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79部分在线阅读

1923年以后，经济奇迹的结束和革命运动的勃兴，使资产阶级越来越孤立。资产阶级和外国人的合作在瓜分利润时，本来已很困难；到经济危机袭来时，更变成殊死竞争。但是资产阶级即使退到反帝国主义的立场，却也不足以使其与激进的知识界或无产阶级结成同盟。这些人的革命民族主义的社会主张，对于雇用者来说，其危险性并不亚于竞争。资产阶级一方面在其外国伙伴已不再装出合作的样子时，不肯与之合作中妥协；另一方面又不会走上直接威胁到其切身利益的革命道路，而宁愿促使传统类型的国家权力的重建，即官僚主义和军事独裁的复辟。希望这样既能保证民族解放，又能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
经济危机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失败以后，经济危机又打破了其与外国进行合作的迷梦。华盛顿会议的精神消失了。1923年，西方列强在谴责日本对中国进行扩张政策的同时，仍然重申和日本保持团结。帝国主义侵略的恢复，粉碎了中国资产阶级寄托在外国人的“通情达理”和“良好愿望”之上的希望。
民族工业的危机
1920年以后，影响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的情况倒是比较良好；丝茶出口商由于外贸的阻碍而受到打击，出口总值由1919年的关银6.3亿两，降到1920年的5.4亿两。但是巨大的国内市场活力，阻止了危机的扩大和价格的下降；“本来供出口的货物，外国人不能购买，都在国内消费了”[194]。进口商也经历了同样的困难，无力提取已经订购的货物（灾难性的银价下跌，导致银两的相应贬值）。但和19世纪以来的多次投机风潮一样，条约口岸的市场只是受到震动，并没有引起崩溃。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仍然是工业还在蓬勃发展，并继续获得高额利润。可是在1923年，正当西方和日本市场开始出现转机时，中国却受到了打击。
困难在1920年秋季开始，当时棉价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波动，原棉价格上涨，而棉纱价格却下跌。1920年至1921年，由于气候恶劣，棉花歉收；而此时正在全速生产的中国棉纱厂对原棉消耗量，却从1918年的270万担增至1922年的630万担。[195]中国纱厂不得不进口越来越多的原棉（1922年达110万担，几乎占其总消耗量的1/3），因之而感受到世界范围价格上涨的影响。1920—1922年华北各省的饥荒，1922年吉林、四川、福建的内战，都减少了棉纱的销售量。1921年，纱厂每包棉纱尚可获得25两的平均利润，而到1923年，每包要亏损15两，许多纱厂都减产。安装一两年订购的纱锭增加了生产能力，但停工的机器数目也随之而增加。与此同时，日本的纱厂却继续日夜开工，付给股东们30％的红利，大多数英国纱厂也避开了这次危机。
竞争与控制
中国的实业家们对这次危机作过各种各样的分析，责怪是“市场不利”，“资金不足”，“固定资本比例太高”[196]，“长期负债”[197]，“经营缺乏远见”[198]，“红利过度膨胀”[199]。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的实业家们还是不同意英国商务参赞的意见，认为“日本和英国的纱厂所以能较好地经受住这场风暴，由于其管理较好和融资健全”[200]；并称：即使我们的技术和管理像外国人一样的好，我们也无法避开他们的竞争。[201]
在中国企业家看来，中国企业明显的弱点在于总的环境，即是受外人主宰的经济；而外国企业的优势，则在于其与世界各地强有力的联系。根据这一观点，中国民族工业的危机，主要是由日本造成的，日本的经济侵略是十足的殖民主义政策。
“我们的纺织业有一个敌人，也只有一个日本这个敌人。”[202]这个对日本的指控，不仅反映了日本对中国进行领土扩张和攫取政治权利的野心，也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对日本侵略引发的敌意。日本商人对中国市场超常的进攻，也引起了中国实业界的焦虑。自1918年至1924年，日本在华纱厂的纱锭增加了388％。[203]“他们（日本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中国。”[204]伴随日本在中国的工业投资，也染指中国纱厂的财政。在1917年至1922年间，中国纱厂所谈判的19项贷款中，有14项是由日本公司提供的。当1922年中国实业家们无力偿还债务时，日本的参与投资就变成了控制，1923年的华丰纱厂和1925年的宝成纱厂就是例子。[205]
使中国实业家们感到惊恐的，还不只是经济攻势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种攻势所采取的集中而系统的形式。实业家们从中觉察到不折不扣的“纺织政策”[206]，是一种将“吾国棉业扑灭则已”的“阴谋”[207]。他们谴责日本主宰和独占中国市场的野心。
1923年春天实行的原棉禁运，表明是中日实业家之间的一场力量的较量。原棉价格上涨，使中国纱厂主遇到了困难，于是要求完全禁止原棉出口。[208]当时，中国出口的全部棉花，几乎全由日本纱厂主收买（1923年出口97.4万担中的80.3万担）。[209]这些出口的原棉，只占中国全部产量的10％—13％，但这占全部商品棉的一半。日本遂夺走了中国纱厂传统的纺线和絮制衣，留给中国纱厂的原棉只有1/4。
