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98部分在线阅读

“大跃进”以后：刘邓纲领
总之，“大跃进”的失败在中央领导人面前都留下了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各不相同：从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到磨损了的制度的能力，到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的关系。基本的政治方法同当前经济及其他方面的目标一样，都有争论。此外，所有这些事情相互影响的方式往往容易加深毛泽东的怀疑，使之更加难于找到意见一致的解决办法。说得详细些，这些争论有如下述：
在1960年7—8月的北戴河会议期间，领导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克服“大跃进”的灾害。那年6月苏联对中国全部援助的终止迫使北京从自力更生以求发展这方面去考虑问题，并审度农村正在恶化的形势。在其后的一两个月中，当夏季的严重歉收变得明显时，当局在北戴河，接着又经过几次反复的考虑，采取了几个主动行动：
首先，第二次“大跃进”正式被终止，指导方针这时变成“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取代以前的“多、快、好、省”的提法。毛泽东在1959年首次提出“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但是直到1960年秋季才实施。它在1961年1月的九中全会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方针。
其次，中国共产党中央通过重建六个中央局谋求加强对受到破坏的全国的党的机构的控制（解放初期存在的相应的大行政区政府未重建）。据说，曾经尝试通过后退到提供更大物质刺激的办法来解决农村的困难情况。引起灾难的秋收暴露了问题的重要性，以致周恩来在11月主持拟订了有关农村政策的紧急措施，即名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二条》。这份权宜的文件实际上允许在公社之内真正分散权力。用安奉俊（音）的话来说，随着贯彻《十二条》，“大跃进完全失败了”。[17]
但是，解除干部贯彻“大跃进”政策的压力并没有指明中国共产党应当从此走向何处。“大跃进”失败的具体原因仍然不清楚，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得出适当的答案以使国家回到长期发展的道路上去。相反，在1961年春季，地方领导人一般都被给予很大的灵活性以实施他们认为可以减轻蹂躏着中国的饥荒所必需的任何措施，这些措施甚至包括许多地方对公社的事实上的解散。在政策方面，有两种解决办法被采用。第一种由林彪提出，以部队为中心，强调恢复政治学习，以之作为提高修养和增强纪律的一种手段。第二种由刘少奇和邓小平提出，即在主要工作领域内进行一系列的调查研究，以便为纲领性的政策文件提供资料。
1960年9月，林彪在部队中要求拟订集中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规划。农村的饥荒在战士中引起了不可忽视的沮丧情绪，林认为，重要的是恢复政治工作以防止这种现象。既然这种努力一般是针对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村新兵，就必然会把毛的思想简单化和教条化。为了试图使毛的思想能为普通战士所理解，终于出版了《毛主席语录》，这本“小红书”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红卫兵的圣经。但是，在1960—1963年期间，那些负责中国城市工作的人指责了林彪对毛泽东著作的教条主义解释在军队以外也管用的想法。
刘少奇和邓小平指导了调查研究和起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的过程，这些文件一般以其各自的条款的数目来称呼。1961—1962年期间，公布了下列重要的政策文件：《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科研十四条》、《手工业三十五条》、《财经六条》、《文艺八条》、《高教六十条》、《商业四十条》。这些政策文件，其起草过程的具体情形当然都有所不同，但有一些要素是共同的。每一种都有一个党的领导人负责起草过程。例如，毛泽东主管《六十条》的起草工作，薄一波照管《工业七十条》（在李富春主持初步工作以后），李先念照管财政，周扬和陆定一处理文艺，彭真掌握教育，等等。
