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10部分在线阅读

江西共大的特点是有一个建立在全省农垦基地之上的分校网，各个分校成了农垦工作的组成部分。学生们（以及工作人员）起初的主要工读活动是垦荒。这些土地原本都是未经开垦的，由农垦局根据协议分配给他们，他们将其再造为森林地或植上树。学校的建筑也是由学生和学校的工作人员建的。从1958年到1962年，学生用于学习和劳动的时间大约各占60%和40%。1962年以后，学校的基本建设已经完成，学习时间增加到约70%。
学生的主体以从中学到大学的年龄段者为多。1958年的第一届学生中，有很多是曾被派往农垦基地的干部，分校就是在那些基地上建立的。但是，成年干部和工人从没有成为学生的主要来源。这所大学主要在江西省内招生，但从1958年到1965年间，也有从其他各地来入学的。例如，有好几千学生来自上海。招生是通过各种不同方式进行的，至少在开始时，学生受教育的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从“粗识几字”的到高中生都有。分校很快就在全省普遍建立起来，一个县至少有一所，此外还有专区一级的分校以及位于省会南昌市郊的主校。这些学校都教授从初中到大学的各级学校的课程。分校在学校事务和政策问题上受母校的指导和领导，而整个联合体的精力则主要放在农业和林业专业上。
截至1980年，毕业于共大的学生累计20万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了“农村基层干部”，虽然不一定是毕业分配去的。共大毕业生的分配工作遵循两条不同的原则。县级分校的学生根据“社来社去”的原则通常仍返回其本公社，然后根据当地的情况按需分配工作。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
专区级分校和主校的毕业生（1965年以前有很多来自外省的学生），有时是按照社来社去的办法，有时则根据正常的工作分配计划和步骤来进行。按照后一种办法分配的学生，就成了县里和省里负责农业、林业、农垦以及其他一些领域（共大不时开设这些领域的课程）的机关和部门的干部。这些毕业生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了公社党委书记。共大学生通常是分在江西省工作，不过有些外来的学生又回到本省去了。
江西共大从来也不是完全自给自足的（能够不依靠国家某种形式的财政支持而生存下去），但从这整个联合体的全部历史看，其相当一部分收入仍旧是依靠学生的劳动和学校的生产事业。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的那些事业发展了起来，除了农垦和造林，还包括工厂、林业中心、果园和牧场等。这样，为了未开垦土地的分配、有利可图的产品项目的转让、供应品的有保证的配给以及运输和销售最终产品，便需要有一个县级和专区级支持的扩大的网状组织。不过，据学校的行政官员说，地方当局在面临稀有资源竞争的情况下情愿加强支援网的一个原因，是这所学校起先是由高级别的领导人所创办，而且随后得到了创办人的关照。按这些行政官员的看法，政治和行政的支援网是这所大学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不论政治与经济如何发生变动，包括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它的分校有一半被关闭，这所学校的重要地位仍然得到了毛泽东的确认，他在1961年7月30日的指示中赞扬了它的半工半读方向。它的地位一直维持到1979年，此后它的主校改成了一所正规的全日制农业大学，其分校则被撤销。这样做的原因是，坚持半工半读方向所培养出来的是一种已不再被中国新的标准化的高教制度所承认的学生。[14]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之所以独一无二，不仅因为它取得了如此的成功，还因为它是全省性的学校，以及它持久地信赖半工半读的课程。正规的全日制中等和高等学校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响应了1958年关于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起初，在1958年下半年，大炼钢铁风行一时。干部、知识分子和学生参加农业劳动在这一时期也被大肆宣扬。另外，到1958年底，中等和高等学校共开办了15万多个工厂、车间和10300个农场。在这些工厂和车间中，有7200个是高等院校所办，21500个是中等专业学校所办，122800个是中学所办。[15]
由于力求与苏联模式相适应，因此有关教育发展方面的“大跃进”战略并未过多地抛弃苏联模式，但它仍然显示了对所有这些革新的自力更生性质的强调。在突出劳动与学习相结合的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的同时，也同样强调了这些革新在经济上所具有的意义。用于农业中学的预算分配表明，国家教育预算的主要部分继续用于正规的全日制学校。在接近1958年底发表的一份有关文教的财政工作报告中，这一点也得到了证实。就在那一年中，据说大学生的人数增加了78%，中学生增加了一倍，小学生的入学人数则增加了70%，所有这些主要是地方办半工半读学校这一新事物的成果。而在同时期内，国家财政支出仅增加5%。[16]
