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255部分在线阅读

富农问题
苏维埃着手没收土地并动员贫苦农民，这项任务通常由革命委员会或村和区苏维埃承担，这些组织最初都为来自城镇的知识分子所支配。[89]这一事实意味着缺乏政治经验的农民只起被动的作用，而党的基层组织有超越行政机构的倾向。[90]要农民打消他们的被动和怀疑态度，在正常情况下需要6个月的时间，首先他们涉足缺粮和征税等经济问题，然后才涉足诸如阶级斗争等政治活动。[91]一旦被动的障碍消除，土地革命就会帮助穷人把长期深藏的对富人的仇恨发泄出来，并激发他们更积极地参加军事和政治活动。调动农民的这种积极性是土地革命的实质所在。当时中共的理性思考对贫农的政治化和行动化重视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个嘲弄。党始终把它的注意力和热情贯注于城市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却陷入经济斗争的泥沼，要求更多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而这两种利益的政治意义都很有限。
中共的土地政策成为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权力之争的牺牲品。根据列宁对待富农的态度，根据俄国的经验，即富农对群众的剥削甚至比地主更加残酷和野蛮，共产国际于1929年6月20日指示中共对富农采取更为激烈的政策。因此，江西苏维埃于1930年2月通过了一部《土地法》，规定没收全部公共的、地主的和富农的土地；而1930
年5月召开的苏区代表大会（毛泽东未参加）提出没收富农出租给他人耕种的那部分土地。[92]
下到苏维埃一级，富农问题成为一个棘手的实际问题。当富农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便阻挠分配土地的工作。根据地与邻近城镇之间的贸易在他们手中，他们可能停业，给共产党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方面的经验在1928年12月井冈山《土地法》中有所反映。[93]后来在1929年4月兴国《土地法》中，对富农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态度。[94]可能出于同样的考虑，鄂豫皖苏区的富农直到1931年，仍保有他们的土地。不论湘鄂西或湘赣苏维埃都没有对富农实行严厉的政策。[95]
当28个布尔什维克取得党中央的权力时，富农问题变得尖锐起来。毛泽东所采取的遏制富农权势的方法，是在第一次分配土地时拿走富农的“剩余土地”（抽多补少），然后在第二次分配土地时再拿走富农的“好地”（抽肥补瘦），[96]而不违背平等的原则。但这一做法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受到严厉的批评。[97]1931年9月1日党中央的信指示他改变政策。诚然，富农问题在中央的阶级路线中构成了重要的一环。这条路线对动员贫苦大众是重要的。中央想做的是只给富农分坏地，而不考虑给地主以补偿。从理论上讲，毛并不认为所有的富农都是剥削者。他们可能是半个地主或半个资本家，但他们也可能仅仅是潜在的剥削者。[98]在另一方面，28个布尔什维克把富农定义为“在革命前出租部分土地，放高利贷和经常雇工”者。因此，很清楚他们是剥削者。[99]如果宽厚地对待他们，就模糊了阶级路线，或完全放弃了阶级斗争。[100]
拿走富农的部分“好地”与只给富农“坏地”之间的差别似乎微不足道。然而，有些事实却应引起注意。首先，苏区已扩大到包括市镇，苏维埃政府下的或合作社形式的贸易体制的成长，使富农在贸易中的作用急剧下降，他们的利益可能因动员群众而受到损害。第二，富农利用宗族关系来掩盖他们实际拥有的土地量，以阻止土地革命彻底实施。这在1933年查田运动期间很明显。第三，他们从孤儿、寡妇、老年人或年幼的人那里租到土地，因为他们家中有较多的强劳力，较多的耕畜、农具和流动资金。第四，通过谎报阶级成分，他们可能混入并控制贫农团、合作社和其他群众组织，使土地革命和动员群众在某些地方成为闹剧。[101]因此从1931年起新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接受了28个布尔什维克的阶级路线，只给富农分坏地，而没收他们多余的农具、牲畜和房屋。[102]这一新的反富农路线贯彻到何种程度无从查考。在鄂豫皖，张国焘接受了这一路线，并似乎大力推行了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931年11月举行）的政策。在他的苏维埃于1933年转移到四川北部以后，他和他的同志们加强了反对富农的运动。[103]在其他地方，这条新的路线只是半心半意地执行。[104]正是为了加速反对富农的斗争，发动了查田运动。
查田运动
