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70部分在线阅读

相对地说，中国合作化的完成，远比苏联合作化顺利，但是除了公开的叛乱外，几乎俄国所发生的一切农民抵制形式——退社、减少生产性投资和活动的水平、屠杀牲畜、散布谣言——都在中国出现了，虽然程度较轻。
各种不同的因素解释了这种较顺利的过渡。有意识地朝着渐进主义和缓和社会紧张形势的方向修正苏联的做法，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农村有纪律的党组织也是关键的因素，苏联在合作化时这种组织力量要薄弱得多，甚或根本不存在。县一级的坚强的党委会有能力组织大批工作队并指导村的根本变革。尤其重要的是中共在村内的存在。到1955年初，全部乡的70%有党支部，到年底则达到了90%。
这种农村精英的基础是土改时期涌现的干部。除了这个基础，还从以下两种人中吸收新干部：合作化运动时期的积极分子，吸收的过程在1955年加强，并且日益集中吸收贫农；复员军人，当解放军在1954—1955年加强了现代化的措施时，就有可能使用这些人了。反复实行培训计划和向这支农村干部力量灌输社会主义的原则也同样重要。虽然在土改结束时存在干部寻求独立耕作生活的明显倾向，但这种倾向被不断加强的努力——设法把一切官方任务与社会主义改造的观念联系起来——所遏制。决不能让农村的领导结构像苏联在20年代所发生的那样完全受小农生产的支配。
中国规划取得相对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精心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不但给大多数农民带来好处，而且也使全体农民除了合作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信用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以及粮食和其他主要商品的计划购销，都日益限制了富农的私有经济机会，并把经济资源优先纳入合作部门的渠道，从而增加了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吸引力。
政策的制定明确地着眼于保护在1955年中期以前常常在农业生产合作中占支配地位的相对富裕并有生产能力的中农的利益。除此之外，基本的宣传要求是强调提高生活水平，强调官方政策总的能力至少能避免生活水平的下降，尽管在1953—1954年的情况是由丰收到歉收，这就使农民有相当理由指望从农业生产合作社取得物质的成果。当1955年中期在丰收的背景下发动合作化“高潮”时，中共政权已在土改时期建立起来的经济方面的可信性仍在为它起作用。
在土地改革及合作化初期，行政压力、公式化的号召、强制和物质成果已经取得显著成绩，这几方面的有力结合在“高潮”时期开始发挥作用。物质利益这时日益集中在贫农身上，以致使较为富裕的中农受到损失，这种情况与前一个阶段明显地不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取消土地分红，意味着经济资源在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直接转移；由于较穷的人占绝大多数（估计占农民的60%—70%），一个要求变革的强大的利益集团形成了。公式化的号召仍然与繁荣的诺言紧紧联系在一起，结果对穷人特别有吸引力，不过即使在这个集团内，那些犹豫不决的人也常常是被迫成群地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生活较富裕的中农施加往往近似于强制的压力，对包括某些富农在内的“反革命分子”使用了逮捕和群众斗争等形式进行彻底的强制。
在这一切活动中，干部仍然是响应这类压力的动力。按照1955年晚期的吸收干部办法而越来越多地从贫农中产生的村领导，同时也是各种教育活动的对象、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压力的承受者和地方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转变不但使干部像较贫困的农民那样受益，而且减轻了他们的行政任务，因为他们再也不用计算制造不和的土地红利了。这种转变通过削弱中农还加强了贫农的政治支配地位。有着这个被高度激发起来的主要集团，有着大多数有理由指望取得物质收益的农民以及在严密的控制下处于不利地位但还没有受到消灭威胁的集团，迅速的集体化证明是势不可挡的。
现代部门的改造和第一次跃进
到1955年秋，合作化取得重大进展的日益明显的迹象容许毛泽东及其同事将他们的一部分注意力转向对工商业的改造。“三反”和“五反”运动是在土地改革基本成功后才开展的。与此相似，随着广大的、难以控制的农村这时正在向社会主义迅速迈进，党的领导人感到在现代部门中使用他们巨大的势力的时机已经来临。在此之前，关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速度的争论与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速度的争论相似。
有些人认为需要向前推进以利于中央的计划工作，而另一些人则力主谨慎，理由是条件尚未成熟，过于匆忙的社会主义化将破坏生产和压垮国家初步的计划能力。但是在1955年秋，出现了全面的一致意见，即现代部门的社会主义化必须与合作化保持一致。虽然在1955年年中，社会主义化的工商业远远走在合作化的前面，但第一个五年计划只号召到计划终了时“较大部分”的私营工商业采用某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这方面，它的目标是温和的。