此外，在书记处下设立了三个职权广泛的政策小组以监督和协调有待商讨的主要领域的政策：李富春和陈云小组审查经济政策，彭真负责文化和教育事务，邓小平控制政治和法律工作。于是，举例来说，这种工作方式使得陈云于1961年在以下领域作了重要的政策报告和讲话：化肥生产、外贸、城市人口增长、农业政策和煤的生产。如下所述，1962年早期，陈云主要专注于中国的形势和将来要采取的政策的总的审查。[18]
在拟订各种纲领性文件的过程中，典型的办法是，负责的人通过开展现场调查，常常包括访问与他过去有联系的适当的单位或场所，首先查明实际情况和问题。此外，再召开有关的专家或实际工作者的会议，动员他们给予支持并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些文件要起草若干次，大多数草案都反映了党内的和非党专家的补充评审意见。这种做法认为专家能够作出有价值的贡献，这和林彪同一时期在军队中采取的办法完全相反。对林彪来说，毛的思想既包含了问题的答案，也包含了需要的任何启示的源泉。因此，在“大跃进”的灾难以后，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已超出了个人政治上好恶的范围，而是包括了制订政策过程和政治考虑这些根本方面。
刘少奇和邓小平领导的机构所制定的政策实质上也打击了作为“大跃进”的基础的想当然的设想。例如，在化肥生产方面，陈云要求增建14个工厂，每个厂具有每年生产5万吨合成氨的能力。这些工厂应当是大而现代化的，用以代替“大跃进”期间变得非常普遍的效率差的小规模化肥生产。而且，它们需要从国外引进相当多的主要部件，使中国离开以前的自力更生政策。薄一波的《工业七十条》重新强调专家的作用和物质刺激的效用，这几乎和毛泽东前一年提倡的“鞍钢宪法”直接抵触。《文艺八条》允许重新采用传统艺术形式，允许艺术家探索范围更广的主题。《教育六十条》强调教育质量，砍掉了作为“大跃进”策略一部分而开办的许多民办学校，《农业六十条》明确地提出了一批详细的条例，规定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提供自留地，一般来说，努力使农业生产转向一种为农民劳动提供更多物质刺激的制度。
这些政策全面地标志着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即不再考虑“大跃进”时的优先事项了。它们使专家和专门技能回到了中心舞台，更加依靠现代化的投入以实现增长，重新把中央的官僚体制控制加之于各个活动的领域，更多地在个人的物质利益而不是思想动员的基础上向群众提出要求。没有迹象表明毛泽东在1961年期间反对这些倾向。实际上毛亲自积极地参与了《农业六十条》的起草工作，并在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要求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6月，毛泽东在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但是，因为这些调查研究和商议导致了政策性纲领文件的出现，毛显然变得日益不安——而且感到不安的不是他一人。
七千人大会，1962年1—2月
国家以多快的速度恢复，未来的目标和时间因而应当怎样安排，当有关这方面的根本分歧在1962年出现时，紧张的局面突然爆发了。1—2月召开了七千干部工作会议以审查领导方法并对形势进行总结。对于前者的共同意见比对于后者的多。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主要报告和几次其他的发言，他要求更广泛地运用民主集中制，少由主要人物个人发布命令。在1月26日和27日的演说中，他把最近大部分纷扰的责任归之于党中央，强调防止那种粗暴的清洗与反清洗的重要性，这种清洗和反清洗在前一两年曲折复杂的情况下困扰着党。刘具体地批评了紧接庐山会议之后的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猛烈抨击，据说他曾经要求为“右倾分子”，尤其是为彭德怀平反。毛泽东1月30日在会议的讲话一般地赞同了这些论题，毛告知听众中的干部，他本人在去年6月已经作过自我批评（他也预先通知他们要准备作同样的自我批评）。因此，这次会议有助于整顿很不一致的党内决策机构。
