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72部分在线阅读

在这些和其他事情上如此毫无顾忌地大转弯，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其最后的结果便是消除可能存在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之间的任何分歧。随着他对知识分子幻想的破灭，毛泽东坚决主张加强党的控制来下台阶。
对批评者的反击采取“反右运动”的形式。这次运动的调子是防御性的。它试图反驳知识分子在春天提出的论点和恢复对主要进行“鸣放”的城市组织的控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知识分子对党的高压工作方法的批评，党在进行“反右运动”的同时采取了组织措施，特别是把可靠的党干部调到文教单位担任领导，结果是与“百花运动”以前的情况相比，党的控制大为增强。运动本身的主要对象是民主党派的领导成员。这些人因在春天提出的温和观点，曾被学生批评者们尖锐地贬为“谨小慎微的老人”，可是这时他们被指责阴谋推翻政权。他们受到了报刊猛烈的攻击，参加了大规模的斗争会，并且被迫作出可怜的交代；可是到了1958年后期和1959年，大部分人在民主党派中恢复原职，这表示对他们的最苛刻的指控没有被认真看待。
然而，这些指控可以用作给运动定调子的有用象征，从7月中起，运动一般在知识分子的组织中物色“右派”。虽然非党知识分子是主要对象，但那些在春季为其专业利益而不是为党的利益直言的党员知识分子也小规模地受到迫害。对中国知识分子总的冲击是破坏性的：总共约有55万人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斗争期间的心理压力造成了大批自杀事件，并且大规模地对这些人进行劳动改造。在毛泽东死后，运动的严酷已被视为一个“扩大阶级斗争范围”的大错误，也许全部“右派”的98%是被错划的[69]（进一步的讨论见第五章）。
运动的严厉性不应掩盖以下的事实，即在1957年中，领导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没有转为完全否定。在大力避免完全疏远知识分子时，党为运动所定的指导方针是，只有一小批知识分子是右派，主张采用总的宽大的处理方法。这反映出一个没有中断的信念，即知识分子尽管思想落后，但在中国的现代化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在7月攻击知识分子不愿听从党，但仍指出争取个别的“对我们有用的大知识分子”的必要性，以此表达了领导又恨又爱的情绪。[70]“百花运动”的失败，表明不能在政治上依靠知识分子，但它不能解决关于他们在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作用的争论问题。当1957年夏季开展“反右运动”时，总的经济政策在最初依然像1956年那样采取了温和的路线，这条道路需要专业的知识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很可能一旦党的控制得以重建，党仍会采用对知识分子让步（除了党的整风中的领导作用以外）的政策。但是，“反右运动”的严酷性无疑损害了知识分子投身于党的发展目标的热情。此外，领导这时有理由怀疑把动摇的知识分子置于如此重要的位置的策略。
其他因素也起了作用。通过政治的放松来缓和社会不满起了相反的社会效果，经济上产生了较大的分叉。农村的形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56年官方助长的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弊病的批判气氛，导致1956年冬至1957年大批农民退社的后来所称的“小台风”。“百花运动”导致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因为据报道，不满的农民受到报刊和无线电报道的城市“鸣放”的鼓励，向农村的干部结构提出了挑战，并且日益从事诸如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职责分散给各个农户、向国家要求更多的钱和粮食同时又少售余粮以及投机倒把等“自发的资本主义”活动。
特别令人不安的是，有些干部参与了“资本主义”行为，与农民一起策划隐瞒或少报粮食产量。这种情况，再加上使粮食产量落后于人口增长率的另一次歉收，造成了严重的粮食供应危机。党的领导人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在1957年夏作出了取缔农村自由市场和发动一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这次运动在农民中普遍开展自称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宣传，逮捕了违法的前地主和富农，对从事不正当活动的农村党员进行有限度的清洗，并且由于支持了集体部门，全面地恢复了干部对农民的权威。说服方法和强制方法的再次结合，再加上向新的农村精英利益集团的直接呼吁，在完成党的目标时是成功的。