但从10月底到1月，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接见一些著名的资本家，表面上征求他们的意见，其实是为了加深他们对加快改造步伐的必要性的认识。在这些接见中，毛泽东如同他对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态度一样，警告不要过分冒进，甚至宣称他比陈云更加谨慎，但是被邀请的工商业家仍旧抓住了这个本质性的启示，很快保证支持加速的规划。在这些保证的基础上，订出了到1957年底完全改造成公私合营企业的新目标。
以后发生的一切与超额完成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目标的情况相似，但其形式甚至更加令人吃惊。陈云组织了几次省领导人的会议，以推动实现新的目标，但他很快被另一个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彭真的行动所超过。在12月，彭真订出1956年底是北京完成目标的期限；在1月份的头10天中改造完成。其他城市也不愿表现落后，到1月底，所有大城市中心的改造过程已经基本完成。很明显，像这样极为迅速的改造是肤浅的。它不是一种能使国家控制经营的精心准备工作中的一个规定的过程，而等于正式宣布所有制的改变而对人员或内部组织不作任何改变。为了避免破坏生产，国务院在2月初期下令，现存的经营活动在改造后的6个月内不变。接收存货和经济改组的实际工作是逐步进行的，并且深深地依靠私人资本家，他们的技能在干部依然严重短缺的现代部门中仍是需要的。
虽然从农业扩大到工商业的迅速的社会主义化是预料得到的，但是在毛泽东寻求经济建设的“跃进”时，出现了一个不那么能够预料的发展。在12月，毛泽东攻击了广泛的工作中的“右的保守思想”：“现在的问题……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50]在1955年后期和1956年初期，毛泽东显然看到了机会，可以像攻击社会主义改造的落后状态那样攻击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状态。尽管毛泽东继续提出防止“左的冒险主义”和“右的保守主义”的警告，但在他的7月讲话到1955年底的这段时期内，毛泽东的思想出现了朝激进主义方向的微妙转变。[51]这在他对一部论述合作化的著作的按语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他宣称：“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如果“六万万穷棒子……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52]
毛泽东在越来越多的问题面前，将很快从这种高度乐观的立场后退，但在当时，在最高层的领导圈子内几乎没有值得注意的反对迹象。不管是因为对社会主义化的进展有真正的热情，还是因为不愿意对一个意志坚决的党主席进行挑战，其他领导人都参加了大力推进中国第一次“跃进”的活动。
在1955年11月，毛泽东就具体政策，提出了若干旨在提高农业生产的长期措施，这些措施作为1956—1967年的12年农业发展纲要的草案而在1月份被扩充和批准。这个纲要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其中包括农业产量增加100%到140%，而毛泽东在前一个秋季曾对此表示过怀疑。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规定农民劳动力和农村的财政资源应起主要的作用。但是纲要还特别强调科学和技术的投入以及物质刺激。在实现这个纲要时，与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相同的现象出现了——下级单位大大地提高纲要草案的目标，并且开始以盲目的、破坏性的方式来贯彻纲要的各项措施。与此相似的是，在毛泽东要求取得“多，快，好，省”这一结果的口号的推动下，各级官员都提高了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指标，以便提前一年努力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不同的工业部把它们1956年的指标提高了25%或更多；周恩来提出粮食生产增加9%，作为这一年的最低目标；而有些乡领导号召粮食增产40%。这也导致了经济失调，因为行政制度再度证明自己对上面压力的反应太敏感了。由“高潮”和“跃进”引起的这些失调和其他问题很快迫使领导层去注意它们，于是对它们的处理就成了随之而来的调整时期的特征。
调整新的社会主义制度，1956—1957年
1956年初期出现的新方针建立在对中国基本情况的再估计之上。根据毛泽东1月份的说法，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引起了“政治形势的根本变化”。[53]这种看法（在1957年下半年有了改变）反映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关心。由于生产手段这时主要由国营或集体单位所掌握，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已经基本上决定。
