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97部分在线阅读

叛乱无疑出乎中国人的意料，只能从这个地区之外增派部队以平息叛乱。尽管比较容易地就挫败了叛乱的主力，但怎样处理产生的外交和治安问题却继续烦扰着领导，一直到了夏天。[8]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当时领导对怎样处理这个争端有分歧。
庐山会议，1959年7月
到了7月，当最高领导人聚集在胜地庐山时，西藏叛乱从军事角度看已经平息，尽管它在外交上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现在把注意力转回到审查经济形势和规划新策略上。毛看来至少对他抑制“大跃进”过分行动的努力正获得适当成效而感到相当满意。
可是，庐山会议几乎整个7月都在继续，并且证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会议之一。会议快结束时，毛开始猛烈抨击彭德怀——中国的国防部长、人民解放军十元帅之一——并着手必要的工作以使林彪元帅取代彭。虽然当时的议事日程仍然是巩固而不是扩大“大跃进”运动，但毛还是发动了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运动，这个运动使巩固工作陷入困难，它本身导致了“第二次跃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关于庐山会议这些年来有大量可资利用的资料，但是有关个人的动机和个人的策略仍然得不到解答。
实际上，解释这个问题要回溯到会议本身召开以前。彭德怀曾经到几个华沙条约国家旅行，1959年6月12日回到北京。他在这次旅行中曾经会见赫鲁晓夫，很可能表示了他对公社计划及其对军队、中苏关系以及其他种种问题的影响的普遍忧虑。总之，几乎就在彭回到北京以后，赫鲁晓夫突然取消了协议——协议规定苏联向北京提供毛非常看重的核援助——又对公社计划进行了公开的抨击，这是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对中国的努力作出这样公开的批评。
当毛发动他对彭的反击时，他试图表明赫鲁晓夫和彭共谋，因为赫鲁晓夫在“大跃进”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与此同时彭就在庐山不公开地抨击这项政策。给情况更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的是，彭在其庐山活动中的一个亲密合作者是外交部副部长、和苏联有长期密切联系的张闻天。麦克法夸尔认为，怂恿彭在庐山批评“大跃进”的人的确是张闻天。[9]
总之，彭德怀就是在庐山这个地方最初在小组讨论中对“大跃进”进行了批评，其总的调子似乎和毛泽东几个月前所作的那种评论是一致的。只有一种评论与毛不一致，大意是毛可能不完全了解他家乡发生的事情，因为那里的人民接受的国家援助比毛了解的要多得多（这是一种极易引起争论的说法，因为毛含蓄地自称他自己比任何其他领导人都更了解中国农村的情况）。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概括了他对“大跃进”问题的看法。彭决定采取这个行动可能是由于他觉察到在庐山有一种持续而令人不安的不切实际的态度，要不然就是他可能受到了张闻天的鼓动。实际上，彭的目的也许是要使毛为难，也可能要搅乱毛已作出的让刘少奇继任的安排。在“文化大革命”中，彭在审问下声称，他想把这封信作为对主席表示由衷敬意的信息，只是为了给主席看。[10]但是，使他非常惊奇的是，主席把这封信付印，散发给所有在庐山参加会议的人，并给了它相当正式的堂皇标题：《彭德怀的意见书》。
7月23日毛泽东对这封信作出了猛烈的反应。张闻天（可能还有其他的人）在会议上插进来的评论可能使毛泽东确信，他手里有一个滚雪球似的问题，应该迅速而果断地处理。另一种说法是，毛可能一接到彭德怀的信，就基本上把彭“挂”了起来，用他的行动作为以他自己喜爱的林彪取代彭的理由。如果林彪是忠诚的，那么赫鲁晓夫7月18日在东欧的一次演讲中对于公社的公开批评就让毛泽东占了理。
