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96部分在线阅读

陈云建议的政策——50年代中国提出的最全面的可取的发展办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因急于求成而未被采用。陈自己毫不犹豫地承认，他的平衡增长的方案在以后的几年中不会产生任何发展的奇迹。但是，对陈的失败的解释事实上要复杂些。他的策略认为，中国政府——不同于中国共产党——在经济管理中将继续起主要的作用。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制度把巨大的权力置于中央政府各部。虽然和所有机构一样，各部也是在党的全面控制之下，但是非党专家在各部的工作人员中最为集中。
部里的工作必然重视读写能力、统计技能和抽象概括的能力——这些技能在城市知识分子中远比在农民群众中更为普及，而农民群众在党掌权前为党输送了大量的忠实成员。但是，“双百”运动及其导致的1957年的“反右运动”大大损害了城市知识分子和主要依靠他们的贡献的任何发展策略的声誉。实际上，紧接这个运动而强加给“右派分子”的严厉惩罚使许多知识分子完全成了从苦役拘禁地出来的人，因而改变了人力资源参数，而这种参数必然会影响政府所采用的发展策略。
在1957年夏季晚期和秋季，更加激进的反知识分子的气氛从城市扩散到农村地区。在农村，“反右运动”指向那些对此前两年席卷中国的农业迅速合作化（本质上是集体化）的功效表示怀疑的人。在中国农业的发展和机械化的低水平上，集体化本身是一项表示人的组织状况的因素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政策。因此，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反右运动”都增强了那些相信适当动员民众就能完成“资产阶级专家”认为不可能而不予考虑的工作的人的地位。在1957年到1958年的冬天，农村的“反右运动”本身对于采取动员群众以建造水利设施的政策起了促进作用。这项政策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但也使那时农村组织结构内在的几个问题显著起来了。
第一，缺乏安排人力和资源的适当组织单位，妨碍了大规模的动员工作。第二，如果农民在非农业工作如水坝建造上投入成百万的劳动日，劳动力就将绝对短缺。第三，在农村中，在基层的政府单位和经济单位之间建立良好配合关系方面存在问题。1956年，政府取消了区并合并了乡，但这很快引起了一系列越来越严重的组织上的问题，到1957—1958年冬季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争论的结果成了在农村中建立一种更大的单位的压力，这种更大的单位将能管理更多的劳动力资源，也能灵巧地适应政府的行政等级制度。
在1958年初进行一些试验以后制定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人民公社，其后在1958—1962年之间，人民公社本身经历了组织上的重大变化。最初的公社是巨大的集中化了的单位，包括几个标准的集市区域。[2]它们既作为基层政府机构，也作为主要的经济单位。它们的规模使它们不但能够管理农业生产，而且也能够管理当地的工业、商业、教育和民兵。此外，在公社指导下，农业劳动力的组织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许多农民当时被派到专业化的工作队，从一个村子转到另一个村子去完成特定的任务。
这些最初的公社管理起来证明规模过大；它们把社员收入的基础放在以好几万农民为单位的总产量上，这种尝试给予个人努力的鼓励太少。因此，从1959—1962年，在一系列阶段中，有效的集体组织的层次变得更低了。在公社中，这种演变最先促成大队的设立，然后是设立叫做队的更小的单位，农民个体的收入取决于这些相继变得更小的单位的总产量。到了1962年，公社自身也缩小了规模，公社总数由原来的2.5万个增加到7.5万个。到1962年，这些变化使得许多公社大体上和以前的标准集市区域相似，使得公社内的最重要的经济单位——队——或者和小村子本身一致，或者和大村子中相对地有社会结合力的邻近的几个小村子一致。
在城市和农村地区，从专门技能向动员群众的转移——作为“反右运动”的结果——表明，最适合做动员群众工作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将比它在1953年后遵循苏联式策略的期间，承担起相对来说更为重大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在管理广度上的这种扩展必然要以政府的官僚体制为代价。某些行政权的分散将缩减中央各部的权力。排斥专门技能的一个主要后果可能是保障发展策略的国家统计制度的破坏，发展策略有赖于可能性和最佳方案的专门测算。在最高一层，由政治局和书记处（以邓小平为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机构将起重要得多的作用，而总理和国务院的作用相应缩小。
在“大跃进”策略的发展过程中还加进了两组争论。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社会地位方面采用苏联对必需品的和身份的差别工资的办法，结果是中国城市社会到50年代中期变得越来越分出了层次。这种层次的划分扩展到政府官僚机构，1955年供给制被一套复杂的干部等级制度所取代。类似的等级制度也应用于工业、商业和教育系统的不同部门。结果自然是中国人当中的地位意识日渐增强，一种对经济发展有好处但违反毛泽东革命意愿的名利心受到了鼓励。一种依靠思想的和强制的动力多于依靠经济的和职位的动力的方针可能消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这种有缺点的社会副产品。
