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73部分在线阅读

[19]《毛泽东选集》（英文）[502]，第5卷，第30页；中文版，第5卷，第19页。
[20]同上书，第24—25页；中文版，第5卷，第13页。
[21]《毛泽东选集》（英文）[502]，第2卷，第224页；中文版，一卷本，第535页。
[22]《人民日报》[362]，1951年5月1日。
[23]《毛泽东选集》（英文）[502]，第5卷，第24页；中文版，第5卷，第13页。
[24]在缺乏官方统计数字的情况下，不可能知道涉及的人数，但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反共的材料估计死亡人数有1400万到1500万，这显然太高了。有人对材料做了审慎的检查，谨慎地估计处决的人数为20万至80万，见本尼迪克特·斯塔维斯《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政策》[685]，第25—30页。有的报道根据对避难者的采访，提出更大的数字，报道说：“政策规定，实际上在每个村至少选一个地主（通常选几个）当众处死。”鲍大可与艾兹拉·沃格尔：《共产党中国的干部、官僚政治和政权》[28]，第228页。
[25]在缺乏精确的官方统计数字的情况下，也不知道处决的人数，但城市主要的反对反革命的运动可能造成了50万至80万人的死亡（见斯塔维斯《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政策》[685]，第29页）。事情是模糊不清的，因为这些数字的依据是毛泽东在1957年提到的已被清除的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但是根据上下文，不可能知道提到的人是某个特定运动的对象，还是包括土改和其他运动受害者在内的范围更广的一类。
[26]关于自杀规模的主要材料是避难者的叙述。周鲸文：《十年风暴：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真相》[148]，第115、113页；此书估计，在镇压反革命时期有50万以上的人自杀，“三反、五反”运动又有20万人自杀。虽然这些数字可能是夸大的，但是根据官方材料，自杀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现象。
[27]《关于镇反工作和肃反工作的批语》（1950—1951年），载《毛泽东思想杂集》[508]，第1卷，第6页。
[28]《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55年9月），载《毛泽东思想杂集》[508]，第1卷，第16页。
[29]《刘少奇选集，1945—1957年》（英文）[470]，第292—293页；中文版，第2卷，第152页。
[30]《毛泽东选集》（英文）[502]，第5卷，第104页；中文版，第5卷，第91页。
[31]《毛泽东选集》（英文）[502]，第5卷，第173—174页；中文版，第5卷，第158—159页。
[32]《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443]（1955年7月5—6日），载《1955—1959年的共产党中国：政策文献，附分析》[186]，第47页。
[33]《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闭幕词》（1953年2月7日），载K.范编《毛泽东和林彪：革命以后的著作》[234]，第102页。
[34]《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收于施拉姆《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件，1956—1971年》[634]，第98页。
[35]对高饶事件最详尽的记述是弗雷德里克·泰韦斯的《中国的政治和清洗：1950—1965年的整风和党的准则的衰败》[702]，第5章；文中强调毛泽东日益恶化的健康是影响高岗的间接的关键因素。其他解释包括：弗朗兹·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637]，第4章（强调政策分歧）；约翰·W.刘易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以后的接班：紧张形势的估计》[437]（强调地方主义）；中嵨岭雄：《高岗事件和中苏关系》[541]，载《评论》，1977年3月（强调与苏联的关系）。
[36]依靠毛泽东死后材料作出文中下面解释的主要有：陈诗惠：《关于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问题》[111]；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168]，第397—400页，第405—409页；《邓小平文选》[704]，第257—258页；廖盖隆：《历史经验》[447]，载《问题和研究》[358]，1981年10月，第79页；与中国官员和学者的讨论。
[37]把持大区权力是官方对高岗在东北成立“独立王国”的指控的关键。据报道，高岗设法把东北的一切权力置于其亲信之手，而不把实权交给第二书记林枫及其他官员。这并不意味着东北采取了一条独立于中央的路线；事实上东北大力地贯彻中央的指令，所以它屡次因带头大力实行新政策而受到表扬。尽管迅速贯彻中央的政策，毛泽东后来还是把高岗非法利用大区行政制度的缺点引作最后撤销各大区的一个理由。见《毛泽东选集》（英文[502]，第5卷，第293—294页。关于对大区问题的进一步分析，见泰韦斯《政治和清洗》[702]，第184—191页。
[38]《邓小平文选》[704]，第257页。
[39]但是紧张关系暗中继续存在。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刘少奇有力地支持毛泽东反对彭德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刘少奇对彭德怀在高饶事件中的作用耿耿于怀。