不管怎样，毛泽东在7月23日采取的直接反对行动，在可以允许的批评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评论之间划了一条明晰的界线。他断言，彭图谋攻击主席，而不只是对怎样更好地进行“大跃进”提出建议。他讥讽地质问道，为什么彭不在春季早些时候的会议上表达他的意见，因为那时彭已经完成了导致彭得出他的否定结论的调查。毛提醒他的听众，他自己对“大跃进”中所用的方法曾经严厉地批评，但是彭却保持沉默。现在，离开10月份革命胜利10周年还有几个月，彭德怀选定在为即将到来的这段时间的政策定调子的一次重要会议上突然发动攻击，显然是从某些方面得到了事实上的支持。在北京中南海，彭住在毛的住宅的隔壁，这一事实很可能增加了毛的懊恼和被欺瞒之感。毛的结论很清楚：彭是如此明显地违反了行为准则，以致他和他的“集团”的错误不能不受到纠正。赫鲁晓夫对公社运动的批评给谴责彭开了方便之门：彭在把他的批评意见告知他在政治局的同事之前，已经告知了苏联领导人，以便取得他们的帮助。
毛的辛辣描述震惊了他的听众。彭德怀随后几个晚上通宵未眠，据说对完全出乎意料的毛的反应感到困惑。既然彭所说的许多话事实上是毛本人在几个月前赞同过的那种措辞，因此毛态度的激烈使其余的人明显地感到迷惑不解。如上所述，毛曾正当地抱怨彭先前的沉默。同样，彭在给毛的信中的某些批评似乎是以巧妙的方式直接而严肃地批评毛本人，而不只是批评毛支持的政策（对这些政策彭仍然大多保持沉默）。可是毛的反应却一反常态，因此很可能有某种另外的利害攸关的缘由。
首先，彭德怀是那批元帅中的一人，一般来说这批人在1949年共产主义胜利后对于最高职务的分配有所不满。在夺取政权的几十年中，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是在根据地，但有些人或者是在中国城市组织地下网络（如刘少奇），或者是做正式与国民党联络的工作（如周恩来）而度过了他们的许多时间。1949年后，后面这一批人不相称地分担了最高职务。1954—1955年的阴影似的高岗事件是庐山会议之前政治局一级的唯一一次清洗，它似乎涉及某些前根据地领导人对新政权中的领导职务的异议（主要是对周恩来和刘少奇）。彭德怀据说卷入了那个事件，但是减少损害的愿望导致一个决定，把随之而来的清洗尽可能控制到最少数的人。因此，毛可能把彭在庐山的行动看成彭要得到更高职位的第二次尝试。毛不久前把彭的竞争者林彪调到级别比彭更高的中国共产党的职位上，对比之下，这表明毛事实上在寻求办法使彭自在地离开政权。彭在庐山的批评可能给毛提供了一个机会，分发彭的信件便是这个部署的第一步。
庐山会议前几个月，刘少奇担任了毛让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这再次肯定了刘成为毛的继任者的资格，在公开场合中刘的照片前所未有地开始被给予与毛的照片同等的地位。这个变化很可能加深了关于继任问题的暗中竞争，导致彭德怀采取比他在其他情况下可能采取的更为严重的行动。这也可能增加了毛泽东对继任问题严重性的敏感，使他更加容易从有人想削弱他的权力（和他选定他自己的继任人的能力）的企图方面去考虑彭的批评。
张闻天也参加了这个事件。张闻天在长征时曾经成为党的总书记，但后来在延安，毛使他自在地离开了这个职务。张是受过高等教育和善于言谈的人。1949年以后他渐次被降级。他和苏联的紧密联系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北京驻莫斯科首任大使的人选，但是当他从这个职位返回时，他不得意地成了外交部的副部长。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在1956年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从政治局正式委员降为候补委员（1961年他正式地完全离开政治局）。张很可能认为他应得的职位比委任给他的职位要高，在1959年，由于有关“大跃进”和有关继任问题的紧张情况，他可能已经决定采取行动。张闻天和彭德怀在庐山的私人谈话可能加强了他的机会已经到来的意识，他可能巧妙地利用了不那么老练的彭，让彭去提出评论。张可能认为，他能够通过彭把他个人的抱负和许多老元帅的抱负结合起来。而且，彭被认为与许多最高领导人很有交情，而张不是如此。因此，在这个事件中，彭可能是配角，而不是策划者，被张用来在庐山创造一种气氛，这种气氛将证实张闻天对“大跃进”的滔滔不绝的批评是正当的。在7月20日的会议上，张终于发表了那样的批评。[11]