除了这类社会和政治问题，还有有关的经济问题。农业部门不能令人满意的表现，更因1956年和1957年连续两年生产低于一般水平而突出起来。不但新的合作社结构未能促进生产，而且后来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对物质刺激的强调也不成功。农业的落后状态对工业的发展产生影响，周恩来在1957年6月宣布削减20%的基本建设。遵循《论十大关系》的逻辑推论，领导集团在1957年适度地增加了国家对农业的总投资，但此举也不能保证取得突破。随着苏联的经济战略受到怀疑，另一个可能取代的战略是集中力量逐步提高农业产量，同时接受降低全面增长速度的事实。但是由于党的领导人视高增长速度为关键的目标，这样的选择不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战略。
这样，到1957年秋季，一系列的压力——觉察到的苏联模式的缺陷、知识分子成问题的可靠性、政治松动产生的社会的破坏性后果以及停滞不前的经济——正集中于改变发展战略一点上。此外，已经对苏联模式作出的谨慎而非主要的调整——对农业的关键的经济作用的更深的认识、管理朝分散方向的发展、对小规模工业项目和地方办教育的进一步重视——提供了可以发展成为更宏伟的创新战略的前景和规划。最后，毛泽东及其几个领导层的同事可以从1957年下半年回顾前两年的事件，并作出有点含糊的，但仍然是有影响的结论。
从积极方面看，毛泽东判定，虽然他最初关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看法是不成熟的，因为只在所有制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整风和“反右运动”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已取得了根本的胜利。因此，中国人民从没有像现在那样有准备地进行一场经济和技术革命。从比较消极的方面看，毛泽东宣布“反冒进”政策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不但挫伤了群众的热情，从而造成了经济损失，而且还鼓励“右派”发动他们的政治进攻。得出的结论是，1956年初期的跃进方法必须无保留地推行，以便维护工农的热情。这些思想开始在1957年9—10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时期占了统治地位，到年底中国已在“大跃进”的道路上迈进了。
结论
虽然党的领导人在1957年后期面临着大问题，但是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的政绩是非常成功的。尽管对中共的一些具体表现有不满情绪，但是政权由于在稳定社会秩序、推动经济发展、改善生活条件和恢复民族尊严方面的成绩，已得到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同时，它已完成了基本的社会和制度改造，以至到1956年，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同本文的分析自始至终所强调的那样，苏联的模式和领导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将随着“大跃进”而消失或削弱。特别是有了提供明确目标的模式，有了对官方的规划产生强烈使命感的团结，对充分地利用在革命胜利中曾发挥主要作用的有纪律的党的组织来说，条件是十分理想的。虽然几乎不可能避免组织和政治上的缺点，但事实证明党组织总的说能对重大的倡议和政策作出反应——有时作出反应还过分热心。在1949—1957年时期，除了“百花运动”的短暂的试验期外，中共的各项规划加强了这个有纪律的组织的权威，从而提高了政权进行发展和改造的能力。
各项成就还由于中共领导人在取得服从时巧妙地把说服、强迫和具体的要求结合起来。经常用党的观点大力说服民众的做法，使许多个人和集团相信共产党政策的正确，并且甚至使更多的人对可以接受的行为方式有了认识。强制既被用来打破敌对集团的反抗，又使绝大多数人对党是一支不能反抗的力量的事实有深刻印象。各种旨在改进主要社会集团——特别是贫农和正在成长的干部精英——物质利益的规划，在明显的私利的基础上为中共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支持。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应用了在革命时期十分有用的战略和方法。在华北农村根据地发展起来的动员群众的技术证明也适用于1949年以后全国的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此外，尽管1956—1957年估计错误，在抗击日本人和国民党时行之有效的统一战线策略总的说成功地缩小了积极反抗的范围，中立了动摇分子，把在中共统治下的支持扩大到了最大限度。特别重要的是，1949年以前的现实主义和对资源的谨慎安排在1949—1957年期间基本上占了上风。虽然最初时期各项雄心勃勃的规划常常使组织资源处于紧张状态，但它们很少把自己过分扩大到使各级官员再也不能有效地指导社会和经济变革的程度。当这种情况确在1956年初期出现时，它在几个月内就得到了纠正。