然而，1958年的新路线看来对“右派”学术批评家一开始就没什么妥协的余地。正如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新的高等教育的专门化结构仍然保持下来，教研组作为基层组织单位也保留下来。在这个时期，苏联式体制中很多不太重要的特点被抛弃或得到修正，但取代它们的东西仍然与传统学术性不合。高教部被撤销，新的学位制方案也被撤销，后者直到70年代后期才恢复。已经列入这些方案内的学生在1959年是不带学位而分配工作的。
“三三”制被引入了高等学校。这是一种支配了所有法定工作时间的循环制，即教学人员要用1/3的时间从事教学，用1/3的时间进行研究，用1/3的时间开展社会调查。目的是培养教学人员能同样良好地完成这三项工作。[17]
教学计划与教科书的修改立即开始，为的是将学生参加劳动和内容更为实用这些新的要求结合进去。但是这些修改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完成，要由学生、技术专家和职业教师共同参加。笔者在香港的一位被采访者是50年代末北京的一位年轻的大学教师。他叙述了他们是如何修改大学化学基础课教材的，他把这种删减和简化形容为是一种相当合理的努力。相比之下，引起一位俄国科学家反感的是，他发现昆明师范学院学化学的低年级学生在学习中修改了他们的有机化学课本。化学系也决定抛弃美国和苏联的无机化学教学中所遵循的专门用来鉴别所有普通元素的“资产阶级”方法，而代之以集中力量研究铜，因为云南有大量的铜。[18]
一种大学入学的新形式也在1958年开始采用。那一年没有进行全国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取代它的是由高等院校单独或联合进行的各自的考试，就像它们1952年以前的考试办法一样，不过教育部仍下发了考试科目的指导大纲。可是，1958年的大学招生还有个特点，就是强化了对政治标准的使用，这种使用是从正反两方面进行的。有某种家庭背景的青年——主要是那些出身于资本家和地主家庭的人，特别是那些其父母在以前的运动中被挑选出来作为打击对象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视。
如果这种问题足够严重，那么有这种问题的人就将完全被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举例来说，笔者在香港的一个被访问者，他的父亲是逃往台湾的江西的一个资本家兼地主，还是国民党军官。由于这种再坏不过的家庭出身，他的儿子在1958年不能进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虽然他在那年通过了该大学的入学考试。他也不能进入这一地区的其他任何大学学习。最后他只能在精心地掩盖了自己的真正出身之后，才进了哈尔滨的一所技术学院。没有太严重政治问题的人可以进大学，但也只能是师范学院之类的不太受欢迎或没什么声望的学校。
相比之下，工农出身的投考者或参加过革命工作的干部投考者则可以优先入学。更具体地说，在1958年，工人、农民、速成中学的工农毕业生及干部，只要具备推荐的条件，不需经过任何书面考试就可以上大学。[19]大批学生显然是以这种方式上了大学。中国高等学校中每年出身于工农的学生比例，从1951年的19%增加到1957年的36%。由于实施了新的优先入学办法，到1958年这部分人增加到48%，而1959—1960年则增加到50%。[20]
科学计划也受到了影响。20年规划的实施时间表被缩短了5年。研究所抓紧提前完成分派给它们的任务。另外，还建立了数百个新的研究所，设立了数千个新的科研项目。那些不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对中国的“飞跃”持怀疑论者，看到了他们的地位被工人阶级同事们削弱了。几千名熟练工人被提升为工程师和技术员，而同样多的农民则变成了科学家。后者中有很多人被委派到农业研究所和农业大学的岗位上去。据报道，到1960年，有4.5万名上海工人和农民科学家参加了那里的科学技术协会，接近其会员人数的一半。这些科学家被称赞为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是老式知识分子的变型，他们仍继续从事生产劳动，并不把他们的脑力工作当做个人所有的权利来对待。[21]
余波：1959—1960年
到1958年底，所有战线上的群众运动高潮都已过去，然后常有的紧缩和反思开始了。像过去多次出现的那样，“群众运动的规律”继续发挥着作用。随着事态的发展，运动的参加者们发现他们自己被重新分为左或右，这要由他们所关心的事物和倾向性来定。彭德怀在1959年7月党的庐山会议中站到了对立面上，其结果是被罢了官。毛泽东则寸步不让，但据后来的解释，他也不是没有为前一年发生的某些经济上的过分行为承担责任。
