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77部分在线阅读

内地的运输和其他形式的基础事业的发展，是地区发展政策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在1950年，中国的铁路系统位于京广铁路以西的不到1/5，新疆、青海、宁夏和四川等内陆省份根本没有铁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总计铁路线长度翻了一番以上，几乎所有的新线都建于内地。到1957年，这些内陆省份都有铁路通到中国其他地区。除宝成铁路外，这些铁路还包括连接内蒙古包头与新疆的铁路，四川省内的成渝铁路，以及甘肃、内蒙古和贵州境内的主要铁路。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工程之得以进行，只是由于更先进地区的大量人力和资本资源的投入。20世纪50年代初期采用的统一财政制度使预算资源以社会主义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不多见的方式进行地区间的调拨成为可能。上海就是最鲜明的例子，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夕生产了工业总产量的1/5，但是只得到全国投资的、2.5%。上海还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以支持其他地区的工业化。到1957年，超过25万工人（其中2.8万被明确地鉴定为技术人员，17万为熟练工人）迁出上海，到外地有工程的地方长期定居。[70]
与中国的历史经验相比，和与其他地方在现代经济增长的最初几十年的发展——这种发展一般导致地区间日益不平衡的格局——相比，这些规划的结果是值得注意的。总的说，人均产值的省际差别大为缩小，这是因为几个最先进的地区——特别是上海和天津——的增长率明显地低于平均水平，而有些较贫困的省区——特别是那些有工业项目的省区——的增长则大为加快，这明显地表现在新疆、内蒙古、陕西、青海和甘肃几个省区。虽然中国的地区的发展规划明显地包含着许多沉重的政治负担，但它确实扭转了历史发展的格局。当然，仅仅一个五年计划不能改善以前50年发展的结果，但是它创造了有利条件。
苏
联援助的重要性和作用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生产资料部类的迅速发展和工业在地理上的再布局，都不可缺少地依靠从苏联取得的资本货物。投资规划的核心由156个项目组成，苏联人为这些项目提供了设计和技术援助、建设和安装方面的建议以及机器设备。这些项目几乎吸收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部工业投资的一半。[71]对投资货物——不但包括成套设备项目，而且也包括为其他工程进口的机器设备——进口份额的考察也证实了中国人的依赖程度。就整个计划而言，进口货相当于总投资的30%。[72]
几乎所有苏联援助的工厂都属于生产资料部类。它们包括7个钢铁厂、24座发电站和63个机器制造厂。在这些设施中，有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最大最重要的项目：新建两个位于湖北武汉和内蒙古包头的新炼钢厂，改建东北的鞍山炼钢厂；还有长春的汽车制造厂、洛阳和哈尔滨的拖拉机厂和轴承厂以及兰州的炼油厂。
苏联援助的工厂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两个情况：坚决优先保证工业不在1949年以前建立起工业的沿海城市发展，而是面向华北、西北和华中的新工业中心；为未来西南的发展打好基础。绝大部分苏联援助的工厂都建在离开沿海省份的城市，如湖北的武汉、内蒙古的包头、吉林的长春和四川的成都。
苏联人提供的技术援助在重要性方面不亚于或者超过了与这些工厂有关的机器设备。在这10年里，约有一万名俄国专家在中国工作，他们勘探和调查地质状况，选择厂址，提供技术数据，训练中国技术人员。此外，苏联国内的工程设计院大力投入了可行性研究、工程设计以及准备蓝图和制作图样等工作。[73]
就在这几年，2.8万名中国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前往苏联受训。156个苏联援助的工厂各有厂长、总工程师和大批工人在苏联的工厂接受专门训练：长春汽车制造厂派500人前往莫斯科—利哈切夫汽车厂受训；洛阳拖拉机厂的173名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在莫斯科的哈伊科夫拖拉机厂受训。[74]
苏联技术援助和资本货物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为过。它转让设计能力的成果被描述成技术转让史上前所未有的。此外，中国看来已接受了苏联国内最先进的技术，在有些情况下，转让的技术是世界上最佳的。在苏联援助的最重要的部门钢铁工业中，苏联人在20世纪50年代建造和操作着世界上最好的高炉。苏联人设计的武汉和包头的中国钢铁工厂吸收了苏联的高炉和平炉以及大规模铁矿石富集方面的最新技术。[75]
此外，虽然西方对中国的贸易限制使中国人没有其他可以代替的明显供应来源，但也几乎没有证据证明苏联人利用中国人的依赖，将这种贸易变为交换条件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西方的研究说明，与欧洲国家购买有些苏联货物相比，中国人付的价格稍高，这似乎反映了较高的运输费用，而不是价格上的不公平。不过中国方面反映了一种意见，认为卢布和人民币之间的汇兑率估高了苏联通货的价值，对中国人不利。[76]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与这几年苏联盘剥东欧国家的方式相比，中国所受的待遇看来也是较为优厚的。[77]
但是，中国人对他们与苏联的经济关系的性质依然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必须偿付他们接受的货物和援助。虽然苏联援助的工厂对中国工业的结构和地域性改造都是主要的，但只有一小部分是通过信贷获得的，而苏联人又从不以无偿形式提供援助。毛泽东在1949年后期第一次出国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为苏联的援助进行了几乎两个月的谈判。结果是得到了两笔经济发展贷款中的第一笔。但贷款金额只有3亿美元，据说只是毛泽东谋求数额的一小部分。第二笔1.3亿美元的贷款是在1954年秋尼古拉·布尔加宁和尼基塔·赫鲁晓夫率代表团来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五周年时宣布的。[78]