但是在其他领域，会议未能得出一致意见。在引起“大跃进”灾难的原因方面，刘少奇认为政策上的错误决定占70%，苏联取消援助和连续几年的恶劣气候占其余的30%。毛泽东认为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刘少奇还认为，经济仍然处于危急时期，恢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对比之下，毛泽东认为现在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恢复正常。也许毛的意思是，他的评价只适用于政治形势而不适用于经济形势。总之，刘当时对于一般情况似乎怀有比毛远为忧郁的估计。刘的比较悲观的估计可能从而为更有效地解救危急形势的办法提供了理论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支持毛泽东，似乎对“大跃进”作了全面的肯定的评价。对比之下，在1962年晚些时候的实质性争论中，周恩来强烈地支持刘少奇和陈云。因此，周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行动显然反映了他工作上的一贯做法，即每次公开出现意见不一致时，总是支持毛，这比他真正同意毛见解的时候要多。周常常被中国人比作“柳枝”，他在1962年春季的行动再次证实了这种恰如其分的性格描写，也就是说他既有力量，也有随风弯曲的适度的才干。并不出人意料，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也得到林彪强烈的口头支持。
另外三位领导人的见解不很清楚。邓小平重申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但是在诸如为右倾分子平反等实质性问题上，他支持刘少奇。陈云曾被邀请作财政和贸易的报告，但他表示异议，理由是他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个领域的情况。但是，彭真的行动或许最清楚地总括了政治局委员们1962年1月发现自己所处的困难而又动荡不定的处境。
彭真曾经命令他在北京市各级组织的下属调查研究“大跃进”灾难的原因，并为他准备一份报告。还不清楚他这样做是根据自己领导工作的需要，还是作为确定从“大跃进”中应当汲取什么教训的范围更广的领导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总之，最初的调查研究于1961年5月晚期开始，11月彭真发出第二道命令，作为这项工作的一个部分，应当检查1958—1961年之间的中央的一切指令。邓拓——北京党的一个书记，1957年以前曾经编辑《人民日报》——负责这次调查研究。1961年12月在畅观楼召开了一次会议之后，邓拓向彭报告了集体作出的结论。
他们提出的这份报告把造成灾难的过错直接归之于“大跃进”策略中的动员政策。中央批准并转发的虚假报告太多，发布的互相矛盾的指令太多，在号召地方干部行动时实际上完全不顾经济现实。总之，“大跃进”的灾难应主要归咎于政治局。既然1958年后毛泽东是这个机构的实际领导，畅观楼报告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成了对毛本人的工作的严厉批评。
1962年1月彭真参加七千人大会，据说他准备详细说明畅观楼报告提出的问题。但是，当彭领会了会议的性质时，他犹豫了，事实上他并没有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批评毛泽东的领导。彭到那时已完全认清“大跃进”灾难的严重程度，将来肯定不会再支持这种动员工作。同时，他不能使自己直接和毛争辩。这种踌躇不前的矛盾心理从而说明，即使在1961年令人难受的经历之后，在1962年及其以后的一整段时间里，党内仍然存在支持“大跃进”式政策的强有力的思潮。
鉴于“大跃进”酿成的问题很严重，而毛泽东仍然能够使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样的秘密会议的结局朝一定方向发展，这件事本身便表明了对毛固有威信的尊重。它反映了1949年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无与伦比的地位。与其他执政的共产党不同，中国共产党设立了第一书记（或总书记）和主席两个有区别的职务。前一职务是党组织等级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后一职务则在这一等级制度之外和之上。主席的职务的正式权限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连续的几种党章中逐渐形成的，但其实际权力则来源于任职者的才干，这个任职者实际上被看成哲学家首领。在毛同事的眼中，他被概念化地当成了中国革命本身。而人民则认为，毛可能犯严重错误，因而可能试图通过官僚主义的手段损害他所创始的事业，但没有人有勇气（或胆量）直接就毛对当时形势和党的重要工作的根本评价提出疑问。总之，对毛泽东的权力没有有效的制度上的限制，当毛认为受到挑战或威胁时，他很熟练地运用了这一优势。
