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09部分在线阅读

[88]《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57]，第12页。
[89]柳随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及执行情况》[472]，第29页。
[90]《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57]，第25页。
[91]农业部政策研究室：《中国农业经济概要》[530]，第103页。
[92]《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57]，第455页。
第九章　教育的新方向
根据对中国1949年以后习惯上的时期划分，1958年的“大跃进”标志着苏联直接影响的结束和一条新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时期引导中国教育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则之一，很可能是受到了对教育方面“斯大林模式”的批评的启发，而这种批评是苏联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后开展起来的。苏联早在1956年通过的关于劳动在教育中的作用的决定，直至1958年正式颁布之前，在苏联的教育中一直未被广泛推行。这些被视为“赫鲁晓夫改革”的决定，旨在缩小教育与实际生活的距离。在推行这些决定时，赫鲁晓夫抱怨那些未能升入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没有做好生产劳动的准备。他指出：“正是一些青年人，他们不愿意去做工或务农，觉得那样有损于他们的身份。”[1]
因此，1958年苏联教育改革的构想是：让所有中学生都做好参加劳动的准备，而不论他们何时结束学业，生产训练也被列入必修课中。每年升入苏联高等院校的新生，至少应有80%从那些中学毕业后劳动过两年以上的人中招收。[2]
赫鲁晓夫的改革从来没有同苏联的教育体制成功地结合过，也没有使它的主要倡导者逃脱政治上垮台的命运。在中国，一种有关劳动教育的类似的讨论也是从50年代中期开展起来的，而1958年的改革则具有一种更为复杂的历史。一部分原因是，改革的主要倡导者在位的时间更长，因此改革持续的时间更久。另一部分原因是，政策的实施依据的是群众运动的方式，改革开展得更为坚定，更为猛烈。这种“方式”，是在1949年以前的农村经验（这种经验和延安发展模式都是中国共产党在适应民族习惯时所获得）的基础上的又一新发明。
早在4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已发现了很多这类惯常的做法，它们使群众的力量与情绪能够用来战胜对重大社会变革的反抗。这一发现在许多方面都很好地满足了党的需要，包括土地改革、农业改造以及50年代初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反动表现的运动。采取群众运动方式所要付的部分代价，就是在运动过程中时常发生的过火行为。但是，毛泽东在他的1927年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的一个经常被翻印的段落中写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而在群众运动最后的“巩固”阶段，这些损失总是被控制住，过激举动也得以纠正。在那种时候，过激举动就可能被归咎为是少数不听信号而仍远远跑在前头的误入歧途的人所为，或者是少数“在幕后”蓄意制造麻烦的人所为。不过，在1958年，为了推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还更著名），这一方法还是被最狂热地利用了。这一次，过激举动不是那么容易被遏止，最终的责任也不那么容易被转嫁。[3]
中国的新战略实际上并未放弃苏联模式，更确切些说，是力图造成一种能让人接受的对苏联模式的适应性。其结果便产生了“两条腿走路”的思想，即希望既采用现代手段也采用传统的或土生土长的手段来获取更多、更快、更好的成果。这后一种手段，从精神上与形式上说都来自党的延安经验，只是现在整个社会与经济都正在被调动起来，同时设法致力于使一体性、质量、计划的原则同灵活性、数量、地方自主的原则结合起来。因此，即使就教育而言，1958年改革的目标也远远超过了苏联在同一时期所提出的目标。
教育“大跃进”：1958年
教育方面的重要文献是1958年9月19日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4]这项指示号召开展文化革命，批评了教育工作中忽视政治、忽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忽视生产劳动的错误。它要求同那种“为教育而教育”、“劳心与劳力分离”以及“教育只能由专家领导”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这一指示概括地论述了不久将在整个教育制度中实施并保留了该制度主要特点的一些改革。这些特点正如继承于苏联制度中的许多特点一样，在提出它们的政策变成历史以后仍将继续长期存在。所有中央政府各部门所属的学校，在政治上应该受当地党组织的领导。在一切高等学校中，应当建立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这是因为一长制，或者说一个人的管理，容易脱离党的领导，因此是不妥当的。
