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01部分在线阅读

但是，在“大跃进”失败以后，毛泽东在1962年发觉他不再能够完全控制政策的基本方向。刘少奇和邓少平这时似乎反而限制他接近政治主流，曲解他的指示（例如关于整风的指示）的意义。因此，毛在1958—1959年想退居“第二线”，但因这种做法的内涵在“大跃进”之后起了变化而灰心丧气。毛因而开始考查他所推荐的接班人，以便断定他们能否维护他认为对革命前途至关重要的总方针。毛越考查越证明他们（林彪除外）不合适。
毛泽东优先考虑的事和他的接班人优先考虑的事越来越不一致，其核心问题在于他们从“大跃进”汲取的教训各不相同。如上所述，毛认识到动员群众对于迅速发展经济不是主要的。但是与此同时，毛保留了他对动员群众作为更新意识形态、改革社会和整风的手段的信念。但是，动员群众并不是北京的中央各部能够予以落实的政策。相反，就其根本性质来说，动员群众依赖的是中国共产党内多面手的技能，而不是技术专家，并且需要容忍充分地下放权力，容许这个策略必然引起的灵活性。因此，动员群众在某种程度上本来就是一种反知识的和反官僚主义的方法，虽然不完全摧毁中央集权的、专家控制的政治制度也能实现这个目的。
刘少奇和他的同事们从“大跃进”得出结论，中国已经发展到动员群众不再是政策的有用工具的程度。由于1962年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处于危险状态，他们认为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将对经济的控制重新置于中央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专家之手，必须作出相应的努力以重建能将中央和基层联系起来的有纪律的党和国家的机构。重要政治运动所具有的“高潮”政治只能破坏他们正在作出的尽力解救恶劣形势的努力。运动的方法在延安和50年代初期曾经对中国共产党很有用处，但是它不再适合于60年代的错综复杂的管理国家的工作。
毛泽东通过一系列措施试图使整个制度回头注意他自己优先考虑的事情。有些措施，如利用整风运动在组织体系中恢复动员群众的方法，前文已予详述。除了这些以外，毛还在不同的领域内时常提出优先选择的具体政策，其效果是抨击了刘、邓面向城市和看重技术的策略的前提。在文化方面，毛受到他的妻子和康生的鼓动，要求作家和艺术家下到基层，以便通过和普通人，特别是和农村人生活在一起以体验生活。在医药方面，他对卫生部进行了一系列抨击，要求国家最好的医生离开城市到农村地区行医。[46]在教育方面，他主张精简课程，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应用科学而不是理论研究，以及体力劳动与大学课程有效地相互结合。毛也希望修改学校课本，以便更好地顾及本地的需要和情况。[47]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的提议对于北京有关的部的职能部门所实行的管理来说，都将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毛泽东还反对在组织国家专业化公司以管理主要经济部门的方案中所体现的经济上的集中化和专业化。毛把这些公司叫做“托拉斯”，力主以更大程度的行政区自给自足取而代之。如前所述，这个办法又和1965年毛为了对付美国在越南的威胁逐级上升而提出的战略巧妙地联系在一起。[48]
毛泽东的主张的效果实际上在所有领域多半是相同的。在每一种情况下，刘少奇等人总是接受毛对现行政策批评的总的矛头所向，采取某些措施以实现毛的想法。但是，这些措施还是远远达不到毛所想的那种激烈的制度调整。结果是，毛越来越认为他的同事们控制的是一个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它吞噬了他的迫切要求，使它们变质成为一种很难影响制度的基本功能和倾向的无关痛痒的改良。
最后，毛对这些问题的忧虑在1964—1965年迅速加深，因为，如我们可以获悉的他的讲话和接见所表明的那样，他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死亡上。从1964年开始，他多次讲了“去见马克思”以及任何人都必然要死的话。1965年早期他在接见安德烈·马尔罗时也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透露出这种担心。虽然不可能确切地知道毛这时的精神状态，但似乎有理由像罗伯特·利夫顿那样推测，毛日益明白他有形的生命行将结束，明白他和他所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命运在根本上的一致性。换句话说，毛认为他只有通过他所领导的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下去，他才能不朽，[49]但是当毛环顾周围时，他所看到的是他挑选的接班人的修正主义对这一事业造成的破坏。毛心理上和政治上的负担因而变得如此沉重，以致他终于认为不得不对他曾经耗费毕生精力所缔造的党发动一场粗暴的正面攻击。
延安领导的分裂
