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254部分在线阅读

在执行法律方面，群众必须与他们的敌人划清界限，并使法律能为他们所理解。《婚姻法》和《劳动法》显然是为保护他们而设立的，而管制反革命活动的法律和法规则是为了捍卫苏维埃政权。[43]在运用群众路线方面，苏维埃政府不那么关心做得是否公正，而更关心看起来是否公正。因此审讯是在群众监督下公开进行的，同时教育并告诫群众。[44]不管苏维埃的司法制度可能有多少缺点，它恰给中共的主要敌人陈诚将军以深刻的印象：“它的力量在于它周密考虑排除个人感情。它的好处表现在很少出现贪污腐化的案件。”[45]
假定毛提出的群众路线已赢得党的领导人的赞同，那么其他苏区接着也会接受它，连同它的一切组织和机构。的确，在鄂豫皖苏维埃，动员群众的基本模式是相似的，与中央苏区相比，或许不那么注意经济工作，而更多注重解放妇女。[46]但是那里的领导人张国焘不那么相信重新分配土地作为唤起群众的一种手段的功效，而更相信红军保护群众工作的力量。所以他或许更多依靠强制，而较少依靠细致的说服；以致军事上的挫折常导致他的群众工作的崩溃。[47]张国焘的概念既然如此，他的群众路线就不同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根据极有限的材料判断，湘鄂西苏区在鲁莽而顽强的贺龙领导下，在1930—1931年间似乎曾建立起一个比较周密的群众组织的网络。他的苏区通过开展生产和垦荒运动及反对迷信、吸毒和赌博的运动来解决生产和社会福利问题。但是夏曦，28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似乎曾反对这种方法。[48]在别的更小的苏区，材料更为缺乏。人们所知的只是在东北的工厂里日本人对中国妇女的歧视，驱使她们投身游击队。而在海南岛，20世纪30年代早期有一支由冯增敏指挥的120名妇女的红色分遣队[49][50]——这一英雄事迹后来被改编为一个革命歌剧中的情节。
宗派主义和叛变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有过多次派别斗争，目的是试图控制革命进程的领导权。[51]从一开始党就建立在主要是师徒式的追随关系上，有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两个受人尊敬的人物。虽然未经小心考证和分析，但他们之间缺少合作是明显的，其原因可能在于理论上的差异和个人间的不和。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都坚信马克思主义，都在严酷的受迫害的情况下工作，但他们却并没有像其他一些早期党员那样干脆脱离党。从1927年起，整个革命形势出现了逆转。持不同意见的人得不到法律保护；他们只需经过一个屈辱而痛苦的过程，向国民党的警方或秘密警察自首，就能叛党，他们常常需要出卖以前的同志，但又难保自身的安全。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持反对意见的党员只要不脱党或叛变，往往采取宗派斗争的方式。
但是，如果认为只是出于怕报复才使党尽管有宗派主义仍能维持统一，那就低估了意识形态的力量。这些宗派主义者，无论意见多么分歧，仍然是共产主义者，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战斗。他们之间的决裂主要与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有关；个人的特性和追求权力是第二位的。除意识形态外，还有党的“铁的纪律”。的确，满怀阶级仇恨的共产主义者具有好斗的性格。然而，这只是其个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超过了追随关系的同志式的爱。那种认为冷酷无情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内宗派主义的观点不足以令人信服。[52]
极端的宗派主义通常是分裂或叛变的前兆，两者都包含思想上的再定向。分裂者可能从党内居主导地位的思想转变到另一种思想，如陈独秀和彭述之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而叛徒则看到了信仰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如李昂、龚楚和张国焘。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组织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因为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他认为1927年的溃败主要是共产国际的责任，而他赞同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批评。[53]1929年春，彭述之收到了托洛茨基的两篇文章：《中国革命的过去和未来》和《六大以后的中国革命》，他毫无保留地表示赞同。加上他早些时候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这导致他和陈独秀两人走向托洛茨基主义并反对中国共产党。[54]他们信仰的转变需要很大程度的理性上的诚实。[55]李昂却迥然不同。他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的措辞为其叛变行为辩解——他要始终站在真理一边，他要揭露共产主义运动的黑暗面和阴谋。他强烈反对“毛泽东的独裁”，说他“比希特勒更暴虐”[56]。龚楚是广西根据地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党处于革命最低潮时离开了党。除去他个人的不满以外，他的行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11年来从未为国家的独立、民主和繁荣而奋斗。与此相反，党却一直让人民遭受极大的苦难，远远背离了革命的宗旨。它只不过是苏联的“爪牙”，“大骗子”。1971年在香港《明报》月刊的另一系列文章中，他重复了他叛变的理由。[57]
