条约口岸外国租界的资产阶级，可以避免内地商人所受的抢掠和横征暴敛；但其经济活动是在地区交流的框架内发展的，因此，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可靠性也就每况愈下，并受到交通及货币混乱的直接不利影响。军阀混乱的冲击对半自给自足农业社会的影响，具有波及面较小的特点。如果一个村庄被一支路过的军队蹂躏，而相距不远的另一村庄就可能幸免。但是，这些社会动乱的扩散，尽管发生在广大的地区在受灾难波及之后，却可以不改变地区性和局部性的基本特点。这是一场分散灾难的积累。商人也和其他的人一样，要受到这些事件的损害，店铺被抢劫，仓库被焚毁；同时还要遭受发生于别处的混乱之苦，有时甚至是来自相距很远的地方。四川的战争对江苏的农民不会造成威胁，但却使上海的工厂主失去了一个重要市场。在20年代初，商业资产阶级的发展与繁荣，是直接有赖于中国国内和平与民族团结唯一的阶级。就这点而言，资产阶级可视为是反对和平与统一的军事独裁的直接牺牲品。
资产阶级所建议的政治上补救方案，各商会和金融团体所通过的决议，在企业界各种专业刊物的社论中都提了出来。而在许多方面，这些方案和社论紧跟《努力周报》所发表的思想；《努力周报》是胡适及其周围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新创办的刊物。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两个集团，都同样呼吁“好人”参政，寻求用专门技能来解决专门性“问题”，开出了“好人政府”的药方（也就是所谓“公开的政府”，必须将财政收支向全国公布），并要制订计划，使之能在保存个人主动精神的前提下，确定各个阶段的发展。[166]
这些彼此类似的观点，可以从各种个人的、家族的和组织的关系中得到解释，正是这些关系，才将城市的名流们联合在一起。例如1922年10月，教育联合会的代表和商会联合会的代表，在上海开“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共同拟定政治主张。[167]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将企业家们看作是胡适的信徒，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妨碍其发展经济的种种障碍，如军事独裁，财政混乱，官吏专横跋扈的认识，而独立获得自己的政治觉悟，不存在胡适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问题。外国的影响在胡适的政治思想中占主导地位，就排除了这样理解的可能性。但是这两股思潮——文化的和资产阶级的却一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的自由主义，经常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中异常的插曲。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卷入，自由主义才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
虽然《努力周报》的思想家们和商会中的实干家们，所采取的立场往往是完全相同的；在行动中，自由主义还是被歪曲了，或者说作了必要的修改。自由主义中国化最惹人注意的特点，就是其以捍卫地区的自由代替了捍卫个人自由。胡适与其友人由于受了西方模式的影响，主张保持个人的权利。企业家们则根据其共同的或各自的实践，将保护其社会集体不受政权的过分干涉，视此为高于一切的任务。但是由于接受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折中办法，将自治的愿望寄托在更加广泛的组织体系上，认为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最终保证自由的实现，其结果，就是从传统的“自治”主题转向“联省自治”。中央政权的式微，给了资产阶级重新规定其与国家关系的机会。资产阶级极力想打破多少世纪以来的恶性循环，即或企业自由和社会动乱并存，或政治稳定和经济剥削（或压迫）同在，这一直是设想任何新的国家结构仅有的选择。这样，在一段时期内，自治和联邦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实现其政治策略和阶级抱负的工具。
自1920年起，自治运动好像把基本上互相对立的支持者聚集到了一起，其中包括保守的名流和开明的士绅，或者是野心勃勃的军人，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商会。资产阶级力图利用自治运动来实现其互相矛盾的愿望，即自由与秩序。商人们鼓吹制定省宪，鼓励恢复地方政府机构，希望借此来加强自己的权力，以对抗来自政府或军事官僚机构的干涉。在这场运动中，首先受益的是非官方的乡绅；正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那样，商人阶层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此外，省或地方机构，看来特别适宜开展“职业主义”的活动。这个活动，正是当时从丁文江到武堉幹等自由主义思想家所鼓吹的[168]，部分是受约翰·杜威的行会社会主义的说教所启发。职业主义提倡将公共事务的责任，交给专家。“工匠、农艺师、教授和知识分子的政府万岁！劳动者的政府万岁！……打倒无所事事人的政府！”[169]《上海总商会月报》以论战的口吻重复了这一主题，主张“职业政治”，剥夺一切“无职业者”的公民权——指“贵族、军阀、官僚和政客”[170]。
大多数制定省宪的主张没有走得这么远。省宪在保护职业利益的同时，也给地方当局以广泛的经济权力，例如管理铁路、电话、电报，以及创办发行纸币的银行。[171]