毛泽东对张闻天的这种活动也许早就很敏感，这可能决定了毛考虑彭的批评的框架。这也可能有助于说明毛收到彭的信后等了9天才进行反击这一事实。当然，另一种代替的办法是，毛可以只传播彭的信，在毛泽东明白说出他的强烈意见以前，让任何支持者在随后的讨论中有足够的时间亮相。如果毛泽东接受“张闻天当策划者、彭德怀当配角”的说法，毛泽东仍然可能决定把反击的矛头主要指向彭，这有几个原因：他的降低彭和提升林彪的总的愿望；他需要一个更知名的替罪者；或许彭自己和赫鲁晓夫的讨论，可能使得他成为两人中更易受到责难的人。
最后一个可能性是，彭德怀的异议比张闻天的异议对毛泽东含有更大的危险性。彭不同于张，彭和一批重要的赞助者——老元帅们——有密切联系。而且，彭的职务和张的职务不同，彭作为国防部长有接触情报的极好机会，使彭能了解毛切望牢牢地保持在他自己控制之下的两大类人的意见：中国的农民（彭通过军队的邮件和其他来源了解他们的意见，因为几乎所有应征入伍的人民解放军都来自农村），和人民解放军本身。因此，毛可能认为必须把他的火力对准彭，即使张在庐山是批评的幕后的主要人物。
庐山会议上的对抗是在接下去的8月的庐山八届八中全会和9月的扩大军事委员会会议期间结束的。在后一会议期间，彭德怀正式失去了他的国防部长职位，并被告知去学习几年。张闻天和另外两人（黄克诚，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周小舟，毛家乡湖南省的第一书记）作为“军事集团”（似乎是误称）[12]的成员同样被清洗。
庐山会议的影响
如上所示，庐山会议和彭德怀事件的长期影响是深远的。最重大的影响之一是，毛泽东在庐山似乎破坏了调节最高领导人之间这方面的争论的不成文的惯例。庐山会议之前，正常情况是，任何领导人都可以在党的集会上自由地发表意见，争论可以是激烈的。谁也不会因为说了什么而受到责备，只要他正式接受并按照最后达成的决议行事。但是毛在庐山的行动可以说已经改变了这一切。
首先，毛泽东把最上层同事的内部批评叫做“无原则的派别活动”。然后毛要求其他的人在他自己和他的反对者之间作出抉择，失败者要受到惩罚。这种态度最低限度将妨碍政治局委员之间未来的自由讨论。由于事实上要求几乎所有其他最高领导人[13]都要表态，这无疑就要种下以后会产生后果的怨恨。没有迹象表明，毛泽东在庐山划线以后有任何高级领导人投票反对他。
彭德怀事件还产生了某些既具有短期重要性也具有长期重要性的人事变动。最直接的结果是林彪升任国防部长。林彪，如前所述，是毛泽东的长期追随者，林的新职务使毛比起以前来或许能更牢靠地控制人民解放军。林则坚决地防止彭恢复政治上的原有地位，因为那会对林自己的权力构成威胁。[14]以下将要谈到，这个争端在60年代初期使中国的政治继续恶化。
还发生了与庐山会议有关的其他人事变动。罗瑞卿离开公安部长的职位，担任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较不明显的变动是，华国锋在湖南省得到提升，担任一个更高的职位。华的提升可能是由于毛泽东在庐山的紧急时刻他对毛的一次忠诚的行动。如果是这样，华的贡献也许是：在毛的故乡韶山支持毛的发展方式，反对其上级——湖南第一书记周小舟所支持的彭德怀的指责。华情愿割断与上级的长期关系而为毛效劳，比10年以后当毛泽东再次需要忠诚的部下以清除林彪事件以后的反对者时，对毛有更大的帮助。
最后，如前所述，庐山会议的动态和随后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断了毛泽东半年前发动的整顿和巩固的工作。1959年秋季，反机会主义的运动席卷全国，所有那些几个月前对“大跃进”政策的功效表示过怀疑的人都被免职。这个运动实际上终止了1959年春调整和巩固公社的工作，到了1960年初期，新的跃进已经开始进行，这并不出人意料。毛泽东支持这种发展，例如他于1960年3月承认鞍山钢铁公司新“宪法”，用一种把重点放在政治上的管理方法取代那里以前仿效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钢铁企业的管理方法。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采纳毛泽东的12年农业发展纲要（1956年前半年短暂的“小”跃进的一个主要部分）。在同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的亲密支持者谭震林再次认可公社计划。实际上，1960年春季这几个月都在尽力组织城市人民公社，恢复干部“下放”。现在还不清楚，在彭德怀的非难之外还发生了什么事情，致使毛泽东放弃了1959年早期的分析，而赞成恢复对“大跃进”策略的信心。1960年上半年领袖们把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中苏关系这一事实，使得这个“跃进”策略迅速扩大到引起灾难的程度。