以上的分析集中于那些归拢在一起而触发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种种不同因素。相对来说，还很少谈到这个重要运动的对象。关于1962—1965年的政策和发展情况可以写得很多，这是一个恢复经济和在许多有关经济领域的政策制定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时期。但是，这一分析的经济方面归入另外一章；在政治方面，看来领导们是在努力重建1956年晚期已经发展起来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中，明确地划分了责任，有权力的书记处能满足政治局各方面的要求，政府的行政管理范围很广，使用涉及面很广的国务院委员会以防止这个体制因按照职能而变得四分五裂，等等。[50]
看来这个体制的领导者们自己并不认为他们是在走向和毛泽东的较量。他们仍然尊敬他，努力迁就他的那些很可能他们认为多少是带错了方向的政策要求。但是他们难以克制地关心着国家在“大跃进”以后如何重新站稳脚跟，以及他们在处理中国的社会问题时如何重新获得主动权。在这方面，如前所述，他们不同意毛对1962年——可能包括这时以后——的形势所作的比较乐观的估计。而且他们肯定意识到了毛未来的结盟伙伴得以实现其野心的潜在危险。因此，如已指出的那样，他们努力限制解放军对其他机构的渗透，试图使江青不能掌握文化领域的权力。遗憾的是，可以用来具体说明限制康生权势增大的措施——如果有这样的措施的话——的资料太少。
的确，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的信息，我们大多得自1966—1976年的论战性的文献材料（也常常得自几乎具有同样偏见的1976年以后的材料），因此我们务必记住有关这八年历史中的存疑问题。未知的主要问题和有重大疑问的领域如下：
第一，并未参加“文化大革命”结盟的各个领导成员对毛泽东和他这些年优先考虑的政策的看法如何？“文化大革命”期间提供的记载几乎全是反面的，但是也是有高度选择性的。例如，当宣传机关据说试图缩小毛的优先考虑的事项的重要性时，事实上当时的官方宣传工具却极力突出对毛的崇拜和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同样，虽然有一系列的迹象表明，在这个时期后半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特意提升彭真，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能获得的所有引用彭的话却都是他指责毛的卫生政策、江青改革京戏的尝试，等等。的确，在实质性的争端上，刘少奇周围的领袖们看来总是试图反驳毛，而不只是迁就他（尽管可以理解，他们对江青不那么容忍，对康生[51]和林彪更是留神）。因此，到了1964年前后，毛可能在他自己的头脑里已经开始相当严重地曲解了事实，他的妻子等人煽起了他的疑心，他们希望利用领导机关的重新安排而得到益处。虽然刘及其同事们在优先考虑的事项和方法上无疑和毛的意见不完全相同，但毛变化中的精神状态和对他的死的担心却可能使他把那种正常的政策争论改变成道德上的善恶势力之间的斗争。
第二，遗憾的是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公安机关和毛泽东的警卫部队的作用——还向公众严加封锁，不予透露。如前所述，康生和罗瑞卿两人在公安系统中曾经是关键人物。当罗在庐山会议后离开公安部到解放军时，公安部由谢富治接任，谢在“文化大革命”早期又青云直上，成为政治上的有力人物。谢于1966—1967年迅速提升，这表明公安部在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冲突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却不能得知详情。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前领导人杨尚昆在1966年被正式清洗，据说他在毛的私人住所安装窃听器。杨一离职，毛本人的警卫部队（8341师，该师也为其他高级领导人提供保护）在毛的长期警卫人员汪东兴的领导下很快便接过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原来的职能。同一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还负责拘留高级领导人。但是在1966年以前的年代里，关于汪东兴及整个警卫机构的任务，其具体情况却知道得很少。
第三，周恩来的作用仍然不很清楚，尽管周在所有这些年里都保持了高大的形象。周的全部经历表明，在1962—1965年的政策问题上他可能倾向于刘少奇的选择，可是在1966年夏季、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说，周的支持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周在1966年的表现因而使人们对他前几年的真正作用提出了问题。周本人是否开始想要取代刘少奇做毛的接班人？如果是这样，周是否暗地里促成毛不信任他的同事？也许周只是遵循惯例，在任何最后的较量中他都支持毛，虽然他可能试图削弱某些他所不同意的毛的有关政策方面的抨击。遗憾的是，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以致于有关他的不同的假设将成为对关系重大的这几年作出很不相同的解释的依据，而把不同解释区别开来的不可或缺的资料正在消失。