资产阶级不只是希望通过自治从官僚主义下获得解放，希望按着自己的利益建立控制社会的有效体系。新近的研究强调，在自治的政府各机关和“里甲”型征税制度，或发展到“保甲”型保安制度之间的共存关系。[172]20世纪20年代初，商团的发展同样证明，企业界急于负责保障社会秩序的愿望。1916年，对这类团练组织作了严格规定；这是袁世凯1914年解散地方议会的结果，表明了官僚主义复辟。随着自治运动的发展，商人们要求放宽对团练组织的限制，“请政府允各商会自练商团而行自卫”[173]。汉口商会援引汉撒同盟[174]的先例，要求组织真正的城市联盟，并认为如果全国各城市能真正团结一致，商人将拥有极大之权力。[175]
虽然北京政权的衰落鼓励了自治的倾向，但商人们也遇到消极影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也没有办法引导经济现代化，因为经济现代化要加速前进的步伐，要求有统一的货币和关税制度。从各个商会提出要求中央发出命令、禁令、纠正错误等议案中，表现出其强而有力对国家的怀念。因而，即使是要求自治的同时，商人仍不肯放弃中央集权的好处；认为采用联邦制就能克服这一矛盾，完满的调节中央政权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知识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宪法知识的较量，不断地比较德国、奥地利和美国宪法的优劣。而上海总商会坚持市政管理和警察职能必须归地方当局负责，主张工矿企业不能由中央政府管辖，“不但因为这样会使工业本身的发展陷于瘫痪，而且还会使中央政府有可能将这些企业的权益抵押或出售”[176]。因此，资产阶级一方面害怕国家政权的专横行为，另一方面又感到自己不能没有这个政府。经过10年的篡权夺位和高压政策之后，资产阶级感到复兴1912年《临时约法》所建立的民国法律实体，是困难的。1921年10月，商业公团联合会支持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建议各省议会和各商业、各教育团体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负责决定政体，保证统一国家，遣散军队和改组财政。[177]
在1922年3月至9月国民议会开会期间，大会只限于提出一些宪法草案。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确都寄希望于吴佩孚将军。吴佩孚把1917年解散的旧国会议员，都召回到北京，似乎要以共和国法统的名义打出重新统一全国这张牌。可是1922年北京的政治春天太短了，不可能出现商界所企求的宪政复兴。重建地区自由和共和原则的努力，遂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在省一级，自治运动被善于投机取巧的武人所利用，成了变相的军阀割据。在国家一级，1923年10月10日颁布的宪法，则是中央集权和单一政府的胜利。
不过，这部流产的宪法，条文比其颁布时的形势更为重要。曹锟于1923年6月14日发动政变，解除黎元洪总统职务所引起的最后危机，葬送了这部宪法想要恢复民国的合法实体。为了解决这一全国性的危机，上海总商会想建立一个商人政权——其迅速以半喜剧半悲剧的方式而崩溃，说明中国资产阶级所起作用的局限性。
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非常会议，会上“宣布独立”[178]。脱离[179]，作为中国历史上表示反对的典型形式，一般是地区掌权者所采取的行动；从地理的观点来看，此种现象一般表现为混乱年代政治重心的突然转移。现在，像上海总商会这样一个既无地盘，又无军队的组织，竟然采用这种战略，未免令人感到吃惊。上海商界在和信誉扫地的民国合法政府断绝关系以后，又回到这样的看法，即中国政治要交回“人民手中”才能得到解决——就是召开国民会议。但商界不愿将这个会议扩大，让各方面的都市名流都参加；自行建立一个由70名委员组成的“民治委员会”来恢复“民主”，总商会的35名董事成了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这个商人政权，抛开了各省自治的庇护，又无任何宪法根据，实际是要求统治整个国家。
商会的这个胆大妄为的做法，引起了两位国民党员徐谦和杨铨的讽刺性批评说：“最可笑者，上海商会妄欲组织商人政府……若除商人外无人民者，又若除上海商人外无人民者……”“我国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识，每激于一时之热情，辄思有所振作，殊不知盲从妄作，根本已错……今日上海之商人政府，仅限于商会中会员……以之办理本商会范围内之事，固属甚宜；若谓其即可处理国事，宁非可笑？”[180]说来奇怪，唯一的鼓励来自毛泽东，支持其统一战线政策，说“上海商人……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进步的非常之快”[181]。曾经鼓励商人参与政治的美英外交官们，对事件的发展并不感到庆幸。《字林西报》讽刺商会要求军人不要干涉政治的做法，把商人比做伊索寓言中的老鼠，问道：“谁去给猫挂上铃铛呢？”[182]
商人政权的幻想，事实上很快就消失了。从8月起，上海总商会又开始和军阀们谈判维持当地和平的问题；民治委员会让位给一个反对苏浙两省战争的苏浙和平协会。[183]
商人们既无建立新的政权，只好进行谈判——如其一向所作的一样，和现在的当权者谈判。不过在黄金时代的那些年，传统的实用主义谈判，此时取得了新的意义；除了保护某些集团的利益外，还能通过对具体问题的逐步解决来保证其进步。在胡适的鼓吹下，这种主张被中国银行家所采纳，用来处理其与已衰弱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想借此迫使政府接受其主张，“在进步已不可能的局势下，总也需要采取某些步骤”[184]。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北京的中央政府的财政极为困难，又不能向外国贷款（受1920年新银行团协议的限制），中国银行家因之处于强势的有利地位。中国的新式银行被外国银行截断了向对外贸易提供贷款的渠道，又被旧式的钱庄堵死了向国内贸易网提供资金的通路，于是就利用政府增加国内借款的机会而获利。由于国家财政处境艰难，这种投资比表面上看起来往往更有利可图。利息实际上是按债券的面额计算的，而债券常常是以极高的贴现率取得的，利润与风险成正比：二者都很高，因为在政局混乱的情况下，公款的投资与兑现自然是非常危险的。