分裂和叛变的过程未必拖得很长，通常从意见分歧开始。当这些分歧增强时，行动者的信仰体系本身瓦解，导致逐渐背离以前接受的思想，而他自身则经历一个否定并与同志疏远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分裂主义者需要一种可替代的思想信仰，而叛徒则必须找到一个生存的机会。如果这种转变是从比较连贯的逻辑上的思想转向不那么严谨的思想（如从共产主义转变为孙逸仙的“三民主义”），那么这种转变的理论基础可能是不恰当的，令人想到机会主义和十足的背信弃义。龚楚的例子很好说明了这一过程。他似乎难以让国民党确信他的真诚，因此国民党派他去破坏赣粤边界的一些红色游击队，甚至试图搜寻赣南的项英和陈毅。[58]其他的叛徒，如顾顺章、孔荷宠等，或者被国民党捕获，或者向国民党投降，几乎与思想无关。
张国焘既是一个分裂主义者，又是一个叛徒（关于他的分裂主义，见本章《苏区的毁灭》一节）。他于1936年12月2日，即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前10天抵达延安，当时他在1935年毛儿盖会议上提出的政策路线已彻底失败，他感到被疏远了，情绪消极。然后是1937
年2月和11月对他斗争（即“对张国焘的清算”）的公开羞辱。在这场斗争中，他被指控犯有各种可怕的反党罪行。在王明从莫斯科回国以前，张有一线希望与王明结盟反对毛泽东，但当王明回国并指控他“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工具”时，他对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完全失望了。这个党已不是他曾经帮助建立起来的党，也不是他所需要的党。
张国焘早期就对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苏维埃没有无产阶级基础，在性质上只是小资产阶级，所以苏维埃只不过是要求权力和占有地盘的一种借口，对国家的富强无益。[59]张从一种思想跳跃到另一种思想，他发现了民族主义和蒋介石。他赞同毛泽东的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十大纲领，但指责毛背叛了他自己的夺取政权和地域的原则。他认为毛只不过是“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叛徒”，而蒋在抗日战争中所作的努力应当无保留地得到支持，因为这场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蒋的统一中国的工作也应得到支持，因为它是反封建的。当张国焘从“左派白日梦”中猛醒过来，看到蒋介石完全符合反封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模式时，他对自己的转向问心无愧。根据党章，党员是可以自愿离党的；因此张认为既不存在出卖，也不存在变节的问题。在个人对党疏远和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之下，他对毛的敌视也不容否认。在他离开中国共产党整整30年之后，他仍怀着强烈的感情描绘他的这位老对手——“专横跋扈”、“不讲理达到野蛮的程度”、“狭隘”、“自私”、“目光短浅”、“冷酷”、“诡计多端”、“虚伪”，甚至“渴望成为中国的帝王”[60]。
农村苏维埃的创建
自第一次统一战线在1927年7月崩溃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一直是在中国农村建立避难所，在那里有可能继续进行革命，并有希望引导革命走向最后胜利。对一个被查禁和受迫害的党来说，似乎没有其他途径可供选择。这些避难所实际上是国中之国。它们的创建需要一支军队，这就是1927年4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儿戏般地提出三点意见的原因。这三点意见是：从华中向东推进，击败蒋介石；向南进军，夺取广州；或者加强湖北和湖南的革命力量。没有武装力量，这些目标都无法实现。[61]后来，到1927年5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才指示中国共产党为武装革命而策动兵变和组织工农武装。[62]这一思路发展成为共产国际7月举行起义的号召。
1927年的起义
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为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系列的起义：8月1日江西南昌起义，8月到10月主要在湖北和湖南的秋收暴动，12月广州公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起义都是第五次代表大会首次提出的三点意见的继续，是根据城市必须领导农村，决战必须在城市展开以及革命高潮正在来临等设想提出的。
为什么选择南昌？共产党人和亲共产党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在左派张发奎的军队中）的优势，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所组织的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地点选在南昌的原因。当时宁、汉分裂，南昌地处宁、汉之间，共产党人可能希望夺取这座重要城市以左右全局。[63]然而，南昌并非一座很重要的工业城市，不能提供无产阶级的基础，也没有农民参加。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参加起义的人大部分是受共产党影响的国民党军队及湖北和湖南的革命青年。[64]