另外，毛本人在这个制度中的地位可能受到所推行的经济发展的类型的影响。他个人在政治上的精力是放在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大国）、农村政策和有关革命情况变化的论争（主要是根据国家当时的基调和情况规定以多快的速度实行改革）这些领域中。城市经济，特别是财政和计划的专门事项是他了解得很少的课题。因此，在1958年1月举行的南宁会议上，毛非常厉害地抱怨说，财政部几年来送给政治局的表明见解的文件是如此专门和复杂，以致他只好甚至没有阅读就签署。这种状况自然限制了毛泽东在这一制度中的作用，他决定加以改变，强行通过一种发展的策略，将这种作用由他所不擅长的领域转移到他认为更有信心的领域。
最后，在最根本的层次上，产生“大跃进”策略的动力是来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的非常深远的思潮。从前，革命一旦面临似乎是难以应付的成败关头时，一批创造性的以广泛动员各种力量为核心的军事和政治的政策保住了胜利。中国共产党在30年代中期进入延安时，是一批原有组织的褴褛不堪的幸存者。尽管有几年曾经面对来自国民党或日本人的几乎是连续不断的挑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军队已经在规模上、力量上、活力上大大增大和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年代里非常自然地倾向于把在野的时代理想化，把它看成这样一个时期，那时党真正贴近群众，官僚主义和社会等级现象并未玷污革命的理想主义，动机良好的领导人和他们的追随者克服了似乎不能克服的遭遇而生存下来并终于取得了胜利。由于毛嫌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政治结果和对他所渴望的工业迅速发展机会似乎构成威胁的农业基础这一薄弱环节，毛和顶层领导的其他许多人看来要回头注意延安精神（及其方法），把它作为他们的希望的源泉。动员群众、社会平等、抨击官僚主义、藐视物质上的障碍——对中国革命的奠基者来说，这些办法将会再次拯救革命。
因此，有许多种力量推动领导，特别是毛，在1958年采取“大跃进”的策略。发展中的困境，结合着对苏联模式的社会结果的不满，引起了这种对动员方法的探求，以取代以前的做法。党和政府机构之间以及农村中基层行政单位和经济单位之间的紧张关系又增加了这种紧迫感。最后，从1957年7月的青岛会议开始并持续到下一年，毛开始提倡一种使中国富强的全新的观点。在一系列会议（9—10月的三中全会、1958年1月的杭州、南宁会议和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具体化了的这种策略，号召用组织和动员的方法来实现农业和工业齐头并进的迅速发展。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大跃进”——在1958年5月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被通过。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即农业的公社化，在这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成为官方政策。
“大跃进”策略
简单地说，“大跃进”策略有四个主要部分：[3]
1.靠充分动员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以弥补工业和农业两者资金的缺乏。这个办法在农业地区尤其重要，动员群众在那里将会导致基本上是自筹资金的发展，从而解决成为障碍的农业问题以求得快速全面的发展，为城市的工业发展提供资源（尤其是食物）。而这又可使中国得以实现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
2.通过为中国经济的主导部类制定宏伟目标，以及在根本上真正鼓励使其他部类赶上这些主要部类的任何改革，来完成“计划”。“困难脚下踩”，写出了这种做法的气概。
3.在工业中，既依靠现代的也依靠传统的方法来提高产量。因此，举例来说，一方面主要的钢铁联合企业得到大量的新投资，另一方面任何敢于冶炼的团体都可以“土法”炼钢。总之，传统部门要给现代化的部门以投入，虽然实际上得不到报偿。
4.在所有领域，蔑视技术规范（以及强调技术规范的专家）以利于获得用这个年代的词汇来说是“多快好省”的效果。实际上，“多快”淹没了“好省”。
这个显然无知的办法似乎暂时有效。自然，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虚假的——统计制度实际上的破坏，再加上对干部施加的沿着这条路线以创造惊人成绩的巨大压力。并非太不可思议的后果是，数量非常巨大的虚假报告使领导严重地误解了国家事务的实际情况。但是，有两个因素结合起来的确使1958年成了有显著实际经济成就的年份，因而给“大跃进”策略添加了某种可信性。
第一，1958年的气候异常良好，结果是与通常可能有的情况相比，农业成绩较好，其他事项持平。伴随迅速设立公社而来的组织上的混乱无疑减少了农业产量，但是作为主要条件的气候状况，在这个关系重大的年份的大部分时间里，非常有利于至少给人以富裕的表象。
第二，在工业部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着手的许多主要项目在1958年开始取得效益，显示出惹人注目的工业产量的增长。对一个需要相信激进的“大跃进”策略的效力的领导集团来说，客观条件再次使他们有可能为其信仰找到某种支持。
