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02部分在线阅读

[20]对毛的支持无疑也来自其他的人，如农业方面的谭震林，但是缺少证实这一点的参考文件。
[21]这次工作会议于8月6日开始，继续到这个月的后期。这类夏季的中央工作会议不只是事务会议，尽管它们在拟定政策方面是极端重要的。除此之外，它们还是社交聚会，常常有夫人伴随，有文娱晚会，有时间到附近旅行和消遣。主要领导人可能赶不上参加会议的重要部分，大概就阅读一下会议速记记录以了解审议的事情。因此，会议似乎常常拖延一两个月，甚至可能像这里的会议那样进行到一定程度时转移地点。这些会议当时一般不报道，因而常常不可能确定开始和结束的准确日期。
[22]《读卖新闻》，1981年1月25日，英译文载《外国广播新闻处》[250]/《中华人民共和国》，附件，1981年3月13日，第7页。
[23]当时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作农业报告；李先念作商业报告；李富春（可能和薄一波一道）作工业和计划报告；陈毅作国际形势报告；刘少奇也向会议发表了讲话。
[24]罗克珊·威特克：《江青同志》[797]，第304—305页。威特克把这次讲话的日期定在8月6日，而其他的文献资料则定在本书正文采用的日期8月9日。
[25]《人民日报》，1982年1月15日，第5版，英译文载《外国广播新闻处》[250]，25（1982年1月），K22。毛演说的部分原文见《中国的法律与政府》[136]，1.4（1968—1969年冬季），第85—93页。
[26]在第二手文献中可以见到的对军事委员会的最完整的说明是哈维·内尔森的《中国的军事制度》[549]。
[27]在邓小平于华国锋任职时停止这一惯例以前，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依据职权也是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28]关于刘少奇，见《人民日报》，1982年1月15日，英译文载《外国广播新闻处》[250]/《中华人民共和国》，1982年1月25日，K19—22。关于陈云，见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707]，第8—9页。
[29]如下文所述，关于公安机关，康生也起了重要作用。
[30]50年代初期江青曾担任文化事务方面的一个不重要职务。
[31]《争鸣》（香港），34（1980年8月），第45页。
[32]《争鸣》（香港），34（1980年8月），第45页。
[33]见克里斯托弗·豪的论文.载克里斯托弗·豪编《上海：一个亚洲主要城市的革命和发展》[310]，第173—179页。
[34]见拉格瓦尔德的论文，载豪编《上海：一个亚洲主要城市的革命和发展》[310].第316页。
[35]同上书.第309—323页。
[36]关于这个问题的早期的考察，见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第207—212页。
[37]实际上，彭真两条路都走不通。他要是保护吴晗（如他后来试图做的那样），他将因这种行动而使自己容易受到责难。但是，要是他攻击吴晗，他也会因承认让一个反毛主义的分子在他自己的北京市政府获得高级职务而削弱了自己。由于这一事件对彭真的前途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人们希望对姚文元文章的真实背景知道得更多一些。
[38]哈里·哈丁：《创建中的中国》[291]，第196页。
[39]不要把这次“五反运动”和在1952年初期达到高潮的同名运动混淆了，见本书第二章。
[40]实际上，当1966年毛对林彪的信赖达于顶点时，据说他曾写信给江青表示他对林彪不信任。
[41]通过把苏联叫做“全民国家”，赫鲁晓夫指出，在苏联剥削阶级已被消灭，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对比之下，“无产阶级专政”是当权的共产党用来进行反对剥削阶级残余的阶级斗争的专政形式。
[42]威特克：《江青同志》[797]，第304页。
[43]附带说明，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之后苏联领导在与中国争论的问题上并没有改变莫斯科的立场，这一事实使毛泽东确认，是制度而不只是某一个人变了质。这有助于解释，如前文所述，1965年春季毛泽东激烈反对罗瑞卿的建议，即中国与苏联合作以反对美国在越南逐级上升的行动。
[44]在这个日期以后，毛泽东只出席他要发表讲话的政治局会议。在其他情况下，他靠听汇报了解政治局会议上发生的事情。
[45]政治局发出的文件据说要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出，所以这一规定事实上使毛泽东能够控制所有由政治局送出的正式文件。
[46]详情见戴维·兰普顿的《中国的医药政治》[417]，第129—192页。
[47]详情见西博尔德的《中国的革命教育》[649]，《导言》及第5—62页。
[48]关于托拉斯，见安奉俊（音）的著作[2]，第139—144页。
[49]罗伯特·利夫顿：《革命的不朽》[455]。
[50]1965年时，国务院各部和主要委员会的数目达到55个，与“大跃进”时期政府机构调整前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高峰期间的部委数目相同。
[51]例如，王稼祥阻止康生有充分机会接触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的关系的资料，《工人日报》，1986年2月4日；英译文载《外国广播新闻处》[250]/《中华人民共和国》，1981年2月26日，L—9。
第八章　重压下的中国经济，1958—1965年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开始的时候，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教训及其对中国正在逐渐形成的发展策略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内并没有一致意见。1953年到1957年这几年获得了空前迅速的经济发展，但是从1956年起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策略受到了严重的怀疑。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工业产量提高得更快，几乎是农业的5倍。[1]农业的落后的成绩使五年的人均粮食消费——卡路里总摄入量的约90%的来源——的增长低于3%，而且大大限制了工业消费品的发展，因为工业消费品的发展严重依赖农业部类的原料供应。
从规划制定者的观点看，1954年以后他们无论以实物税的形式还是用固定价格征购的办法，能够从农村得到的粮食的绝对数量都连续下降，这甚至比生产发展缓慢的情况更为严重。1956年下半年重新开放农村民间集市增加了完成收购定额的困难。尽管民间集市的交易应当限于次要产品并且不能有按计划应出售给国家的产品，但集市经营的范围还是迅速扩大到包括粮食、油料籽和棉花。
国家和集市之间的竞争是如此激烈，致使国务院由于面临1957年夏季出现的粮食短缺，于8月颁布条例禁止在农村集市上出售粮食、食用植物油籽和棉花（都受到向国家交售定额的限制）。但是，在1957粮食年度（到1958年6月30日为止）内，国家收购的谷物数量下降到略低于1956年的水平，仍然少于1954年或1955年，这表明对集市贸易的禁令未被广泛实施，农民能够拒绝把谷物交给国家。
国家控制的粮食数量在下降，但需求却增加了不少。完全由国家负责供应粮食的城市的人口大量增加，特别是在1956年。此外，在1957年，中国在和其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苏联的贸易中第一次不得不保持出超。中国对苏联的出口几乎全是农产品、矿物和其他原料，因此维持这种出超对国家控制的农业资源提出了额外需求。尽管1957年需要的最初的出超额不大，大约是1.3亿美元，但苏联拒绝答应中国1957年提出的在1955年到期的贷款之外再行贷款的要求，这意味着以前的贷款到期时，在以后几年将增加所需的农业出口余额。[2]
最后，围绕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最重要的争论问题是提高中国农业增长率的前景。总理周恩来、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人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关心经济问题的政治局委员陈云和其他许多人的稳健的看法是，农业生产的增长率能够增加一些，但这要求增加分配给农业的国家投资资金的份额，并增加分配给化肥工业和某些类型的农业机械制造业的投资。这种体现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提案中的看法，含蓄地否定了进一步改革农业生产单位的体制能够为更迅速的发展提供基础的论点。实际上，到1958年年初，农业发展与意愿相反，在集体化以后越来越明显地慢下来了。例如，粮食产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每年增加4%以上，但在后两年，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变得普遍以后每年都低于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