尽管有人指责军队的训练和组织很差，又缺乏配合和群众支持，导致了起义的失败，然而在叶挺、贺龙和朱德领导下从南昌撤退的这支军队，却表现出后来成为红军特征的最初迹象。朱德的第25军由大量革命青年担任下级军官，[65]以连和排为单位分散开展政治宣传和没收土地。[66]叶挺和贺龙则在广东的潮汕地区实施他们的土地纲领，没收地主和公共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并将地租减少到不超过30%。[67]即使在这初期阶段，这些军队已不同于中国的其他军队。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8月7日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紧急会议——这种会议形式后来在1931年1月被“实干”派追究过。不能肯定党是否在理论上为共产国际的代表B.罗明纳兹及其继任者H.纽曼所说服。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其说是封建的，还不如说是以小型、分散的生产单位为主要特征的亚细亚方式的。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也是软弱和不团结的，完全没有能力领导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如果能得到外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它很有可能不间断地被直接推入社会主义阶段。[68]紧急会议后发布的《告全党同志书》，一方面拒绝承认土地革命是一种反封建的起义，但另一方面又断言中国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69]从现阶段向下一阶段的过渡被视为可能是不间断的。会议还强调了国家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反帝和反封建的斗争互相联结，使农民的参加成为绝对必要。按照这种观点，在没有有计划城市起义支持的情况下，1927年的秋收起义从农村向城市发动进攻，这与一星期前的南昌起义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它还提供了反抗国民党镇压的唯一可行的手段。[70]
“利用当年的收获季节强化阶级斗争”的秋收起义，旨在推翻国民党左派的武汉政府，以创建一个国中之国，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生存并继续进行革命。这次起义计划包括湘赣边界、鄂南、湘鄂边界、赣南、赣西北以及从海南到山东的其他地区。[71]战略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利用各种武装力量充当盾牌来保护并武装农民，夺取地方政权，将它转变为农民协会或改建为苏维埃，分配土地。这一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期望农民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战斗力量，使起义的成果得以保存和扩大，以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由于这种设想被证明是无效的，起义注定要失败。
地图5　30
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地区
然而，这并不是说农民，特别是山区的农民不准备起义。如果他们没有准备，其余的土地革命就无法解释，除非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巧合。起义失败也不是由于领导者有意轻视农民。例如，党中央和毛泽东都把工人和农民看作起义的主要力量。[72]这里有许多战略错误。党设想从农村进攻城市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军队从县城开始夺取大城市，然后推翻武汉政府只是几个月或几周的事。当党发现即使县城也在严密防守或顽强抵抗，难以被毛泽东和其他起义领导人下面混杂的队伍攻克时，它随即把它的目标向下调整到在井冈山这样的偏远农村地区，开展较为谨慎的和长期的游击战争。[73]毛泽东从失败的余烬上把他的部队整编为一个团（与鄂豫边区和湘西的同志们所能召集的相比，这部分兵力是庞大的），并重整旗鼓。直到1928年夏天，他才拥有包括一两座县城在内的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但仍依托山区地形以求安全。未来的鄂豫皖根据地直到1929年冬才夺取并保有第一座县城——商城，并且迟至李立三推行冒险主义的前夕才正式建立根据地。[74]贺龙在1927年底只带着8枝枪和20个党员返回他的故乡，直到1929年5月才集结到足够的追随者攻克两座县城。虽然政治局的11月会议承认这些战略错误，但它体会不到战斗在山区和丘陵的游击队领导人的孤独感和革命低潮感。在革命的这一阶段，如毛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你们　[指党中央]要求我们不要管军事，可同时又想要群众武装”[75]。这似乎表明当时党既缺乏军事行动经验，又过于犹豫不决，证实了毛在1938年所说的话，“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76]。
在群众工作方面也缺乏经验。关于应当在何时以及如何建立苏维埃式政府的讨论，似乎一直停留在下列准则上，如1927年的中国是否能与1905年的俄国（即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准备），或1917年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相比。湖南醴陵在秋收起义开始时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77]这个苏维埃以及以后的苏维埃大都是利用以士绅阶层——例如宗社、农村学校和民团——为中心的旧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有时甚至利用秘密会社。激进的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从受压制的城市回到本村，他们渗透到这些组织中去，既是为避难，也是为了进行鼓动。他们从这些组织得到了创建苏维埃根据地所需的人、武器和钱财。他们犯错误，并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到1927年底，在中国明显地出现了两股共产主义之流，即农村苏维埃和城市领导；前者必须接受后者领导，否则整个运动就会陷入中国农民起义的传统模式。由于农村苏维埃仍然弱小而不稳定，建立中央权威并不特别艰难。