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投入工业的250亿元人民币相比，这两笔贷款金额就相形见绌了。按照官方的汇兑率，贷款的价值只有工业总投资的4%。此外，贷款的期限是比较短的。1950年的贷款由1951—1955年每年分贷6000万美元的贸易贷款组成，从1954年起，将在10年内每年增值归还。根据早期的还款规定，到1957年中国的纯信用地位是负数，这意味着中国在与苏联进行贸易结算时必须保持顺差。[79]
中国与苏联的经济关系的其他方面一定同样令人失望。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人和苏联人建立了一批合资公司——例如大连造船公司、开采有色和稀有金属以及在新疆提炼石油的几个公司、一条在华北和西北以及在两国间运行的航空线。但是到1954年，中国人要求解散这些公司，虽然原定建立它们要经营30年。从一开始，中国人对苏联在东欧把类似的合资公司用做一种剥削手段相当敏感，到1954年毛泽东显然感到，让另一国在中国国内享有特权地位的做法不再适宜了。
对中苏同盟来说幸运的是，斯大林死后的领导——众所周知的有赫鲁晓夫——同意了，所以问题没有产生大的怨恨就得到解决。这些公司在1955年1月正式解散，但是苏联人坚持要收回他们投入的价值约4亿美元的资本。苏联人答应中国人以10年为期偿付这些转让的财产，实际上放了一笔贷款。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
围绕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讨论预示着中国发展战略的一个可能的重大演变。这个演变部分地是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成败的不可避免的反应，但它也反映了中央的计划部门和一些主要的非党经济学家（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日益增加的独立和成熟的程度。对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坚持受到批判，同时政府作出系统的努力以制定一项更符合中国低发展水平——农业占压倒一切的地位，人口众多——的政策。（这个努力最后被毛泽东的“大跃进”所阻，本书第八章将予讨论。）
有关第二个五年计划性质的争论的动力似乎产生于1955年晚冬和1956年初春的一系列不寻常的会议，当时中央34个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就工业、农业、运输、商业和财政情况，向毛泽东、薄一波和其他党的高级官员递呈了详细的报告。[80]虽然中共一直规定了形成更详细计划的基础的经济优先项目，但连续的会议给计划人员和经济学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去详细地确定在具体政策的选择上的经济代价和内在意义。这些会议的前因后果也是不寻常的。
1955年后期，毛泽东已经在亲自寻求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办法。这个努力不限于前面讨论过的加快农业集体化的行动，而且包括加快对私营手工业和商业产业向国有制的过渡，以及在“多，快，好，省”的运动口号下加快工业的增长速度。在不断加强的政治压力下，1955年11—12月国家计划委员会最后确定的1956年年度经济计划所包含的原来的指标，在1956年1月的下半月提高了。[81]虽然计划部门提出的调查和总的看法的文字从没有公开，但它们似乎构成了对编制计划过程中过分的政治干预的全面否定。总之，这些报告着重指出了1956年正在进行的小跃进的政治选择所包含的高昂的经济代价。
在党内会议开过后，毛泽东作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关于吸取教训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明确地谈到，计划人员为第二个五年计划设想的战略在几个重要的方面脱离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个报告直到20年后才正式发表。[82]毛泽东显然没有完全接受计划人员的态度，所以压下了自己的报告不让发表，以此来减少计划人员的独立性。从表面看，毛泽东的努力似乎没有成功。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最初至少似乎是在1956年2月至4月期间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收到的一些报告的基础上进行的。到6月，前一个冬天发动的生产运动的势头不顾毛泽东的有力反对而被压了下来。[83]
但是毛泽东的挫折显然只是暂时的。在1956年末，当马寅初两篇重要文章的第一篇在《人民日报》登载时，争论重新出现了。[84]马寅初支持采用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赞同的一个更加平衡的发展战略。他的两篇文章的主题思想是“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这是根据对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和互相依赖的周到考察拟定计划的惯用语。马寅初对以下的情况提出了批评：过去忽视了农业，从而压制了轻工业的增长；重视过大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农业中官僚计划代替了价格机制。