确切地讲，很难说谁应对发动这场运动负责。对于这么一件重大的工作，说党中央未参与决策是不可思议的，而没有整个苏维埃政府机构的卷入，也难以相信这项决议能够执行。1933年党中央牢牢地掌握在28个布尔什维克手中，但没有人能肯定中央对基层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另一方面，在1934年以前，毛泽东在政府中仍居支配地位，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很可能，这场运动的开始是党的权力和毛泽东的威信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结合。[105]在1933年6月至9月间运动的第一阶段，显然毛泽东在负责。接着，在10月，党中央插手，宣布了新政策，使运动中断并搁置了一段时间，直到1934年1月至2月召开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此后，张闻天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接管了这一运动。[106]
这一运动开始时，正值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末期，军事形势对中国共产党有利，尽管缺粮已成为严重问题。自从1933年3月以来，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例如建立粮食调剂处，调查各县的粮食供应情况和禁止商人囤积谷物。[107]由于官员和干部的主要精力放在其他方面，苏维埃政府还鼓励群众帮助他们耕种他们的那份土地。[108]最后，政府发布了开展查田运动的命令。这一运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再次分配土地，[109]除非群众要求这样做；更确切地说，它是为了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查清尽可能多的人的阶级出身。[110]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查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分子，同时提高群众的热情以加强苏区对即将来临的第五次围剿的防御能力。以贫农团为例，在某些地区贫农团徒有其名，而在其他地区，在开展这一运动前，甚至未组织过贫农团。[111]
阶级成分的划分显然是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特别在确定谁是富农，谁是富裕中农的时候。按照毛泽东在1933年6月29日所下的定义：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要的。[112]
人们可以想象，如此复杂的定义是难以运用的。事实上1933年8月8日党中央的第二个决议指出了该定义造成的混乱。[113]随后，人民委员部承担责任讨论土地斗争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富农被重新定为其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的15%。依据这一新定义，有必要重新调查和重新划分阶级。仅胜利一县，[114]3125户中就有1512户从地主或富农改为中农或贫农；这样，调查阶级出身蜕化为计算阶级出身。形势极为混乱。[115]
如果毛泽东的统计是可信的，这一运动到1933年9月已成功地收回能生产307539担粮食的土地[116]（在江西的某些地方是通过粮食产量来计量土地的），并没收价值606916元的财产。他还报告说，某些县1932年到1933年的粮食产量增加了15%—20%。[117]为了对这些数字有适当的认识，请注意苏维埃政府在1933年7月发行了300万元公债，在1933—1934年间发行了1000万元货币，并在1933年7月向人民借谷60万担。[118]查田运动作为一种经济措施，不能被描绘成一项新的成功。
1934年1月重新开始查田运动时，目的已不再以经济为主了，甚至也不是为了红军的粮食供应，而是政治性的。它成为一场反对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一场反对地主和富农的红色恐怖。[119]直到中央苏区崩溃，运动就是这样进行的。
红军
如毛泽东所说，边区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120]。但自秋收起义失败，随后于赴井冈山途中在三湾改编了他的部队后，毛泽东同其他的边区创建者一样，统率着由激进的知识分子担任政治军官的前国民党官兵。在井冈山，这些雇佣兵中又混进了地痞流氓（或游民分子），他们都是出色的战士，但完全不守纪律，也不知道革命的政治目的。贫苦农民则持观望态度，不愿参与他们正在做的事。[121]
