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99部分在线阅读

毛因而成功地扭转了议程，结果是，议程至少部分地反映了他自己主张的头等大事。他威严地出席这些中央秘密会议，他的意见很容易被接受，他也在这些会议上充分利用了他的政治影响。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至少在某些方面显然对主席的头等大事提出了异议，因为刘后来解释说他在北戴河曾经“右倾”，而且在9月24—27日召开的十中全会以前没有着手改正自己的错误。结果是在多少加深了的政治紧张气氛中，拼合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十中全会透露了北戴河会议上激化了的所有分裂和矛盾。毛主持这次会议，他向与会者的演说把苏联变质和阶级斗争在未来几十年中仍将在中国存在这一事实紧密联系起来。但是，在这次会议上，毛被刘和其他的人说服，明确了不应当让阶级斗争的争论压倒十中全会作出的其他政策决定，1959年庐山八中全会以后就曾经发生这种情况。[25]
毛对阶级斗争的全面关心反映了他更为根本的担忧，即中国革命正在向“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好嘲笑人的人可能会说，对毛来说，凡是他不喜欢的任何事物都是“修正主义”，但是把这个词贬低到这样的水平实际上将使人产生误解。毛很想领导革命沿着集体主义和相对的平等主义的道路前进。他总的说来不信任根基在于城市的官僚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尽管他的许多具体政策建议具有剥削农村来发展以城市为基地的工业的效果，但他似乎仍然真心诚意地认为自己是中国贫苦农民的代表。虽然毛相信技术进步的功效，不过他仍然不相信促成技术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高度文明及其载体。
由于“大跃进”的悲剧性后果，到了1962年，毛不再坚持动员群众能够恢复国家的生产能力的主张。因此毛继续屈从于党企图充分利用物质刺激和专门技能以稳定局面的要求。但是到了十中全会时，毛也决定划出界线。他坚决反对农业生产中的分散化，坚决要保持住公社（或在那些已被放弃的地区恢复公社）。他还认为，现行政策将增强他最不信任的社会中的那一部分人——在农村，是从前的地主、富农；在城市，是从前的资本家、技术专家和知识分子——的力量。他也担心，一段时间的正常状态将使许多中层干部中滋生出懒惰的官僚主义倾向，他们在过去就极易染上这种恶习。因此，毛要求采取措施将政治讨论引入工作日程（但不中断正常工作）。他还加强了负责处理那些滑向反革命的人的机构——公安部和中国共产党的监察委员会。
十中全会在理论上接受了毛的全面分析，但在它的具体条款中保留了1961—1962年期间为了从“大跃进”中恢复过来而拟定的办法。由此而产生的折中公报，有些段落重复了毛的语言，另外一些段落插进了刘、邓和陈提出的理论。据传刘少奇、李先念、邓子恢和习仲勋在这次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这证实达成这一折中方案是不容易的。这次会议仍然感到为难的一个次要论题是彭德怀事件。如前所述，彭为了为他的彻底平反提供根据，写出并传播了为自己辩护的八万字的报告。毛迟疑不决，只同意将来给彭分派某种低级别的工作。主席认为只有那些充分承认了他们的错误的人才能平反——显然不愿意承认，在彭的案件中错误的是毛。
许多中国和西方的史料编纂著作把1963—1965年这段时间描述成两条路线斗争的时期，一方面是毛主义阵营，另一方面是一个刘邓司令部。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简单。帮助毛于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那批人由不同的分子组成，他们由于不同的原因而结合在一起。因此，需要弄清这些年的一个重要方面：毛主义联盟的不同组成部分是怎样形成的，以及每个部分是怎样影响这个时期的政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当毛开始既要努力对付他可能的联盟伙伴，又要努力对付刘少奇及其同事所实行的政策时，他自己思想的发展情况。两个重要的联盟集团以林彪和江青为首。分析了这两个联盟集团以后，我们再转而分析毛直接对付1963—1965年期间刘及其伙伴的主要政策性倡议的努力。
林彪地位的提高
林彪于1959年9月成为国防部长以后，面临两项工作。一项是巩固他在人民解放军中的地位，另一项是稳固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并帮助毛增强他自己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力量。林为了完成这两项互相关联的工作实行了一种复杂的策略，最终使他处于帮助毛发动并维持“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地位。
林通过恢复党的军事委员会的突出地位，开始了他对人民解放军的改革。这个机构在彭德怀任职的整个时期名义上存在，但实际上它的作用似乎因彭和毛日渐疏远而减弱了。林使军事委员会重新活跃起来，任命中国10个元帅中的7人（不包括彭德怀和据说在1959年支持彭的朱德）为常务委员。