在1958年开头和年中的几个月里，这些不同的因素，既在中国共产党内也在一般民众中，导致对“大跃进”的逐渐增强的支持。外国观察家们对群众努力完成气势惊人的工作任务以跃进到共产主义的激情感到吃惊。一群群农民实际上没有休息地、不可思议地投入大量时间，连续几周地维持着令人极度疲劳的进度。当这种激情逐渐达到高潮时，领导对这种努力的功效提高了要求。在某些地区，新成立的公社开始废除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到了秋季，人们普遍地、想当然地认为延续多年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这导致对许多公社居民免费供应食物。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在贯彻动员群众的策略中，从政府里那些和他们地位相当的人的手中接过越来越多的工作；在中央，邓小平领导的党的书记处获得了空前的权力和威信。如果“大跃进”获得了即使是所期待的成就的一个相当部分，它无疑也将使已经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中央领导的团结进一步加强。但事态并未向那个方向发展。
“大跃进”的政策
记载表明，刘少奇、邓小平和大多数其他领导人在整个1958年全心全意地支持“大跃进”的策略。实际上，在政治局一级中那一年明显地持不同意见的文职人员只有总理周恩来和负责经济的最高官员陈云。在军队中，许多军事领导人并不喜欢支持民兵和分担“大跃进”加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事工作的新义务。在这些持不同意见的军人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
刘少奇和邓小平从“大跃进”中得益不少。两人都主要从事党务工作，如上文提到的，中国共产党机构作为一个整体在“大跃进”中大大扩大了它的权力。邓小平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他可能被看做党内毛泽东一派的一员。“大跃进”主要是毛主义用来替代苏联发展策略的另一个选择，邓和这种努力的成就密切相关。邓通过他的中国共产党书记处领导人的职位在指挥“大跃进”的事务中起了重要作用。
刘少奇对毛泽东有更大的个人独立性，但刘也要考虑继任问题。在50年代中期，毛曾经提出自己应当退居“第二线”，到了1958年初，他表示将让出自己的国家元首的职位和摆脱党领导中的许多日常工作。如此，毛泽东就能既确定继任人选，又可以更充分地致力于中国革命未来方向的研究。刘少奇在1958年或许已很留心继承问题，而对毛泽东的方案的个人支持在获取毛应允其为下一个继任人的策略中是重要的。[4]因此，刘少奇在为中国正式采用“大跃进”策略的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大跃进”的基调演说，并不出人意外。事实上，1959年4月当毛泽东让出国家元首职位时，刘的确接替了毛。此外，“大跃进”既然使中国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迅速前进，它自然将为继任者创造一种可羡慕的继承局面。没有迹象表明，1958年时刘少奇认为“大跃进”还会造成其他的结果。
上面提到的其他三位领导人的担心是容易理解的。陈云反对的原因集中在他坚定地认为应为中国寻求适当的发展策略，这种见解和“大跃进”基本的纲要根本不同。周恩来无疑对自己的机构国务院在中国发展策略中的地位降低不满，此外，周恩来很可能相信和陈云的主张更相近的策略。彭德怀从40年代起在许多争论问题上和毛泽东的意见不同。那时彭负责和日本对抗的百团大战，其后毛对这次进攻的计划和指挥提出了尖锐批评。彭德怀曾经领导在朝鲜的中国部队，在彭的指挥下，毛的儿子在彭的飞机被击落时遇了难。[5]朝鲜战争结束时，毛和彭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坏了。单单由于这些个人原因，彭也很可能反对像“大跃进”那种与毛非常一致的策略。
但是彭德怀的反对有比个人怨恨更为坚实的原因。彭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了的、专业的军事机构，他相信苏联是必需的武器、装备、技术和援助的唯一可能的来源。彭谋求和苏联的良好关系，并且理所当然地要人民解放军以苏联红军为榜样。由于他看重苏联军事援助，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但是，毛不同意所有这些考虑。他认为军事开支必须削减，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方法是使人民解放军增强它的进行游击战的能力（以便防御侵略和免遭长期占领），与此同时发展本国的核武器能力。后者可以使核讹诈受挫，不那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容易受到这种讹诈。这个策略的核武器部分无疑非常需要苏联的合作，但是传统派则指出，中国应当发展自己的军事教范和装备而不是依靠苏联模式。
如上所述，毛把“大跃进”设想为摆脱苏联发展模式的束缚的一条出路，这是因为中国自有其非常不同的条件。在军事方面也是如此，当时毛力求放弃苏联模式，他在一次长时间的扩大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说明了这一点。这次会议是在1958年5月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大跃进”策略后不久召开的，并延续到了7月。赫鲁晓夫曾经支持毛的核援助的要求（其原因，和中苏关系相比，与共产党集团的事务更有关系），可是中国传统军事策略中的这个转变增强了已在迅速发展的中苏紧张关系。[6]根据彭的观点，把游击战作为人民解放军任务的看法，除了损害解放军外，还贬低了它，因为这种看法要求军队与民众建立更密切的工作关系，这项任务打断军事训练，让军队领导庞大的民兵部队的发展和管理。
