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344部分在线阅读

[6]同上书，第612页。
[7]《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卷，第381页。在中国别的地方投降的120万日本军的武器和装备大部分归于政府军。
[8]《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卷，第596—604页。
[9]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七十概述》，第232—233页。李宗仁后来说他提出的不要派兵到东北的意见未被重视（《李宗仁回忆录》，第435页）。
[10]赫尔利最初对外交官员的责备是在他的辞职信中提出的，重印于《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卷，第581—584页；又《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第722—744页。关于这一不光彩事件的现在可以利用的著作有：柯乐博：《目击者和我》；小约翰·佩顿·戴维斯：《落后的龙》；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小E.J.卡恩：《中国通》；加里·梅：《代人受过的中国通》；谢伟思：《亚美论集》；罗斯·Y.柯恩：《美国政治中的援华院外活动集团》；和斯坦利·D.巴克拉克：《百万委员会：“援华院外活动集团”政治，1953—1971年》。又见肯尼思·W.雷亚和约翰·C.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报告，1946—1949年》。
[11]莱曼·P.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1945年12月至1947年1月》第1卷，第353—354页；《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第358页。
[12]关于1946年1月10日停战协定的谈判，见《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9卷，第1—130页。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及其产生的协议的破坏，同上书，第131—177、177—341页；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第1卷，第8—68页；张君劢：《中国第三势力》，第142—222页；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317—345、375—381页。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的英译文载《中国的政府与政治》附录D。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46年3月全体会议的决议和新闻报道。载《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卷，第610—621、634—639页。
[13]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第1卷，第49—63页。
[14]柯乐博：《20世纪的中国》，第267—271页；莱昂内尔·M.蔡辛：《共产党征服中国，1945—1949年内战史》，第77—82页。
[15]约翰·鲁宾逊·比尔：《马歇尔在中国》，第330页。
[16]关于最近出版的专著提到这种看法，见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国民党中国的衰落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1949—1950年》，载多萝西·博格等编：《不确定的年代》，第63页；以及同一作者：《屈辱的模式》。
[17]《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卷，第225—229、311—312页；又《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第527—721页各处；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第429—430页。
[18]《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10卷，第735页。
[19]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年3月8日，第3页。
[20]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3卷，第544页。
[21]《和平日报》，上海，1946年11月13日。
[22]乔治·H.克尔：《被出卖的台湾》各处。
[23]《中美日报》，上海，1945年11月20日；又《时事新报》，重庆，1945年9月12日；《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9月12日；《大公报》，重庆，1945年9月11日。
[24]《密勒氏评论报：每月报道》1947年1月31日，第13页。
[25]事例见刘长胜等：《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工人：上海工人运动历史研究资料之二》各处。
[26]《新闻报》1946年6月12日；《时事新报》1946年6月14日；《大公报》1946年6月19日；《文汇报》1946年7月9日。四报均在上海出版。
[27]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72—73、350—352页。
[28]《大公报》，上海；《中华时报》，上海，1948年11月2日。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357—360页；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172—202页。
[29]《大公报》，上海；1946年8月30日；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第63—65页；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年》，第244页。
[30]国民党CC系头领陈立夫在同鲍大可谈话时发表了这种看法（鲍大可：《共产党接管前夕之中国》，第50页）。
[31]关于校场口事件由谁负责的一般为人所接受的看法，见约翰F.梅尔比：《天命》，第88—89页。关于国民党右派对校场口事件的说法，见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第4卷，第1585—1587页。
[32]钱端升：《军人跋扈的中国政府》，香港《时代批评》，1947年6月16日，第2—3页。关于后来基于同样假设的学术论述，见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年》。
[33]伍启元：《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观察》1946年9月7日，第3—4页。
[34]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观察》1947年10月25日，第5页。
[35]储安平：《中国的政局》，第6页；张东荪：《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观察》1947年4月5日，第7页；周锺岐：《论革命》，《观察》1947年1月25日，第10页；余才友：《论今天的学生》，《观察》1948年4月24日，第18页。
[36]毛泽东：《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0页。
[37]黎玉：《论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
[38]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229—277页。
[39]毛泽东：《三个月总结》，《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8页。《五四指示》直到80年代初才发表，并证实是刘少奇起草的。
[40]徐运北：《参军运动简报》，载《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69—74页。
[41]这一战时支援工作的要点根据日本投降后对山东解放区立即公布的三个布告：《山东省人民自卫队战时勤务动员办法》（1945年8月17日），《战时人民紧急动员告要》（1945
年8月18日）和《民兵县大队工作告要》，均载《山东省政府及山东军区公布之各种条例纲要办法汇编》，第18—26、40—42页。
[42]例如新华社延安1946年11月9日电（译文载《参考消息》1946年11月10日）和新华社发法新社记者西德尼·里顿伯格1946年12月5日电（译文载《参考消息》1946
年12月6日）。
[43]《宋任穷同志6月15日在中央局党校关于政治工作的报告》，第1—2页；以及编入《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69—70、55、63—64页上的几个报告。农民要留在新分到的土地上的愿望也在周立波关于东北土改的小说《暴风骤雨》中得到着重描写。
[44]李振阳：《嘉济边游击区土改的几点体会》，《工作通讯》第32期（游击战争专号），第15页。
[45]《关于贯彻耕者有其田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载《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