最后，最初八年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中共追求的目标或使用的方法中不存在任何可以见到的不相容性。社会目标和经济目的被视为互相加强的因素。农业合作社是解决生产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在意识形态上也是可取的，而现代部门的社会主义化既消灭了资本主义，也有利于计划经济的发展。与此相似的是，制度化和群众运动作为为社会主义目的服务的适当手段都被接受。各项运动对社会改造的重大努力来说是合适的，而强有力的制度也需要用来指导计划发展和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在承认有紧张状态的领域，如在军事现代化和解放军传统之间，也以矛盾可以在不损害任何重要目标的情况下得到解决为先决条件。在以后几年，当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领导人日益了解经济目的需要付出重大的社会代价，强有力的制度能够危及某些价值观念而同时维护另一些价值观念，以及“社会主义”的内容尚未确定时，冲突的潜在力量发展了，国家形成时期的相对顺利的进展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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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509]（1956年9月15日），载《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19]，第1卷，第7页。
[2]《在莫斯科对我国留学生的讲话》（1957年11月17日），载《当代背景材料》[735]，891.26；在谈话中，毛宣称，以1956年所有制的改变为代表的胜利不是决定性的，但“1957年才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3]经过1957年的各种辩论以后，刘少奇在12月对来访的印度共产党人说：“我们的党始终在捍卫它的团结，没有分裂……没有人自己另搞一套。”引自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495]，Ⅰ，第311页。
[4]引自红卫兵出版的《大批判》（广州），1967年10月5日；《彭德怀事件，1959—1968年》[569]，第123页，有英译文。
[5]根据近期廖盖隆作的党内报告，1943年3月政治局决定指定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的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但又授权毛泽东个人可以先于书记处对有关事务作出最后决定，见《历史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447]（1980年10月25日），载《问题和研究》[358]，1981年11月，第92页。
[6]除了“文化大革命”的材料，关于朝鲜战争的这一说法又被1981年发表的彭德怀回忆的摘录所证实。见《彭德怀自述》[570]，第257—258页。
[7]当1962年毛泽东用以下的话详细阐述民主集中制时，他承认了这点：“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重点是加上去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载斯图尔特·R.施拉姆编《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件，1956—1971年》[634]，第165页。
[8]《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1960—1962年？），载《毛泽东思想杂集》[508]，第2卷，第310页。
[9]赫鲁晓夫在《赫鲁晓夫回忆录》[389]第464—465页中报道了毛访问尤金之事；又见《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390]，第242页。
[10]《毛泽东选集》（英文）[502]，第4卷，第422页；中文版（一卷本），第1485页。
[11]《毛泽东选集》（英文）[502]，第5卷，第17页；中文版，第5卷，第5页。
[12]《毛泽东选集》（英文）[502]，第5卷，第33页；中文版，第5卷，第21页。
[13]《纽约时报》（1946年9月25日）报道了周恩来的看法。毛泽东的预计见《毛泽东选集》（英文）[502]，第4卷，第225页。
[14]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706]（1956年9月16日），载《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19]，第1卷，第215页。
[15]中共的数字，见安子文《培养人民的勤务员》[8]，载《人民中国》（英文）[572]，1953年1月1日。国民党的数字见高英茂根据1948年中华民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作出的估计《1949—1965年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城市政府官僚机构和干部》[385]。
[16]《毛泽东选集》（英文）[502]，第4卷，第363页；中文版（一卷本），第1428页。
[17]根据1949年中共的宣传小册子，引自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574]，第379页。
[18]《周恩来选集》（英文）[143]，第1卷，第406页；中文版，第1卷，第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