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74部分在线阅读

[59]《毛泽东选集》（英文）[502]，第5卷，第292页；中文版，第5卷，第275页。
[60]“谭政同志发言”[693]（1956年9月18日），载《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19]，第2卷.第265页。
[61]这个分析（参见泰韦斯《政治和清洗》[702]，第226—230页）与大会上“毛泽东的光芒在消失”的解释（例如，帕里斯·张《权力和政策》[86]，第29页以下）以及强调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冲突的解释（例如，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Ⅰ[495]，第2部分）不同。
[62]《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年2月19日），载陈志让编《毛泽东文集及书目》[110]，第75页。
[63]《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11—12日），载《毛泽东思想杂集》[508]，第1卷，第80页。
[64]引自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几个方面》[497]，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东亚（中国）讨论会的论文，1969年2月19日，第10、13页。
[65]以下的分析及对下一节“反右运动”的分析取材于泰韦斯的《政治和清洗》[702]，第6—7章。关于相反的解释，见本页注3所引的材料。
[66]《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4月），载《毛泽东思想杂集》[508]，第1卷，第67页。
[67]认为整风及后来的“反右运动”是最高领导集团内部重大分歧的近因的主要分析有：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495]，第3、4部分；理查德·所罗门：《毛泽东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674]，第17章。本卷第七章也采用这种解释。
[68]根据丹尼斯·J.杜林的《共产党中国：学生反对派的政见》[205]（第50、55页）一书中的北京学生小册子的译文。
[69]98%的估计及55万右派的数字，见廖盖隆1980年的报告：《历史经验》[447]，载《问题和研究》[358]，1981年10月，第80—81页。1981年官方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周报》[568]，27（1981年），第19页）更谨慎地肯定了反击“右派”的正确性，但认为打击面过宽。
[70]《在上海市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518]，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507]，第121页。
第三章　恢复经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
当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从国民党手中夺取到中国的控制权时，经济濒于崩溃。与前现代经济所特有的长期结构问题——如低人均收入、寿命短、低储蓄和投资比率及占优势的传统生产方法——一起出现的，是伴随着二十多年国内外战争的物质和人力资源的损失以及极度的通货膨胀。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短期问题大部分得到解决，中国共产党正在完成一个卓有成效地解决最持久的结构问题的五年发展规划。储蓄和投资比率急剧增长；由于实现了阻止传染病和寄生虫病蔓延的公共卫生计划，人的寿命已开始延长；在工业中，现代技术正被大规模地采用。
本章探讨20世纪世纪中期中国人面临的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分析所采用的政策，并且估计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取得的成就。它还试图阐明为什么相对地成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战略几乎立刻被放弃而代之以“大跃进”，关于“大跃进”这一空前的大失败的规划将是本卷第八章讨论的题目。
经济背景
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前，中国的经济基本上是现代以前的。在20世纪30年代，年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排名表上接近最底层，每人约58元人民币或15美元（1933年价格）。产品分配给股本的增值份额只有约5%，比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储蓄利率约低1/3。经济的前现代特点被产品的结构和劳动力的分配所证实。几乎有2/3的产品来自农业，工业产品不足1/5。此外，由于绝大部分工业产品由传统的手工业方法生产，而且绝大部分服务行业也是传统的，所以用现代手段生产的产品总量不到10%。与此相似的是，90%以上的劳动力依靠传统技术。[1]
绝大部分人口直接依靠农业为生，但农业的增长受制于耕地不足和现代农业技术的缺乏。在几个世纪中，人口的增长已经超过了耕地的增加。到20世纪30年代，人均耕地不到1/5公顷，远远少于独立时期的印度，当时它的人均耕地约1/3公顷。对中国增长的人口的供养，不是通过耕种的机械技术的革新，而是通过改变作物类型的方法来完成的。由于采用诸如玉米、花生、白薯和烟草等新作物以及改良的棉花品种，单位耕地生产的平均产量和价值从16世纪起逐步上升。[2]
这个过程得到了具有相对优势地带的生产的日益专业化和上升的上市比重的推动。在运输方便的区域，全部产品的3/5以上普遍地在农林以外销售，在全中国，农产品的上市比率约为1/3，少于日本明治初期现代经济增长开始时的比率，但远远高于与维持生计的农业有关的上市比率。这样，到20世纪30年代，单位土地产量按照国际标准显然是高的，可是每个劳动者的产量（因而其收入）是低的；而且尽管在短期内有上下的波动，这种情况在几个世纪中没有变化。而人口却在增长。[3]
可耕地不足以及20世纪30年代盛行的高价土地但低劳动生产率的结合，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束缚。经济增长是可以持续下去的，但不是通过扩大可耕的新垦地（这个增长的来源在以往一切成功的现代经济增长的事例中都被不同程度地利用过，甚至日本也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而是通过进一步提高已是中等高水平的单位面积产量来完成。这转过来意味着必须对土地的基础结构和化肥工业进行大量投资。