关于军事委员会的组成情况所知甚少，因为中国从未公布它的委员的全部名单和工作人员的详情。[26]不过，在1976年以前，所有确定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人都是在职军人，唯一例外是它的主席毛泽东。军事委员会是党的一个正式机构，是党借以对专职军人实行监督的行使领导权的工具。事实上，党的领导人如周恩来，在军事委员会的重要会议上发表过讲话。但是，这个机构日常工作的领导权一般属于国防部。既然毛是唯一能被确定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文职人员，设立这个机构的真正目的似乎就是在军事决策中给予中国共产党的主席[27]一个特殊的地位。因此，使军事委员会重新活跃起来也许应当更准确地看成是重新维护毛和现役军事部队的紧密联系。
林不但把军事委员推到了舞台中央，他还进行了人事上的更动以保证他对国防部的控制。他任职的当时就很快解除了7名在职副部长中的3名，并任命了6名他自己的新的副部长。据说，他实际上对中国的高级指挥部做了一次清扫，把从前的7个部门改组成3个，任命那些看来会拥护他的人负责每个部门（包括罗瑞卿，在庐山摊牌以前他是公安机关的负责人）。部内的这些人事变动可能和军事委员会的重新活跃有联系：国防部的所有高级职务由军事委员会正式委派。
如前所述，林在此前后开始在军队中强调运用毛泽东思想。人民解放军中其他的许多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林把这当做他国防部长任内的中心装饰品。林的观点在1960年9—10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结束时成为官方政策。这正好发生在《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的时候。无论这两件事在计划和实施方面有无联系，林的方针使他进一步得到了烦恼日渐增多的毛主席的喜爱，则是没有多少疑问的。
实际上，普及特定领导人的著作被看成是重要的政治问题，这突出地表现在出版刘少奇的选集和陈云的论文集（1962年都在编辑）的计划上。两者都未出版，据说是因为刘本人反对发表他的著作，而毛实质上把陈的书搁置了起来。[28]在刘1959年4月从毛那里接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以后，毛和刘的相关的待遇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其后，林彪连续地采取主动步骤以提高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事务中的作用。他开始迅速地增加军队中的党员人数，也许是由于这将在全国的共产党事务中给他以更大的发言权。此外，在1963—1965年期间，他在某些方面模糊了党和军队之间的界线，成功地扩大了人民解放军在组织方面的责任。在这几年中，好几个军区的领导人在紧接“大跃进”之后成立的六个中央局的五个局中当了书记。同时，至少有一半省党委第一书记在军区成了政治委员，使他们至少是部分地置身于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指挥系统之中。这种在党和军队中的双重任职，在理论上曾经用来增强党对人民解放军的控制，但经验表明，实际效果正好相反。实质上，这些都是人民解放军增强它相对于党的力量的夺权措施。隶属于林的人民解放军也加强了它对平民百姓的控制。毛在1962年命令在军队监督下成立民兵，执行这项命令增强了军队和非军事部门的联系。
既然军队有这些功能，毛日益强调人民解放军是能够把政治和专门知识成功地结合起来的模范组织——用当时的术语来说，能够又红又专。因为就在这几年，林在军队中加强了专业训练和纪律，而且军队正在领导研制中国原子弹的工作。1962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还在和印度的短暂边界战争中表现良好，因此提高了它的威望和声誉。
1963年，人民解放军树立了几个政治上忠诚的正面典型，包括一个在一次偶然事故中牺牲的无私的战士雷锋和一个突出的连队南京路上好八连。1963年11月，继号召人民效法这些军队模范之后，毛全面号召人民“向人民解放军学习”，既然党被认为是一切智慧的源泉，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口号。在主席的眼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问题实质上表明了政府管理工作不够充分，而“大跃进”的灾难又大大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因此，毛开始把军队当做能够使优秀的政治素质与他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必需的技术一组织专业知识协调发展的模范的机构。
毛很快从号召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发展到更直接地采取措施以增强军队在政府和党内的影响。1964年，遵照毛的指示，政府单位在单位内部成立了政治部门——随后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机构也如此。这些部门以军队内部的政治组织为榜样，不少工作人员不是学过军队为此目的而开设的训练课程，就是本人是新近复员的军人。这些部门从未牢固地建立——部分地由于政府内和党内的抵制，部分地由于它们不能明确规定它们的任务，部分地由于在谁将充当其工作人员的问题上不断有小的争论。但是，整个这一套做法再次反映了人民解放军对党和政府采取的日益扩张的态度——而毛支持这种发展趋势。