遗憾的是，能够得到的七千人大会的文件不足以具体说明会上辩论的动态或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的详情。结果似乎是，会议留下了许多只得到部分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会议设法处理的主要争端，在此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整整几年里继续在领导人之中引起不和与关系紧张。这些争论有如下述。右倾分子的平反：这次会议达成的折中意见是，同意许多人应当调回，但彭德怀和某些其他主要右倾分子应当挂起来。对当前形势的估计：这次会议并没有取得能保持一两个月的一致意见。毛泽东似乎硬让会议采取了一种适度的乐观的看法，但几乎随即受到挑战，仍然成为引起争论的问题。整党：完成重建有纪律的、能迅速作出反应的党组织的必不可少的工作虽然在这次会议上有某些进展，但是怎样才能最好的完成这项工作的争论将继续引起领导人之间的不和。因此，1962年1—2月的会议标志着一种无把握的转变——从1961年的失望朝着1962年及其以后更积极地努力引导事态发展的方向的转变。虽然这次会议反映了北京再次准备开始采取主动行动这一事实，但是也透露出了前此三年的创伤引起的中央领导内的分歧。
这些思想方面的裂隙在财政部预算的压力下开裂得更宽了一点。陈云正好在1962年2月的七千人大会以后得到这个预算。按照当时的规划和项目，中央政府当年得面临20亿到30亿元的财政赤字。陈云对财政赤字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一直是敏感的，他准备了一份涉及面很广的报告，以忧郁的措辞预测总的形势，要求适当改变计划，包括按比例大大降低上月讨论过的生产指标。陈云担心食物状况恶化，建议采取紧急措施额外增加鱼和大豆的供应。他还极力主张，不利的农业形势需要修改新近通过的恢复计划。这种状况将限定1962—1965年这段时间为恢复时期，在恢复时期精力仍将集中在农业生产方面，冶金和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必须加以抑制。
由于毛在武汉，刘少奇负责政治局的日常事务。他召集西楼会议讨论陈的意见，会议是2月21—23日在北京的一座建筑物西楼召开的。西楼会议强烈地支持陈的冷静的估计，这一估计总的来说似乎都和刘本人在最近结束的七千人大会上描述的图景相近。此外，刘和邓小平在西楼都赞成农业中的各种“个人责任”制（事实上是部分地分散），这些办法曾经在像安徽那样的受到沉重打击的省份试行。这种支持反映了对农业情况到这次会议召开时为止仍未“翻身”的看法。李先念在西楼也承认刘少奇对最近国家财政工作的批评是正确的。
西楼会议决定召开国务院各党的核心小组会议讨论这一新的估计。它们在2月26日开会，热烈支持陈的分析，并把会议结果提交书记处。刘少奇力请书记处把陈的报告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文件并附上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批注意见分发。因为有人（未指名）反对所提出的文件的基调，刘、邓和周到武汉向毛报告文件的内容和背景。据说毛赞成分发文件。在这以后，陈让中央财经小组讨论这份文件和一份也反映了陈的意见的有关的商业工作的报告。
中央财经小组开会以后，由周恩来负责这个重要的机构。据说，陈由于有病不得不从日常事务中退下来，不过他显然还是一个不出面的有影响的顾问。[19]冶金部拒绝接受陈的分析，仍旧提出较高的钢铁指标——到1970年安排2500万到3000万吨——以之作为新的五年计划的核心。陈与此不同，强调恢复时期之后需要平衡发展。1962年初夏，周恩来召集六个中央局的书记，与政治局委员一道集中讨论陈的意见，周把陈的意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规划的正确框架予以推荐。柯庆施——来自上海的毛主义的忠实拥护者，在1958年的土高炉运动中他是一个主要人物——反对周的见解，理由是总理叙述形势特点的措辞比七千人大会的用语要坏得多。周反击说，预算赤字是在会议结束以后才获悉的，是它们导致了这次修正。周的发言因而分发给范围更广的人，这显然压倒了柯的强烈的反对。
因此，1962年上半年对于形势出现了两种大不相同的估计。毛泽东至少受到某些地方官员、军队方面的林彪和重工业部门的人的支持，[20]认为国家正在顺利恢复的路上前进，因而为了使中国进一步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开始发挥主动精神的时间已经来到。因此毛反对农业方面进一步非集体化，反对在其他领域，如文化领域走回头路。毛对苏联革命的发展的沉思促使他对中国这几个月的发展趋势感到担心，但是总的来说，从1962年2月至8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中部的半退隐的生活中度过的。