第二次“大跃进”彻底地失败了。根据1981年发表的数字，1960年的农业产量只有1958年的75.5%（1961年的产量又下降了2.4%）。轻工业主要用农业产品作为原料，因而轻工业的变化比农业产量的变化晚一年才显示出来。1960年，轻工业产量减少9.8%。然后1961年下降21.6%，1962年又下降8.4%。这种积累性下降将导致可与食物短缺相比的商品的极度缺乏。重工业产量也急剧下降，1961年与1960年相比下降46.6%，1962年比1961年又下降22.2%。[15]
总之，1959年晚期和1960年重新开始的跃进导致了中国（也许是世界）20世纪破坏性最大的饥荒。这次大规模饥荒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性的。那些错误的政策（如1959年时决定要农民让土地休闲，以避免因为仓储设施不足难以处理预料中的剩余农产品而造成的损失）必然导致严重的食物短缺。由于政权对于问题，对于继续到1961年的高农业征购定额拿走农村可以到手的粮食的程度缺乏了解，这类短缺大大加剧。恶劣天气和1960年年中苏联专家的撤离增加了困难，但是这后两个因素都不会引起发生于1959—1961年的多于2000万人的“超额”死亡（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16]
重新开始的“大跃进”的可怕后果和清洗彭德怀的怨恨结合起来，使政治上的一致松散了，这种政治上的一致曾经使延安领导在在野的时代和执政的头十年中团结在一起。这种政治上的退步经过了一系列争端的发展过程，任何一个争端实质上可能都是易于处理的。但是合在一起它们就为延安领导的最终分化创造了条件：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60年代初期，六股各色各样的绳子编织成了这幅政治退步的挂毯。
其一，赫鲁晓夫决定尽力使“大跃进”停止进行，在1960年的危机达于顶点时迅速撤回苏联顾问和取消援助，以便向中国表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的高度重要性，这些事情的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使毛泽东震惊地对俄国革命的发展从根本上重新评价。在苏联的发展和其领导人的行动中，毛以前固然觉得有许多地方犯了错误，但是他以前并没有从苏联制度根本变质方面考虑。赫鲁晓夫粗鲁的强制策略引起了这种可能性，而这种思想是令人吃惊的。含蓄的意思是，如果苏联革命能够从社会主义变成法西斯主义（或者社会帝国主义），那么任何社会主义革命在理论上都是可以转变的。由于毛泽东在北京的地位因“大跃进”的失败而大为减弱，他显然开始担心他在北京的毕生事业可能最终不是世界上最合理的社会，反而是为一个极度的剥削制度奠立基础。
因此，毛泽东开始把他的大部分精力专用于处理与苏联的争端，他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受过训练又很了解苏联事务的康生引进中央舞台，帮助自己为中苏关系而战斗。由于毛在几年当中开始对自己的继任人所遵循的路线产生非常严重的怀疑，因此毛利用和“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在中国公开了事实上等于对他自己同事的政策所作的批评。据说，康生30年代中期在苏联学会了在政治上暗中斗争的手段，因此在60年代早期，康生在北京的权势增强了在紫禁城中以斯大林主义，而不是以传统的毛主义的比赛规则进行斗争的趋势。