虽然中国的分析家并非不知道棉花生产不足，由于工业化加速和世界棉价演变，在这次危机中所起的作用，但仍然认为禁止原棉出口是解决原棉价格上涨的关键。[210]毫无疑问，中国的分析家是正确的。即使禁止原棉出口，不能解决保持农业发展与工业化之间的平衡关系，也不能阻止设在中国的日本纱厂在本地市场购买棉花，但仍能在短期内减轻中国纱厂主们的困难。中国人自己也说，这是“暂时解救燃眉之急”，易于实施并可收速效。
华商纱厂联合会在1922年底提出禁止原棉出口的请求，得到北京政府的批准，并予以正式发布。[211]但日本对此提出抗议，并得到外交使团的支持；使团援引其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为据。面对“受惠国”的一致反对，中国政府只得于1923年5月取消这一禁令。[212]
这次为解救中国工业的燃眉之急而禁止棉花出口的尝试，引起了列强共同阵线的再度出现。当警报响起之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战胜了其彼此之间的分歧；美国也为日本保卫“条约权利”来帮腔。
危机加剧了经济竞争，使之政治上的合作越来越不可能。在1923年，许多外国观察家和侨民感到其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在恶化——认为这种关系太弱，也太死板，要求在华盛顿会议上制定的外交路线。除有其他原因外，有一事件引起了这次政策的转变。
合作进入了死胡同：1923年的临城事件
1923年5月6日，一列快车在山东省临城被土匪拦截，并绑架了许多乘客，其中有24名外国人。这一事件引发了舆论的评议，并触怒了外侨，要求恢复武力干涉的老政策。对于那些一直都批评“华盛顿错觉”的老中国通，认为这次事件为其提供了报复的机会，要求利用这次机会，外国政府应向中国提出尽可能严厉的要求。[213]
外交团于1923年8月10日提出，由所有列强（包括没有直接受事件影响的国家）签署的照会，要求在赔偿和罚款之外，再建立一支由外国军官指挥的特别铁路警察部队。[214]
事件的结果，又回到帝国主义最典型的做法。一系列其他事件——传教士被杀害，商人被绑架的清单上，又加了临城事件。在19世纪后半期，这类事件一直是列强军事和外交惩罚的导火线。
外国人信心十足，以为这一次旧传统的恢复，会得到中国资产阶级的谅解和支持。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是商人，都同样需要安全。商人知道必须团结一致，才能重建秩序。在上海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完全相信本地资产阶级的默契，其商会和侨民协会在加强外国人对中国的控制的共同纲领中，结论性的提到“中国主要商界和银行界都同意，他们对局势的混乱感到不满，只是自己不敢采取行动”[215]。
中国商人真的不敢采取行动吗？《北华捷报》责备其“巧妙的装聋作哑”[216]。但是，这恰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拒绝参与认为不合于其利益和尊严之举，甚至与其存在联系在一起吗？中国商人的确把临城事件视为国家耻辱，并竭尽一切可能帮助解决这次事件。各主要商会甚至派出代表，亲赴出事地点与绑匪进行谈判。事件固然可悲，但却不能证明因此就应该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
“敝会深信，各友邦与敝国均有多年之友好关系，必不致因地方之骚扰事件而遽损敝国之主权，致引起敝国民众有反应之行动。”[217]各行业组织和各商会由此更进一步采取攻势，将此次事件的责任，归咎于“各国银行及军械洋行……违反中国商民之公意，接纳中国任何方面之军人，予以助长内乱之借款与军械”[218]。
各商会和商人团体的行动，得到共产党人的称许，誉之为对“帝国主义助长中国内乱”有了认识。“我们号召商界的同志，重新走上革命民族主义的道路。”外国人采取强硬立场，并且拒绝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岂不是驱之其走向革命吗？资产阶级又怎能适应这两种势不两立的力量呢？但是又怎样能逃脱得了呢？
革命运动的兴起和资产阶级日趋孤立
1923年，孙逸仙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和“统一战线”政策逐步形成，给了革命运动以新的推动力，并在广州建立了根据地。工会主义也随之而兴起；1925年伟大的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及上一章所讲的北伐，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城市中，大批工人和知识分子协力支持革命。而资产阶级——既包括“旧制度的资产阶级”，也包括新企业家资产阶级却与之越来越疏远。五四运动时期使人们团结一致的民族主义口号，再也不能抑制当前各种社会与政治的对立。于是斗争迭起——在商会与孙逸仙之间，在商团军与国民革命军的军校学生之间，在工会与商会之间。
1923年秋季在广州发生的关余事件，导致了孙逸仙与列强之间的直接对抗。尽管数月前临城事件造成了紧张气氛，资产阶级还是拒绝支持孙逸仙的行动，因为孙氏选作挑战的领域，早已被资产阶级视为其独占的禁区。广州政府发起的攻势，实际上有使偿还内债的体制受到损害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