瞿秋白和城市领导人一直认为革命高潮正在兴起，他们继续在江苏的宜兴和无锡、湖北的武汉、河北的南口和天津等地发动起义，结果都遭到惨败。[78]接着在1927年12月11日出现了广州公社。这次起义的背景是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表达——面对托洛茨基的批评，想用中国的胜利来证明他在那里的政策是正确的。叶剑英回忆说：“一个革命者必须找到前进的方向。”南昌起义失败后，广州似乎是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为敌人所吓倒，以及仍能在一个省取得胜利的唯一希望。[79]发动这样一次起义的决定实际上是在党中央的11月会议上作出的，但行动是由处于负责地位的人指挥的，这些人再次对张发奎的合作抱有几乎无法实现的希望。[80]广州起义失败后，攻占主要城市的企图被搁置起来，直到1930年夏李立三采取新的行动。革命显然处于低潮，不可能期望大的行动。
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
在接近1927年年底时，只采取了一些小规模的行动，包括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建立根据地，如井冈山、大别山、洪湖地区、川北和广西的左右江，在这些地方造反者可以安身和坚持斗争。[81]但是，革命者却不得不问：有建立根据地的必要吗？他们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吗？从偏僻山区的角度看，革命的前途是什么？
在井冈山苏维埃建立初期，毛就告诉他的战士们：
我们闹革命，光是跑来跑去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一个家，不然就很困难。有了这个家，就可以作为同敌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据地。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里练兵，发动群众，敌人来了，我们就靠这个家和敌人作战。我们以家为依托，不断向外发展，把我们四周的敌人一点点地吃掉、赶走，我们的日子慢慢地就好过了。[82]
事实上，从事建立根据地的红军战士和他们的党需要人和钱，这只能靠没收富人财产并分一些给穷人来取得。贫苦农民由于害怕报复，不愿参与土地和财产的没收和分配，除非红军的防卫强大到足以保护他们，并对新的财产制度采取永久性措施。一旦新制度建立，红色政权就能合法地征兵并向人民征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像军阀的辖区，但军阀保护豪绅而不保护贫苦农民。党希望通过建立一支能维护新财产制度和红色政权的足够强大的军队，进行社会和经济上的变革，以收到激发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忠诚的效果。毛泽东和其他少数像方志敏这样的人是相信这一战略的，而张国焘却认为农民是观潮派，而且只关心自身的生存；只有当红军取得胜利时，他们才会支持红军。按照张国焘的观点，发动农民完全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与土地政策无关。[83]
由于重新分配了土地，农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这来自另一消息和评论来源——掌握华中共产党人第一手情况的传教士和外国记者。早在1931年，《教务杂志》（一份首要传教士杂志）上一篇文章承认，这些共产党人“尽管不信神，却得到成百万农民和工人的支持”[84]。像《密勒氏评论报》（一份上海出版的美国杂志）那样的期刊曾在1933年和1934年全年报道过农民对共产党人的支持。[85]当共产党出发长征时，亚朋德和A.J.比林汉考察了共产党原先统治过的地区。在那里他们发现农民们喜欢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86]正是这种支持使红色政权在长征前得以生存，并使游击区在长征后得以保持。令人不解的是，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学者们普遍忽视了来自湖南、江西、福建以及受苏维埃运动影响的其他省份的外国传教士的报告。
建立根据地的基础工作一旦就绪，革命者必须在两个长期战略之间作出选择。第一个是放弃山区的小根据地，代之以在农村打游击，因为小根据地的经济资源难以满足大规模作战的需要。这一战略是通过宣传和经济混乱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直到游击队得以在全国范围起义中夺取政权。第二个战略是在根据地坚持下去，并在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同时，波浪式地向外扩大根据地。这一战略的目的在于有秩序地增强红色政权的势力，同时施惠于农民，并促进革命高潮的来临。[87]
按照类似井冈山的模式，沿中国南部和西部高原与北部和东部平原之间的丘陵地带，出现了鄂豫皖、湘鄂西以及其他少数几个苏维埃。这些地区有苏维埃存在，内战频繁，因此是军队的集结地，这意味着苏维埃的建立与农民的悲惨境遇之间的关联，对此应作细致而系统的研究。1910年至1920年间，这一地区的内战和军队集结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混乱，可能比中国的平原等地区更为严重。研究平原地区而不研究这一地区就得出结论说农民的悲惨境遇与造反的关系不大，无异于品尝白垩而把它当作奶酪。到1930年，13个左右苏维埃约有300个县在共产党不同程度控制或影响之下。那些没有建立苏维埃的游击队，如1929年7月至10月间在四川由邝继勋所领导的游击队，则销声匿迹，被人遗忘了。[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