其二，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层中的威信，由于大失败的“大跃进”而大受损害。1961年6月，毛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会议上实际上作过某种形式的自我批评。如前所述，到1959年，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毛泽东都已打算在政治局中退居“二线”，以便能够把更多的时间专用于主要的争端而少陷入日常的行政事务。但是1960—1961年的灾害一旦完全显露出来，毛泽东发现自己与他本人所希望的相比，被更有力地排除在日常事务之外。同时，他从前的某些主要支持者，如邓小平，不再对他表示他自认为应当受到的尊重（林彪证明是显著的例外）。因此，举例来说，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抱怨邓1959年以后不听他的话。如前所述，邓以前是毛的一个主要支持者。但是，当收拾“大跃进”灾难的残局的时刻到来时，邓凭借他的中国共产党书记处的职位起了主要的作用，在适当的补救办法和要汲取的教训方面邓和毛的意见不完全相同。
第三股绳子恰恰就是不同的领导人从完全失败的“大跃进”中得出了不同结论这一事实。毛泽东承认，如他随后的行动所表明的，政治动员本身不能导致快速的经济增长，因此毛并未宣布增加主要产品，以之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目标。但是，也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证明的，毛仍然相信政治动员具有改变政治权力的前景、价值和分配的能力。作为对比，大多数在庐山反对彭德怀的毛的支持者，在他们对1960—1962年的形势作了调查研究以后，断定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整个延安式的“高潮”政治实际上在所有方面已经变得只起反作用。因此，当毛不再把政治运动看做经济增长的基础时，他的许多同事则要求完全避免搞运动式的政治。
其四，中国共产党本身负责组织“大跃进”，作为这个巨大努力失败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威信和组织能力方面都受到了损害。当国家慢慢脱出“大跃进”时，中国共产党低层组织的沮丧情绪变得更加厉害，因为曾经支持第二次跃进的干部现在终于由于他们的“左”倾主张而被清洗，而毛自己的责任则被小心地掩盖，以保护他的合法地位。例如，毛1961年6月的自我批评从未传达到基层组织。由于1960—1962年中国共产党基层干部负担过重，许多人丧失了他们的革命热忱，因而使得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立脚不稳，那是不足为怪的。怎样才能最好的整顿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问题在上层引起了另外的分歧，因为不同的领导人提出了他们自己处理这个重要争端的多少有些不同的方法。
第五个问题与中国以多快的速度从“大跃进”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的争论有关。对功过的不同评价当然可以为采取不同的措施以导致比较正常的局面提供各自的根据。当这个争论在1962年进行时，毛泽东比他的许多同事更加乐观；实际上毛似乎已经开始怀疑悲观的人试图限制他自己在体制中保有的机动灵活性和周旋余地。当毛变得更关注修正主义时，这类争论对他有了越来越大的重要性。
最后，不管人们对中国恢复工作的速度抱有什么看法，他们对“大跃进”（特别是它的第二阶段）已经造成的非同一般的损害都是毫不怀疑的。换句话说，1959—1961年的事实基本上证明了彭德怀在庐山的所说所写是正确的。火上添油的是，彭德怀于1962年完成了范围相当广泛的农村调查，那年8月他总结了自己的调查结果，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8万字的文件，为他的平反提供根据，理由是他在庐山的原则性批评是正确的。但是，林彪不能容忍为彭平反，毛也不愿意。此外，到了1962年，毛可能已经开始考虑格外依靠林和人民解放军的必要性，因为毛对他的其他同事的担心增强了。因此，毛阻止为彭平反——这样做使到那时为止的调节领导人之间关系的准则进一步受到了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