许多有关的主张都来自这一分析。首先，虽然阶级斗争决没有被消灭，但在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的敌人不再掌握重要的经济手段，阶级冲突将明显地缓和，于是毛泽东在一年后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54]其次，这种形势要求党的重点应基本上转到经济发展方面。毛泽东在1月份发动跃进时概括了这种新形势：“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55]但是这个新的重点不仅仅是经济推动的产物；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在跃进运动被放弃后，党的八大确定经济的落后是“主要矛盾”的中心。
第三个主张是，在新修改的统一战线中可以把最广泛的社会力量集结起来，以支持发展的努力。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口号下，领导集团不仅设法争取社会中态度暖昧的社会成分的支持，而且鼓励一切集团创造性地投入，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投入，这些人具有现代化所迫切需要的技能。最后，社会主义的胜利意味着一个不可避免地具有缺点和冲突——毛泽东称之为“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制度的建立。根据这个观点，社会的紧张状态主要表现为合法的利益差异，党的任务是在完善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同时，转变为调停不同的经济部门和社会集团的要求。
这些情况中的一个主要的创新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新政策。在1955年，通过召开提出他们问题的座谈会和奖励最杰出的科学家，党采取了争取知识分子支持的步骤，但这些措施在反对反革命分子运动的背景下因打击了诸如文学理论家胡风等人而受到了损害。但是在1956年，在更放松的政治气氛中继续采取接近知识分子的行动；政治气氛的放松部分地是受到从1955年后期开始的苏联对待知识分子态度解冻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受到社会主义改造后阶级斗争减弱的假设的影响。
1956年1月，周恩来在促进经济跃进的背景下对新政策做了重要说明，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5月的讲话中又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周恩来主张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和资源，更快地提升和更容易地参加中国共产党，而陆定一则解释了毛泽东的新口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按照陆定一的说法，自由谈论和独立思考是避免学术上的停滞所必需的，对知识生活强加教条主义的束缚是与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立的。
进一步的措施是大力维护在1949年被吸收进入统一战线的小民主党派的地位。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下，这些由知识分子、前国民党官员和工商业者组成的党派被敦促去批评政府的表现和发展自己的成员和组织。尽管气氛更加宽松，但所有这些措施都因以下几点而受到限制：重申党的领导的原则，号召知识分子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坚持对像胡风那样的持不同政见的人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结果，在整个1956年，大部分知识分子谨慎地响应，不过仍有足够尖锐的批评致使许多干部采取了阻碍的态度，尽管最高领导大力推动这项新的计划。
对待知识分子的新政策持续到了1957年中期，但经济跃进与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步伐一起，到1956年春末造成了一系列需要作制度调整和政策纠偏的问题。到这时，中央的官员逐渐认识到了整个经济中的种种失调和计划混乱的现象，认识到了农民对实现农业纲要草案浪费力量和对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僵化所流露的失望。从1956年4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57年夏，党在一个称之为“反冒进”的计划中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坚持现实的指标，强调计划工作的协调性和产品的质量，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框架内部扩大农民私人生产的范围，重建有限度的农村自由市场，缩小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严厉批评农业生产合作社干部强制性的工作方法——来对付这些问题。这个计划的主要制定者是周恩来和陈云，而党内领导经济的官员的广泛支持很快就形成了。
毛泽东则远不是那样热心。虽然他无疑同意计划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增加对农民的物质刺激），并在最初接受了遏制过头行为的必要性，但到1956年中期，他显然因收缩措施终止了生产跃进而感到苦恼。尽管如此，毛泽东并不想对新的计划提出异议，而是在那些他自己认为是缺乏能力的领域同意他的同事的观点。在采取这个行动时，毛泽东坚持了在1949—1957年时期他通常遵循的一致性的作风，但他仍怀有怀疑和遗憾的心情，这种情绪在发动“大跃进”时将起关键性的作用。