大多数从事这种业务的银行，不是具有官方的地位，就是和政界有某种关系。这些银行大都设在北京或天津，其董事和贷款人中，就有不少过去的总长或未来的总长，例如周自齐、王克敏、曹汝霖、叶恭绰。
北京的银行界和政界之间的关系微妙，可以利用交通系的活动来加以说明。人们会乍然以为自1920年以来，使银行家们和总长们分裂的对抗，只不过是掌握统治权的军事政治官僚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表现。[185]这样的分析也对，但不够全面，没有考虑到在银行家之间已发展至团结一致，以及其对政府的无能与错误的不满。
北京银行家协会体现了当地金融界的团结和力量，其在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中的影响，足可以与上海各银行的影响相抗衡。1920年12月6日，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警告政府称，如果想得到资金，就必须缩减军费开支，调整内债，改革币制。[186]用张嘉璈的话来说，银行家们的不妥协态度，只不过是“他们爱国心的表现”，“他们准备为任何有助于国家的公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187]。1921年1月成立的中国银行团，在政府同意为国家公共利益而工作的前提下，与其帮助政府的意愿是一致的。银行团随即拨给的款项，如车辆借款，沪造币厂借款，北京十月借款，都是在银行团成立后不久贷与的，并附有严格的条款；强制性规定改革币制和整理内债。政府同意银行团的要求，指派了一个币制改革委员会，并公布一个偿还长期贷款的计划。
银行界成为对北京政府高度警惕性的批评者，当时似乎成了代表国家更高利益的发言人。“这是一部分民众的主张——开始时，势必只能是一部分人对其统治者的主张，这就意味着民主……从财政繁荣和民主的立场来看，近来中国银行家们的发展应该受到赞扬。”[188]但是，为一切人而建立的控制，与为私人利益而建立的控制之间——即在民主与财阀统治之间的界限是非常不明确的。银行团在1922年贷款给梁士诒内阁时，就把自己的原则抛在脑后去了。在贷款合同中，银行家们获得了异常高的利率，放弃了对政府的控制而愿为其效劳，并把赌注押在政府身上。用来代替不彻底的自由主义，是不起作用的实用主义。
于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能力成了问题。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们，是不是应像那些失望的皮格梅隆，如外国批评家所指责的，认为是其缺乏主动性呢？还是真的“无力作出任何有效的与建设性的集体努力”[189]吗？真的“总是宁愿花钱而不愿承担起自己的责任”[190]吗？
无疑，资产阶级失败的原因，在于其政治上不成熟的反复无常，有时仓促行动而不能坚持到底。“在各商会中不乏远见卓识之士……但不能不令吾人引为焦虑者，即休会之后众人作鸟兽散……谁将为实现此未竟之业者？”[191]
这场失败还可以从所用的方法，所选择的目标，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些持久的因素来解释；方法就是妥协和谈判。商人们相信，其声明和通电能说服军阀放下武器。“谁会相信军阀们会充耳不闻，一如既往扩充军队呢。”[192]也有一部分人清楚地看到这种方法的现实，认为“与督办和政客们商谈解散军队……这无异于与虎谋皮”[193]。但是，这种战术本身，不正是与其所朝向的目标紧密相连的吗？这种战术不正是以此来寻求胜利，保证其为自由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这种战术不是已经成为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了吗？
在20年代的中国，实现自由主义的出路究竟如何呢？根据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理论——无论热衷于输出样板的美国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还是急于从中汲取灵感西化的精英人物胡适，都不承认这个理论，在精心设计的自治和议会程序的形式下，自由主义的政体只有在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中才能发挥作用。这里指的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在其内部具有最低限度的一致性，使不同利益的集团即使完全对立，也不致因其分歧而演变为暴力行为，也不致引起永久的社会分裂。认为自由主义对饱经内战及主权受到威胁的中国，所患病症的医治无能为力，还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些病症已十分严重，自由主义根本无法在中国扎根。
但是，1920年至1923年期间自由主义的努力，却不只是思想史的表现；其与城市社会的兴起同时，基础是大企业和现工业，而且集中在条约口岸。这个都市社会和广大的内地农业地区相比，虽享有较多的自治，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却不能离开内地而生存；但却又无力确保与内地结合成一个整体，更不能对其加以控制。事实上，将无数的市镇、村庄和农民的中国统一起来，并使之发展，不仅是自由主义，即使是中国化了的自由主义，也是无能为力的；需要自由主义之外的意识形态，就是官僚机构和军事力量。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其黄金时代虽然在经济上逐渐繁荣，始终都未能克服上述矛盾。
从经济危机到政治上的退让，1923—19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