学校党委，应当配备党员去做校内的学术和行政领导工作；而党委成员，包括党委书记，要力求担任政治课的教学、研究工作。在提拔师资时，要首先注意政治思想条件、学识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正式的学校文凭和资历应当放在次要的地位。在鉴定学生的时候，同样要首先注意政治觉悟的程度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后注意课内学习的成绩。
为了最终打破每所学校在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上的资产阶级学术统治，提出了六项措施。这些措施旨在使“群众”（包括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各个方面成为制度化。六条“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第一条，是“大鸣大放”和大字报。要聘请有实际经验的人同专业教师共同授课。学生们要参与对同学的鉴定。包括党团干部在内的领导人员要尽可能在生活和劳动中同学生打成一片，教师应该接近学生，与学生之间建立“民主的平等的”关系。
在所有各级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每个学生必须依照规定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为了推行新的勤工俭学运动，学校应在所在地区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下办农场或工厂。学生们可以在学校自办的工厂和农场中劳动，也可以到校外的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去参加劳动。工厂和农业合作社也要办自己的学校。
对教育提出的数量指标，就像对经济所提出的一样，是过高的。自1958年起的3—5年时间内，要基本上扫除文盲并普及小学教育。在相同的时间内，农业生产合作社（或假定在刚刚建立的新的公社制下的它的同级单位）要社社有中学，还要使学龄前儿童都能入托儿所或幼儿园。在15年内，要使每个有条件的自愿的人，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然后再用15年时间从事高等教育的提高工作。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全国统一的。但是，为了这个统一的目标，可以采用很多不同的办学形式，包括国家办学与集体办学并举；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半工半读学校和业余学校并举；免费的学校与不免费的学校并举。
更具体地说，在群众中迅速普及教育和提高工农业技术水平的任务交给了半工半读学校和业余学校。这是因为这些学校可以不要政府的财政支持就自己办起来。它们也不需要专业人员，依靠的是“能者为师”的原则。这类学校在课程、师资、设备方面将逐渐变得更加完备。这时候，业余学校与半工半读的学校就没有区别了，所有学校都将变为免费的学校。
1958年9月的指示还规定，某些现有的正规学校应担负提高教育质量的任务。这部分学校必须有完备的课程，注意提高自己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质量。这一指示说：“这些学校应该在不损害原有水平的情况下，努力帮助建设新校的工作；但降低这些学校的水平，对整个教育事业来说是不利的。”
同一指示包含了将在今后20年内设法促进教育的发展，并沿着有利于稳定的道路继续探索能令人满意的平衡的所有要素。据说，在1958年，当时的大辩论是针对“某些资产阶级教育家”以及赞同他们的“我们的某些同志”的，他们打算限制教育发展的范围和速度。据说他们还提倡只搞一种形式的学校制度：由国家开办并由国家提供资金，具有正规的校舍、正规的教师和正规的教育方法的学校制度。这些“错误建议”遭到了反对。毛泽东“两条腿走路”的战略被用来作为适当时期内在工农群众中普及教育的唯一手段。
陆定一进一步解释了新的战略，他说，没有这个新的战略，“我国要想普及中小学教育就很困难……因为国家无法负担这笔庞大的经费，而且生产也会大受损失”。为此，他宣布：“我们共产党人与资产阶级教育学者不同。”[5]
10年之后，这些“错误建议”将被认为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以及几千年旧教育制度的残余”。[6]刘少奇后来被定为倒退路线的象征性代表，可能是因为一些更具体的理由。毫无疑问，除了“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不合逻辑的指控外，没有证据能证明，当50年代资产阶级教育家提倡一条腿走路的时候，刘少奇是站在资产阶级教育家一边的。
一方面，坚决地反对引进苏联教育模式的，正是资产阶级教育家们自己；而后来加给刘少奇的罪名，也是说他赞成资产阶级教育家的意见。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1958年9月的指示是那些指控刘少奇的人们作为革命性文献而接受的，但这一指示却包含着明确的指令，即提倡两种不同的教育：符合正规制度的求质量的学校教育和符合半工半读趋势的大众教育。这反映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口号“两条腿走路”中。然而，正是这种“双轨制”，后来却被指责为刘少奇修正主义在教育中的最主要的特征。[7]