1928年4月，朱德和他的追随者来到；他们也是以前国民党的部队。事实上，在1928年和1929年，国民党军队的叛兵似乎成了红军补充新兵的一个重要来源。首先，国民党军队薪饷少并受到军官的虐待；其次，国民党军官间的妒忌和倾轧常常被共产党人利用。[122]1928年7月，两个国民党军官，彭德怀和黄公略，带着他们的部队投奔毛泽东。一年后，罗炳辉的部队在吉安，邝继勋的部队在四川，相继发动兵变。[123]然而到1930年，农民们表现出愿意参军，其中有些甚至被提升为军官。[124]可能这是第四方面军中级军官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读书写字的原因。[125]1934年春第一方面军的阶级成分表明，30%是工人，而68%是农民，后者的大多数（不少于77%）来自中央苏区本身，而国民党的逃兵和叛兵不超过4%。[126]
红军与军阀和国民党军队的不同之处在于优先考虑政治训练。由毛泽东起草的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中列举的许多错误倾向能被概括为：缺乏纪律，不了解革命的政治目的以及不知道红军的任务——作战、筹款和动员群众。政治训练要求红军建立一种双重的组织体制，分别负责战略指挥和政治工作。就在红军提出成立士兵委员会的同时，蒋介石废除了他军队中的政治代表，这真是一种巧合。士兵委员会在红军中是保证实行民主的一项措施，使士兵不致受到上级像牲口一般地对待。[127]红军也有政治军官，但他们的职责没有明确规定过，因此直到古田会议时他们的职责还没有得到确切的叙述。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帮助红军发动群众和建立新政权。[128]除此之外，党代表还在每个班建立党小组并在每个连建立党支部，因为毛坚持在军队中党员和非党员的最佳比率必须是1∶3。事实上，这一比率在1934年是28%对70%。[129]指挥系统和政治系统是分开的，有独立的经费和相似的等级制度；他们之间有完善的联络渠道。在政治系统内部，1931年2月建立的总政治部既控制各级政治军官，也控制各级党代表（当时称为政治委员），但政治委员地位常在同级政治军官之上。[130]在两个系统中，规定的薪水并没有区别。军队中的每一个人，不论其级别如何，都领取相同的薪金，并过着相同的生活。[131]在战斗和维持治安时，军队得到赤卫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支援。[132]经过如此训练的军队自然与同时期内其他中国军队大不相同。除1930年12月的富田事件——在那次事件中一支红军哗变并受到镇压，几百人被处死——外，红军从未自相残杀；也极少感到需要平息农民对它的敌意。由于党掌握一切意识形态上的职权，而政治军官掌握财权，红军常常受党的控制。它是一支得到群众支持的政治化的军队。
群众路线渗透于红军之中，这支军队被反复提醒要遵守毛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此士兵们不会背离他们为之战斗的群众。他们对人民进行宣传并保护人民，还帮助生产性劳动。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巩固了同人民的关系，因此他们能得到敌人活动的可靠情报；而在战败时他们能依靠群众安全地隐蔽起来。1934年10月第一方面军出发长征后，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只有小规模游击队被留下来骚扰国民党军队。[133]
根据各种估计，红军在李立三领导下组织得比原先好，在1930年约有5万人。1931年增加到10万人以上，1932年增至20万人，1933年增至50万人。在1930年李立三冒险路线前后，红军曾进行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整编。那年夏天前，军队被改编为军团；此后，又建立了方面军。虽然在1935年7—8月重新整编，方面军一直延续到改编为1937年辖3个师的八路军以及1938年的新四军。[134]
寻找一种战略
红军创建于1927年革命处于低潮之时，被看成是中共夺取政权，甚至促使革命“高潮”在不远的将来到来的重要工具，但是在1928年六大的政治决议中，没有地方提到军事斗争当时已成为斗争的中心形式，也没有提到军队是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认为下一次高潮的到来依靠一系列外部和内部的因素，也许这些因素比军人更重要。
斯大林新造的词语“革命高潮”尽管含糊不清，但有“左”的倾向。承认革命进入低潮，而不同时宣称它会再次上升，在强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情况下相当于“取消主义”。根据六大决议的精神，下次革命高潮到来之时，即工人运动扩大其规模、增加其强度，帝国主义威胁太平洋和平，中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更加残酷，以及红军进行的游击战进一步发展之日。[135]决议反复强调中国革命形势的不平衡性，限定不同地区、社会不同部分不平衡地上升到高潮。只要革命形势依然是不平衡的，全国范围的革命形势就不存在。至于高潮何时升起，淹没部分地区还是全国，谁也不能准确预料。