最后，正在这个时候，毛把长期的亲密支持者和中国最好的军事战略家之一的林彪调进政治局，使林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比彭还高。对林和彭两人来说，含义必定都是清楚的。在1958年，这种紧张关系与领导主体对“大跃进”策略的总的热情相比，还不明显，但是当“大跃进”开始遇到严重问题时，它就上升到表面，引起了深刻的怨恨，并妨碍了在策略上及时地改变对“大跃进”本身的安排，最终造成了最大的政治和经济的灾难。
1958年秋季，一些领导人的视察旅行表明了问题正在形成。在某些地方，农民食物短缺的情况证明官方统计提供的几乎所有地方都相当富裕的报告是虚假的。在其他地区，长势极好的庄稼也没有完全而适时地收割，因为转移到地方工业或离乡参加城市中的国营大工厂的工人太多。1958年时城市人口的增长简直是直线上升。同时，钢铁部门的成绩表明1959年生产3000万吨钢的理想主义的原目标（1957年的总产量是535万吨！）是不能达到的。因此，到1958年晚期，毛认识到必须进行调整，尽管他仍然认为“大跃进”的基本策略是正确的。
毛在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开始主张这种调整，然后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的1958年11月至12月的六中全会上予以贯彻。他要求1959年的钢的指标从3000万吨减少到2000万吨，他又建议政府公布低于那时内部估计的最高的粮食产量统计数字。毛本人使他自己在这个时期的观点带有将北戴河会议的革命激情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的特征。[7]但是，实事求是精神——令人不安的1958年底国家实际粮食征购的结果所迫切要求的——很快迫使毛泽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以抑制“大跃进”中日益明显的过分行动。
这时，中国领导人在2月晚期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聚集在一起以制订1959年的策略，毛决定需要使用强硬的措辞以防止“大跃进”变成一场灾难。在集中讨论农村公社问题时，毛声称，自己赞成“右倾机会主义”。实质上，他要求减少公有化的程度，把更多的所有权下放给公社本身这一级之下的组织。他要求对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利益不要采取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并威胁说（为了增强效果），如果再不适当地改正，他将退党。这里，人们感觉到，毛仍然充分相信“大跃进”的基本策略是正确的，但他担心，执行政策的干部中的“左”倾错误将导致既给中国也给毛泽东自身的地位带来巨大损害的灾祸。在这同一时期，毛请陈云在制定适当的工业指标和贯彻有关的措施时发挥积极的作用，以使“大跃进”更合理更有效地进行下去。
随后一两个月的事件表明，毛在迫使中层干部紧跟以改正1958年的失误中遇到了麻烦。有些“大跃进”早期的忠诚拥护者如河南的吴芝圃和四川的李井泉，这时几乎没有表现出从他们更早的立场上后退的意向。柯庆施——上海党的第一书记，也是“土法”炼钢运动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不愿承认这个运动的问题。更普遍的是，支持进行“到底”的情绪在从省到公社各级党组织中似乎仍很强烈。
还不完全清楚情况为什么就是如此。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以下的事实：这些干部由于“大跃进”策略而得到了更大的权势，可是却没有在或许会使他们更深刻地感受到政策压力的基层工作过。还有，从省到公社各级农民干部更专心致志于这一运动的事实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这种现象，因为“大跃进”有几分太平盛世运动的气氛，它可能使农村摆脱城市的控制，使农民干部摆脱城市出身的专家的检视。总之，所有迹象表明，毛在1959年春季剩下的全部时间里，为了使他的基本发展策略成功，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抑制“大跃进”的过分行动上。
西藏叛乱中断了1959年春季对发展问题的集中注意。这个边境地区——它的社会和中国人谋求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有很大不同——已有一段时间潜伏着不满的情绪。虽然通过允许推迟进行重大改革而达成某种和解，从而在西藏保持了平静，但从别处传进来的“大跃进”的消息引起了严重的紧张。居住在四川省的西藏人于1956年，居住在甘肃和青海省的西藏人于1958年曾经发动叛乱，从这些地区来的逃亡者住在拉萨，助长了那里的不安。汉族战士和平民的某些个别行动和错误1959年初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导致了一场实际的叛乱，达赖喇嘛于是逃到印度避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