与工业和农业的统计数字不同，教育的统计数字不必等到庐山会议上才往下修正。在1959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周恩来虽然没有实际上承认对教育的数字估计过高，但他提供的1958年入学数字比几个月前所公布的要低得多。他提供的数字是：大学生66万人，中学生1200万人，小学生8500万人（有关简要数字参见392页表9）。
在指出今后的道路时，周恩来在他的报告中评论说：“去年一年，各级学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需要在这个大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整顿、巩固、提高的工作。”在进一步表明党的教育方针将要着手的重大行动时，他又说：
在各级全日制的正规学校中，应当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个经常的基本任务，而且应当首先集中较大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以便为国家培养更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迅速促进我国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22]
教育部新部长杨秀峰在同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作了更为明确的发言。他说，在1958年，由于缺乏经验，学校为了生产劳动而砍掉了太多的课（中文原文为“上课少了些”，——译者）。现在应该努力对此作出改正，把生产劳动正式列入教育计划，但要明确其目的性。他重申了1958年9月指示中的这一点：必须将群众性半工半读学校的劳动与以求质量为方向的全日制学校的劳动区分开来。他说：我们要“提高各级全日制学校的质量，并且在全日制学校当中，挑出一批学校，作为重点，着重提高质量，使成为教育事业中的骨干”。他赞扬这种有选择性的发展是一种“合理使用有限的力量”的方法，这样才能“既照顾普及，又注意提高”。[23]
这样，不平均发展的路线就很明确地形成了。但它是1958年9月那个“革命性”指示的直接的必然结果，该指示毫不含糊地号召要把半工半读学校的劳动与其他学校的劳动区别开来。这种双轨制以及其中所固有的社会不平等，后来被称为是刘少奇与毛泽东关于教育方针的主要分歧点。假如的确如此，那么这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也应该发生在后来，要不然列入1958年9月革命性指示中的关于求质量的学校的条款就是违背毛泽东的意愿的。争议可能是当整个社会卷入“两条腿走路”变得明显时产生的。而且，这种争议，只有在该制度以被规定的方式实际开始发挥作用之后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只有在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之后，在用来发动群众的原则开始制度化之后，它才可能发生。
紧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59年的五六月间共同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教育的指示。其中一项关于高等学校的指示承认，在1958年中，各省、市和中央政府各部成立了700多所新学校。这项指示提到：“某些学校符合高等院校的标准，可以继续办下去。”指示接着列出了用来确定应否允许一所学校继续办下去的具体标准；如果可以办下去，就应给这所学校确定准确的名称，如学院、技术学校或干部培训班等。
另一项关于对学制进行试验性改革的指示指出，很多学校根据1958年10月发布的一项中央指示贯彻了这种试验。1959年5月的新指示就试验提出了严格的界限，它涉及课程的改变、教学方法以及将中小学从12年制减并为10年制（12年制是以1949年以前的学制为基础，也是以美国的实践为基础；苏联则实行10年制）。今后在各省、市，只有少数专门被选定的中小学才能继续这种应当置于教育部监督之下的试验。在关于试验预计要持续到1961年的这个决定中，要求所有其他全日制学校都要在现有的体制下办学。1960年，陆定一和教育部长杨秀峰在报告中指出，这种试验着重于质量，目的是在努力缩短正规学习时间的情况下依然保持高标准。
1959年的另一项指示规定了各级全日制学校劳动和学习的时间。大学每年的劳动时间被定为2—3个月，教育部被授权在全部课程内指定出专用于主要课程的总课时。高中学生的劳动时间为每周8—10小时，初中学生为每周6—8小时，9岁以上的小学生为每周4—6小时。这些时间表构成了1961—1962年起草的全日制学校较为正式的条例的基础。1963年颁布了新的条例，这些条例稍稍减少了劳动时间，中学每年为一个月，高小每年为半个月。
1959年恢复了全国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以后每年照此实行，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但是，在1959年，工人、农民和干部仍可在推荐的基础上，由他们所报考的学校评定后入学，而不必参加全国入学考试。[24]