李立三路线
1929年下半年频繁的内战使国民党内派系纠纷恶化，而美国华尔街金融市场的崩溃给共产国际提供理由，认为中国的民族危机正在“加深”，并指责中共“比起群众不满情绪底增长还是落后”[136]。若把这一点解释为共产国际号召采取行动，那就错了；[137]然而，这确实鼓励了李立三摆脱他早期的悲观主义，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他继续制定他的军事战略，形成了所谓李立三路线的核心。到1930年初夏，共产国际断定中国的革命高潮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尽管仍然是不平衡的，“事变发展的趋向是：最近将来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份”。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应该为迫在眉睫的解放战争作准备，而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138]
受到共产国际模棱两可指示的激励，李立三开始利用国外日益恶化的经济萧条和国内的军事混乱。他深受鼓舞，甚至走得更远，断言革命的成果并不决定于有关的政治力量，而决定于所要完成的任务。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并实行领导之后，革命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就可以开始。“在过渡之前，并不需要等待夺取全国的胜利。如果这样做，就是犯了右倾错误。”[139]1930年6月11日中共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决议，即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号召首先的胜利并不意味保卫中共占领的一省或数省的长期战争。除东北和西南外，夺取一个或数个“重要省份”，包括关键的行政和工业城市，将不可避免地威胁中央政府的安全并引起政府与造反者之间的一场殊死决斗，直到交战双方中的一方被消灭为止。[140]因此，长期的地方割据是不可能的；因此，形势上的不平衡很快就会平衡起来。当时李立三的问题不在于否定不平衡；对他来说，问题是多久才能把不平衡变为平衡。毕竟1930年6月或7月共产国际的信确实提到最近将来的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并且提到中国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会比当年俄国快。[141]共产国际对形势的估计和它的政策建议的含混，这一方面反映了共产国际缺乏清晰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允许李立三有自行解释的充分余地。[142]
确实，李立三在1928年夏天当权以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曾约束自己没有给苏区领导人发出军事方面的指示。[143]这或许是因为刚开始领导时他仍对革命前途抱有悲观情绪。直到1929年下半年，他才开始制定自己的军事战略。[144]他坚持城市的领导权，而把单独依赖红军夺取胜利的观点斥为“严重错误”[145]，他认为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这一目标是在六大通过的）的关键在于大城市工人的斗争，同时由红军、农民起义和国民党军队的兵变来支持。工人斗争的爆发标志着革命形势趋于成熟。换言之，1930年2月李想象工人将开始罢工和武装起义，同时红军向城市进军给他们以支持。[146]一旦取得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不平衡的形势很快会变成足以使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平衡。在李的这一阶段的战略计划中，目标城市是武汉，这一计划表现为1930年4月3日给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一封信，这封信指示红四军沿赣江向沿江城市九江进发，并夺取它。[147]
红军的支持作用不是通过开展游击战，而是通过进攻大城市和破坏国民党军队的运输线来实现。按照1930年6月11日的政治局决议，红军要占领长沙、南昌、九江、沙市和黄陂等行政中心和中等城市，最后攻打武汉。[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