1965年5月，林彪采取了在人民解放军中取消所有军衔的不寻常措施。这一主动行动再次使军队显得在政治上是最“先进的”，因为只有它在把革命的平等主义的理想付诸实施。此外，从政治势力的观点看，这种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增强林在人民解放军内的权力。从本质上看，这意味着从前军官的权力现在只能从他实际从事的工作中得来。他不再拥有其本身能够给予某些权利和特殊待遇的军衔。既然林在军队内占有行使权力的最高职位，其余8个元帅（罗荣桓于1963年去世）和全体军官本身的独立自主的权力必将多多少少地被这个措施所削弱。
1965年，人民解放军还直接控制了公安部队。原公安部长、在公安机关中有牢固联系的罗瑞卿，这时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如我们后来将要看到的那样，林彪于1965年12月对罗荣桓采取敌对态度，到1966年5月将罗清洗并加以毁谤。清洗的一个结果是使林处于能够引导公安机关（全国权力最大的机构之一）的力量去支持毛和林自己的更有利的位置。“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似乎他就很好地利用了这种力量。[29]
但是，和罗瑞卿的冲突不光表现在控制公安力量这个问题上。1965年这一年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来说是很不利的。春季周恩来曾希望组织一次采取反苏路线的亚非会议，但这个努力失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试图对8—9月的印度—巴基斯坦战争的结果施加影响，却没有成功，而苏联最终证明能够在那场冲突中起建设性的调解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精心培养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当其于1965年9月支持一次失败了的反对军方的政变企图时，终于招致灾难。所有这些失算在北京产生了一种日渐增强的受到孤立和围困的感觉，正在这个时候，美国又开始大大加强它在越南的卷入，从而出现了美国在不久的将来直接进攻中国南部的可能性。
在这种令人担忧的国际环境中，北京的领导人就抉择和策略问题展开争论。罗瑞卿似乎更愿意谋求和苏联建立较好的关系——以在越南共同努力与美国战斗为基础——以求减轻中国所受的一些压力。罗推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苏联策略——突出发展常规部队，以便完全在国门之外与敌人交战。这个策略从而又要求中国最大限度地增加与军事有关的重工业的产量，将力争高效率的工业生产作为最优先的目标。既然这个策略有其后勤方面的要求，它也意味着中国城市将作为这项工作的重要生产基地，而苏联的帮助将可用来补中华人民共和国薄弱的工业基础之不足。
相反，林彪认为，越南应当基本上自己作战，中国予以间接支持但不直接介入。他称赞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策略，这个策略要求诱敌深入国土，然后通过游击战术把它拖垮。这又需要：疏散工业，以地区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政策，强调民兵和非常规部队而不是正规军的作用，在民众中激发高度的政治热情。这在策略上并不需要——而且实际上反对——恢复和赫鲁晓夫后的苏联领导的友好关系。林把他的论点和毛的语录紧紧联结在一起，他提倡的这种策略和主席优先选用的一整系列国内、国外政策和军事政策巧妙地互相呼应。刘少奇和邓小平似乎反对其中的许多部分。
因此，在树立林在军队中的地位并增强人民解放军相对于党和政府的作用的同时，林也小心谨慎地树立毛，努力在组织系统中支持主席所选择的政策。一般来说，军队中对毛的信仰全面地提高了主席政治上的特殊地位。的确，从1964年开始，为军队使用而编辑出版的毛的语录书被分发给模范青年以奖励他们的成就。在更具体的问题方面，如林在关于越南的涉及面很广的建议中所阐述的那样，他自己还直接卷入毛和刘、邓等人的越来越容易发生问题的关系中。林的主要目的有时候看来的确是要加剧毛和他的政治局同事之间的紧张关系。
例如，在正式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1959年9月的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林对彭和彭的错误性质的抨击远比毛的抨击严厉。林在力图巩固他新近获得的职位的同时，坚持彭实际上难以挽救，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华。林的职务最后由毛批准，从而更在毛主席和比较同情彭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在1962年1—2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当为总结中国经济处境困难的原因而发生争论时，林迅即为毛（及“大跃进”本身）辩护。林不但有力地支持毛和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而且他还号召所有与会者学习毛泽东思想。虽然缺乏文献材料以详细说明林在党的杰出人物出席的其他会议上所起的作用，但他似乎很可能不断地作过努力，以树立毛主席的威信，并恶化毛和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例如1966年5月，林含糊地提到反对毛的政变的可能性和毛保护自己免遭那种危险的必要性。