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包含的战略与计划人员和马寅初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的战略之间的差异，在给农业分配的资源中再明显不过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在1957年4月驳回了“只顾重工业，不顾或少顾农业和轻工业”的原则，而赞成“通过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来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85]计划委员会和马寅初的文章，对农业通过提供粮食和提供轻工业原料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都比第一个五年计划认识得更加充分。这样，用于农业和轻工业的国家投资资源份额就要增加。同时，对以下的情况的认识也日益加深：由于可耕地短缺，农业的增长变得更加依靠收获量，这转过来又意味着对化学肥料和某些类型的农业机械的需求增加。这标志着一个不同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变化，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重视土地开垦，把发展化肥和农业机械置于次要地位。
在农业方面，文章认识到强制收购和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过分筹措投资资金会对农民的积极性产生有害的后果；还认识到应该限制把收入转用于投资，以使个人消费多少能较快地提高。
国家计划委员会还要求修改第一个五年计划注重庞大的工业企业，要求减少把力量重点放在迅速发展较不发达地区的工业的做法。这个转变反映了一种认识，即大规模的工厂和内地的发展意味着更长的建设时期和每个资本单位只能雇佣人数少得多的工人。对就业问题的日益关心反映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现代部门工业劳动力的缓慢增长和城市继续出现的高失业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就业人数每年只增加260万人，鉴于工业吸收了投资份额的绝大部分和它相对迅速的增长，就业的速度相对地说是慢的。[86]虽然总的非农业的就业增加较为迅速，但根据证据，增加的比率远远低于城市工作年龄人口的增长。国民党政府遗留的一个大问题，即城市失业，其人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实际上增加了。非农业的男性失业者到计划终了时据估计已达到1000万至1600万人。[87]可以取得更加精确数据的上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有67万人失业，此数与就业人数相比，意味着失业率达到22%。[88]尤其是上海，它的“人力”资源被抽调去推动内地的工业化，更应有助于它失业率的降低。
对较小工厂的日益重视，与决定减少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对苏联进口的机器设备的严重依赖有关。被迫作出这个决定，可能是由于1954年以后苏联拒绝再给予大笔贷款。毛泽东在1957年后期为布尔什维克革命40周年的庆典访问苏联时可能要求这些贷款。决议可能还反映了计划人员的内部估计，他们认为出口大量农业品以取得足够的现金来支付继续大规模地进口的机器设备是难以维持下去的。但是围绕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讨论显然设想，计划需要的份额小得多的投资货物仍将进口。
第二个五年计划预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演变而成的对资源分配的高度集中控制将予放松。1956年的毛泽东的报告表示，需要减少中央的计划和经济行政方面的官僚机构，并给予地方以更大余地的决策权。许多省份对此纷纷响应，那里的地方领导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就已经抱怨过于僵硬的中央控制了。
虽然计划人员似乎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抱有幻想，但它从未被充分地实现。1956年9月周恩来向中共的八大提出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其中反映了上面讨论的几个原则。但是一年多以后，李富春向中华全国总工会作的关于计划的报告只限于对几个原则作类似的阐述和提出少数几个生产指标，而不是陈述更详细的指标。[89]不能提出一个有内容的计划，几乎肯定地反映了发展战略方面的继续争论——这场争论在1958年春季发动“大跃进”时得到了最后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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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最全面详尽的研究有：刘大中、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474]，及叶孔嘉后来的几次修正，例如他的《1931—1936年的中国国民收入》[832]，载侯继明、于宗先编《现代中国经济史》[307]，第95—128页。
[2]对中国长期农业增长的最优秀的研究著作为德怀特·H.珀金斯的《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578]。
[3]E.L.琼斯：《欧洲的奇迹》[375]，第202—222页。
[4]德怀特·H.珀金斯：《20世纪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结构变化》[579]，载他编的《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现代经济》[580]，第122页。
[5]亚历山大·埃克斯坦、赵冈、约翰·张：《东北的经济发展：一种边境经济的兴起》[217]，载《经济史杂志》[377]，34.1（1974年3月），第239—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