总之，尽管所有这些年份已经过去，资料已可到手，但是对“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仍然是顶多只能部分地了解，而且在未来的若干时间里还将如此。既然“稳健派”有可能对文献作出贡献，许多情况还可以进行综合，但是这些补充的资料仍将留下大量令人不安的缺漏。不过，在目前所能弄清楚的情况的基础上，对“是什么导致延安领导的分裂”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它有三个结合起来的因素：从“大跃进”灾难性的后果中汲取的不同教训；由毛泽东的继任人选问题产生的紧张关系，这个问题在1958年以后总是排在议事日程上；以及一个上了年纪而且肯定越来越衰老的领导人的日益增长的忧虑。可是，使我们得以判断这些因素各自的相对重要性和影响力的资料欠缺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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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为得不到这份自白的全文文本，很遗憾，不可能确定这一自我批评的特点是彻底的还是敷衍了事的。
[2]标准的集市区域包括传统地在同一定期市场上买卖货物的一些村子。这些区域既有经济的同一性，又有社会的同一性，如婚姻关系经常是在同一集市区域的不同村子的农民之间发生。见施坚雅《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667]，载《亚洲研究杂志》[361]（1964年11月、1965年2月和1965年5月）。中央委员会1961年6月的一项决议命令公社缩小到以前乡或联合乡的规模，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235]，第306页。
[3]“大跃进”的经济策略将在本书第八章中分析。
[4]刘在1945年已正式得到这种应允，但可能还不足以使他具有1958—1959年时的充分自信。
[5]译者按：原文如此。
[6]关于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见本书艾伦·惠廷所写的第十一章。
[7]《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507]，第258页。
[8]据彭德怀后来回忆，7月的庐山会议进行时，他很记挂西藏问题。《彭德怀自述》[570]，第267页。
[9]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第204—206页。
[10]关于彭德怀在审问下对庐山的回忆和在中国公布的这封信的唯一的审定文本，见《彭德怀自述》[570]，第265—287页。
[11]对于涉及张闻天作为主要策划者的情节，麦克法夸尔提出了有力的证据，见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第204—206页。
[12]至于他们四人为什么被叫做“军事集团”，几年后彭德怀仍然表示迷惑。除了彭否认存在任何集团以外，四人中的两人也和军队没有联系。但是彭回忆说，毁损他名誉的人极端坚决地给他们贴上这个标签。见《彭德怀自述》[570]，第278—279页。
[13]有些人，如邓小平和陈云由于不同的原因未出席庐山会议。
[14]由于毛泽东日益意识到安全受到美国的威胁，事实上彭德怀于1965年被选定去领导中国西南部的“三线”开发工作。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彭的工作。彭被传唤到北京，受到红卫兵的批判、鞭打和监禁，直至1974年去世。
[15]数字引自马洪的一篇论文，载《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9日，第5版，英译文载《外国广播新闻处》[250]，1982年1月8日，第11—12页。马洪没有指出他的百分数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他可能利用了每年的总产值。
[16]从1959到1961年，中国人口总量下降1350万。“超额”死亡的数字自然远高于此数。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年》，第81页。进一步的论述见本书第八章，参见此处和参见此处。
[17]安奉俊（音）：《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革命》[2]，第47页。
[18]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不同机构的明确规定的任务还不清楚。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似乎承担起草这些文件的总责。但是涉及的主要个人，包括薄一波、周扬、陆定一（到1962年为止）和陈云，他们自己并不在书记处工作。书记处显然联系一批机构，包括与之有关系的国务院的部门，以制定上述政策。国务院在起草这些文件过程中的作用仍不清楚。当然，这些政策一旦被政治局认可，国务院便予以贯彻。
[19]刘少奇于1966年“供认”，1962年时他过分受陈的看法的影响。陈似乎也出席了1962年9月的十中全会，虽然“文化大革命”以前没有他公开露面的其他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