[40]《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88]（1954年9月20日），收于哈罗德·C.欣顿《1949—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献概览》[299]，第1卷，第99页。
[41]《毛泽东选集》（英文）[502]，第5卷，第143页；中文版，第5卷，第127页。
[42]《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11—12日），载《毛泽东思想杂集》[508]，第1卷，第84页。
[43]虽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制度的材料显然很少，但在鲍大可的《1949—1955年的早期共产党中国》[23]（第60—67页）中可以看到有用的描述。在包若望（让·帕斯夸尔尼）和鲁道夫·切尔明斯基的《毛泽东的犯人》[18]中可以看到第一手的材料。两个材料推测性地估计劳动营的人数有数百万，包若望和切尔明斯基（在第10页注）提出的一个大概的数字超过了1000万。
[44]外国观察家曾推测，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与公安工作关系很深的政治局委员康生在1949年以后继续控制警察，但情况并非如此。在1945年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后，康生被解除了公安工作的职责，后来在1949年告病假不出，据认为他是为饶漱石被授予华东局的最高职务而生气。康生在高饶事件后复出，但力量集中于理论工作方面。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他才又与高压的统治工具发生关系。见仲侃《康生评传》[160]，第83、96、106—112、114、191、284页。
[45]《人民日报》[362]，1955年11月13日。
[46]正文的以下叙述与取自“文化大革命”材料的解释略有不同，后者强调了以毛泽东为一方与以一批中央官员为另一方的分歧。例如见帕里斯·张《中国的权力和政策》[86]，第9—17页。本文所作的分析，除了1954—1955年的文献材料外，还取材于：《共产党中国的农业合作化》[1]，载《当代背景材料》[735]，第373页；肯尼思·
R.沃克：《回顾集体化：1955年秋至1956年春的“社会主义高潮”》[760]，载《中国季刊》[133]，第26页（1966年）；特别是毛泽东死后内部发行的文献：《党史研究》[695]，1981年2月28日，即邓子恢：《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709]（1955年4月21日）1981.1，第2—9页；强远淦、林邦光：《试论1955年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124]。
[47]毛泽东的目标是他在7月31日关于合作化的发言中提出的，但显然已在5月份与邓子恢争论过。见《毛泽东选集》（英文）[502]，第5卷，第187页；强远淦、林邦光：《试论1955年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124]，第13页。
[48]不借助于毛泽东死后的材料的分析家们在写毛主席5月份的活动时，常常着重谈毛泽东7月份发言的突然性和决定性，因为它的目标显然比毛泽东讲话前发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目标更加激进。例如见斯图尔特·R.施拉姆《导言：从历史角度看文化革命》[633]，载斯图尔特·R.施拉姆编《中国的权力、参与和文化变化》[632]，第39页。但是这种分析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到1957年”全部农户的1/3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目标，未必比毛泽东提出的1958年春达到50%的目标保守，因为1957—1958年之间的冬季将肯定是一个有重大发展的时期。
[49]《毛泽东选集》（英文）[502]，第5卷，第184页；中文版，第5卷，第168页。
[50]《毛泽东选集》（英文）[502]，第5卷，第240页；中文版，第5卷，第223—224页。
[51]见廖盖隆的《历史经验》[447]，他对毛泽东的“左”的思想根源一直追寻到1955年后期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
[52]《毛泽东选集》（英文）[502]，第5卷，第244、250页；中文版，第5卷，第227、233页。
[53]《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载埃莱娜·卡雷勒·德昂科斯、斯图尔特·R.施拉姆合编《马克思主义和亚洲》[74]，第292页。
[54]《毛泽东选集》（英文）[502]，第5卷，第395页；中文版，第5卷，第375页。
[55]《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载《马克思主义和亚洲》[74]，第292—293页。
[56]《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517]（1956年1月20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507]（1969年），第33页。
[57]《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511]（1958年3月），载施拉姆的《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件：1956—1971年》[634]，第101页。
[58]《毛泽东选集》（英文）[502]，第5卷，第286页；中文版，第5卷，第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