特别是在农业上，低收入、低储蓄和低劳动生产率的长期结构问题又和非常严重的地区性的割裂混合在一起。虽然大部分估计材料没有提供中日战争爆发前几十年的人均国民收入持续增长的证据，但东北和中国本土的几个商埠却有重大的增长。[4]东北的经济增长从1860年起就开始了，当时清帝开放该地区供汉人定居。部分地在1895年以后一个铁路网络（主要是外国所有）的发展的推动下，还由于国际上对大豆的需要量的增加，农业发展迅速，但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以后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工业的迅速发展又取而代之。到30年代中期，东北的人均产量至少大于中国本土的50%。[5]
工业发展不限于东北。主要生产纺织品、加工食品和卷烟的中外工厂，1895年以后在上海、天津、青岛、汉口和其他沿海沿河的商埠城市中都有迅速的发展。在抗日战争爆发前30年的工业的增长率（包括东北，但不包括手工业）估计为每年7.5%到9.4%。[6]工业和运输业股本的迅速增长最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口的机器设备，但是国内的生产物资，特别在工程部门，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经供应了投资需要中的相当大的份额。[7]
地图4　农业：主要作物区
但是迅速的工业增长集中在某些区域，并没有导致全国产量的持续增长。现代部门的规模太小，它与其他区域和其他经济部门的联系太弱，无力促进全面的增长。到30年代中期，东北只生产了全国产量的10%—15%，所以即使它发展迅速，也不能直接推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前进。此外，东北的大部分工业化是与日本紧密相关的。东北工业化所需的生产资料，几乎全部从日本进口，而东北生产的大部分原料和半制成品则向日本出口。因此，东北的工业化在境内产生较少的后向联系，如果对兴起的日本军国主义的联系不那么紧密，这种后向联系就会更多。此外，在1910—1929年，东北和中国本土之间盛行的农产品和制成品的区际贸易，在1931年日本人完全接管东北以后禁止与中国本土贸易时急剧减少。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东北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它成了一块与中国本土没有重要经济联系的飞地。
商埠工业化的扩散作用也是有限的。[8]现代经济部门不过是传统经济上面的一层薄薄的覆盖物，它的一部分也是飞地式的，其原料从国外进口，像棉织品等制成品则输往国际市场。总之，中国的大部分几乎未被现代经济触动。1949年以后经济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把1949年继承的三种独立的经济一体化，它们是：有重工业基础的东北；主要面向纺织业和轻工业的沿海商埠；几乎未被现代工业触动的广大的内地。
抗日战争和内战使这些长期的结构问题更加严重了。主要由于东北的迅速发展，工业产量和股本一直到40年代初期仍继续扩大，但从此就下降了。战争的破坏是重大的，苏联又在1945年在东北搬走了一半以上的主要工业设备，这是盟国在雅尔塔会议上为了使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而付出的没有讲明的代价。[9]1949年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达到30年代最高水平的15%—80%不等。农业生产由于更为分散，所以不像工业那样令人沮丧。战争的主要代价是投资额大量下降，这反映在灌溉耕地的数量明显地减少。战时的破坏阻碍了对战前建设的灌溉系统进行劳力特别集中的维修。此外，1938年在一次试图阻止日军推进的徒劳的行动中，国民党政府有意使郑州附近的黄河堤坝决口，结果破坏了三个省部分地区的农田和灌溉系统。到1949年，灌溉土地的面积实际上少于清代末年，只有1924—1929年平均灌溉面积的60%左右。战前灌溉的水平直到50年代中期才重新达到。[10]
共产党政权继承的最为沉重的包袱是极度的通货膨胀。由于战时的赤字财政，又只有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通过销售公债或其他非发行通货的手段来弥补，国民党政府已经加剧了通货膨胀。国民党人不愿意或无力调整税制，以支持抗日战争或对付共产党人。早在1935年，物价就开始上涨，1938年以后上涨速度加快，随着在工业化的沿海地区的控制权落到了日军之手，而国民党政府迁都到西南的四川省。当1940年军费增加时，通过发行货币来资助政府开支的份额不断增加。到1945年，80%以上的支出是通过发行货币来弥补的；根据当时的官方材料，这一年年底的物价水平是战前水平的1632倍。抗日战争胜利后，对调整税制没有作出系统的努力；经过了一段短暂的喘息时期后，赤字增加了，1947年和1948年分别为支出的70%和
80%。1948年8月，在本国通货就要崩溃之前，上海的批发价格指数达到1937年水平的660万倍。[11]
战后的恢复
恢复时期新成立的政府的几个重要目标是：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制止遗留的极度通货膨胀；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即将实行的制度改革打好基础。在初期，政权主要依靠税收、物价和控制贷款等间接机制，而不是依靠官僚主义方式的资源直接分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对生产、购销和财政的控制范围扩大了，直接控制的方式日益取代了对市场杠杆的依赖。
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内战继续在南方和西南进行，政府的支出仍大大地超过收入，一如国民党十多年统治的情况。入不敷出的巨大赤字继续用扩大发行货币的办法来解决，在新政权的最初几个月，通货膨胀基本上仍在继续，势头不减。在1949年11月至1950年2月期间，物价上涨了一倍半以上。
但在新政权掌权后的六个月内，它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集中财政和扩大征税基础的措施，从而提供了打破极度通货膨胀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所采取的措施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成立统一的财政制度，这样，中央政府就剥夺了地方政府可以按照它们管理的税收（如农业税）花钱的权力。在1928年，国民党政府主要因为无力对地方政府进行控制，已经正式把农业税下放给各省的政府。[12]1950年，农业税与货物税及各种名目的工商业税一样，被置于中央的统一分配之下，从而结束了征收粮食实物和其他税收归地方使用的税制。国家银行（称人民银行）发挥恢复物价稳定的关键作用。它被指定充当政府的国库，这是政府赖以控制信用膨胀的工具。
行政效率的提高、征税基础的扩大和生产的增加，其积累性的结果是政府收入大为增加，从1950年的65亿元，增加到1951年的133亿元。虽然1951年和1952年当时收支相抵的赤字是巨大的，但是通过发行公债弥补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在1950年，赤字的40%以上就用这种方式弥补，这与国民党时代相比有了急剧的增加，那时用公债来弥补赤字的部分很少超过5%。[13]在某种程度上，销售公债运动的成功看来是由于发行的公债不是用票面的货币单位而是用“折实单位”来计算。每张公债在兑现时与四种一定数量的主要商品（米、面粉、棉布和煤）等值。发行的银行存单也用折实单位计算，以鼓励私人储蓄和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