这些活动表明，林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在1959年就任国防部长后立即制定了一整套明确的政治策略。这个策略，除了打算完全地巩固他自己在毛心目中的地位以外，还把他和毛的命运联结在一起，而当时“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导致了一种需要，即靠林运用他的力量以增强毛在组织中的地位。总之，林的主动性说明他不只是一个受毛操纵的人，相反，当他的利益和毛的利益一致时，他似乎也努力防止毛和他在政治局的同事之间的关系的任何改善。当然，林在这种努力中最有成效的工作是什么，大概仍然只有少数几个参与者本人才知道。
应当提到，毛泽东从未完全成为林彪的主动行动的俘虏。举例来说，如别的地方提到的，在1964年的东京湾事件之后，毛看出越南战争可能逐步升级，从而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作为对策，毛中断了原有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策略，取而代之的是，要求把主要投资资源用于在中国西南偏远的内地以建设“三线”工业。毛设立以余秋里为领导人的非正式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这个新策略。这一机构基本上由70年代被叫做“石油帮”的那些人组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并入并接替了正式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机构提出的方案和林彪用来对付越南问题的方案是相同的。但是毛选定了林的仇人彭德怀负责以四川为基地的建设“三线”的指挥部。
文化：江青
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形成的联盟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及其在文化领域拼凑起来的一批人。实际上，1966年2月当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并让她担任军队的正式文化顾问时，林和江无疑已经勾结起来了。这第一次给了江一个据以实现她的政治目的的正式职务。[30]但是，江得到林的这一帮助只是由于她在此之前的几年里曾经作出很大努力以培养她自己在文化领域的才干并争取到了她的丈夫对她的观点的支持。
对于文化政策应当向什么方向发展，江青长期以来有固定的看法；在同样长的时间里，她也僧恨共产党的文化当局疏远她。江青到延安并得到毛泽东的欢心时，她取代了毛的得人心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贺是参加长征的极少数妇女之一，受过极大的苦。毛的同事们得到毛的同意，如果他们不反对毛让江取代贺成为他的妻子，他将让江青置身于政治之外。
即使是在延安，江青也曾提倡发展新型的革命文艺节目，在那些年代里她在发展革命戏剧方面是很积极的。她是一个非常灵巧、机敏而心怀奢望的女人，显然深切地感受到男性统治的文化和宣传机器对她的强行排斥。1949年以后，江青仍然处于不怎么引人注目的地位，部分地由于她的持续的健康情况问题，部分地由于文化当局不愿意听从她或在组织系统中给她一个正式职位。但是，江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毛的不拘礼仪的政治上的知心女友。例如，1959年7月当毛告知她庐山会议上出现了麻烦时，她便飞到了庐山。毛那时不要她来，但显然没有阻止她参与其事，实际上毛从会上把她叫来，是要和她商量他对彭的异议的对策。
1959年，江青的健康情况似乎开始好转，当她的身体健康有了更大保证时，她参与政治和文化事务的劲头也增加了。庐山会议以后江到上海休养，她在那里的时候到过许多剧院。她对演出的内容感到吃惊，发现“旧”的主题和形式非常流行，认为应当予以纠正。江开始逐渐拼凑一帮人，他们将帮助她实现她的对京剧以及中国文化其他方面的革命化计划。
对于江青的尝试，毛当然是重要的，她自己声称，到了1962年她已经说服毛必须注意文化领域。实际上，毛于1962年春季指示她为中央委员会的文化政策起草了一份政策报告。江的努力为毛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发出的提倡“无产阶级文化”的号召提供了某些基本情况。但是，江的表明见解的文件在1966年5月以前并没有变成官方政策，1966年5月，她的这份作了重要修订的文件草案成了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文件之一。
江青和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