有关科学和技术方面紧缩的早期详情（如果有的话），不得而知。前面提到的1958年时在中国工作的俄国科学家指出，当他1960年回国时，科学研究的组织和实施都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同以前相比，有更多的人来到实验室和办公室工作。在他第二次旅行并接着叛逃到西方后，他扼要地讲了与中国科学研究有关的两点。第一点是中国的事业过于模仿当代苏联的体制，既不考虑其缺陷，也不考虑它是否适合于一种不发达的科学环境中的各个方面。第二点是党的决策者未能把握住与科学工作有关的特殊问题。他们遵循苏联的建议，将科学研究的力量集中在专门化的研究所，而不是大学。由于甚至没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来充实研究所，这就加剧了现时的科学人才供应的紧缺状况。同时，这些科学家不能带出新手，而大学则失却了培养下一代科学家的能力。新建的研究所在物质方面要比苏联同类的机构优越，但是没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员来保证教学与研究的进展。
根据这位苏联观察者的看法，科研机构在相当程度上掺杂进了不称职的领导。科学院及其在省里的分院，不是由科学家来领导，而是由那些不懂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即时间和完善的准备工作）的党的官僚来领导。工作经常受到政治活动和会议的干扰；研究计划在能取得任何成果之前总是时断时续，看起来没有一定之规。与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时的苏联导师们相比，中国领导人甚至更加轻视有别于实际运用的纯科学。
另外，老一代训练有素的科学家被怀疑为阶级敌人，而外行不管是否受过训练，都得到鼓励去从事研究。最后，他谈到了党的官僚强加给所有科学研究的保密要求。它不仅禁止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也禁止中国内部科学共同体的不同学科间的科学交流。[25]
显然，在1961—1962年之前，科学战线上的重要调整没有受到注意。当时的官方政策承认了“大跃进”时期的发展超过了合理限度，并要求许多新成立的研究所合并或撤销，以便提高质量，在那些设备最好的研究所中集中开展研究。官方还承认，科学事业需要技术和训练，需要一个稳定的、组织良好的科学共同体。群众路线的参与也许是“过于简单化”了。[26]
两条腿走进60年代
试图用“群众运动规律”的思想作为框架以对方针的贯彻进行分析，其困难在于，这样做需要假定一位超然于争端之上的领导人。作为运动的首创者，他不仅要使运动进行下去，而且后来还要决定运动达到最高峰的时刻，以及巩固阶段何时能安全开始。这是关键性的一步。必须充分胁迫反抗势力，使它不再是一种威胁，而新的领导者则必须做好开始实施新方针的准备，运动本来就是为了实施新方针而发动的。
这是计算代价和可以进行纠偏的时刻。自然，并非所有的错误都能轻易纠正，特别是当这些错误与自然灾害纠缠在一起时。同样自然的是，当运动从一个阶段进展到下一个阶段的信号发出时，某些参与者拒绝对此作出反应。这是一个易犯的错误，因为运动的原则从未提前宣布过。这些还没有学会运动规律，至少是还没有学会机会主义的价值的少数个人——通常是青年人，他们是些缺乏阅历的参加者，易把起初的动员阶段理解得过于呆板——他们代表了群众运动方式的受损方面。他们与运动所打击的正式目标一起，总是要为运动作出牺牲，并付出最沉重的代价。
假设运动的发起人仍然权力在握，他就仍然具有其后对运动的转弯变向作解释的权力，以便使自己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但是，当运动向前发展时，他实际上将无法控制运动发展的所有转弯变向本身。如果这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如果它是超出领导一群众正式的联系途径而在众多民众被动员起来自发参与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这一运动将暂时被允许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去发展，它本身还要承担某种风险。这是必然的，因为正是在运动失控时，便要出现过头行为。根据毛的说法，只有这样做才能纠正错误，克服阻力。这些情况也使得任何其他人实际上难以对随后的解释作出识别——何为事实，何为杜撰；难以确定在任何特定时期内谁对什么实际上负有责任。
当然，这就是使群众运动成了毛作为贯彻方针的方法这样一种有用工具的原因。至少在暂时情况下，这种方法给了他作为运动的发起人的地应，给了他以反对敌对势力的一种群众力量的压倒优势，而不论这种敌对势力可能是谁，或可能是什么。它还使他有可能——只要他依然控制着党中央及其宣传工具——将错误与过激的责任转嫁到那些在运动中实际上做了错事的人身上去，从而掩饰这种责任。