修改苏联模式
当中共领导人为新形势制定政策时，他们开始以一种更自觉的批判态度审查苏联模式。在此以前，毛泽东及其助手已经对苏联的榜样做了重要的改变，并且发出了使苏联的经验适合中国国情的一般号召，但他们并没有在公开场合或在内部报告中细谈苏联的缺点或中共的创新。的确，毛泽东晚至1956年1月仍公开表示中共不过是在苏联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发展，“我们现在讲”的，并没有什么新的观点和理论”。[56]但是到那时，对苏联模式的系统检查已在进行，这将很快地导致对苏联体制的缺陷进行鲜明而尖锐的批判。
这一切都将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中苏关系趋于紧张的背景中发展起来，但这种紧张关系并非导致对模式的复查的根本原因。总之，在整个1956年和195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着重点仍放在向苏联学习，但是以一种摒弃苏联实践的落后面的有高度选择性的方式去学习。
苏联是在远比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的工业基础上起步的，可是只达到了似乎有点缓慢的发展速度，对这个事实的逐步加深的了解显然为重新评价苏联模式创造了条件。这个活动包括政治局与34个中央经济部门领导人的几次讨论，并导致毛泽东在1956年4月做了他的最重要的讲话之一：《论十大关系》。如同毛泽东在后来所说的那样，这次讲话是根据前几个月讨论得出的总的结论，因此不仅仅代表毛泽东的个人观点，它“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这条路线]原则和苏联相似，但有我们的一套内容”。[57]虽然在提苏联的缺点时涉及的范围相当广，但是在诸如农业等领域，中国的实践一直有自己的特色。在毛泽东号召调整现行做法的一些领域，所提的变革也是温和的，并且保留了苏式的制度结构和经济战略。
中心的问题是以重工业为一方，以轻工业和农业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的投资比重。毛泽东攻击了苏联过于着重重工业的做法，但是又重申了对重工业对投放资金的要求是首位的，只要求“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58]这一点在1956年6月的确做到了，当时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从8∶1略为减到7∶1；9月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的建议稍为增加了农业投资，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相比，从7%增加到10%。
《论十大关系》的另一个主要关心的事项是经济管理：“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59]在这里，毛泽东也是谨慎的：他号召更多地与地方商量，在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要进一步调查问题。这里所设想的是一种摆脱垂直的部的控制而向“双重领导”形式的转移，在这种形式中权力由部和大区当局分享，但关于实行的方法，没有明确说明。
国务院后来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怎样限制过分的集中，而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的各项建议把更多的建设项目划给了地方当局。此外有人还提出了反对过分集中的其他办法，这些办法强调间接计划（只作参考的标准）和市场机制的使用。在这个方面，陈云在1956年9月的八大上提出了一些建议，在以后的几个月，对加强企业自主和在市场进行有选择的采购的方法进行了试验。但是在1957年1月，国务院决定计划分配的基本形式将在这一年继续实行，因为任何改变都需要解决复杂的行政问题，并且无疑还有许多经济计划工作者反对。与此相似的是，尽管在整个1957年经济杂志上出现了关于分散方法的热烈争论，但在那一年秋季前没有作出重大的决定。
在关于怎样修改苏式管理方法的整个辩论中，当时苏联的发展是一个促进因素，指出这一点很重要。苏联在1955年中期已经采取了自己的分散措施，苏联经济学家关于必须克服中央计划工作的各种僵硬弊病的观点对中国的争论的主要参与者有重要的影响。的确，甚至在中共远不像经济计划工作那样取法于苏联模式的领域，苏联的改革也起着有影响的作用。例如，党领导人在最初采用了苏联的拖拉机站作为扩大农业机械化的方法。这些拖拉机站是订立合同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服务的独立实体，有许多不足之处，在工作时常常与合作社发生矛盾。1956年春当政治局委员康生代表中共参加东德党代表大会时，对苏联和东欧拖拉机站的缺陷的批评，和苏联把拖拉机直接交由集体农庄管理的试验已在进行。这个问题在那次大会上被广泛地讨论，康生回国后不久就立刻在中国进行调查。由此导致了11月的批判性的报告、1957年替代办法的试验和1958年终于把农业机械直接交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这一年，拖拉机站在苏联被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