当这条新路线看来肯定要推行时，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们对它提出了反对。他们已不必再事事效仿苏联了，但是丢掉的这个包袱只不过是被另一个同样沉重的包袱所代替，基本的苏联式高等教育结构仍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实际上，他们在1957年5月和此前发出的大多数怨言，在“反右运动”和随之而来的“大跃进”过程中都被荡涤一空。他们所反对的状况实际上更强化了。后来对刘少奇提出指控的那个事实，由于道理不足而不再提了，因为从逻辑上说不可能同时把所有事情都推到他身上：既提倡苏联模式，又站在反对这一模式而又要求单轨制正规教育形式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边；既主张双轨制，又反对1958年9月指示所明确说明的“两条腿走路”方针。[8]
既然后来的指控中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对1958年的指示及随之而产生的政策的似乎最有道理的解释就是，这些指示和政策正好代表了党在那个时期所主张的东西，即，一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既普及教育，同时又尽力保持现有体系的优点的企图。为了能弄明白后来的指控的意思，我们必须转而考虑1958年所提出的方针是如何实施的，以及教育制度在那一过程中是如何得到改造的。
1958年，在农村，公社代替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教育的扩展成了创造这一新的农村组织形式的运动的陪衬。据说在1958年，有6000万人投身于“扫盲运动的高潮”。“数百万人”上了新成立的成人农民业余学校。到了1958年第四季度，在很多地区，这种业余学习“陷于停滞”，因为这种学习受到了秋收和伴随全国性土法炼钢运动而增加的活动的双重压力。公社接到指示，学习活动明年春天再行恢复。[9]
在1958年，小学也“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据报道，到9月份，新建立的小学校已有33.7万所，全国小学生入学人数从1957年的6400万人增加到8400万人。根据一个月以后的另一项报道，小学生入学人数实际已达9260万人，小学校的数目则已接近100万所。[10]如前所述，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手段就是建立民办学校。作为既席卷农村又席卷城市的群众运动的一部分，这些学校被开办、起来，数字在不断增加。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这种民办主张都适用于中学。它使得中学的人学人数到1958年秋季学期开始时比1957年的700万人增加了一倍，达到1400万人。民办思想同半工半读课程相结合的农村民办中学，是这一时期的发明。这些学校代表了在农村推进群众性中学教育的最初尝试。据官方统计，1955年全国每个县平均只有1.7所中学。城市中学未计算在内。[11]
新的农村中学就方向上说是职业性的。除了基本的语言、数学和政治课外，还要上农业生产技术课。学习规定以初中念完为期限，目的是使学生为将来作为农业生产者而生活做好准备。这些学校通常是以半工半读为基础进行管理，企图通过学生劳动项目的收入大部分实行自给。学校的建筑与土地由合作农场以及后来的公社提供，随后所需的费用则主要通过学生的生产劳动所得来支付，学生最重要的生产劳动是在由集体为此目的而分给学校的土地上从事耕作。
官方对宣传这些学校的经济性质甚为迅速。来自江苏省的一组数字表明，在普通初级中学中，国家每年要为每个学生负担187元的费用，而农村中学的学生却只需13元。就最初提供的数字而言，它与浮夸的要求相吻合，与那个时代的风气是一致的。到了这一运动的调整阶段之后的1960年，已有了将近3万所这类学校，平均每个公社约有一所，其学生总数达到290万人。[12]
当民办思想应用于学校教育的第三级，并以15年内普及高等教育为目标时，就不那么成功了。据称，到1958年8月，高等院校的数字已从1957年原有的227所增加到1065所。大学生人数从40万人增加到70万人。另外，到1958年秋，已建立了2.35万所业余“红专”大学和半工半读大学。[13]
业余“大学”是由工厂和公社为成年工人和农民开办的。这些学校自称在各个学科中——不论是专业学科还是普通学科，都能提供较为先进的指导，对任何符合教师条件的人都给予信任。在调整时期以及随后出现经济困难的那几年，大多数这类学校都未能幸存下来，只有少数后来还有耳闻。
不过，结合半工半读而运用民办思想的试验，在1958年时遍布于所有各级。其中最富有创造性和最成功的例子——可能由于创办它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欣赏——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江西共大），它也创建于1958年。这所学校在调整时期仍然保留了下来，接着又成了全国的样板。在国家领导人中，与这一农村教育的试验有个人联系的，有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负责建立这所学校的省里的最高领导人是江西省省长邵式平（据认为是该大学的创建者）、省委书记刘俊秀（共大第一任校长）和副省长汪东兴（校党委书记，不久后他调回北京，再次负责公安部，“文化大革命”期间升入中央政治局）。这所大学是由江西省领导与中央的国家农垦部及省的农垦局共同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