相反，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在2月晚期，断定形势仍然极端严重，在北京真正能够再次采取主动行动之前，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恢复时期。严酷的农村形势需要正式承认农民的投机活动和那种称为“单干”的分散形式，以对农民的物质利益作出更大的让步。社会风纪普遍不良需要政府在精神食粮方面向大众的爱好让步，允许上演旧的歌剧、话剧和创作少谈革命政治问题而偏重传统的受欢迎的主题和人物的其他作品。令人失望的经济形势也需要政府劝说以前的资本家和有专门技术的知识分子积极努力以恢复城市经济。因此，当毛认为总的形势允许重新作出努力以推动国家再次向他的社会主义理想前进时，他的许多同事却迟疑不决。他们认为，在可以实行更积极的策略之前，政府应当后退得更远一些，并在制度上培养其复苏的能力。
北戴河会议和十中全会
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21]上，这两种看法之间的冲突发生了。刘少奇及与他志同道合的人在参加这次会议之前，曾经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积极贯彻陈云对中国形势的分析中的政策内容。因此，举例来说，他们于2月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学和技术工作会议，一个月以后又在同一城市召开了全国戏曲创作会议。两个会议都试图向与会的党外人士的爱好让步，以求得他们的支持。到了8月初，一个相关的农村短篇小说会议又在大连举行。其间，邓小平召开了一次书记处会议，审查关于“单干”的材料，他在会上发表了他后来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当然，前文已经列举的围绕陈云评价的一系列事件正在展开。
毛泽东是以另外一种心情对待这次会议的。他显然越来越感到自己在决策的主流中处境孤立，尽管中央委员会的文件在公布之前仍需得到他的签署。据说毛曾经停止参加1958年1月的政治局会议。[22]最初，这也许反映他在“大跃进”开始时得到了更自由地作出决定的权力；或者这也许是他真正想退居“二线”以使他的同事取得更高威望的努力的一个方面。但是时间久了，这很可能对他产生了另外一种意义，使他日益感到自己被他的同事所孤立和怠慢。毛于1962年的确为了在组织中重新树立自己而开始寻求办法，而1962—1965年这一时期政治领域最令人关心的一个方面就是组成联盟，这一联盟将使上了年纪的党主席在1966年获得支配地位。
主席的这种寻求正和三个重要人物——江青、林彪和康生——各自的政治野心的扩张相吻合。其他的人则留在不引人注目的位置上，间或起重要的作用。陈伯达——他总是毛主义的效忠者——愿意促进任何可能增强他的保护人的作用的行动。汪东兴——毛从前的警卫人员——专注于拜占庭帝国宫廷式的安全方面。周恩来在政治竞争中谨慎从事，他的行事对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一直保持公开。但在1966年的紧要关头，周断然靠近毛的一边，使主席能够完成必要的联合以发动“文化大革命”。
但是，由于毛面临1962年夏季晚些时候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他还得制定他的挑战的步骤或他的策略。他深为七千人大会以来这几个月的事件所苦恼，可是，在北戴河会议的头几天还要懊恼地听着报告。最受尊敬的老元帅之一的朱德要求在农业中扩大个人责任制，提倡使他和刘、邓对农村问题的评价完全一致的其他措施。陈云重申了他对农村情况和工作的见解。其他政治局委员在主要的争论领域作了报告，[23]但遗憾的是，得不到有关他们发言的时间安排或内容的资料。时间安排是重要的，因为毛在8月9日向大会发表讲话时用了极为尖刻的挖苦话，以致他的讲话很可能严重地影响了整个会议进程的气氛。
毛激烈地抨击了财政部，财政部的有预算赤字的计划为陈云2月的报告和随之而来的一切提供了基础。然后他强调中国仍然面临需要阶级斗争这一事实，他显然认为，从社会主义的政策不断后退简直就是增加这个领域的危险。他直接抨击在农业中采用个人责任制，号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整顿农业地区的党组织。他警告要防止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可能性。江青后来透露，她曾经向主席做工作，使他对1959年以来文艺的“堕落”保持警惕；毛在北戴河会议的讲话中强调需要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她的挑动从中得到了反映。[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